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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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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靠近洛水。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石耳。"如自江南视之,情况反之。实际上,所谓江左江右只是中国古人在划分地理时所实用的一个相对概念。据此再看子夏所教处,我们不难隐约地感到"左"之来历。

        再看《正义》所引《括地志》:"谒泉山一名隐泉山,在汾州隰城县北四十里。"又引《水经注》:"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顶上平地十许顷。《随国集记》云此为子夏石室,退老西阿居此?quot;《正韵》:"丘,阜也,高也,四方高中央下曰丘。"《尔雅》释丘,"非人为者曰丘。"《博雅》:"小陵曰丘。"《周礼》春宫大司乐疏谓:“土之高者曰丘。”而子夏石室所在之地,去地五十丈,顶上平地十许顷。据此,似可说明"丘"之来历。

        如果说左、正二字的解析我们还觉得有点牵强的话,那么,请让我们依据司马迁"左丘失明,颇有《国语》”的指点,考察一下"明"的来历。按照司马迁的本意,《左传》与《国语》原为一书,其作者都是左丘明。至于二书何以合而分,我们不在此详加讨论。但司马迁的这一提示委实重要,他告诉我们,阴极有可能与失明有关系。而据目前所知资料;孔门弟子乃至先秦诸子之失明者,因失明而有明确记载值得一提的,似乎仅有子夏一人。这不正是"明"的来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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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人用反意以为自号者,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所以,左丘明者,即为子夏晚年之自号或别号,似可定论。过去学者于此似乎也是心知其义,不言自明的事。如《晋书·荀崧传》载崧上书曰:"孔子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既没,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在荀崧心目中,左丘明与子夏为一人,似为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在仲尼弟子中,实无有资格列名在子夏之前的左丘明。如果一定要强指左丘明为吴起,那么,吴起不仅未曾列名孔子之门墙,而且实在说来他比子夏还晚一个辈分,怎有资格排名乃师之前呢?所以在左丘明子夏之间不必断句,二名一实,这个实正是子夏其人。再者,如果说左丘明与子夏为二人,他们同从孔子受《春秋》,左丘明退而撰所闻,那么子夏干什么去了呢?

          其实,在孔门弟子中,只有子夏最具有作《春秋左氏传》的客观条件。第一,子夏是孔子晚年难得的高材生,孔子的讲稿棗《春秋经》可能就是对子夏们说的。而且,所谓"《春秋》属商",也是秦汉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至于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云云,只不过是司马迁或其他人对《春秋》笔法与义理的赞美与推崇,而真实情况可能还是洪迈说得对,盖子夏亦尝从事于斯矣。子夏既传《公羊》与《觳梁》,为什么不能传《左氏》呢?所以廖平《左丘明考》以为公羊、觳梁皆子夏名号之异文,尽管承认《春秋》三传均为子夏所传,但不知左丘明也为子夏之异号。周予同在《经学历史》注中也仅表示,汉《左传》、《公羊传》、《觳梁传》亦皆源于子夏,而不敢直接承认正是子夏作了《左氏传》。第二,《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而且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之被灭,还弥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公元前453年,距孔子之死已二十六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的死和葬,子夏都曾亲身经历,故能在《左传》中记之甚详。第三,子夏为学勤奋,多次与孔子一起讨俐诗》、《书》等古典文献,为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文学:子游、子夏"便说明他的能力。他既然能对儒家大部分经典都作了整理与传授,又为什么不能传授《左传》呢?

          当然,我们以如此重的篇幅探讨子夏作《左传》,并不是就《左传》论《左传》。我们的意思只是说,子夏不仅在孔门弟子中地位重要,而且在儒学史、经学史上也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不要说他的弟子魏文侯将儒教立为国教,即便是他对儒家经典的全面整理与传授,也使他成为孔子早期儒学与后学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由于子夏偏重于整理与传授,而相对忽略孔子义理的阐释与发挥,因而使他既没有被韩非列为儒家八派,反而又受到荀子等人不无苛刻的指责与攻击。《荀子·非十二子》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谦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民之贱儒也。"所谓"贱儒",盖不指人格,而有点像子游当年讥讽子夏之徒时说的那样,"子夏之门人小子舍本逐末,只可以当洒扫应对进退的角色",而缺少体系上的宏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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