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TR][TD][B]人是礼仪的存在——芬格莱特对礼的阐释 [/B]
[/TD][/TR][TR][TD][ALIGN=center] [/ALIGN][/TD][/TR][TR][TD]
英语世界的学者翻译与研究孔子《论语》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产生了理雅各、韦利、顾立雅、芬格莱特、安乐哲、郝大维等著名学者。1972年，芬格莱特出版了《孔子：即凡而圣》一书。该书只有82页，由5篇论文构成，却得到了几乎所有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汉学家的推崇（自然也引来许多争鸣）。英国中国思想史专家葛瑞汉认为，此书影响了近二十年来西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方向。另一位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在其先秦思想史名著《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中，第三章专论孔子，篇幅与芬格莱特的小书相当，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于芬格莱特的批评与辨析。
芬格莱特（1921—），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曾担任过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会长，是有一定影响的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领域，芬格莱特只写过《孔子：即凡而圣》一本著作及一些论文。在芬格莱特之前，孔子研究是西方汉学的薄弱环节。虽然无人否认孔子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孔子，顾立雅可能是唯一的孔子专家。海外新儒家多受宋明理学影响，很少专攻先秦。西方学者独立的先秦思想史著作产生于芬格莱特的著作之后，它们是史华慈与葛瑞汉分别于1985年与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和《论道者》，两部书都受到了芬格莱特的深刻影响。二人的孔子研究，或是与芬格莱特观点相近（葛瑞汉），或是对其进行辩驳（史华慈）。
在芬格莱特之前，很少有学者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儒家礼学，在他之后，很少有西方汉学家能在孔子研究中回避“礼”的问题，或是对“礼”采取激进的批评态度。礼学已经成为当代英语世界孔子研究的基本平台，它使得西方的孔子研究多少不同于中国与日本，甚至不同于活跃于英语学术界的华裔汉学家如陈荣捷、杜维明等人，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了有一定特色的学术传统。芬格莱特的孔子研究，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帮助西方汉学家摆脱了中国本土哲学史家的影响，创立了自身的学术传统。
芬格莱特的著作由一系列论文组成，写作时间是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五十年代，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在西方职业哲学家内部引发了一场变革。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为人们描绘了另一种世界与人生观构图。其著名代表人物奥斯汀于五十年代在美国访问讲学，在西海岸吸引了一批追随者，芬格莱特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新的人生构图中，原先被人们看作是日复一日、少有创新、束缚个人主观自由的日常语言（也包括日常生活、单调平凡的礼仪），从分析哲学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累赘，变成为凸显着神圣光芒的奇妙世界。
原先的世界与人生构图是以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学）为基础的，日常语言缺乏确定性与精确性，需要用人工语言取而代之；但依照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立场，日常语言虽然复杂，却有着清晰的逻辑与条理。众多的哲学困惑，都是因为哲学家缺乏耐心，误解与误用了日常语言的本性之后制造出来的。现在，哲学家应停止一切对日常语言的质疑，全心全意、耐心细致地逐个分析日常语言现象，日常语言本身就具有神圣性、完美性。在这种新的世界与人生构图下，原本只会说一些世故的人生格言、不入哲学家法眼的孔子，忽然放出了奇异的光彩。要理解芬格莱特著作的内容，以及中国学者初读其著作的愉悦感受，首先就得理解在本世纪中叶发生的世界与人生构图的变革。这场变革发生于少数哲学家中间，对社会没有很大影响，但对西方的孔子研究乃至整个先秦思想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是礼仪的存在
在芬格莱特的哲学观点中，最吸引中国学者注意的，恐怕是如下的人生构图：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人性论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关注焦点，一般认为，西方哲学不以人性论为出发点。芬格莱特的著作告诉我们，日常语言分析哲学是一种例外。
通读芬格莱特全书，可以看到，这种人性论强调，人类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神圣性，日常生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行的，因此，神圣性就在于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之中。有意义的生活即为神圣的生活，所谓神圣，关键在于日常生活的和谐，而不取决于超越于人之上的神灵。日常生活的神圣性最浓缩地体现于礼仪之中，礼仪是日常生活的榜样。礼仪高于日常生活，却并非超越于日常生活，它与日常生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芬格莱特发现了《论语》的意义所在：“我觉得《论语》的文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精神上，都支持和丰富了我们西方最近出现的对于人类的看法，也就是说，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a ceremonial being）。”
在芬格莱特看来，在孔子的想象之中，社会表现为一场宏大壮阔的礼仪演出。细读《论语》全书，这一推想既合情又合理。略举两个例句来加以佐证：“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芬格莱特的想象是对于“和”、“美”、“文”、“郁郁”的生动注解。与芬格莱特相比，一般教科书上对于“郁郁乎文哉”，对于“和”、“美”的理解，就显得有些枯燥乏味了。因为在这些教科书当中，礼仪仅仅具有社会道德的功用，是道德教化的手段，是神道设教，它本身仅仅是装饰物，缺少了真正属于美与善的维度。
在芬格莱特的著作之中，“神圣性”(holiness)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芬格莱特在使用“神圣性”的时候，经常与宗教性(religious dimensions)一起使用。在某种意义上，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的特色之一，是向人们呈现孔子及《论语》中“神圣性”、“宗教性”的一面。细读《孔子》一书，我们感到，书中的神圣性、宗教性，均应搁置到“人文宗教”的背景之下来加以考察。在近代西方的世界观之中，人文与宗教是两极对立的关系，人文代表世俗，宗教代表超越，两相对立，势不两立。但人文与宗教的两极对立很难适用于孔子的思想世界。孔子（以及整个儒家）表现出宗教性与人文性的融合。钱穆就主张使用“人文教”这个范畴。因此，当我们看到芬格莱特使用“神圣”与“宗教”等概念的时候，应当知道，他所说的宗教距超越性的宗教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尽管芬格莱特的“神圣性”、“宗教性”的提法是非常温和的“人文宗教”，寄希望于在日常生活的礼仪之中发现其神圣性与宗教性。但他的著作似乎仍然有助于人们从宗教的角度认真研究儒学的宗教性。近年来，关于儒家是学说还是宗教的讨论，达到热烈的程度，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芬格莱特是近几十年来推动孔子宗教思想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
二、社群（community）
在“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一句中，芬格莱特使用了“being”一词，这是精心挑选的结果。我们熟悉很多种类似的说法，如人是政治动物，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等等。芬格莱特不能接受人是动物的提法，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丰富的礼仪内容，礼仪对于人类社会的教化效果表明，人有别于动物。此外，芬格莱特也不能接受“人是个体”（包括：人是拥有自由意志的完全自足的个体），这是近代浪漫主义运动中大力宣扬过的观念。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哲学之中，人成为纯粹的精神性的个体。这种观念包含着如下的预设：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个体面对着整个社会，个体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总是存在着差别，因此，个体总感到自己生活在社会的囚笼之中。这些都是芬格莱特不能同意的。
芬格莱特从现代流行的术语中挑选了“being”一词，回避了对于人做出任何直接的描述，从中看不出人是否是动物，也看不出人是否为个体，甚至也看不出人是社会的成员。人的意义必须到礼仪之中寻找。在我们的记忆中，描述人的时候，being最常见的用法是“human being”，它强调，人的属性是人，这是对于人所作的最为宽泛、最为抽象的描述。
人作为礼仪性的存在，必须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展现自己，适合于人们展现自己存在的群体，不是“社会”，而是“社群”。因此，“holy rite”与“community”相互依存，“holy rite”是“community”的基础与中介。通过礼仪活动，“community”分享了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使得“社会”摆脱了非人化的形式主义的奴役，成为真正的人类社群（human community）。
芬格莱特反对“个人/社会”的二元论，他将人看作是一种“being”，而不是“individual”；同理，他也试图不使用“society（社会）”一词，而是他挑选了“community（社群、社区）”一词。芬格莱特在孔子研究领域完成的第一篇论文《作为神圣礼仪的社群》，英文标题即为“Human Community as Holy Rite”，汉译为“作为神圣礼仪的社群”。在这里，“human community”与“human being”是对应的，其中，“being”是“ritual being”，“community”是“ritual community”，它们所享有的共同修饰语是“human”，而非“动物”。这两个词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不使用“society”而使用“community”，决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与其哲学观念有关。
社群“commun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mmūnitàs”，与common、commune 、communicate 同源，有共同的词根commun 。其基本涵义是共同、一致、一体，意指：社区，农村公社，团体，小型共同体等。这个词强调的是社会团体内部的一致性与和谐共处，而不是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的以权利为本位的近代社会结构。
上文提过，芬 格莱特之所以不愿意使用“社会”一词，是因为他不同意西方学界习以为常的“个人/社会”两分法哲学预设。从感情上讲，他很不喜欢当时西方社会中过多的“形式化的非人化现象”（formalistic dehumanization），而心仪于人类关系和谐、相互尊敬、彬彬有礼、事事以礼仪为准、具有神圣色彩的社群生活。或许可以用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的“异化”概念来理解他所用的“形式化的非人化现象”，这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人们为众多的法制与管理规则所包围，生活中充满了规则约束，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交际与交流，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利益交换关系。
在芬格莱特看来，理想的社会形态是社群，好的社会应当像社群一样的亲切和谐，富于人情味，人与人之间有直接的符合礼仪的接触与交际。好的社会是礼仪形态的，好的政府应当是礼仪性的，它不以强制与暴力为基础，而诉诸于人与人的礼仪性语言与行为，来完成管理社会的任务，就像我们在温馨的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社区（在英文中与社群是同一个词）中看见的一样。芬格莱特断言，孔子的礼制理想是：将国家当作社群来加以管理与统治，减少强制与暴力、减小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功利计算，建设和谐的社会。人们可以说孔子迂腐，但不能否认这种理想是崇高与和谐的，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想在世俗的人性之中有着深厚的基础。
三、“magic”与“巫”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之所以关注礼仪、关注礼仪中不可或缺的礼仪词汇（ritual word），出于一个基本的哲学倾向：反对功利主义的伦理哲学。从功利的角度，礼仪纯属虚文，纯属无用的活动。但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相信，人生中存在着超越功利计算的内容（如相互尊敬等），它们决不可以作为功利计算的结果，它们本身是人作为人存在的基本内涵，因为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但礼仪不同于宗教修炼，它在实践活动中是有效果的，虽然这种效果是超越功利计算的。这种效果往往是通过言说来完成的，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下对他人说了恰当的礼仪言语，于是某些事情就做成了，效果也产生了。芬格莱特将礼仪的这种效果称作“magic power”（神气的魅力）。
有哲人说过：哲学产生于惊异。对中国学人来说，芬格莱特给我们带来了惊异，他点化了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与常见的礼仪活动，使之由哲学领域中令人苦恼、丢弃不去的材料转化成为富有哲学内涵的资源。在他看来，人们照章办事、行礼如仪的礼仪活动，是新型中国哲学发展的丰富资源。芬格莱特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新型中国哲学的前景，这种中国哲学是以新型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它很完美地表现于礼仪领域，并产生了真实有效而又理想的社会效果，它超越了近代功利主义的伦理哲学。
这种神奇的魅力并非虚无飘渺、高深晦涩、深不可测，它是如此之普通平凡，人们每天都在运用这种魅力，人们对它是如此之熟悉，以至于竟会忘记它的存在。究其深层的原因，与我们所持的人性论有关。在人性论之中，有两种看法很有影响。一种是生物进化论、物质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认为，人是物质的另一种形态，服从生物界的必然规律，人性的内容不出乎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材料（食与色）；另一种看法则坚持认为，人是心灵的理想存在，人性的本质在于心性与良知，人生的内容在于克服物欲的诱惑，上升到灵明的高层境界。在我们看来，芬格莱特从西方分析哲学的最新进展开辟出一种新的视野，它既不否认人的物质生活，也不将人归入仅凭良知便可独立自存的存在，重新激活了中国古典哲学中丰富的礼仪素材。
认识到礼仪不仅仅是虚文，是死的形式，而是能够产生现实的效果。这一点要感谢本世纪中叶在欧洲兴起的日常语言分析学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奥斯汀，他特别关注日常语言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将日常语言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在日常语言之中，他特别关注礼仪性的语言。所谓礼仪性语言，指如“对不起”、“抱歉”、“你好”等语言。奥斯汀特别强调，对这类语言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描述一个事实，而是完成一个行为，实践一种社会效果。因此，在这类命题之中，最重要的不是命题的真假，而是践履承诺的诚意。
如果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在作承诺时就如同参加一台神圣的礼仪，那么，人们会像在仪式中严肃对待承诺一样践履自己的承诺。这样的社会将成为和谐的社群，而这种效果已经在礼仪之中预演过了，这就是礼仪的真实效果。
芬格莱特举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说明在礼仪之中，语言就是行为，能产生神奇的效果：一位老师上课时忘了带一本书，他请某位学生帮他取一下。“如果我没有任何不可思议的神奇魅力的力量，我必定会……亲自走到我的办公室，推开门，拿上那本书，然后把它带到教室。但是，这样一个物理过程实际上也可以应用‘神奇魅力’——就是用适当的礼仪来表达我的愿望，那我不需耗费这样的物理性努力就可以实现我的愿望。比如，我有礼貌地，即礼节性地向我班上的一位学生求助，以恰当的礼貌表达我的愿望，请他把我的书拿来。以恰当的礼仪表达我的愿望，这就是我做的全部内容。我本人不必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本书就会如愿地送我的手上！这是人类做事的独特方式。”
这样的事情人们每天都在做，人们多不觉察其中包含什么深刻的哲学特征，但这样的事情却是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不能解释的，其实践效果也是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这是人类独特的做事方式，也是人类是一种礼仪存在的最重要证明。
[/TD][/TR][/TAB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