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7] [/SIZE] 今天，我们作为儒家文化信奉者、体认者，作为儒门后学会聚尼山，在中国文化的圣地，缅怀孔子，期冀接续往圣先贤之大道，呼唤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之复兴。 我们正处于传统文化全面复兴时代的前沿，儒学已经从被抹黑、被摧残的百年大劫中逐步复苏。她不仅在学术界逐渐得到“正名”，在民间，在政府的视野里也开始被重视。[B]儒家教化[/B]的心性之学、道德人文之教、礼乐形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修齐治平之策，皆是中华文化乃至于人类的普世永恒之理，是宇宙的常道。世界民众也在重新接受儒学，认识到它必将启示人类文化的光明之途，必将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希望。 当人们开始正视自己的历史，不难发现儒家的“小康”之学，作为[B]一种[/B] “权用”并不是所谓的“专制”系统，而是为了在现实的局限下去追求“仁政”，建设相对开明的社会，恰恰是在反专制！是太平盛世之前的委曲致用。而儒家的“纲常”，透过其应对时代的“矫枉过正”之形式，其内蕴深厚的人文价值与良苦用心的管理智慧无不值得后人去深思与借鉴。理学的存灭之择则更是崇高人性面对物欲狂流时的傲然宣告。 回顾历史明视今朝，儒家文化大约有三次伟大的开拓期。第一期为孔孟立本。至圣汇聚中华远祖智慧——人类自性的东方留存而成大成永垂之气象。董仲舒诸子汉学衍之，其致曲而成的历史功效成就了汉、唐帝国之建构与辉煌。儒学第二期形态则在宋明，其历史功效表现为宋明帝国之建构与文化建设之辉煌。中国文化一直领先于世界，之所以有此二千年辉煌之成就，就在于中华民族必然性地选择了儒学与儒家教化为其主干。 但是随着世界进程的因缘际会，负性因素逐步积累，物质文化在近代西方崛起，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与文化入侵，使中国一度陷入了饱受欺凌之境地。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儒学必然进入了“花果飘零”之低谷。所幸的是，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五千年的悠久传统早已深埋在炎黄儿女的脊髓之中，当最后的呐喊趋散了屈辱的阴霾；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再次促使“和谐”、“小康”这些儒学转折出的理念被提出。对和谐与稳定的注重真正促成了“改革开放”的繁荣。受苏欧模式与美欧影响而派生的反传统、反儒学，“阶级斗争” 、“公有化”、“自由化”、“全盘西化”等等理念逐渐受到应有的审视，而由之引发的大规模自我否定行为肯定也会一去不复返了。 当下正是处于儒学“第三期”演进之初，梁漱溟、熊十力开端，牟宗三、唐君毅诸子弘传，经过百年的发展与磨砺，当代儒学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风貌。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是第三期儒家文化运动之大纲维、总使命，这必然也是时代之最大需要。现在我们要复兴儒学就必须接续当代这一儒家的大传统，由此而开拓未来。 当代儒学的演进面临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儒者集体的智慧予以化解。儒家的智慧是民族的慧命所在，一个儒学命题的提出必然要得到群体乃至整个族群的认同才能够得以流传，一个新思维的出现只有经历来自包括民间的群体性实践才可能汇入儒家文化的大系。儒学在当下的多个问题都需要群体的参与才能够趋近定论。其中包括有“儒教”问题，儒学与当代体制，儒学与全球化，儒学的普及与儒士群体建设等问题。 “儒教”问题已经讨论了近十年，其中包含了如何定位儒学，如何定义“宗教”等许多环节。关系到各种文化与社会力量，但是最终的解决只有到儒家原典中去求证。作为儒家后学，遵循“修道之谓教”的启示来看待“教”是必然的。“儒教”一词古来有之，它的源头就在经典之中。传统意义的“教化”与现代的“宗教”显然是有分别的，这种区别近似于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包含知识、教育及社会管理体制在内的人文教化远比处于特殊生活领域的宗教文化要宏伟的多。另外，若作为一种“宗教”，传播过程中肯定会引起同样角色的民族传统的顾虑与排斥。而作为“教化”，完全可以接受不同信仰和族群的亲近与选择。所以，试图将儒学宗教化的思维是不符合儒家自身义理与发展前景的。尽管可以作为学术的言说和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民间生活选择，儒教在一定社会空间中能够实现和展现其所包含的宗教信仰功能。但儒学的本然形态——“礼乐教化”不会改变。这是群体思维作出的审慎结论。 政治人格是群体力量的顶峰，是时代脉搏的直接把握者，是“利益”的汇集点，而儒家学者则超越其上，作为文化人格由此进入历史的宏观层面。儒士是现实智慧的采集人，必须尊重时势发展的自身规律，超越于“势”外，同时可以返惠并指导于时势。然而却不是时势本身，不能与利益发生无谓的纠葛，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化人格之超越。儒者是时代的学生也是时势的导师，但不是时势本身。“君子不争”，不是一种自命清高，而是“命”之所在，由此确立明智的角色定位。儒者可以很自然地成为“历代帝王师”。但是没有哪位真儒士试图成为“帝王”。在管理领域的杰出才干不等于将拥享其利。超越于利益之上的儒者成为了伟大的“公务员”，出将入相辅佐身为群体人格的权力阶层，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和全体。这种有益于全体的社会儒家认为是“有道”的。而道的施行就在于权力层的无为而治与超越人格的悉心协控。角色的各自正位——享有者的清静拥有和超越者的从容筹划是体制稳固的基础，于是文化人格与利益人格得以和谐共处。 “儒学与全球化”所要讨论的是儒学在今天世界文化中的位置问题。我们认为：儒学的性质决定了她的担当。作为人类本性——和谐文化的承载与发展者，她必然是人类社会总的归宿与共同的期求。大同世界所描述的就是那样一天：全人类皆信奉儒学，皆遵从仁爱之道，和平和谐，文明礼让，安土乐天，永续发展……无限的幸福与希望就在于找回了真正的自我，找到了人所应当的生活。能够指导人类认识真我的惟有儒学。儒学是关于天与人的学问，天人之际由道相通。道就是和谐，就是仁爱，体现为儒家中庸至正的言行和不为物欲所动发而皆中节的那一分自信。她是人性的承载，因而是人类的方舟，超呼一切同时又普通到日用之间。在生命面前，儒学或许不是黄金，但她却是水、阳光与空气。任何“学说”，“理论”，“主义”都可以宣称在自己高居在儒学之上，但任何创造学说的生命却都离不开阳光与空气。承载着生命伦常同时也承载着所有思想的就是儒学。 “民主”似乎与儒学鲜有关联，因为儒学拥有自己的社会性话语——“民本”。当我们回顾“民主”发展史的时候，完全能够确知，它是一种权利与利益冲突的结果，或许不是最坏，但决不会是最好的。道理很简单，他是竞争的产物，也是竞争的规则。起点是争斗，终点则是下一次争斗的开始。我们不能排除有时人类会为了爱去斗，但“无私之争”估计是不成立的。好的规则并不能消除争斗，只是让真正的赢家尽快胜出。无论胜利者多么高尚，他面对的只能是失败的对手。我们未曾看到哪种民主形式是“完善”的，也不能期待争斗者象对待好友那样对待对手。用斗争寻觅幸福显然是一种悖论，唯一正确方法是走近儒学！实践“民本”——用爱与和谐来促进人类幸福的规则。以全体的利益为起点，通过道德、伦理、亲情、教化，礼乐之道再以全体的利益为归宿。“民为邦本”并不是说君为民贼。“民贵君轻”并不等于君比民“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正确解释是：惩戒不因富贵而宽疏，尊重不因贫苦而屈减。“民主”是人类必然的创造之一，他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展现，作为经过充分演进和广泛使用的制度肯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毕竟用仁爱做砝码才能最终保证社会的公平，道德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儒学的普及是儒学发展最重的课题。普及怎样的儒学？如何去普及？谁去普及？我们认为只有儒学固有的形态才是所要展示给社会的。儒学固有的形态是什么？与时偕行，其命惟新的礼乐教化！儒学是思想，但不仅仅是思想，儒学是知识，却不单单是知识。儒学是什么？教化！集合了所有的知识、伦理、亲情、信仰、艺术、传统在内的社会最广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文化。他在社会大众面前的形式就是“礼乐”——规范的行为与高雅的艺术，以维护和谐的秩序，陶冶美好的情操。礼乐是先民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独特创造。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教民向善，莫善与礼。黄帝“始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华夏文明最鲜明的特征和最杰出的贡献就是礼乐，它蕴藏着永恒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功用。当一个时代连基本的“礼貌”也被忽略的时候，它肯定无法实现安定与发展。当一个民族要从 “您好”“对不起”、“谢谢”这些基本的礼语句学起的时候，她肯定刚刚饱尝了伤痛与悔恨。韩星教授说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儒学复兴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思想方面，更要通过礼乐文化的复兴来得到制度上的体现和社会上的落实。”作为儒家学子聚会的平台，圣城礼乐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意义将是做“中国礼乐文化复兴的龙头”，“得天时、地利、人和。龙头一起，一定会带动中华龙整体飞起来。飞龙在天，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腾飞就指日可待！” 无规矩不成方圆。“儒家学子”不是一个宽泛无收的概念，它有自己根本的内涵。儒家主张“有教无类”，无论民族、种族、国籍、阶层，只要自觉尊从传统规范修身治学处世，都可以被称为儒士。这种修习是基于信重而非功利，有明确的目标，有遵从的原则，有进求的路径。他们有儒家的品行，能为同道认同；有儒家的学识；能体认儒学；有儒家的志向，能承担和谐世界建设的使命。文化有民族的基础，儒者首先要爱自己的民族，要把民族大义看作比生命珍贵，民众的认可最重要。社会正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时，儒者群体的评判便突显出来。“圣城儒联”就担当着这一职责。 儒士群体是相互砥砺共进善道的基础，没有群体的智慧无法成就文化的复兴。儒家的建设离不开历史，儒家学子首先来自师承。更多是诗礼传家，寄情经典，留存着中国人味道的民间学子；再就是长期研究接触传统文化从而回归传统的当代学者；一些普通的年轻人在多元氛围中自然而然地被儒学的美与善所吸引，所震撼，逐渐作出了正确选择。由于传统的断裂，现在评价一位朋友是不是儒者,要在其品行与志向，学识则因人而别。对民族统一事业和社会体制稳定发展的维护是同样的。遵守法规服务民众正规开展活动是基本要求，拥有了自觉的担当精神可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就会自然而然地以儒家学子自居，通过与正规群体的交流，由此可以逐步超越小我融入历史，最终会继承往圣，与天地合一，成为一位真儒。 我们应有最高理想，同时致曲于现实中，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希望以家国和谐安定为首责，逐步改良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仁义之邦、礼义之邦、均富之邦、天下为公、德化民本。因为传统和谐文化永不磨灭的先进性，所以我们主张中国文化应回归主位。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的缺失，缺乏道德的根基、必然造成社会公正的阙如，“民主”必然虚妄，法治与政策偏失而不健全，经济繁荣必为畸型，从而拜金主义盛行、人欲横流，腐败成风，教育畸型，家庭不稳，贫富悬殊，民生失衡，西方不良的生活模式已渗透了国人的心灵，邪教流行不衰。如此，民族精神、人民之幸福令人堪忧！经济之健康发展之前景令人忧心！为了促成中国文化的复位，我们要进一步推动读经、祭孔、复兴礼乐，在社会上宣传儒学的义理与信念。我们要为民族精神之复兴、为人心之归正，为社会均富之理想而努力；我们希望建立以君子为楷模的做人风格，以道德伦理净化人心；我们希望礼义廉耻、孝悌忠信重新成为社会风尚。我们坚决反对价值淡薄、道德沦丧，反对西化，反对民族精神的空虚化。我们有最高理想，同时要从现实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 今天，我们在先圣先师面前作此宣告，是向世人表明我们的心志与愿望。我们的祭孔、读经、行礼不仅仅是形式，而是有深远内容充实于其中。圣城释奠礼是明代之后，第一个有鲜明文化自觉的正规祭祀，圆满保留了华夏古风。丁亥秋祭则是六十年以来首次尼山圣庙祭礼，预示着儒家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阶段。我们作为民间儒者在仪式中敢为天下先，为的是亲身体会先哲的心境，感受民族情怀，学习先贤心传，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职责，以此心志履行我们的[B]民族文化[/B]复兴大业。特此郑重宣告，期待与国内外儒家同仁，与全世界爱好和平崇尚正义寻求和谐的人们共勉共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