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台湾最热门的哲学教授；他引发新一轮“国学热”；他为台湾学子开启“心灵之窗”。有人称他为“台湾版于丹”，然而，对此说法他却不以为然。

眼前的傅佩荣温和儒雅，言谈举止间透出睿智与从容。在他身上，有一种在国学中浸润多年的气息，听他的演讲，会发现高深的哲学经典原来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如此接近，与他交谈，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他信手拈来的身边琐事，而在他看来，最高深的哲理就蕴含在这些小事中间。“把经典与经验结合起来”正是傅佩荣现在的事业，7月26日，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来到深圳，成为晶报名人演讲周的首位演讲嘉宾，一句“国学热”，打开了傅教授的话匣子。

[B]于丹讲的是个人阅读心得[/B]

记者：最近流传一条新闻，北京地铁出现一位身穿汉服的乘客，穿汉服、读经典、开国学班，这几年，这样的新闻在内地时有发生，对于当前的国学热，有人表示欣喜，也有人表示忧虑，认为国学热的方向不对，甚至可能会伤害真正的国学研究，您怎么看？

傅佩荣：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器物，器物跟衣食住行有关，如果现在穿汉服很方便、很便宜，也没什么不好，同样，在器物上学习西方也没问题，一个人每天吃麦当劳，也不会变成美国人；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包括礼仪规范，这应该由国家来研究制定，对人民进行宣导教育；第三个层次是理念，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理念就是你怎么看待人生，理念的问题如果不能搞清楚，那就可能出现你所说的，使国学受到伤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要通过学者研究，二要使一般人接受。要与生活相结合，正确理解儒家的理念，讲个道理出来。

记者：您刚才提到学者研究和一般人接受两个层次，很多读者在凤凰卫视看过傅教授讲授的国学，近几年，在内地也有一些在电视媒体上讲授国学闻名的教授，他们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质疑，您在台湾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呢？

傅佩荣：首先，凤凰卫视在台湾是看不到的，我先问清楚了这一点才答应做节目，因为我在台湾喜欢单纯的生活。我研究国学30年，今天我所讲的都是建立在30年研究基础上的，这其中有我自己的见解，当然这个见解是可以探讨的，是可以在学术会议上讨论的。于丹也讲《论语》心得，她讲得很通俗，这是好的，但她没做研究，所以学术界就认为她讲得太片面。我看到媒体上很多人质疑于丹，也有人反驳，但都只是在媒体上吵来吵去，这对于学术是没有益处的。如果于丹讲得对，那不妨开个学术会议来研究一下。我们应该把研究和阅读分开，于丹当然有权利讲《论语》，但她讲的是她个人的阅读心得，这和要写论文的学术研究是不同的。

国学不能与生活经验脱节

记者：深圳前不久从台湾引进了一些国学教材，希望借鉴台湾的经验，在台湾，对传统文化是怎样传承普及的？

傅佩荣：台湾没有像内地一样经历一个传统文化的断层，在台湾，50多年来，国学可说一直是不冷不热，教科书中一直都有儒家经典的课程，但事实上，光背诵不理解是没用的，学生考完试就忘了。但儿童读经的好处之一是使得学生和传统文化有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对传统虽然不了解，但当他们长大了，到国外看到外国人都很重视本国传统的时候，再要回来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脉，就很容易。深圳引用国学教材，对小孩子实行一些国学教育，我赞成，但不用期望过高。在台湾，开始一直是政府推广和学术界研究各行其是，后来是民间力量加入进来，很积极地开办一些国学班，国学才最终在民间生根。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推动国学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呢？

傅佩荣：主要是要重视理念层次的推广，国学的发展要做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推广，让所有的人觉得说我这一生不能够少这个东西，我可以多一些、我可以少一些，但是不能完全没有。于丹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二是把焦点落实在经典文本上，推广本身就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经典，这个现象我注意到正在发生，书店里关于儒家经典注释的书起码有十几种，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书，接触原文，回到经典本身。三是经典与经验相配合，“国学热”能否持续下去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这完全是应用了，如果不能把经典中的道理应用在现实生活中，与生活经验相配合，那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解读经典的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汗牛充栋，随便走进书店都有十几种，有些解释甚至互相矛盾，对于今天的读者，应该怎么样应对选择的难题呢？

傅佩荣：一个人看书往往受到老师的影响，今天的读者看儒家经典，通常是看朱熹的注解，但学术界现在公认，朱熹的注解是有很多问题的，他表面上是在注解四书，实际上是在用四书注解自己，这一点清朝的学者就提出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读者怎样看经典呢？我个人就看过400多家关于《论语》的注解，所以我敢说我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而且是有选择的。要正确理解经典，首先要建立在广泛的阅读上，其次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在理解经典的时候，第一要以经解经，圆融一贯，不能断章取义；第二要把经典与生活经验相结合，古代的社会现实虽然与现在很不一样，但人的生活经验、为人处世的道理是相差无几的，所以理解经典绝不能与生活经验脱节。

儒家伦理推动东亚现代化

记者：现在很多人把“国学”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从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看来，国学能否对民族复兴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呢？

傅佩荣：民族复兴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近代历史的经验证明，现代化越发达的地方，国家也就越强大。1970年以后，现代化出现第二个成功的个案，从日本开始，韩国、新加坡、中国，被称之为东亚地区现代化的例子，日本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东亚现代化背后依靠的正是儒家伦理。我举个例子，全世界的华人都有两个共同的习惯，一是喜欢储蓄，二是非常重视教育子女。资本加人才，就是现代化的条件，是谁使你这样做？是儒家，观念决定行为，你没有这样的观念不会做这样的事，儒家的现代化有它的理由。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难道现代化就是好的吗？事实上，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现代化也有很多问题，很多人有抑郁症，自杀率越来越高，而儒家同时也可以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要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