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复兴网  云尘子


看到很多学者、专家在拿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来反对华夏服饰复兴，这是一个很难说清但是又应该说一说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件与华夏服饰复兴和华夏文化复兴关系很大的事情，所以，在此还不得不说一说。

《史记·赵世家》等书中详细记录了此事。因为原文太长，我们有所选择地加以解说。

所谓胡服，是指当时华夏族之外的胡人的服装，其关键在于袴褶，也就是上褶下裤，褶是夹衣，方便实用，这里指的是穿胡服；所谓骑射，是指学习胡人骑马作战的方式，改变原来车战的方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胡人的服装也不可能国君、官员和百姓的都一样，不可能文人、武士的服装都一样、作战时和平时的服装都一样，赵武灵王所提倡的是让赵国的所有人都改穿胡服，而不是只让武士、兵卒穿用；第二，在华夏服饰之中，并非将士、士兵也穿长袍大袖的服装，并非在平时和作战时都穿华夏礼服或华夏日常服装；第三，胡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善于养马、驯马、骑马，而且他们民族所生活的地方适合于养马，华夏民族不是游牧民族，要有好马，从何得到的呢？华夏民族是否也应该成为游牧民族呢？第四，射箭在华夏也是极为重视的，但是，骑射却并非华夏方式，在当时情况下，学习骑射不是可以，但是，骑射是与攻城略地的目的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直接与侵略他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第五，如果赵国后来连续二十几年的胜利是因为学习胡服骑射而得到的，那么，秦朝、汉朝、唐朝所穿的是华夏服装，他们对付外来侵略时又是怎么取胜的呢？最后，华夏服饰不是不能借鉴胡服而使我们自己适合于作战的服装，作战方式不是不能借鉴骑射而有我们自己的作战方式，所以，赵武灵王的做法，实际上是纯粹为功利而放弃华夏服饰的做法，是用骑射替代华夏作战方式的做法。

在战国时期的周赧(nǎn)王八年，赵国国君赵武灵王为了实现霸业，为了攻城略地以扩大疆土，所以提出来“胡服骑射”的主张。这里要注意的是，第一，拓土开边、争占土地，都是国君的欲望，而不是百姓的理想，是否百姓之福？是否值得推崇？假如提倡拓土开边、争占土地，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资格反对外来侵略，那将是一个“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动物性世界，而华夏文化的理想是通过道德仁义而使天下归往的“王道”；当汉人被外族侵略的时候，我们义愤填膺，汉人去攻占他族的土地，不也是侵略吗？第二，华夏文化主张“国泰民安”，而不是“富国强兵”，在“国泰民安”的主张之中，既然是“国泰”，就不能没有力量保证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就不能没有力量保护已有的疆土，其目的是为了使百姓安宁，而不是把百姓推到战场上去为了满足国君的欲望而充当炮灰，而赵武灵王的目的恰好与此背道而驰。第三，从当时的“天下”来说，因为天子所管辖的地方叫做天下，所以各个诸侯国合在一起就是“天下”，当时确实已经没有天子了，确实是霸道横行，但是，正因为没有人实行王道仁政，所以才争战不已，导致民不聊生。在春秋时代，相对比较好的是齐国的管仲，孔子说他“如其仁”，意思是说“算是有仁”，原因在于他“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意思是说不用战争方式达到联合诸侯的目的，赵武灵王的做法却恰好是“以兵车”，所依赖的方式也就是战争，所以，他连管仲也不如。

赵国的大夫公子成一开始反对胡服骑射的主张，为此而假说有病而不上朝。武灵王派人去劝说，所说的理由是“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华夏文化主张“从道不从君”，也就是说，无论是君臣还是百姓，谁的主张符合道义就服从、听从，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是天子、国君、重臣的话也不服从。所以，在一个家庭之中，做父母的首先要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道义，而不是要求子女必须完全服从；在一个国家之中，国君首先要考虑自己的政令、措施是否符合道义，而不是要求臣民必须完全服从。我们都反对那种“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说法和做法，这种说法和做法本身就是违背华夏文化原则的，武灵王要子女听从父母的，让臣民听从国君的，与“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如出一辙，所以，他的说法和做法是违背华夏文化原则的。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玟技能之所试也，逺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舎此而袭逺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这一段里，公子成说得很清楚了，“中国”也就是华夏之地，这个华夏是实行圣贤教化的，因为圣人以道义教化天下，所以，不敬畏圣人之言，必然违背道义；华夏是讲究用礼乐治国的，华夏服饰从黄帝时代开始就是与礼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蔽身御寒的服装，武灵王要使全国上下都改变服饰，礼乐精神也将因此而受到损害；华夏文化是重视自强不息、“使养生丧死无憾，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然后使远方外邦之人效法学习、内心向往而愿意归附的文化，武灵王的欲望却是不顾国内百姓如何，却一心想侵略拓边、称霸诸侯、武力征服，因此是“变古之道”；武灵王的主张遭到了国内一些大臣的反对，百姓的反对之声也不会少，毕竟他的主张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是对外扩张，百姓不会不反对，因此是“逆人之心”。这样的做法应该赞颂吗？

武灵王派遣了使者，没有达到目的，就自己亲身前来，好像是广纳忠言，却责备公子成是“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鄙事之丑”，又说“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寺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话已至此，公子成不能不同意，不同意也没用了，只好接受国君所赐的胡服，这种做法与强制接受没有多少区别。同时，他说得冠冕堂皇，掩饰了拓土扩边的想法，而改成了防备四周侵犯的说法，可以说是“动之以利害”，而不是“晓之以仁义”。

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个改革，从成效来说，确实一时之间收获不小，七年之中，“略中山地字于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攻取丹邱、华阳、鸱之塞”，“取鄗石邑、封龙邑”；“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于云中九原”。但是，其中哪一项战绩是保家卫国的？哪一项战功不是拓土扩边的侵略？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连年的征战中死去的赵国以及与之作战的国家的百姓有多少？胡服骑射之后，导致礼乐道德完全崩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威武数年的赵武灵王被自己的儿子派兵围困，被围困了三个多月，没有饭吃，就掏刚出生的小鸟吃，最后被活活饿死，《史记》的原文是：“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毂”下的“车”改为“鸟”] （què kòu）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这难道是真正的成功吗？

宋代人袁燮在《絜斋家塾书钞》卷九中曾经说过：“为而不为则失事，机不当为而为之则失人心。且如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商鞅之变法，苻坚之伐晋，似此之类，其始之不从者亦多矣，然数君者皆断以己意，而必于欲为，故终于致败乱者有之。”

所以，胡服骑射的问题如何评价，涉及到对华夏文化认识的问题，涉及到是以王道为标准还是以霸道标准看待事物的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之中，华夏文化复兴不起来，华夏服饰不会被我们重视；华夏服饰与华夏文化的关系弄不清楚，支持华夏服饰复兴的不可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