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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听天命 敬畏自然——今天怎样重新认识孔子(蒙培元)
        今天到四川大学来跟同学们见面,做一个讲座,我很高兴。我今天的讲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孔子?更确切地说,我们怎样重新认识、理解孔子?因为怎样认识孔子与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关系非常密切,也与我们在当今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这对于我们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近我应约写了一本小书《蒙培元讲孔子》[①],下面就把这本书中的思想概略地给大家谈一谈。其中涉及的内容很多,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孔子其人;二是孔子主要的思想。而且,我着重要谈的不是过去人们已经谈过的东西,而是我重新研究后的一些体会,很可能是别人没有谈到的、与别人不一样的看法。这些看法提出后,大家若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不仅被历代的读书人称为“圣人”,而且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孔子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被列为世界十大名人之一。但孔子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形象,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孔子形象。我们一直想了解:孔子本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能做的,大家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接近历史上本来的孔子,但同时,我们的认识又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永远值得人们重新研究的缘由所在。 孔子开创的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并不象有些学者所说的变成了“游魂”。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它、了解它。孔子的一生是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一生,是追求社会治平、世界太平之道的一生,同时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世界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人生都有悲剧色彩,但他们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和情景是各相不同的。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是逆着潮流而走。但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己的民族和人类,所以说他是东方的圣人。在现在中西对话中,孔子是东方文化的象征。  一 那么下面我先简单地谈谈孔子其人。 孔子后来被尊为圣人,其实他这个人的一生也是很平常的。他晚年的时候曾经总结自己一生的修养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个总结大体上说明了孔子一生的生命历程。 孔子三岁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困。孔子生于陬地,在他幼年的时候,母亲就把家迁到鲁国的都城曲阜。为什么迁到曲阜?曲阜是当时的文化政治中心。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公是“制礼作乐”之人,曲阜在当时是文化典籍集中的地方,孔子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孔子在很小的时候玩游戏就显示了与众不同之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拿礼器来做礼仪方面的游戏,这与一般的儿童不一样。 孔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我年少时地位卑贱,所以学会了很多卑下的事情。孔子曾经在鲁国当过管理粮草和牛羊的官吏。这是很小的事,但他做得很认真,一丝不苟。当他管理仓库的时候,“会计当而已矣”,很认真很仔细;他在做牛羊官的时候,牛羊很肥壮。这就说明孔子无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非常认真地做好,不眼高手底。这就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行事。 孔子一生非常勤奋地学习,从未间断,自“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没有间断过。他的学习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在学习中体会到乐趣。不同于现在的一些人以学习作为实现其他的目的的手段,学习是孔子生命的一部分,可以是培养完善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境界。就象他讲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学习中对知识产生一种乐趣。孔子一生就是这样的,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可以说是对其一生的一种总结。孔子一生无所不学,但学无常师(《论语·子张》)。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他曾向当时一个很小的诸侯国的人学习请教过历史文化问题,还曾专门跑到东周(今洛阳)问礼,据说还向老子问过礼。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文化里头主要的有两派,一派是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一派是道家,以老子为代表。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儒道互补”,两家思想不同,但可以相互补充,形成张力,使得中国文化延续不断。这个说法可以商榷。我认为,儒、道是同根而生的。特别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比现在的通行本早得多,这里头有些关键的地方与现在通行本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现行本批判儒家的地方,出土本却很多地方和儒家思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这就更证明了,他们的根本思想是同根的。 当时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时代。在周商时代,学校教育是官学,贵族可以学习,一般人不能享受学校教育。春秋时发生了大的变化,学校的教育不完全由官府控制,而是流散到四方。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办私人教育的人,也是世界上最早私人办学的人之一,算是一位“民办教师”吧。他的弟子三千,大贤七十二,他办学的特征就是广收门徒、不问出身。当时和现在不一样,等级制度森严,孔子却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论语·卫灵公》)这体现了孔子的教育平等的思想。“类”有两个意思,一是族类,二是社会等级。所以我们说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教育不问出身,只问德才。《论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作为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其实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很有人情味的人。后人总把他神圣化,其实是不对的。他曾经自嘲,说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犬”。他虽然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当他真正评价一个学生时,又会很全面地考虑学生的德性、才能,不会有成见。甚至有些时候和学生之间还可以赌咒发誓。有一次,魏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孔子就去见了,其弟子认为,去见这样的人是有损人格的,孔子就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实际上孔子跟他的学生相处是很平等的。 孔子还有许多的事迹,此处就不讲了。现在讲讲最重要的,那就是: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当时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后来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导,而孔子学说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孔子创立儒学,与现在学者写著作不同,他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对古代的经典进行整理讲述,以讲述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以述为作”,是中国最早的解释学。中国的解释学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可以另做研究。但有一点:中国的学术,从孔子开始就以解经的方式进行,这样就有个特点,那就是保持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不象西方那样不断翻新。 关于孔子其人,我就简单地谈这些。孔子虽然是个伟大的圣人,但也是个很平常的人,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学习,而成为一代伟大的思想家的。他建立的学说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我这里不能全述,下面就着重地谈两点。  二 首先,孔子的思想学说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元问题”是什么?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个“轴心时代”,不同的文明形成不同的轴心。孔子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那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元问题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从孔子开始,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根本性,当前我们重新理解孔子思想时,必须把握住这一点;在进行中西文明的对话时,我们的对话也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 史学家司马迁就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种非常准确的把握。我们不能因为司马迁只是个史学家,就认为这话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就可以忽视他的看法。但有些学者却不这么认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劳思光教授,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学界以个人之力完整地写中国哲学史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冯友兰先生,一个就是劳思光教授。但他的哲学史完全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西方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根本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应该是主体意识问题。劳思光当然也推崇孔子,因为孔子主要讲人,讲人的主体性意识。这一观点在现今哲学界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中国哲学讲不讲主体性?孔子讲不讲主体性?当然讲,而且很重视主体性。但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是大不相同的。我认为,当我们深入中国哲学的研究时,就会发现,我们很强调“天人之际”,这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孤立的主体性,不是西方讲的自我意识。 关于“天人之际”究竟是什么意思,也有两种说法:“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但主流是“天人合一”。老子、孔子都讲“天人合一”。重视“天人合一”,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方向。所以,对孔子哲学的元问题的把握,就该从这里入手。 那么,讲“天人合一”,“天”究竟是指什么? 有代表性的看法有这样几种。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讲的“天”是“主宰之天”,像西方讲的上帝,是个人格化的神。这种观点在近现代中国哲学界占支配地位。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就是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提出的。他认为孔子讲的“天”是指自然界,“天道”就是自然规律。这两种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一直到现在,讲孔子“天人观”的“天”究竟是什么,还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还坚持“天”是上帝,但大部分学者放弃了这种观点,冯先生本人就是这样。他在晚年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天”就是指自然界。我认为这是冯先生思想的重大转变,而这样的看法更加符合孔子的思想。 我个人的看法是:天,就是指自然界,这一点是确定的;但这个“自然界”不是西方人讲的那种与“人”相对立的“自然界”,不是让人去“征服”的那个“自然界”,这一点是很要紧的。 对于“天”的认识,从商朝到周朝有一个过渡,商朝的时候叫“帝”,周朝的时候叫“天”。当然,在周朝时,“天”有时也叫“帝”,但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天,颠也”(《说文解字》),就是指广袤的宇宙,具有空间的意义。这已经和人格化的上帝发生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从周朝开始,对“天”的意义提出了怀疑,一直到孔子时期,“天”的意义发生了很重大的转变,这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宗教改革”,非常重要。 孔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说什么话啦?四时在那里运行,万物在那里生长,天什么都没说啊!但学者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按冯先生原来的看法,天本来能说话,但它不说话,所以才叫“天何言哉”;若是个本来就不会说话的东西,比如桌子,那就无所谓“言”了。这有道理。但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天本不能说话,因为天就是指自然界,所以它本来就不能说话。那么,关键就是怎么理解这个“自然界”。按照西方哲学的观点,自然界是个物理的世界,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或者已经死亡的世界,只是人认识的对象。但在孔子的理解,自然界却是个不断的有生命创造的自然界。这是中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所以,“天何言哉”固然是指天不说话,但天却以它的生命创造为言说,人不仅要倾听它,而且还要实现它。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要实现它。“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从生命的创造,进而讲到生命的价值,这是孔子开创的儒学的关键所在。 生命的价值是由人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很伟大的。但人并不是把自然界当成个对象去认识它,主宰它,而是要实现它的价值。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在路过宋国时,因为相貌与阳虎相像,桓魋要杀他,把他当作阳虎围困了起来。孔子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那么,天怎么生德于我呢?“德”是个价值范畴,自然界有价值吗?这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就认为,这里的“天”就是上帝,天生德于孔子,就像上帝让耶酥去传教一样,是一个宗教的使者。但孔子却从未承认过这样的身份,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宗教人物。他自认不是“生而知之者”,更不是上帝授命于自己,让自己去传教。那么,“天生德于予”的“天”是什么?只能是自然界。自然界潜在存在着某种价值,由人把他实现出来。这就是“天人之际”的一个根本问题。 那么,人和自然界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内在的关系,而不是外在的关系。现在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界之间不该是过去那样,“知识就是力量”,人仅仅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即使自然是有价值的,那也只是对人有用,例如森林矿产资源可以为人所用。这只是使用价值,是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价值。像孔子这样的思想却认为,人与自然界有内在联系、内在价值,而不是外在联系、外在价值。那么,所谓“内在”究竟指什么?就是“生命”问题。人的生命和自然界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点,人和自然界不只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有些现代人对人的认识能力充满信心,似乎一切都可以为人所认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可以无所不至,穷尽自然界,甚至有着可以代替上帝造人的狂妄的想法。中国哲学绝不是这样的看法。这不是否定人的知识,而是认为,认识必须在价值的指导之下进行。 人和自然界的生命联系,就体现在情感价值上。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首先是情感的动物。不要小看了情感。一个没有情感的人,麻木的人,最好也只能做到成为一个理性的工具,建立不起人生的价值。所以,情感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哲学,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人的情感。人和自然界同样有一种情感,生命的内在联系表现为一种情感的联系——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回报自然,还要敬畏自然。  三 敬畏自然,首先是要倾听天命。孔子在讲到他一生的修养时,讲到“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那么,“天命”是指什么呢?“知天命”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命”的问题非常复杂,而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现在至少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孔子讲的“知天命”就是命运、命定。命是个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性,这就叫命定。西方宗教中也有这个思想,韦伯特别强调的,加尔文宗教改革时,就有个命定的思想,你一生下来,上帝就把你的命前定了,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命有好坏之分,所以我们不断地努力。命定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有很深厚的思想根源,所谓“听天由命”,这也使得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精神。《论语》中也讲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个东西我们没法改变。这样的命定论思想,最消极的做法就是无所作为。这是一层意思。 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在命定的有限范围之内,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实现一种价值。但这时,价值就和客观必然性发生了冲突。其实持这样的看法的人还不少。 关于孔子讲的“天命”,还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天命之谓性”的“命”。(《礼记·中庸》)这就是直接从价值层面讲的命,即“天生德于予”中讲的德性,这个德性就完全是个价值的体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仅是天人合一的,而且这个德性是要靠自己来实现的,靠修养来实现的,这是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当代新儒家、比如牟宗三就有这个意思。但他又把天命转过来变成主体性的哲学,把天命就变成客观性、普遍性,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客观性,这和孔子的思想不完全相符,孔子思想中始终是有个天的。 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命”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学术界还未有答案。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说,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孔子思想中具有二重性。命定的思想,确实是限制在生命的存在上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确实是有命定的因素。现代医学发达,说人的生命可以延长到二百岁,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命可以活多长,这是客观的。但另外一个更高层面的意义,“天命之谓性”的命,就完全是道德意义上的,是价值上的意义。如《易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就完全是在价值层面上讲的,而这个价值层面的意义是通过人的生命来体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有着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的意义。 这两层意义的关系,在中国哲学中始终是一个问题,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中国哲学始终力图把这两重统一起来,当发生矛盾不能统一的时候,就求诸于“天命”。所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命,究竟是什么命?有人说是上帝的命令,有人说是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甚至最近有人说,命不是必然性、而是偶然性。李泽厚先生就这样讲,认为命是偶然性,不可捉摸的,于是我就树立我自己,完全依靠我自己。这个理解也很有意思,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孔子的思想?我认为,这样理解的话,就会把命的神圣性的一面完全抹杀了。所以,要求得到统一,当不能实现统一的时候,我们就听天命,完成我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人生境界,就算成全我这个人了。 这又涉及儒家的生死观问题。西方海德格尔大讲死亡问题。中国哲学怎么对待死亡?只是避而不谈吗?不是。中国哲学也很重视死亡的问题。“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论语·泰伯》)这就是死亡意识:从此以后,我就能够自免了。那么死亡的意义究竟何在?他这个思想和孔子思想是分不开的。死和人生是什么关系?这不是不重视死亡,而是说死的意义全在生上,死的意义何在,全看你生的时候如何做。这就是儒家生死观的内容,而不是专门去体验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四 天人之际的问题,还涉及孔子提出的敬畏天命的思想。 举个例子,“非典”时期,人心惶惶。北京有人把自己家里养的宠物扔掉,甚至活活勒死。这就是现代人对待生命的态度!那个时候,有人采访美国爱滋病研究专家何某对此的态度,他第一句就说:“要敬畏自然!”他说得很好!今年春天国内举行了一场论辨,讨论要不要敬畏自然。有些科学家就不理解,自然有什么可敬畏的?有位院士甚至说:“生态危机古代就有,满街的马粪和汽车的尾气一样是污染。”我觉得这个道理小学生都应该懂的,现在居然出自一个科学家之口,让人难以接受。一些科学家极力反对敬畏自然,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求发展,就是要改造自然,改造还来不及呢,谈什么敬畏。这就是完全把敬畏自然和改造自然对立起来。 但有些人文学者强调,对自然要有同情,要敬畏自然。而这个敬畏自然就是说:要对自然有一种感情,对动物、植物要有爱心。动物植物也是有感情的。以前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动物只有本能,没有感情、没有直觉、没有思维。现在证明动物不仅有本能,还有直觉,还有思维,还有语言,还有社会,还有文化。所以,人类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么伟大,并不是只有人类才能创造文化。现在人类开始觉醒了,觉醒了就好。 现代社会就是技术统治一切的社会,技术支配着一切,技术的背后就是欲望。人把自己看得很高,但其实是把自己真正降低到了动物的地位,人生的价值意义越来越淡化了。我们知道,地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我们一天比一天浪费,造成恶性循环。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究其根源,是文化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反过来思考孔子提出的敬畏自然。敬畏自然意味着什么?孔子不仅承认自然有价值,而且是内在的价值,是超越层面的价值。“超越”并不是现在讲西方哲学的所说的超自然的实体,观念性的、超越性的精神实体,而是自然界本身具有的价值。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开创的文化,就是要正视这样一种价值。固然,中国哲学中没有开创出近代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和理性精神,所以我们要向西方学习。我们确实需要完全开放,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包括民主法制建设。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厚价值,绝对不能低估。几千年前提出的思想,到现在仍有意义。一些真正关心人类前途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呼吁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之情。 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渺小的,不可能穷尽自然界。爱滋病、sars、禽流感,……人类死了很多人。自然对人的报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类不是大讲科学、知识、理性、控制自然界吗?那又如何?怎么没有能够控制?现在自然界对人的报复还少吗?对自然界没有报答之心,就必然会被报复。所以,人与自然界之间,不光是个认识的问题。自然界赋予人类生命,赋予人类价值与使命,人究竟该做什么?那就是回报自然。我想,关于这个问题,从孔子的“天命”思想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  五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再简单地讲讲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仁”的思想。 我说孔子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天人之际”,那么,它落实到什么地方呢?落实到人身上。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不是靠天,而是靠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人靠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靠“仁”。仁,一方面说明人是有主体性的,另一方面是说人的一种神圣的责任和义务,人所承受的天所赋予的“生生”的使命。 人是什么?就是仁。人生就是这样,“仁”而已。但这不能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什么?是人的需要、人的利益。而孔子以人为中心,但不是听从于人的利益。仁就是爱,广义地说,就是对生命的关怀、对自然的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有用才爱,爱本身就是目的。在西方,只有像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提出的“人是目的”,才是可以与此相比较的,有一致之处。这对于家庭、人与人的相互尊重等问题都有意义。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写进联合国的全球伦理宣言里,作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达成的最后底线。这就是对人的尊重,把人当人看待。过去有些人将孔子的儒家思想理解为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那是很肤浅的,仅仅是从历史的层面讲的。除了对父母的孝、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以外,“仁”还意味着很重要的对自然的爱。这是我重新读孔子而得到的理解。 当然,孔子讲的仁,是有差异性的。人对父母的亲情、对自然界的爱是有差异的,这就是所谓的“爱有差等”。在西方也是这样,从哲学的立场上提出情感问题的是休谟,他认为情感高于理性,价值的基础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休谟认为人的同情心是普遍的,人的情感建立在同情心之上,社会的正义也建立在此上。爱是有差别的,爱熟悉的人胜过爱陌生人,爱本国人胜过爱异国人,这是人类情感的自然原则,但这不并是否认人类的同情心是普遍的。爱有亲疏远近之分,但不是等级的差别。西方也讲,虽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圣经故事里也有一则是说,当只有一块面包救命时,给父亲吃还是给外人吃?当然是给父亲。仁爱的情感是不容否认的,而爱的差别也是存在的。 孔子上朝回来,马厩失火了。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就表现了对人的关心更甚。那究竟如何看待马呢?孔子在另外的地方曾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马有德吗?千里马不在乎其力,而在乎其德,这意味着什么?马是有德的。它是人类的朋友,应受到尊重,而决不仅仅只是供人利用的工具。现代很多人不理解:怎么能说尊重一个动物、一个家畜呢?但是,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孔子在很早就提出了的这个问题,是很了不起的。 孟子讲人禽之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有君子人格的人,把这点东西保存起来;小人就把它丢掉了,成为禽兽。这一点点东西是什么?就是道德情感,非常宝贵。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且我认为,不仅生物在进化,道德也在进化。 我们拥有的这一点点珍贵的东西,是要干什么的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禽兽仅仅当作禽兽对待、随便处置呢?绝不是。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仁爱,而不是无情,不是麻木不仁。这个思想,对于人类今后怎么发展、怎么和自然相处,是非常有价值的。人类要继续存在下去,人要作为人而存在,就终究要认识到自然界的价值。 八十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这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并不是因为某个外国人说孔子怎样,我们才去重视孔子——我们自己作为子孙后代、作为中国人,该怎么对待孔子创造的文化?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所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积极地与西方展开对话,吸收西方的思想,另外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回头理解我们的先贤的思想,绝不能数典忘祖,要有中国人的自尊,要对我们的文化有着同情的了解。这样才不愧为新世纪的青年,不愧为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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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
    令字辈,平阳派二支(漆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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