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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试论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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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孔子身世


        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穀梁传》,即
    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
    年。前人为些打了不少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
    年,终年实七十二岁。


        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
    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
    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
    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
    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
    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
    证明。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
    衰亡,新兴封建制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譬如《微子篇》
    (18·6)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
    丘之徙”。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在孔
    子生前,鲁宣王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即依各人所
    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诗经·小雅·北
    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
    天下的土地便天子的土地,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亲戚、功臣和古代延续下
    来的旧国,或者成为国家,或者成为采邑。土地的收入,大部分为被封者所享有,
    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土地的所有权,在天子权力强大时,还是为天子所有。他
    可以收回,可以另行给予别人。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
    如汉代初年,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在汉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而
    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在奴隶社会,从事农业的基本上奴隶,土地既是“王
    土”,当然是不得自由买卖。鲁国的“初税亩”,至少打破了“莫非王土”的传
    统,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一部《春秋左传》和其他春
    秋史料,虽然不曾明确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已
    经有自耕农,长沮、桀溺便是。《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
    或六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
    鲁国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游民多来自各方,也很有可能来自
    农村。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
    时参与政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他偶然碰着秦国来
    侵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稿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昭公十六年,郑
    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们出
    卖玉环。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
    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这些现象应该说明两
    点: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尤其农业生产
    力的发展而来的。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
    于是乎又可以说明,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雇农和游民大
    量出现,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更容易地被打破。周天子自平王东迁
    以后,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土大夫,不仅不是“王臣”,而且各有其主。春
    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管仲和召忽本是公
    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却转
    而辅佐齐桓公。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另外很多人却分
    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
    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转为晋国所用的事情。即以孔子
    而言,从来不曾做过“王臣”。他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员),
    如“乘田”(主持畜牧者——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
    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鲁国不用他,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卫灵
    公。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
    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17·7)。这些事例,说明所谓“莫非王
    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
    至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公元前五四六
    年,即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自此以后,诸
    候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
    吞我杀,却多了起来了。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象并
    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晋国
    边邑乾候,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荡和变革,我认为是由于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
    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即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家大夫便曾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
    赋所出的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
    一军。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所分得的人口全
    部的军赋解放为自由民。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
    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过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都废除
    奴隶制。这正是孔子所闻所见的国家的大变化。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自然有许
    多人提出不同主张。当时还谈不上“百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孔子作
    为救世者,也有他的主张。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还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6)


        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26)在
    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在卫国,被卫灵公供
    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
    献。他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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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


          孔子的世界观,留在下面再谈。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即他的世界观的形成
      的渊源。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级
      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是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
      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说:
      “吾少也践。”足以说明他的身世。他父亲,《史记》称做叔梁纥。这是字和名的
      合称,春秋以前有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叔梁”是字,“纥”是名。《左
      传》称做鄹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春秋时代一些国家,习惯把一
      些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鄹地的宰(即长官),所以叫他鄹人纥。
      鄹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相传寡母名征在。寡母扶
      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他不能不干些杂活。他自己说:“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9·6)鄙事就是杂活。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鄙事”。由
      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他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
      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他“鄙事”也好,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那些人
      自然都贫贱。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孔子也能够
      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在孔子生前,鲁国的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
      而季氏权柄势力最大。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当奴隶制度衰落
      时,他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
      室”,其他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全都采用军赋的制度。这是他的进步处。但鲁昭
      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乾候,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国内
      照常安定自不必说,因为政权早已不在鲁昭公手里。但季氏,即叫季孙如意的,却
      一点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鲁国;鲁昭公死了,又立昭公之
      弟定公为君。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第一,正
      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鲁昭公三
      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预言,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
      微的看法。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
      先例。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
      伐季氏么?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的后代的国
      家,当时还有人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还说:鲁“犹秉周
      礼”(闵公元年)。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现在流传的《周礼》不足为凭。但周公
      制作它,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
      不少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态
      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呢?还是没有流传
      下来呢?弄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即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他的思想也不
      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即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交替
      之中,即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7·1)他的学子子贡说他老师“夫子焉不
      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9·22)孔子自己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但读书,而且还在
      于观察别人,尤其在“每事问”。(3·15)即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
      看待的。他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因为缺乏文献,无法证实,以至
      于感叹言之。(3·9)那么,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由《论语》
      一书来考察,他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9·15)命令儿子学《诗》
      学礼。(16·3)自己又说:“五十以学《易》。”(7·17)《易》本来是用来占
      筮的书,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五十以学
      《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
      “不占而已矣”。(13·22)他征引过《尚书》。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
      习很多东西。举一例子,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他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
      (12·1)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说的
      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克己复礼,仁也”的话。那么,孔子答对颜回
      “克己复礼为仁”,不过是孔子的“古为今用”罢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说:
      “不学礼,无以立。”(16·13)这本是孟僖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孟
      僖子说这话时,孔子不过十七、八岁,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足见孔子读
      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收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
      子都有不少影响。


          第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
      的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
      有的不加评论。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以从
      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的
      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他极为赞扬。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
      这里议论朝庭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不肯,并且说:“其所善者,吾则
      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而
      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
      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态度。
      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藏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其中有压抑贤良展
      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馔升居
      卿位。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又譬如晋国有
      位叔向(羊舌佾),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喜爱他。他也和吴季札,齐晏婴,郑
      子产友好,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可能因为他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春秋时
      代二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这自
      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
      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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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


            孔子是殷商的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他各国更为迷信。以宋国而
        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
        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覆。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
        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
        承君位。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至于鲁国也一
        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
        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
        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
        治前途。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其他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
        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才不
        如此。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为
        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
        远,人道弥,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
        传和惊乱,而不敢作勇敢的否定,恐怕一则不愿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
        不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
        不论。”(《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
        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天”、“命”、“鬼神”都是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所谓“存而不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保
        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实际上也就不大相信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他说过,“多闻
        阙疑”,“多见阙殆”。(2·18)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
        ·15)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
        某物的道理。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
        道理。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
        不愿谈,“怪”和“神”很大可能是孔子根本采取“阙疑”、“存而不论”的态
        度。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着一个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
        评他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5·18)一个乌龟壳怎能预先知道一切事情呢?这
        是孔子所想不通的。由于孔子这种治学态度,所以能够超出当时一般人,包括宋、
        鲁二国人之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但于“六合之外”存而
        不论,即六合之内,也有存而不论的。


            我们现存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一些具体说法和看法。我只用
        《论语》和《左传》的资料。其他古书的资料,很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审查
        和选择,不能轻易使用。

             先讨论“天”。


            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
        “天”字的,一共有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
        半。在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个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
        天,一是义理之天。自然之天出现三次,而且二句是重复句: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
                  巍巍乎唯天为大。(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出现先后次序录述它: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9·5)

                  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另外一次是子夏说的。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这话是
        子夏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呢?很大可能是听孔子说的,所以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不过三、四种。一种是发誓,“天厌
        之”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一种是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
        谋害他,他无以自慰,只好听天。因为孔子很自负,不但自认有“德”,而且自认
        有“文”,所以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一种是发怒,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
        礼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
        者其天乎”。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
        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藉天以自慰,或发洩感情罢了。至于“获罪于

        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也罗列如
        下: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公伯寮其如命如何?(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同“富贵在天”一样,子夏还听他说过“死生有命”。关于“天命”的有下列
        一些语句:

             五十而知天命。(2·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6·8)

            从文句表面来看。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
        所主张的一样是天有意志能行令论者。其实不如此。古代人之所以成为宿命论者或
        者天志论者,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孔子于“六
        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讲
        “命”,都是关于人事。依一般人看,社会上,应该有该有个“理”。无论各家各
        派的“理”怎样,各家各派自然认为他们的“理”是正确的,善的,美的。而且他
        们还要认为依他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违背他们的“理”而行,必
        然会有“凶恶”的结果。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如他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
        所说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能够荣华富贵以用长寿。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
        好的病,当孔子时自然无知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如果
        说,孔子是天志论者,认为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淫”,那伯牛有
        疾,孔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
        (14·35)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
        自然就可以了,孔子又何必棲棲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人世间事,有必然,

        有偶然。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然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
        越多。古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
        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
        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
        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祭祖
        先(鬼)好象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象神真的在那里。所谓“如在”“如神在”,
        实际上是说并不在。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
        绝。(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
        年)。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为什么
        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说:“活人还不能
        服事,怎么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说:“生的道理还没弄
        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
        事。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
        避答覆,也是这种表现。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我
        认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孔子虽然
        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慎终追
        远,民德厚归矣。”(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过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的
        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
        了。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
        《集解》本校正)。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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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
          心救世的,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
          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
          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荷莜丈
          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
          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拨。孔
          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
          “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
          君则弔”(《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
          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
          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下四卿——
          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破灭,孔子早就“寿终正寝”了。齐国陈
          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
          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
          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
          (16·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
          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
          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和叶公相见。(13·16,又7·19)
          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
          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冯籍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
          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
          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
          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
          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度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
          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15)孔子主张
          “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
          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
          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叔孙
          氏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
          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
          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18·4)孔子其他政治
          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孔子所谓“东周”究
          竟是此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
          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
          “损益”。(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
          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
          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
          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
          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
          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
          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
          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
          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
          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他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交至”。
          (7·19)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
          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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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关于忠恕和仁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
            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
            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33次,少
            于讲“礼”的至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高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
            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
            “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
            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
            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3·3)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
            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
            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
            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
            “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
            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这是
            “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
            )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
            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已以安百姓”。(14·41)这个目
            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用具体人物来作证。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覆是,“不知
            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5·5)又答覆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
            华,都“不知其仁”。(5·8)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
            仁”,(6·7)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
            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5·19)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
            仲不俭,不知礼,(3·22)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14·16)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
            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
            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
            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糴”。并且说:“凡我同
            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
            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
            他为仁。

                孔子是爱惜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后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
            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
            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
            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
            秦国叫他们“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
            哀悼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
            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
            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
            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
            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
            是谁者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
            )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
            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的人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
            “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
            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人”和
            “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18·8)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
            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
            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
            (16·9)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14·42)“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
            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生命,也包括
            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
            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
            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以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
            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
            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
            能“为仁由己”(12·1)了。
               
                “四人邦”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12·1)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
            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他论“仁”的话不加
            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
            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
            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还说:“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
            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
            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的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
            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
            (9·3)以求省俭。他不主张用周代历法,上文已经说过。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
            能肯定孔子在复周礼呢?孔子曾经说过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
            ·8)孟子说孔子为“圣之时”(《万章下》),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孔子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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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孔子对后代的贡献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
              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
              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
              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
              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琴使他知
              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
              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
              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
              年、月、日,《左传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穀
              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
              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
              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
              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
              “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
              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
              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
              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
              《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
              “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
              载,琴张往弔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
              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
              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
              张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
              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
              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
              行。后辈的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
              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候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
              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
              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
              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灭绝,
              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
              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
              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
              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
              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
              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
              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
              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
              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
              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
              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
              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南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
              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
              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泯王、襄王,垂及王
              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
              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
              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
              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
              “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辫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
              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
              “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
              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
              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
              (1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
              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
              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3·15)孔子还说:“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
              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而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
              哪里都去学习。(19·22)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
              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舍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
              《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箴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
              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是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
              “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
              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
              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
              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
              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
              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
              “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
              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
              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
              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
              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党低廉,只是十条干肉,
              (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
              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仅
              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
              鸡,佩猳豚”,简直象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
              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
              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弟。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
              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
              《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
              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
              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
              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
              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
              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
              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字敬德   号文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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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觉妄穷而真独露,每于此中得大机趣;既觉真现而妄难逃,又于此中得大惭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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