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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文人相亲——熙宁变法前后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和三苏
    [P][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0e76f0100g6wn.html][SIZE=2]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0e76f0100g6wn.html[/SIZE][/URL]
    [SIZE=2]剑胆琴心的博客
     [/SIZE][/P][P][SIZE=2]  “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典论·论文》开篇道出的这个荒谬的真理,被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的证明过,然而也有例外。北宋熙宁变法前后的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以及三苏,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到水火难容的程度,但在感情上和对彼此人格的尊重上,却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惺惺相惜和文人相亲。[/SIZE][/P][P][SIZE=2]一、文坛领袖欧阳修[/SIZE][/P][P][SIZE=2]    欧阳修之所以被公认为北宋文坛领袖,其原因大概有三:一、他在北宋灿若群星的文学家中年龄较大,出道较早。他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出生于1007年,4岁丧父,母贤淑,留下“画荻教子”的美谈。欧阳修于1030年中进士,同年 5月任西京国守推官,掌管文书,此后历任知县、知州、馆阁校勘、知谏院、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司马光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苏洵生于1008年,苏轼生于1037年,苏辙生于1041年,也就是说,几个人中只有苏洵和欧阳修是同龄,而当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的时候,欧阳修已经于五年前就考取进士了,至于其他人都只能是后生晚辈了。二、他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倡“明道”、“致用”、“尚朴重散”,领导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有丰富的文学实践,并创作出了一批一流的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除与宋祁合修《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外,著有《居士集》、《居士外集》、《六一诗话》等。三、也是最主要的,他心胸宽广,爱惜人才,栽培和提携了一大批后起之秀,唐宋八大家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自己又占一家外,其他五家都可以说是他的学生。下面我们重点说说与本文题旨密切相关的第三点:[/SIZE][/P][P][SIZE=2]      苏轼称:“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欧阳修一生,不但举荐过包拯、胡瑗、曾巩、吕公著等北宋名臣和文坛大家,而且提携过司马光,激赏过王安石,更不遗余力地举荐过苏氏父子。[/SIZE][/P][P][SIZE=2]     激赏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他从小喜好读书,天赋极高,记忆力超强,有过目不忘之才。写文章不加思索,动笔如飞,见过他文章的人,莫不交口称赞,服其精妙。王安石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年方弱冠即以天下为已任,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他的朋友曾巩将王安石的文章拿去推荐给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后大为赞叹,四处宣扬王安石才华出众。王安石早从曾巩那里听过欧阳修对他的好评,但直到嘉佑初年才登门拜访。欧阳修对他的姗姗来迟并不介意,“倒屣相迎”,延之于广座之中。后又有《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位翰林学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对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后生晚辈以李白、韩愈期许,实在难能可贵。有了文坛领袖的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满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还在朝廷力荐当今可为宰相者三人,王安石便为其中一位。王安石任相时,欧阳修撰文表示祝贺。后来王安石执意变法,欧阳修虽然是反对者之一,但二人终生诗文赠答,书信往来,维持着深厚的个人友谊。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感情最深、写得最好的,还算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SIZE][/P][P][SIZE=2]   举荐苏氏父子。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据说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长于古文,笔力雄健。仁宗嘉祐元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并立即将苏洵的文章上献朝廷,并呈奏《荐布衣苏洵状》,一经欧阳修的揄扬,其文章被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因而名声大振。欧阳修又应苏洵要求,致信宰相富弼,希望富弼接见苏洵。两年后,欧阳修的奏章有了回音;四年后,苏洵就任试秘书省校书郎。1061年,25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时值欧阳修任主考官,欧阳修慧眼识才,苏轼名列前茅,苏轼弟苏辙及曾巩亦在榜列,三者后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欧公见苏轼为文后,尝对人言:“当记吾言,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虽然言语中含有一些凄凉,但他更因能为朝廷选到如此人才而内心欢喜。他还曾提笔这样称赞苏轼:“读轼书,不觉汗下,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当时许多人听到欧阳修如此推崇籍籍无名的苏轼,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认为欧阳修故作惊人之语。随着日后苏轼的出名,这些人才叹服欧阳修的一双慧眼。 [/SIZE][/P][P][SIZE=2]    另外,欧阳修和司马光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曾多次盛赞司马光,也曾经上书举荐过司马光,司马光后来之所以名满天下,众望所归,固然是个人品行、能力、学问的必然,但与一代宗师欧阳修的推荐和提携也不无关系。
                             
    二、王安石和司马光[/SIZE][/P][P][SIZE=2]    王安石要实行变法,而最坚决的反对者是司马光,二人相遇,真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王安石少年天才,司马光有砸缸美名;王安石21岁考取进士第四名,司马光年方19中进士甲科;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王安石有丰富实践,司马光很注重实务;王安石才高八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学富五车,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SIZE][/P][P][SIZE=2]    如果从人品、道德、修养上看,二人也都近乎完美,堪称楷模。很多地方连今人都无法企及。他们为官清正、廉洁自律,不要说收受他人贿赂,就连朋友赠送的礼品都拒绝接受,王安石卧病在床,有人送来一个治病的人参,都受到他的痛斥。在当时养妾成风的情况下,他们二人还都拒绝纳妾,即使夫人偷偷为其物色一个,也都被他们赶跑。更为甚者,王安石甚至终生不坐轿子,他认为让别人抬自己,是用人力代替畜生,违背了自己心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但二人也略有不同之处,上司包拯请客,司马光本不喝酒,又难却盛情,勉强还喝几杯;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说,就是滴酒不沾。司马光做事比较成熟稳重,善于隐忍;王安石则刚强执拗,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咏梅诗,凌寒留香,傲骨冰心,这是梅花,也是王安石。[/SIZE][/P][P][SIZE=2]   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虽然都是正人君子,私下也是好朋友,政治观点却截然相反。王安石推行新法坚定不移,大有“虽千万人吾往也”的气概;司马光反对新法毫无商量,不废新法誓不罢休。司马光曾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写了回信一封,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资治通鉴》书影信里说: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我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惹是生非;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我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司马光作为谏官,曾率御使台官员上书弹劾王安石,攻击王安石刚愎自用、变乱朝纲、害民误国,表示与王安石冰炭不能同炉、水火不能相容,并以集体罢官向神宗施压。王安石对于司马光为首的顽固守旧派,与之朝堂争论,书信辩驳,写下了驳斥司马光指责新法的千古文章《答司马谏议书》。但他仍宽容其同朝为官。 [/SIZE][/P][P][SIZE=2]    由于有神宗皇帝撑腰,王安石便大刀阔斧义无返顾地推行新法,司马光心中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辞去职务,著书立说。尽管如此,司马光仍然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司马光在信里还说:“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由此可见,他反对的是新法,而不是王安石本人;或者说,他批评的是王安石性格中的缺点,而不否定他的人格,更没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后来神宗死去,太后掌权,任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便毫不留情,尽废新法。1086年四月初六,六十六岁的王安石溘然长逝。其时正值旧党施政,门生故吏无人敢来吊唁,甚至无人敢为之撰写墓志铭。有人感叹:“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消息传到东京,身为重臣的司马光也已是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当然也不乏友情因素,抱病作书评价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封为“荆国公”,谥号“文”。5个月后,司马光病情加重,说完最后一句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就咽了气,享年六十八。朝廷追赠其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SIZE][/P][P][SIZE=2]王安石与三苏[/SIZE][/P][P][SIZE=2]     作为最受欧阳修欣赏的两个人物,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但又不同意对方的政治观点,尽管在政治上彼此攻击,但又不搞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输、市易等新法后,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强烈反对,他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晓苏轼直言不讳的个性,偏偏又站在旧派的立场,当神宗几次准备用苏轼当谏官时,王安石便推荐他做个府推杂事的小官。[/SIZE][/P][P][SIZE=2]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还有许多“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之类的敏感语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而后,最使王安石忍无可忍的,还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苏轼出的这道题,影射了神宗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似的“独断”。这次王安石终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举荐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之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见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依然是爱惜人才的,也依然是对苏轼留有余地和心怀期待的。[/SIZE][/P][P][SIZE=2]    苏轼在被迫外任杭州期间,虽不满新法,却因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轼对新法认识的改变及其诚恳的回顾,淡化了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对立情绪,而王安石罢相之后,心态也逐渐归于平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苏轼与王安石之间淡化了昔日政敌关系,而是更欣赏对方的才气与学问了。《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对苏轼评价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到“此老乃野狐精也”。[/SIZE][/P][P][SIZE=2]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可见两人洒脱至此。后来在同游钟山时,他们有意回避了容易产生分歧和误解的时政,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当然,这既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SIZE][/P][P][SIZE=2]     秉性像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于公必会势同水火,于私却可以雪中送炭。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肯丢掉乌纱帽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在关键时刻,以国家为重,对往日的政敌表示了最大的宽恕。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苏轼对他的敬重与佩服。[/SIZE][/P][P][SIZE=2]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新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制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尽管王安石变法,三苏都曾是反对者,一度还十分激烈,但当苏轼奉诏做《王安石赠太傅》制词时,不但不带任何偏见甚至还极尽赞叹:“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是对王安石一生的绝妙概括,这也是苏轼正直品格和旷达心胸的体现。[/SIZE][/P][P][SIZE=2] [/SIZE][/P][P][SIZE=2]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仅如此,文人相轻往往还会发展为相互嫉恨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至圣先师**当司寇七天就杀死了自己的思想学术对手少正卯,千古一相李斯用阴谋杀害了略胜自己一筹的同门师兄韩非,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无论成功与否,变法者却大都没有好下场,商鞅使秦国强大了,自己却被车裂而死;桑弘羊使西汉富裕了,自己却以谋反罪被杀;戊戌变法只持续了百日,六君子被杀,康梁逃窜。而熙宁变法前后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和三苏,这些北宋乃至我们文学史上一流的文学大家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于文学中的互相钦佩,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在人格上相互尊重,最终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亲”的典型。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宋太祖赵匡胤尊重国士、不杀读书人的许诺,为北宋营造了政治宽容的氛围;二是欧阳修受其老师晏殊的爱才思想影响,他又用这一思想影响了王安石、司马光和三苏,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的政治文明。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虽然性格各有不同,但却都有着宽广豁达的心胸、正直无私的人品。[/SIZE][/P][P][SIZE=2]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熙宁变法已成历史,是非成败任人评说,重读那段历史,不仅变法者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使我们由衷折服,而且在变法过程中,那些大师们所表现出的惺惺相惜、文人相亲,更让我们会心颔首,内心充满温暖。[/SIZE][/P][P][SIZE=2][/SIZ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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