“诗  述  民  志”
——孔颖达诗歌理论初探
    霍松林
    孔颖达的诗歌理论，见于《毛涛正义》。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四年(公元六四零年)。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
义》令学者习之”。①《五经正义》中的《毛诗正义》四十卷，汇集丁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用以硫解《毛传》和《郑笺》，至今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毛传》、《郑笺》在阐释《诗经》中的具体作品的时候，往往用牵强附会的手法曲解诗意，因而作为我们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必须有所抉择。但把其中涉及诗歌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诗歌理论看，尽管仍应批判地对待，其价值却超过了对于具体作品的解释。
    《毛诗正义》由于受“疏不破注”的局限，在解释具体作品的时候，未能摆脱《毛传》、《郑笺》牵强附会手法的束缚。但它毕竟是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孔颖达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解释《毛传》、《郑笺》，因而把其中涉及诗歌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诗歌理论看，又超过了《毛传》、《郑笺》的水平。所谓“疏不破注”，只是大体的说法。事实上，“疏”只要不是“注”的翻译，就不免有所补充、有所发挥、有所突破。《正义》之子《毛传》、《郑笺》，其情况正是这样。
“新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初唐统治者有鉴于农民太起义推翻了隋朝残暴统治的历史教训，对人民的力量有着比较
清醒的认识，因而很注意改善统治方法。《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唐太宗君臣商讨如何改善封建统治的主要记录。隋炀帝“甲兵强锐”，“威动殊倍”，为什么会一旦覆亡呢?唐太宗君臣的回答是：“徭役无时，干戈不戢”，“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君，舟也；人(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他们力求废除隋朝的弊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形成了历代史家交口赞誉的“贞观之治”，促成了初唐一百多年的经济高涨和文化繁荣。
    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革新措施相联系的是注意用人和纳谏。“兼听则明，偏信则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早年虚心纳谏和以魏征为代表的群臣敢于犯颜直濂。对于促成“贞观之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在唐太宗的群臣中，孔颖达电以直亩敢谏著称。贞观三年，唐太宗问孔颖达；“《论语》
‘以能问子不能，以多简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孔颖达在对《论语》中的这几句
话作了解释之后说，
    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
    莅众“。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