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隶书]生存压力下的人类发展[/face]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形成了中国近代移民史，这些天灾人祸下的个体行为，成就了中国边疆的全面开发和长治久安

　　中国近代史中的自由迁徙不止一次。三次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移民留下了东、西、南三个方向的历史记忆。

　　在这三次迁徙中，闯关东的“东”却不是面朝大海的东方，而是白山黑水间冰天雪地的中国北部的几个省份。

　　无论自明代中期开始的走西口，还是1644年开始的闯关东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起步的下南洋，各种背井离乡首先都是为了寻找生路，有了稳定的谋生手段以后，才开始对富裕有了向往。

　　[B]人地矛盾造就移民潮流[/B]

　　“在中国近代这三次大的移民潮中，走西口持续的时间最长、生存环境最艰辛，闯关东的史实最壮烈，而下南洋分布的点面最为广泛，不仅有传统概念中的东南亚，还包括大洋洲、美洲和欧洲。近代史上福建、广东沿海居民下南洋的传统是开垦印尼、马来西亚等，而浙江沿海居民下南洋习惯上是走向欧洲。”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这样概括。

　　“历史上的移民潮流，都是出于人地矛盾，”山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刘大可说，“但是走西口出了张家口，尽管内蒙古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却更加恶劣。闯关东也是出于人地矛盾和黄水灾害，但是传说中的东北三宝和山东与辽东的地缘关系，给了山东人最真切的美好向往。同样，沿海省份土地的紧缺，也使世代与海洋打交道的渔民，在海上打开了一条条生存通道。”

　　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明代中期，山西本来就贫瘠的土地上又被倾轧出一批批破产的农民。最初，这些只会从土里刨食的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到“口外”找一条活路，所以叫走西口。西口就是张家口西面山西省右玉县、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交界处的杀虎口。口外有广阔土地而且还有大明政府设置的边防，因此宜农宜商。明末清初，走西口的流民和移民之众达到了历史高峰。

　　绵延300年的走西口，留下很多种版本的《走西口》歌谣，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作家路遥的小说（后改编为电影）《人生》传遍了全中国。在民国时期走过西口的德顺老汉，因为贫穷不得不远离自己心爱的姑娘灵转，灵转被一名天津富商娶走。“天津，那是天的尽头啊！”德顺当年绝望地思念天津爱人时，却不知道身处天尽头的正是他自己。正是以千万计的德顺这样走到天尽头的男人，才把西口的路走宽了，走出了晋商的大小商埠，根据商埠的需求又走来了票号。

　　边防商贸渐次发展起来以后，走西口的男人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走西口从谋生提升到求富的阶段，同时边陲得到了全方位的开发。

　　[B]九死一生　人走他乡[/B]

　　闯关东的“闯”字伴有生命危险，闯不过去就被清廷的边哨处死，因为想闯关的人都是奔着传说和想象中的东北三宝而去的。然而没有哪一个闯关东的人不是九死一生才能摸挲到梦想中的人参、貂皮和鹿茸。

　　闯关东的第一步同样是活下来，生活安稳了才能回关内接走妻儿老小。活着是最低的目标，而留在关内是否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活下来的闯关人下一个愿望便是盼望有点滴积累，挖宝看似一种能够完成原始积累的行当，但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而完成了原始积累阶段后，经商才能满足人们滚雪球似的不断增长的愿望。

　　在个人行为成为潮涌的年代，移民给东北的影响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方位的。刘大可说，没有闯关东的人口，现在东北的版图就不是这样的了，沙俄在彼得大帝时已经西扩，近代史上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侵占中国北方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

　　杨树标在论述下南洋这一移民现象时，专门提到早年浙江人出海的情况，在侨乡青田，出海的人中有70％的人口是“贫下中农”出身。大凡出海谋生，中国人一律惯称下南洋，尽管浙商背着石头航行大海的目的地是欧洲是“西洋”。

　　浙商的祖先背着一口袋青田石头就下南洋去了，到欧洲之初贩卖的其实是手艺。雕刻出来的中国石猴使这些人中的成功者在异乡安身立命，逐步开始经商的浙江人以“三把刀”打开局面，开餐馆的菜刀、美发的剃刀、服饰业的剪刀。进一步的规模发展，就是开酒店和兴办实业。

　　在真正的矿藏丰富的“南洋”马来西亚，开矿的苦力是下南洋的华人，经营矿藏业的也是华人。英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统治者承认，是中国人的精力和事业成就了马来西亚。而华人对泰国商贸的影响力就更大，暹罗王室说过，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

　　除了非常年代的人类大规划迁徙，和平年代里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移居的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当前的移民人数已经达到3500万人，遍布世界151个国家，尤以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为主。中国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