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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师长们指导共同完善
    [SIZE=3]这是尼山宣言的补充内容,尼山宣言草案是在会讲开始之前拟订的,会讲之后同道们又提出许多您见解。整理如下,请深入指正研讨,逐步补充完善,作为我们共同的思想成果。 —————————————— [/SIZE][SIZE=3]当下正是处于儒学“第三期”演进之初,梁漱溟、熊十力开端,牟宗三、唐君毅诸子弘传,经过百年的发展与磨砺,当代儒学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风貌。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是第三期儒家文化运动之大纲维、总使命,这必然是时代之最大需要。现在我们要复兴儒学就必须接续当代这一儒家的大传统,由此而开拓未来。 [/SIZE][SIZE=3]当代儒学的演进面临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集体的智慧予以化解。儒家的智慧是民族的慧命所在,一个儒学命题的提出必然要得到群体乃至整个族群的认同才能够得以流传,一个新思维的出现只有经历来自民间的群体性实践才可能汇入儒家文化的大系。儒学在当下的多个问题都需要群体的参与才能够趋近定论。其中包括有“儒教”问题,儒学与当代体制,儒学与全球化,儒学的普及等问题。 [/SIZE][SIZE=3]“儒教”问题已经讨论了近十年,其中包含了如何定位儒学,如何定义“宗教”等许多环节,关系到各种文化力量,但是最终的解决只有到儒家原典中去求证。作为儒家后学,遵循“修道之谓教”来看待“教”是必然的。“儒教”一词古来有之,它的源头就在经典之中。传统意义的“教化”与现代的“宗教”显然是有分别的,这种区别近似于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包含知识、教育及社会体制在内的人文教化远比处于特殊生活领域的宗教文化要宏伟的多。另外,作为一种“宗教”,传播过程中肯定会引起同样角色的民族传统的顾虑,而作为教化,完全可以接受不同信仰和族群的亲近与选择。所以,试图将儒学宗教化的思维是不符合儒家自身义理与发展实践的。尽管可以作为学术的言说和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民间生活选择,但儒学的本然形态——“礼乐教化”不会改变。这也是群体思维作出的审慎结论。 [/SIZE][SIZE=3]政治人格是群体力量的顶峰,是时代脉搏的直接把握者,是“利益”的汇集点。而儒家学者则超越其上,作为文化人格由此进入历史的宏观层面。儒士是现实智慧的采集人,必须尊重时势发展的自身规律,超越于“势”外,同时可以返惠并指导于时势。然而却不是时势本身,不能与利益发生无谓的纠葛,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化人格之超越。儒者是时代的学生也是时势的导师,但不是时势本身。“君子不争”,不是一种自命清高,而是“命”之所在,由此确立明智的角色定位。儒者可以很自然地成为“历代帝王师”。但是没有哪位儒者试图成为“帝王”。在政务层面的杰出才干不等于拥享其利。超越于利益之上的儒者成为了伟大的“公务员”,出将入相辅佐身为群体人格的帝王,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和全体。这种全体性的社会儒家认为是“有道”的。而道的施行就在于尖峰的无为而立与超越人格的悉心扶佑。角色的各自正位是体制稳固的基础——享有者的清静拥有和超越者的优雅筹划,于是文化人格与利益人格得以和谐如一。 [/SIZE][SIZE=3]“儒学与全球化”所要讨论的是儒学在今天世界文化中的位置问题。我们认为:儒学的性质决定了她的位置。作为人类本性——和谐文化的承载,她必然是整个人类社会总的归宿。大同世界所描述的就是那样一天。全人类皆信奉儒学,皆遵从仁爱之道,和平和谐,文明礼让,安土乐天,永续发展。无限的幸福与希望就在于找回了真正的自我,找到了人所应当的生活。能够指导人类认识真我的惟有儒学。儒学是关于天与人的学问,天人之际由道相通。道就是和谐,就是仁爱,是中庸至正之言行,是发而皆中节不为物欲所动的那一分自然。她是人性的承载者,是人类的方舟,是高于一切同时又普通到极至的日用常理。在生命面前,儒学或许不是黄金,但她是水、阳光与空气。任何“学说”,“理论”,“主义”都可以宣称在自己高居在儒学之上,但任何创造学说的生命却都离不开水与空气。承载着生命同时也承载着所有思想的就是儒学。 [/SIZE][SIZE=3]“民主”似乎与儒学毫不关联,但是儒学却拥有自己的社会性话语——“民本”。当我们回顾“民主”发展历史的时候,能够明确得知,“它”肯定是一种权利与利益冲突的结果,或许不是最坏,但决不会是最好的。道理很简单,他是竞争的产物,也是竞争的规则。其起点是争斗,终点则是下一次争斗的开始。我们不能排除有时人类会为了爱去争,但是同时为了对方利益的“无私之争”估计是不成立的。争斗的规则不是为了消除争斗而设立,最好的结果只能是让真正的赢家尽快胜出,进而重新分配利益。无论胜利者多么高尚,他面对的只会是失败的对手。对待一个失败的敌人会怎样?可想而知,我们不可能发现哪种民主规则是所谓“完善”的,即便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更不能期待胜利者对待好友那样对待对手。用斗争的方法去寻找幸福是一种悖论。求得幸福的唯一正确方法则是走向儒学!她为我们准备了“民本”——用爱与和谐来促进人类幸福的规则。以全体的利益为起点,通过道德、伦理、亲情、教化,礼乐之道再以全体的利益为归宿。“民为邦本”并不意味着君为民敌。“民贵君轻”并不等于说君比民“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正确解释是:惩戒不因富贵而宽疏,尊重不因贫苦而屈减。用爱做天平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只有这种公平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SIZE][PP][SIZE=3]儒学的普及是儒学发展最重的课题。普及怎样的儒学?如何去普及?谁去普及?我们认为只有儒学固有的形态才是所要展示给社会的。儒学固有的形态是什么?与时偕行,其命惟新的礼乐教化!儒学是思想,但并不仅仅是思想,儒学是知识,却不单单是知识。儒学是什么?教化!集合了所有的知识、伦理、亲情、信仰、艺术、传统在内的社会最广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文化。他在社会大众面前的形式就是“礼乐”。规范的行为与高雅的艺术。维护和谐的秩序,陶冶美好的情操。礼乐是先民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独特的创造,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教民向善,莫善与礼。黄帝“[/SIZE]始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华夏文明的最鲜明的特征和最杰出的贡献都是礼乐,它蕴藏着永恒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功用。当一个时代连基本的“礼仪”、 “礼貌”也被否定的时候,他肯定无法实现安定与发展。当一个民族要从 “您好、对不起、谢谢”这些基本的礼貌语言学起的时候,她肯定饱尝了伤痛与悔恨。韩星教授说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儒学复兴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思想方面,更要通过礼乐文化的复兴来得到制度上的体现和社会上的落实。” [ALIGN=left][SIZE=3]作为儒家学子聚会的平台,圣城礼乐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意义将是“中国礼乐文化复兴的龙头,得天时、地利、人和。龙头一起,一定会带动中华龙整体飞起来。飞龙在天,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腾飞就指日可待!” 无规矩不成方圆。“[/SIZE]儒家学子”不是一个宽泛无收的概念,它有自己根本的内涵。儒家主张“有教无类”,无论民族、种族、国籍、阶层,只要自觉尊从传统规范修身治学处世,都可以被称为儒士。这种修习是基于信重而非功利,有明确的目标,有遵从的原则,有进求的路径。他们要有儒家的品行,能为同道认同;有儒家的学识;能体认儒学;有儒家的志向,能承担和谐世界的使命。儒学有民族的基础,首先是要爱自己的民族,要把民族大义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所以,社会与民众的认可是最终准则。当社会正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时,儒者群体的评判意义才突显出来。“圣城儒联”就担当着这一职责。儒家学子首先是师承,也有诗礼传家,“游于艺”,寄情经典,留存着中国人味道的民间学子。再就是长期研究接触传统文化从而回归传统的当代学者。更多的是一些年轻人,在多元氛围中自然而然地被传统文化的美所吸引,被震撼,逐渐选择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由于传统的断裂,现在评价一位朋友是不是儒者,要在其品行与志向,学识则因人而别。拥有了自觉的担当精神可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就会自然而然地以儒家学子自居,由此可以逐步超越小我融入历史,有了为大同社会去求索的信念,最终会继承往圣,与天地合一,成为真正的儒者。[/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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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正是处于儒学“第三期”演进之初,梁漱溟、熊十力开端,牟宗三、唐君毅诸子弘传,经过百年的发展与磨砺,当代儒学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风貌。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是第三期儒家文化运动之大纲维、总使命,这必然是时代之最大需要。现在我们要复兴儒学就必须接续当代这一儒家的大传统,由此而开拓未来。



      当代儒学的演进面临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集体的智慧予以化解。儒家的智慧是民族的慧命所在,一个儒学命题的提出必然要得到群体乃至整个族群的认同才能够得以流传,一个新思维的出现只有经历来自民间的群体性实践才可能汇入儒家文化的大系。儒学在当下的多个问题都需要群体的参与才能够趋近定论。其中包括有“儒教”问题,儒学与当代体制,儒学与全球化,儒学的普及等问题。



      “儒教”问题已经讨论了近十年,其中包含了如何定位儒学,如何定义“宗教”等许多环节,关系到各种文化力量,但是最终的解决只有到儒家原典中去求证。作为儒家后学,遵循“修道之谓教”来看待“教”是必然的。“儒教”一词古来有之,它的源头就在经典之中。传统意义的“教化”与现代的“宗教”显然是有分别的,这种区别近似于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包含知识、教育及社会体制在内的人文教化远比处于特殊生活领域的宗教文化要宏伟的多。另外,作为一种“宗教”,传播过程中肯定会引起同样角色的民族传统的顾虑,而作为教化,完全可以接受不同信仰和族群的亲近与选择。所以,试图将儒学宗教化的思维是不符合儒家自身义理与发展实践的。尽管可以作为学术的言说和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民间生活选择,但儒学的本然形态——“礼乐教化”不会改变。这也是群体思维作出的审慎结论。



      政治人格是群体力量的顶峰,是时代脉搏的直接把握者,是“利益”的汇集点。而儒家学者则超越其上,作为文化人格由此进入历史的宏观层面。儒士是现实智慧的采集人,必须尊重时势发展的自身规律,超越于“势”外,同时可以返惠并指导于时势。然而却不是时势本身,不能与利益发生无谓的纠葛,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化人格之超越。儒者是时代的学生也是时势的导师,但不是时势本身。“君子不争”,不是一种自命清高,而是“命”之所在,由此确立明智的角色定位。儒者可以很自然地成为“历代帝王师”。但是没有哪位儒者试图成为“帝王”。在政务层面的杰出才干不等于拥享其利。超越于利益之上的儒者成为了伟大的“公务员”,出将入相辅佐身为群体人格的帝王,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和全体。这种全体性的社会儒家认为是“有道”的。而道的施行就在于尖峰的无为而立与超越人格的悉心扶佑。角色的各自正位是体制稳固的基础——享有者的清静拥有和超越者的优雅筹划,于是文化人格与利益人格得以和谐如一。



      “儒学与全球化”所要讨论的是儒学在今天世界文化中的位置问题。我们认为:儒学的性质决定了她的位置。作为人类本性——和谐文化的承载,她必然是整个人类社会总的归宿。大同世界所描述的就是那样一天。全人类皆信奉儒学,皆遵从仁爱之道,和平和谐,文明礼让,安土乐天,永续发展。无限的幸福与希望就在于找回了真正的自我,找到了人所应当的生活。能够指导人类认识真我的惟有儒学。儒学是关于天与人的学问,天人之际由道相通。道就是和谐,就是仁爱,是中庸至正之言行,是发而皆中节不为物欲所动的那一分自然。她是人性的承载者,是人类的方舟,是高于一切同时又普通到极至的日用常理。在生命面前,儒学或许不是黄金,但她是水、阳光与空气。任何“学说”,“理论”,“主义”都可以宣称在自己高居在儒学之上,但任何创造学说的生命却都离不开水与空气。承载着生命同时也承载着所有思想的就是儒学。



      “民主”似乎与儒学毫不关联,但是儒学却拥有自己的社会性话语——“民本”。当我们回顾“民主”发展历史的时候,能够明确得知,“它”肯定是一种权利与利益冲突的结果,或许不是最坏,但决不会是最好的。道理很简单,他是竞争的产物,也是竞争的规则。其起点是争斗,终点则是下一次争斗的开始。我们不能排除有时人类会为了爱去争,但是同时为了对方利益的“无私之争”估计是不成立的。争斗的规则不是为了消除争斗而设立,最好的结果只能是让真正的赢家尽快胜出,进而重新分配利益。无论胜利者多么高尚,他面对的只会是失败的对手。对待一个失败的敌人会怎样?可想而知,我们不可能发现哪种民主规则是所谓“完善”的,即便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更不能期待胜利者对待好友那样对待对手。用斗争的方法去寻找幸福是一种悖论。求得幸福的唯一正确方法则是走向儒学!她为我们准备了“民本”——用爱与和谐来促进人类幸福的规则。以全体的利益为起点,通过道德、伦理、亲情、教化,礼乐之道再以全体的利益为归宿。“民为邦本”并不意味着君为民敌。“民贵君轻”并不等于说君比民“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正确解释是:惩戒不因富贵而宽疏,尊重不因贫苦而屈减。用爱做天平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只有这种公平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儒学的普及是儒学发展最重的课题。普及怎样的儒学?如何去普及?谁去普及?我们认为只有儒学固有的形态才是所要展示给社会的。儒学固有的形态是什么?与时偕行,其命惟新的礼乐教化!儒学是思想,但并不仅仅是思想,儒学是知识,却不单单是知识。儒学是什么?教化!集合了所有的知识、伦理、亲情、信仰、艺术、传统在内的社会最广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文化。他在社会大众面前的形式就是“礼乐”。规范的行为与高雅的艺术。维护和谐的秩序,陶冶美好的情操。礼乐是先民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独特的创造,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教民向善,莫善与礼。黄帝“始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华夏文明的最鲜明的特征和最杰出的贡献都是礼乐,它蕴藏着永恒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功用。当一个时代连基本的“礼仪”、 “礼貌”也被否定的时候,他肯定无法实现安定与发展。当一个民族要从 “您好、对不起、谢谢”这些基本的礼貌语言学起的时候,她肯定饱尝了伤痛与悔恨。韩星教授说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儒学复兴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思想方面,更要通过礼乐文化的复兴来得到制度上的体现和社会上的落实。”



      作为儒家学子聚会的平台,圣城礼乐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意义将是“中国礼乐文化复兴的龙头,得天时、地利、人和。龙头一起,一定会带动中华龙整体飞起来。飞龙在天,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腾飞就指日可待!”



      无规矩不成方圆。“儒家学子”不是一个宽泛无收的概念,它有自己根本的内涵。儒家主张“有教无类”,无论民族、种族、国籍、阶层,只要自觉尊从传统规范修身治学处世,都可以被称为儒士。这种修习是基于信重而非功利,有明确的目标,有遵从的原则,有进求的路径。他们要有儒家的品行,能为同道认同;有儒家的学识;能体认儒学;有儒家的志向,能承担和谐世界的使命。儒学有民族的基础,首先是要爱自己的民族,要把民族大义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所以,社会与民众的认可是最终准则。当社会正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时,儒者群体的评判意义才突显出来。“圣城儒联”就担当着这一职责。儒家学子首先是师承,也有诗礼传家,“游于艺”,寄情经典,留存着中国人味道的民间学子。再就是长期研究接触传统文化从而回归传统的当代学者。更多的是一些年轻人,在多元氛围中自然而然地被传统文化的美所吸引,被震撼,逐渐选择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由于传统的断裂,现在评价一位朋友是不是儒者,要在其品行与志向,学识则因人而别。拥有了自觉的担当精神可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就会自然而然地以儒家学子自居,由此可以逐步超越小我融入历史,有了为大同社会去求索的信念,最终会继承往圣,与天地合一,成为真正的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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