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盛世何时才能实现。

爱思考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是治理国家的总原则，汉唐盛世时社会又是这么富强，那么大同社会为什么没有再次从中国出现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问题，需要详细解答。

首先，再好的学说也需要人去实现。不实行，最完美的理论只能是纸上的图画；不去遵守,再完备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制定法律的人也只能眼看着社会一天天混乱下去。先师阐明了大道，但学道修身则在人自己，运用到社会中去,就需要有政治家去实践。有人会说，汉朝时不是已经“独尊儒术”了吗，既然已经遵行,儒学为什么没有将美好生活留在世上?两千年的历史，儒学都是主流文化，但昏君乱臣层出不穷，改朝换代战乱不断，近代还让西方列强祸害的不成样子，这又是为什么？
    中国有过太平盛世，但更多的是乱世，这的确是事实。但这不是尊崇儒学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儒学没有真正被推行。汉代确实有过“独尊儒术”，历朝历代也都尊孔，但几乎都是片面地用了儒学的部分思想，还在被有意地歪曲，圣贤真正的主张没有被弘扬，最关键的原则也没有被推行。什么是最关键的原则？那就是“天下为公”，它是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财富公有，贤能治国，帝王禅让。读过历史的朋友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了,数千年的历史整体上是“为私”的。圣贤提倡的是“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家天下顶多只能算是“小康”。先师在畅谈社会的时候这样说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

尧舜大同之后，天下为公就变成天下为家。社会财富与权力成为了私有，人们都是只去关心自己的亲人，劳动完全是为了自我。采用世袭制度，财富与特权世代相传天经地义。城郭严防，礼义约束，烦琐制度，监督君臣，规范亲情，奖勤罚懒，鼓励创业，注重权谋，结果是这些法规经常被触犯，酝酿着社会动乱的不安因素。为避免内乱外患，国家机器需要强化，民众处于强权控制之下，这时候是夏禹、商汤、文王、周公，等贤君明相出现的时代。他们建立了一套礼仪规范，制定各种制度。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大家才相安无事，经济才能发展。民众必须遵守各种约束生活才有保障，有条件地享受福利，勤苦工作，严格有序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这叫做小康社会。
　　

　　圣人倡导大同也描述了小康。他告诉后世，尧舜时代那样的大同和谐社会才是最美的。预言在未来之时，大同世界还会降临。他明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那就是文化兴起之后的中国是由大同到小康然后再到大同，这就是儒家的“三世”说。大同经过尧舜时代，在禹王之后转入了小康。小康其实是指大道隐微之后的繁荣，它需要有文王、周公这样的明君贤相治世才能够实现。有圣人治世，实行礼乐教化，遵行道德仁义，否则小康社会就会变成“礼崩乐坏”的乱世。中国经过了三千余年治乱交替的漫长时光。先师告诉我们，大道彰显的时代会出现太平盛世，大道衰微的时代会有小康和乱世交替出现。人类经过很长时间的乱世与小康之后，第二次大同世界才能够到来，这一次才是永恒的“太平世”。

    大道显隐的原由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心是否遵从天理。大道是永恒的，人心和谐则社会和谐，人心乖张则社会混乱，治乱在于人的选择是否正确。尧舜时代，人的物质生活还不够丰富，物欲不足以扰乱人心的和谐善良。民众尊重宇宙规律，思想纯正和谐，心无杂念，敬畏自然，善待社会，所以会出现了第一次太平盛世。这一切在大禹时代逐渐发生了变化。大禹是一位有着卓越智慧的圣人，禹的父亲鲧是治水首领，传说曾盗取“息壤”来拦阻洪水，但是错误地用了堵拦的方法，治水九年没有成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山海经》中描写道：“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壮志未酬身先死，死不瞑目，三年后尸体不朽，天帝派人持刀剖其腹，大禹从腹中降生，尸体化作了一只虬龙，腾空飞去。

    禹拥有大智慧，治水屡见奇功。他采用疏导的方法，先后打通了“鬼门”、“神门”和“人门”三峡，历尽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降服了滔天的洪水。他勤政节用，为民众尽心尽力，先师称赞他“卑宫室而尽力沟洫”。由于他的卓越贡献，社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物质财富逐渐丰富起来了。但是随着财富的丰富，人们的欲望心也开始膨胀了，对利益的追求逐渐超过了对道义的崇尚。开始掠夺自然资源，人与人也开始疏远，社会内部为了利益的分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人们用各种方法争先恐后地获取利益，尤其是掌握着权力的官员，以权谋私尝到甜头后，逐渐淡忘了职责和大义。这时的大禹渐渐地老了，他依照选贤与能的传统选拔了贤人益来继承自己的责任与权力，准备禅让。但是就在他去世后不久，各地的部族首领没有尊重他的意愿，而是共同推举了他的儿子启来担任国家的新领袖。启召集天下诸侯，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建立了第一个世袭制的王朝，从此拉开了家天下的序幕。天下为公的禅让制终结了，夏王朝诞生。纠起原由，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愚蛮心态的怂恿下，特权群体为了保持即得利益，用世袭取代选任贤能，试图将现有的本来是属于全体民众的权力与财富占为己有，并且还要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物欲的诱惑就这样使人类背叛了大道。


    在尧舜时代，人们信任自己推选的贤人，非常爱戴他们，将国家权力完全交付给他们行使。大禹治水成功后，也被拥戴为国家的领袖。他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治理肆虐的洪水，必须强化国家的组织能力和领袖的权威，严明纪律。他在涂山大会集合各部族首领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对藐视纪律的防风氏进行了严厉惩罚，诸侯对他的管理才能非常敬服。涂山之会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的标志。会后大禹将各地贡献的铜铸成了九个神鼎，象征崇高的国家权力，后来九鼎成为中华镇国之宝，代表着最高民族利益。但是强大的权力机关成立之后不久，却让一些被物欲侵蚀了的人有机可乘。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和资历，将维护民族利益，行驶正义，为民造福的神圣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是贪欲玷污了神圣的宝器。民众不愿失去美好的家园，在人间正气感召下，他们忍无可忍会凝聚起来将这些贪赃枉法的骗子们赶走，而既得利益者会千方百计阻挠，尖锐的社会矛盾出现了。有些心怀叵测的人也在利用民众的愤怒达到自己篡夺权力的目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发为大规模的冲突，战乱纷起民不聊生，社会进入了乱世。为了维护国家权力和民族利益，防止社会动乱，缓解民众的激烈行为，尽力保持官员的廉洁，消除不安定因素，儒家提出了“礼乐刑政”之良策。制订这些宝贵国策的人就是先师说起的商汤，文王、周公等圣贤。在他们的治理下，井然有序的小康社会出现了，成为在物欲社会中维护人民利益的最好形式。

    在先师描述的小康社会中，人民在道德规范的维护和控制下生活，当政者也要受到必要的约束，“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从国家权力到家庭生活，一切都应在儒家制定的规范之中运行，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其正常发展。“礼别异，乐和同”。礼是用来建立秩序的，乐用来和谐民族情感，礼乐教化比法制管理完美而高效。法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来实施，需要军警、法庭和各种复杂的程序，人民是被迫的，没有热情，也无权直接参与。而礼乐教化靠的是舆论与良知，人们会发自内心地自觉遵从，能升华情操，心态非常美好。先师特别推崇礼乐，同时也提倡完善法制。他曾经担任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他主张严明法纪，慎用型罚。惩罚必须与教化密切结合，不能不教而惩。他说：“不教而杀謂之虐”。与礼乐和法律同样重要的是政治。“政者正也”，政治的关键就是当权者以身作则，“其身正,无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礼乐是教化，刑法是警防，政治是示范，带领民众行使与遵守它们。

    只有礼乐刑政健全，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够出现。所以儒家既推崇文明的言行规范——礼；也重视和谐的情感交流——乐；还主张高尚人格的引领——政；同时提倡健全的法制——刑。先师为蒙昧的古代社会树立了智慧的典范，为启蒙前的心灵点燃了光明的火炬，为民众的生命生活谋划了完备的保障。所以即使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只要有识之士能够虚心学习儒学，充分运用儒学原理，在社会中认真推行，一个能让民众过上富足的生活，有公正完善的选举制度，有健全的法治、良好的社会秩序，人民安居乐业，道德高尚，文化繁荣，设施良好，身心健康，社会全面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小康社会就能实现。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个小康盛世，比如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宣之治等等。已经非常接近于理想社会，达到了人类古代文明的顶峰。汉代长期实行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曾经全部免除农民的田租，国家赈贷鳏寡孤独，救济穷困老弱，《史记》中称文景之治时国家的富裕“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杜甫诗在诗中描写开元盛世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贞观之治时期实行了轻摇薄赋、让民众休养生息，合并省州县，精简吏员，不大动土木，紧缩军费，政治上任人为贤，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完善分科举士制度，使官员凭才能被录用。惩办贪官，奖励清廉。“选用廉吏”使“官得其人，民去叹愁”。强调择人、任官、考核、奖惩的吏治。不管是世族还是庶民，都能尽量做到“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有其才，虽仇不弃”。还通过令官员自陈操行、言官纠劾、密陈检举，“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使得社会一度出现了“来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29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离粮，取给于道路焉”的和谐盛况。古代“丝绸之路”沟通中西，首都有大量的国外客商和留学生，玄奘长途跋涉，取经印度；鉴真浮桴东海，讲学日本。政府胸襟广阔，开放兼容，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汇融合，使文化雍容大度，绚烂多彩，社会充盈着宽容、大度和自由，人们尽情展示个性，表达真实的声音。可以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豪情与浪漫；也允许有《新安吏》、《石壕吏》这样尖锐的社会批判。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物质文明辉煌灿烂，经济发展举世无双。南宋的社会总产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二，这是人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的，即使是在最腐朽的清代，经济规模仍然长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儒学主导着的古代中国。

    大同社会无法实现的原因还因为周遍民族的野蛮入侵，战乱中国破家亡，生离死别，如何去安心建设和谐的社会。近代西方列强纠集八国共同出兵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毁长城，人心愚昧到敌视自己的民族和传统儒学的程度，国家还能不衰落，社会还能不混乱，人民还能不贫困？先是外族入侵，后是列强瓜分，再加上五四、文革一帮败家子，几百年的内忧外患，国家就是这样衰落下的。


    与其他民族一样，中国有盛世也有乱世，有辉煌也有苦难。历史要正确地看待，不能仅仅纵向地古今对比。如果那样的话，三岁的儿童可以笑话老子没知识，因为他没看过《蓝猫》。童子军敢说孙武是兵盲，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火药。我们都可以不敬重自己的圣贤，因为他们不认识ABC……。但是就在两千年之前，先师就已经阐明了乱世与小康，今天我们还在使用这个词。先师预言大同世界将会出现，大同世界就一定会来临。其实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现在的人是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信息技术可以将天涯海角的人拉近在咫尺，宣明大道的时机到了。只要我们真诚发源，用自己的生命去寻找大道，潜心学习儒学，获得圣贤的智慧，在同道交流过程中互相印证，确信领会了圣贤的真意，然后通过科技平台广泛宣传，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学儒，信儒。每一个人每年能带动两个人真心向道，这样用不了多少时间，整个世界都懂得了儒学的真理与真言。整个人类都觉悟了，全心全意遵从先师的教导，全人类和谐了，大同世界不实现都不行。实现了大同，人人都得幸福，我们是其中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不仅享受永恒的福禄，我们还是福音的传播者，永远获得荣耀。与圣贤一起载入史册，共同见证宇宙的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