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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曲阜洙泗书院记游
    曲阜洙泗书院记游


        访问曲阜洙泗书院之前,我想先到孔庙去一趟,因为到了夫子的故乡,不跟他打个招呼,会因失去礼节而心中不安,可是,到了孔庙,才觉得事情真有不巧,那里正办一个文化节,戏台就搭在孔子寝宫大成殿前,接近孔子的所有通道都被荷枪实弹的保安封锁,除了演戏的之外,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我也就无缘接近近似于被软禁的孔子,我只好像《等待哥多》中的那个傻蛋一样在外围傻等,希望戏演完之后孔子能拨冗接见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幕谢人散,可天已趋黑,他老人家已衰惫到无法见客的地步,而我也同样心身疲乏,于是只好作罢。撤出庙堂,在大门疲软地清咳一声以后,消失在孔子时代逝去2500年之后的夜幕中。古都曲阜霓虹凄迷,大街小巷,人气如牛,暮秋的晚风和我一样沮丧,密如棋子的客栈都打出爆满拒客的幡旗,是夜,在孔子故里投宿无门,只好驱车到邹县亚圣孟子的故乡过夜。


        次日,从邹县前往洙泗书院,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究竟该用什么方法怀念孔子,在中国文化经历了2500多年的陶洗和净化之后,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更灵活,更细腻,也更畅达,对生命价值的阐释更有抒情吟唱的空间,但同时也更容易走向毁灭、调侃、实用、恣意妄为的误区,不能从正常生命意义上与孔子接近,精神的栖居地被另类的事物占领了。而这正是我所忧虑的。


        我知道孔子这个名字时候,已经十四五岁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批林批孔方兴未艾,孔子成了草民蔑视的靶子,铁血金戈的白天黑夜,他的塑像连同思想被劈得形销骨散,体无完肤。由于精神的盲从和对文化的辨别的低能,我在未接触孔子任何著作的时候,就如同匹夫匹妇那样跟在人后摇旗呐喊,一点也看不出自己灵魂的变形和孔子灵魂的哭泣。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今天的成人,我是踏在孔子的灵魂上前进的,愚钝的生命被唤醒,而对文化的膜拜与寻宗迫使我消隐在孔子庞大的精神体系之中,像隐士那样活着,人生中许多美好的季节都是在对孔子的遥想中度过的,我感觉到了树叶由绿变红,果实由花蕊变成金黄,春的信息像犁铧那样从荒圮的心灵拂过,生命美妙到无与伦比的地步,罪恶已经离我远去,文化最终可以将一切丑恶感化。


        汽车在我沉思默想的时候,像匹纯种的白驹,在辽阔的曲阜平原奔跑。庄稼已经收割,粮食均已入仓,四野皆是大地的原色。这样的风景,特别能看清遥远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并渴望与遥远的热土亲近。正午过后,洙泗书院到了。


        如今的洙泗书院,远没有从前那样风光,独处乡间,置身乡舍农田之中,离市区很遥远,来曲阜游览凭吊的人也只到孔林、孔府、孔庙那样的公众化程度很高的场所去走走,很少有人记起这乡间旷野中的讲舍曾经与孔子的生命息息相关。因此,洙泗书院的繁华也就只存在于史志当中。大多数时候这些史志是尘封的,不过,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史来说,它们时刻准备打开,就像这座乡间的庭院,虽然长年处于闭锁状态,但钥匙总放在那里,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文化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凭着一把钥匙进入内宅。


        中国书院的历史,其实是只能从唐代算起的。作为教学组织而存在的书院历史更晚,大约始于五代至北宋初,因此,如果我说洙泗书院的历史有2500年之久,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指正,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渊源,我们完全可以据此一路上溯。好在这件事情修撰方志的前人已经做过了,而且十分到位。


        根据方志的记述,洙泗书院就是孔子晚年讲学的“先圣讲堂”。《阙里文献考》记载:“汉时诸弟子房舍、井瓮尤存,光武帝击破董宪于昌虑还,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诣左右曰:‘此吾太仆之室也’。”元至元三年(1337),孔子第55代孙孔克钦任曲阜县尹,在旧址上创建书院,任命孔子第53代孙孔滨为山长,因书院位处泗水以南、洙水以北,故以“洙泗”命名。明代正德二年(1507)朝廷升山长为国子监学录,规定由孔氏子孙世代接替,清代各朝相继整修,到民国期间,殿、堂、门、庑等各项建筑仍旧十分完备。今存建筑40余间,分为三区,东区有更衣厅,西区为礼器库、神庖、神厨,中区为大门、讲堂、大成殿、两庑,院前有神道,神道的尽头为牌楼,楼额大书“洙泗书院”四字。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洙泗书院虽建在孔子讲学的旧地,但却没有延续孔子聚徒讲学的传统,而只有奉祀孔子的功能,这是后世对孔子神化的结果。乾隆本《曲阜县志》说:“书院者,本为春秋讲学而设也,今朝祀虽肃,而弦诵之声无闻,戾厥旨矣。”可见曲阜本地的古人对此也有看法。


        洙泗书院的宁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就如劳累了一天的乡亲,正在休息当中。孔子曾说,宁静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与身份的高低贵贱没有关系,人作为生命体,不管世道艰难、战乱惶恐,都必须确保其最起码的幸福,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力。孔子的幸福是在战乱的流浪中获得的,这种幸福超然于世,充满大智慧,有着人类最奢华的情感,如今这种幸福回归到宁静的质朴,就像这庭院的泥土无法改变、无法替代,静然无声。


        在洙泗书院,文物所呈现的气象是次要的,屏声敛息的神器、华美的彩饰、繁芜的殿宇、青苍如云的古柏,都不如这散发出天堂气息的宁静,给人以超越时空的伤怀的震撼。这种宁静能使我的闲游变得毫无目的,人被侍弄得很慵糜,随便地靠在某根立柱上,或者坐在台阶上,就可以沿着花春秋实、夏雨冬雪,一路写意过去,直指物换星移的战国,历经朝存夕亡的天下纷争。那个时代,孔子并不是万能的,和多数人一样过着贫困又无地位的生活。为了生计,孔子曾做过仓库管理员,也曾担任过管理牧场的小职务,出任主管营建的司空,离开鲁国之后,在齐国却受到排斥,转到宋国、卫国。生活也奔波不定,又在陈、蔡两国间遭遇困厄,最后才回到鲁国。就像众多贫寒的拖儿带女的父亲带着自己的学生在国与国之间流浪,譬如在陈国或者卫国当食客,譬如避难于楚国负函。黄昏来临,皓月当空,子贡到附近的村落寻找宿处,颜回和子路准备食物,饭后,大家聚在一起,听孔子弹琴,修改民谣,或者请当地的歌手来演唱,有时也到农民家中,讲解农事,指导祭祀,就如孔子自己讲的那样“鄙事多能”,精通流浪生活必备的各种本领。在流浪中,交谈是每天的功课,譬如子路问如何事鬼,孔子就说连活人都不能侍奉好,如何能侍奉死者的亡灵呢,子路又问到底什么是死,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譬如宰予问孔子,皇帝怎么可能活300岁,他是人还是鬼,又对颛顼、帝喾、尧、舜、禹的传闻好奇,孔子就呵斥他说,你一日之内要问遍三皇五帝,不觉得狂躁吗。诸如此类的情况常常发生:被人追杀,或者战争马上就要打开,便不得不赶快逃命。有一次从宋国逃往郑国,师徒分头行动,孔子与弟子们走散了,一个人站在郑国都城新郑等待与弟子们会齐,子贡先到城内,也在寻找老师的下落,郑国有人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那里站了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疲惫倒霉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狗。”子贡按照那个郑国人的指点,匆匆赶到城门,果然见孔子正在四处张望,子贡把刚才那位郑国人的话据实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后笑着说,“一个人的状貌如何,那是不重要的,倒是他说我像条丧家狗,那可真是呵!那可真是呵!”,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又譬如一次,吴国出兵划陈,楚国派军队救援陈国,临战之前,孔子一行仓惶出逃到陈蔡两国的边境上,沿途正在交战,百姓逃命于外,陈蔡两国都派兵一起围困孔子。孔子一行被逼到荒野上动弹不得,无粮断炊,又正值盛夏,炎阳凌人,一个个饥肠辘辘,四五天没有吃到一顿饭了,随行弟子饿病了,都打不起精神来。孔子照样不停地讲他的学,朗诵他的书,弹他的琴,唱他的歌。子路满怀懊恼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会有这样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会有的,只不过君子遭到穷困时,能够把持自己,小人遭到穷困的时候,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子路又说:“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善,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就说:“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从矣!何独丘也哉?”然后,补充了一句很著名的话:“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困窘、危难的时候,信仰危机发生,子路听了老师的话之后,竟然忘却了饥饿与疲惫。鲁哀公十年(485),在寄居地楚国负函发生了一件小事,促使孔子回到这座庭院。有一个名叫接輿的装狂自隐的贤士,很敬佩孔子的学识,但却不赞成他的政治主张,有一天故意经过孔子身边,唱了一首歌:“命运为什么这样多难呢!凤啊,凤啊,你的品德身份怎么这样低落?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补正了呀,未来的还可以来得及避免的,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呵!”。孔子下了车,想和他谈一谈,他却飘然远走了。孔子呆望在那里,衰惫了,于是决定返回鲁国。


        孔子在外面奔波十四年,觉得需要回归宁静的阳光和宽厚的大地,于是就在国都曲阜开始了他的专职教育家的生涯。

     
        孔子那个时代,这座庭院,没有现在这种王气,简朴之中弥漫着至爱的宽厚,丁香花一片一片的,怡然自得。颜回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崇高的德行,没有别的语言可以形容。那时他的学生已超出了鲁国的范畴,贵族子弟也投奔到了他的门下,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作讲义,并刻在甲骨上,学生散布在这座庭院的四周,结庐而居,甚至终生与他相伴。


        孔子的晚年,天空是蓝色的,白色的云朵像雪橇一样在天空散步,师生之间没有精神障碍,大地沉静,季节如同一首缠绵而又心动解頣的乐曲,战争的阴影只在心灵小憩片刻便消逝了,生命普通但又神圣不可言喻。夜深人静,万籁俱息的时候,孔子常常回忆那些流浪的岁月,回忆自己从三十岁开始聚徒讲学、打破“学在官府”的定规的悲壮历史。孔子对学生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自愿投奔门下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三千弟子,大多出身微寒,他没有因为他们微贱而不教育他们。颜回从学孔子之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艰难苦厄,什么都受过,颜回死时,贫穷不能入殓,他的父亲想卖掉孔子乘坐的马车为颜回下葬,子张曾经做过马匹市场的经济人,子路从学之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后来富甲一方的子贡,曾被人称为“鄙人”,曾参年轻时在家务农,衣食无着,子夏早年衣不遮体,公冶长是一名罪犯。这些人,现在都已成了人材,备受尊重。孔子卧床闭目,毫无障碍地想着,满天的繁星静伏在庭院的上空,直到日上树梢才撤离。孔子晚年在这座庭院里,谈论得最多的是他的“乱世哲学”,企图用“天命”诠释一切。生于乱世,如何得到幸福,获得人类共有的福祉,如何防止内乱、战争,获得和平的生存空间,都是他的天命说所考虑的。企图用诚信、仁德来融洽君臣百姓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种基本的道德制约,互尊互信,才能避免骨肉相残,同族争斗,才能恢复天下的安宁,带来和平。他甚至还预见了恐怖主义并制订理论来防止它的发生,从仁义礼出发看战争,指出“春秋无义战”,仁者无敌于天下。


        孔子时代过后,这座庭院的价值取向开始改变,人们用一种功利的方式面对教育,读书人的生命只用于写作每个时代的《儒林外史》,在由人向神的改造中,孔子一次又一次地被贱卖,为奴为妓,这,当然不应当由孔子来负责。


        事物的伤感来自于事物的内部。对文化唯美主义者而言,伤怀来自于内心,我愿意从一切破旧事物中测窥到美仑美奂的一面。这座庭院依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依旧能回到宁静的翠色中去,这已经很好了。设若我不曾来到这里,这座由一把锈锁锁住的阒无人烟的庭院,永远也无法向我敞开它美好的一面。现在,掌管这座庭院的人是这座庭院所在的乡村的一个干部,与农人管理自己的茅舍没有什么区别,或许孔子当年的讲舍本来就是这样管理的,事物在转一个圈之后,又回到了本原。


        我的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灵魂处于一种飞升的状态之中,空空的庭院也没有将忧郁带给我,我看见一群一群的飞鸟来访问这座院落,它们落在屋脊上,藏在翠柏丛中,太阳在上空盘旋一天了,现在它们好像要回到家中,渴望静伏在爱人的身边,听它讲有别于人间的遥远的故事,庭外的乡村,很安静地将炊烟放出来,那些远逝的灵魂沿着炊烟的通途回到这座庭院的暮色中,与我一道分享人间最普通但又最奢华的幸福,我的心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温馨,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兔死狗烹,没有天涯沦落,我闻到了这座庭院特有的来自大地的体香,我感受到了她生命的花季和雨季、高潮与低潮。我是她最后的爱人,她同样是我最后的爱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种幸福更奇妙的呢。


        孔子曾经也得到过这种幸福吗?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逝去的时代,永远无法再活过来。黄昏来临,夜幕低垂,独自遥望这座庭院的暮色,山川草木都在抒发各自的感慨,幸福一定穿着一款闲装,藏在什么地方,孔子将它抓住了吗?如果没有抓住,幸福一定是被那只惨遭猎杀的不合时宜的麒麟吓跑了。孔子看到那头人所不识的怪畜,只说了一句:“吾道穷矣!(我行道的希望怕是完了)”幸福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妻子死了,儿子死了,弟子一个接一个夭亡。颜回也死了,孔子与颜回情同父子。鲁哀公问孔子:“你那么多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好学,他从不拿别人出气,也从不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那样的人了,没有听到有好学的人了。”子路死在战乱中的卫国,尸体被士兵剁成了肉浆,临死之前,杀死他的人用戈矛击断了他的帽带,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系紧帽带而死。孔子闻讯之后,将准备食用的肉浆倒掉了。孔子病倒了,昏昏沉沉躺在病榻上,梦见自己坐在讲堂前面两根大柱子之间祭奠什么,随即叹了一声,口里哼道:


        泰山就这样崩坍了吗?


        梁柱就这样摧折了吗?


        哲人就这样凋谢了吗?


         哼完不禁滴了眼泪。子贡听到歌声之后,就说:


         如果泰山崩坍了,我们仰望什么?


         如果梁柱坏了,哲人真的死了,


         我们将要效仿谁?


         孔子双目凄滞,七天以后,溘然长逝。从此,幸福与不幸,都与他没有关系。然而,幸福是每一个人都应有的权力,不管世界多么混乱,不管和平多么难以出现,你都得为幸福而祈祷,贫穷也好,失宠也好,疾病也好,你都应当得到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就像这袅袅升起的乡炊,就像一盏接一盏亮过去的灯火,就像这静静无声而灵魂俱在的庭院,就像这庭院之外一望无际的平原,秋天已经过去了,水稻、玉米、包谷早已收割了,种地的人回到家中,守着一锅热粥,盘点一年一年的余钱剩米,梦中枕着爱人的手臂,对着天空唱歌,有什么比这种幸福更超值的呢?一天晚上,我独自在家,爱我的人为各自的事情而奔忙,因为从小不曾下厨,晚饭无着,我不得不学着煮水饺,我一边煮一边想,幸福生活有时就等于一碗水饺,这种幸福是庸常的,甚至是半生不熟的,但却是真实的。


        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幸福随时可能降临又随时可能被吊销的时代,幸福来自于社会良知和道德的觉醒,生命的平等意识掩埋在各种纷繁的争斗之中,空头的说教文本好似冥钞购不到面包和牛奶,为五斗米奔波的人,拿着花花绿绿的文凭在大街上兜售,只是那些文凭如同过气的“小姐”卖不到好价钱,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人,也只是照搬书本,甚至教你一些男盗女娼,孔子那样的老师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了,自由言说的快乐好久以前就已消失了。这样的时代,我特别怀念孔子,想到他,本身就是幸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早晨五点钟醒起,在黎明的曙色中,默诵《伦语》的片段,或是打开灯,读孔子的生平传记,读《诗经》、《礼记》、《春秋》,作点笔记,写点感想,九点钟起床,然后早餐,然后中餐,然后晚餐,青菜萝卜,面汤粗饭,而后继续读孔子,而后入眠,而后入梦,在梦中,见我想见的人,干我想干的事,唱我想唱的歌,牢记孔子的教导,九省其身。我对人说,学点孔子是多么地幸福。我常想,幸福是否也可以与孤独这个词来搭配,比如孤独的幸福,在孔子快被彻底遗忘的时候,我的幸福有一种孤绝感,这种孤绝感的出现当然是在我醒来之后。人生总是醒着,多么可怕!


        孔子已经永远不可能醒来了,这座庭院用它永恒的暮色作为背景,如果孔子总是处于熟睡状态,同样可怕的狠。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在流亡陈国、蔡国或是卫国的途中说的话,孔子看到了世界的飞速变化和飞速变化中的世界。孔子仙逝快2500年之后,对死的恐惧仍然缠绕着我这样的俗尘生命,害怕死亡害怕永远昏睡的同时,也害怕这座庭院逐渐荒圮消亡,对于每一位凭吊这座庭院的今人来说,将它唤醒是很有必要的。


        规律是很重要的哲学名词,设若一切事物都按照自身的规律起居,幸福将不再是稀有的奢侈品。


                 2002年1月10-26日        岳麓书院半学斋    

                 (本文刊载于2002年《文物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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