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B]编者按[/B]

[PP]当于丹成为一种可以产生经济价值的“文化现象”，争鸣与争议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PP]语锋锐猛的于丹绝少辩驳，她说自己只想坚守一份宁静与淡定，她的本意在于建设而非颠覆。

[PP]安顿心灵、升华境界，这是于丹和她的“心得”的真实功用？

[PP]社会转型、意识多元，对于国学经典，我们应该怀抱怎样的理性与心境？

[PP][B]张翼/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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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B]“我们需要最具普适性的孔子”[/B]

[PP]记者：《庄子心得》一书中你写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充分发达的时代里，流行的标准是很可怕的，流行是一种势力，是一种洗脑。流行可以告诉你，它未必是好的，但是你必须要从众，流行有时像流感一样，只标志着一种数量，并不代表品质的更高级”。你的书销量在400万册以上，绝对的流行，你自己如何看待这种包裹着 “批判”与非议，依附于电视传媒的流行？

[PP]于丹：对于每一件事情，任何人都可以立足多元的视角去评判、去言说。我说过，流行并不一定代表高质量，但是我没有说流行的一定是恶劣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两本书的盗版加起来超过1000万册。《论语心得》一本书的印刷量是450万册，这是事实。但是，我的书为什么会流行？这种流行又意味着什么？

[PP]立足当下的生活完成对国学经典的表达，我所选择的是大众传播的方式，我的书流行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公众价值观、生活观的重构过程。“道不远人”，我很喜欢这句话。让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规则之下有机、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促动我们建立起一种有价值、有效率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今人的终极意义。外界有很多种说法，说我的书是“心灵鸡汤”，这是外在的评论。通过《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两本书，我只想向外界传递我对国学经典的真诚品读、心之所得。对于外界的各种指摘，我都不予评论。

[PP]记者：易中天说，“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位最具普适性的孔子”，你如何理解并阐释这种“普适性”？“普适”就意味着一味迎合受众？

[PP]于丹：众所周知，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为统治阶层所用的儒家思想脱离了多元争鸣的自然形态，当儒家思想演变成为历朝历代愚民的“统治术”，它就注定已经不再健康。我想即使孔子在世，他肯定也不愿看到儒家思想被如此利用。我的书都冠以“心得”的字样，因为那是我在熟读国学经典之后，个体生命体验的一心所得而已，而不是纯学理的严谨阐述。我不是站在儒术、儒学、儒教的角度去播扬，只是将它还原到最朴素的情状，进行一场带有普适意义的传播。

[PP]儒家哲学说到底，是培养践道者，也就是培养一些能够担当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我觉得，依照当下的精神坐标，针对千年前的国学经典没完没了地较真，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行为。对于普及大众来说，还是应该吸收国学经典的养分。

[PP]记者：你是研究影视传媒学的，在你看来，《百家讲坛》对于国学的传播广度与热度，是否在事实上伤害了文化的多元与多样？

[PP]于丹：媒介把我宣传成传播儒家思想的学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的爱好与兴趣非常多元，我不希望过分夸大儒家的一元文化论，我也从来不主张任何形式的复古。儒道并存、相生相济，构成中国文化的源头，传统文化与舶来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应该交相呼应、和而不同。不论《论语》还是《庄子》，里面肯定有应该抛弃的观点，但是限于时间，我没有在《百家讲坛》这样的大众传播平台去批驳，这或许也算是个遗憾。另外，我也觉得，基准于当下的精神坐标，针对千年前的国学经典死死地较真，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行为。我生性不喜欢太热或者太冷的东西，我喜欢那种与人体温接近的温度，它是一种恒久的温暖，不烫手但是也不冰冷，一切刚刚好，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PP]其实，我首先不喜欢“国学热”，其次我坚持认为所谓“国学热”注定很难持续，因为骤热的东西难免骤冷。你说我“身处喧嚣、不亦乐乎”，这是我的个体生活被“国学热”搅扰、打断，身不由己，很无奈。我很不喜欢以“国学”的名义过分喧嚣，在我的内心，对“国学”怀抱足够的诚意与恭敬。“国学”不是速成教学，而应该是可持续的，不浮躁、不喧闹、不哗众。

[PP]受家庭熏陶，我从小就读国学经典，年少时读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热血沸腾，现在的我“上有老、下有小”，最有感悟的则是孔子的这句话“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对老者养之以安，对朋友交之以信，对少者怀之以恩，这是常人难为的境界，这是一种成长。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敢说，《论语》《庄子》我全都读懂了、全都领会了，所以，国学绝对不是怀有某种企图的速成，也绝不是“麦当劳式”的快餐速食。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很需要一种人性的观照与温存。儒家、道家之外，你可以有其他的思想与感悟，但应该是阳光的、善良的。准确地说，我是在传播一种积极、多元、自醒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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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B]对孔子对国学经典，我“敬”大于“畏”[/B]

[PP]记者：对孔子对国学经典，你自况“敬”大于“畏”，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使你对国学经典进行了让学界批驳的大胆而随意的解构与阐释？

[PP]于丹：首先一点，你说的这种随意解构，我不同意，因为我对国学经典的解读绝对不随意。对于像《庄子》《论语》这样的国学经典，进行任何随意的延伸都是不负责任的。和《论语》相比，《庄子》过时的成分更多，今人可以解读的东西已经不多。很多学理层面的研讨，可以写成学术论文去深入阐述，但是不适宜在大众的传播平台上去表达。庄子对生命的态度，比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气象，这些都是可以启迪今世的。我读国学经典有个渐进的历程，年少时，是“畏”大于“敬”，甚至有抵触情绪，要硬着头皮去背诵、去记忆，很痛苦很难受。随着年纪的增长，读到一定程度，我逐渐从国学经典中读懂一种朴素和温暖。我与国学经典是有缘分的，倒不是因为我是先秦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实从我很小的时候算起，国学就与我相随相伴、不离不弃。这些年来，与国学的亲近是不断感悟不断领会的过程，所以我不断会有新的感受生发出来。什么是孝？古往今来，太多的理解与表达。孔子怎么理解“孝”？“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作为儿女你要给予父母好的表情与脸色，这就是最基本的孝。你看，这是多么朴素的表述。国学经典，我读了二十多年，越读越觉得深刻、朴素，所以，“敬”大于“畏”成为我真实的思想表露。

[PP]《论语》的《学而》篇第六条中这样阐述“人生三段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这样阐述人生境界，对人的要求重在精神层面、以及人格素养的塑造。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从远端开始学起，和孔子倡导的恰恰相反，不是先学礼仪孝道而是先学技艺求发展。用我们的心真诚地亲近国学经典，每一个人会有不一样的顿悟与彻悟。对于国学经典，我自由地表达我的个人感受，而不是一种肆意的，处心积虑的，为了当下功利的目的去做任何随意的解构与嫁接

[PP]记者：你在书中比较突出地强调“内心”的感受与体会，比如“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发现内心”，这样的解读是否放大了意识的超物质力量？是否带有唯心主义的意味？

[PP]于丹：我反对“一元论”，也反感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完全不谈心，就是唯物？只要谈心就是唯心？我很明确地说，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过于物化吗？物质的力量太强大，几乎构成了对我们个体意识的绑架。在这个物欲充沛的时代，精神的力量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陶渊明说的好——“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灵已经成了身体的仆役，无非是为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我们的心灵受了多大的委屈啊？陶渊明不情愿过那样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之可追”，于是回归到宁静的田园生活之中。陶渊明用他的行为，用他的文字，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播种了一方乐土。 “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这是李白的意境，“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这是杜甫的心境。李白的豪放让我欣赏，杜甫的忧伤让我感喟。我们为什么要“以心为形役”？对于“心”我们不夸大它，但请让它独立好不好？“游心于淡，合气于漠”。让我们放下更多的计较，放下更多的喧嚣，放下更多的功利，看到长远，以庄子所说的这样一种淡与漠，去保持我们恒久的心。有限的生命之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很多，我们可以去体验很多，但你心底的在乎与不在乎，你个人的经验系统，将决定你的生命效率、生命质量。

[PP]大画家石涛《画〈春江阁〉》一诗曾这样写道，“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气定神闲、心游万仞、磅礴万物，才能出大境界，才能出大作品。境由心生、无欲则刚，之所以对“心”的力量大加褒扬与弘扬，其实我就是个内心很强大、很要劲的一个人。在我看来，不被物质所累，不被浮名所绊，不被喧嚣所惑，活在现实、超越现实，才能始终保持一份难得的恬淡和安宁。

[PP][B]“我跟电视一定是暂时的，这就是我的基本价值观”[/B] [PP]记者：你承认，“我的成功不是思想、学问的胜利，而是传播策略的胜利”，那么你是否认为，你的成功与流行带有与电视传媒“合谋”的痕迹？

[PP]于丹：你为什么总是觉得世界上的一切事情，要么是你利用他，要么是他利用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和“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精神取向上有着很多一致性。所谓文化是大众可以分享的权利，关于文化经典的品读，我一直考虑通过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哪怕受众在茶余饭后轻松欣赏，对他有点点滴滴的影响与受益，让大家得到更多快乐生活的依据，这有什么不好？又有什么不妥？我就是想做这样一件大众传播的事情，并没有太多考虑我个人的什么利益考量。

[PP]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书籍和电影是热媒介，而电视和电话是冷媒介。对于电视这样的冷媒介而言，必须要讲求传播策略。像我在“百家讲坛”栏目中那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就是一种传播策略，它不强求信息量的多寡，而是追求有效而精准的到达率。怎么才能实现到达率呢？在于三个方面：信息量、趣味点、影响力。我是专门研究传播学的，影响力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关乎人性、关于文化，我是在用普适性的方式对国学经典进行有效激活。

[PP]电视不是说教，不能要求观众观看电视节目如同上了一堂电大课程，是否接受我对《庄子》《论语》的解读，都是观众的权利与自由。但是在我看来，像《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解读必然能被更广大的受众接受，它是活在当下的。所以，这样的文化解读，是我们正在尝试的努力，这里面不存在什么商业利益的因素。

[PP]没有电视的传播，我照样是个优秀的大学老师。你说电视传播放大了我的知名度，知名度对我很重要吗？大学的课堂是我一直要站下去的，那才是我的根本，所以我跟电视一定是暂时的，这就是我的基本价值观。国学热起来了，于丹走红了，这成为一种现象，但这又怎么样呢？坦率地说，这的确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状态。逐步远离电视的喧嚣，归复往昔的平静，我一直在尝试这么做。

[PP]至于你说是否有包装策划、话题设计的问题，《百家讲坛》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不予评论。但我在《百家讲坛》讲课的内容，都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的，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PP]记者：电视在迎合受众，你也在逢迎受众，如何面对“传播放大效应” 背后的商业逻辑？据我所知，你出的书比如《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百家讲坛》是有利益要求的。

[PP]于丹：我告诉你，我出书，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利益。我个人对《百家讲坛》很有感情，多年前我就是这个栏目的策划，后来我又成为主讲，《百家讲坛》的工作人员我都很熟悉，有很深的友谊。所以，其实我不觉得这是基于利益前提的合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利益更美好的东西。我不喜欢动不动就提高尚这个字眼，我只是以简单的心、真诚的态度去做有价值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顺带产生各种结果，包括利益的问题，但这不属于我们起初考虑的问题。既然利益的现实已经出现，那就让它存在吧。

[PP]记者：你总在说“拒绝喧嚣、归复平静”，但是感觉你一直“身处喧嚣、不亦乐乎”，这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使然？

[PP]于丹：“身处喧嚣”是一种客观状态，你是看到的，但你凭什么说我“不亦乐乎”？你觉得我很享受很忙碌，其实我现在做的事情是邀请量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邀请我都拒绝了。我“身处喧嚣”有两个前提：事情本身有价值，不能耽误我的教学工作。你可以有你的感受，我只说我是用诚意去生活、去表达我的内心。

[PP]说话是我的职业行为，不是我的真实生活。如果我跟你说，于丹是个很内向的人，你绝对不相信。你不要以为我是吃“开口饭”的，其实如果让我自主选择，我会是个很沉默的人。这两年以来，我反驳过谁？我沉默，不解释、不反驳，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外界的反弹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非常善意的，从学理角度发言表示不理解为什么经典可以这样被传播。我有我的知识结构与理解方式、表达方式，对于这样真诚而善意的批评，我接受。另外一种则是明显的人身攻击，你觉得我有必要反驳吗？

[PP]“文人相轻，武人相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什么意思呢？比武赛拳定胜负容易，武功比试之后大家就成了朋友，两相交好、彼此相敬；文人向来互相轻视，以文会友、著书立说难较高下最终闹得个不欢而散，因为没有公认的清晰明确的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在我看来，这些年来关乎学术，批判太多、建设太少，这是最让我忧心的。口舌之争、刀光剑影，文人之间一定要选择激烈的争执和谩骂吗？我还是有时间和精力的，我就是要看看像我这样一介书生，能否尽心尽力地建立一种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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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B]记者手记 [/B]

[PP][B]一个沉默的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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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对于丹的专访，多少带有“挑衅”的意味，以至于好几次，对谈几乎中断，我和于丹不无尴尬地对视，甚至是对峙。

[PP]从一开始，我就对于丹采取了“进攻”的语态，甚至有点咄咄逼人、不依不饶，因为我想知道作为“公众人物”她究竟如何直面、如何回应学理意义 上的激烈反弹。对于国学经典，对于孔子庄子，“敬”大于“畏”的于丹是否进行了大胆而随意的解构与阐释？换言之，于丹是否应该表露一定意义上的自省与检讨？

[PP]于丹不好“对付”，毕竟，她是影视传媒学博士，深谙媒介传播的规律与规则。于丹语调清澈、一板一眼地回答着我的问题，于丹说她从不辩解绝不争辩，她所要做的是积极建构而非肆意倾覆。

[PP]关闭采访机，于丹旋即恢复跃动、亲和的性格特质。“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符号，我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我喜欢逛街酷爱昆曲 痴迷德国足球。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喜爱德国足球，看了20多年。”如此言说的于丹亲切可感，她的率性乃至“纯真”毫不掩饰，坦然流露。“足球运动员大多是性格特激烈的人，赛场上像狮子一样冲锋陷阵，但可能他很腼腆很内向。人要有职业化态度，但这不代表他的真实个性。其实我是个非常沉默的人。”

[PP]专访完结，我与于丹竟成朋友，其后，我们的交流与沟通多以手机短信方式达成。至今，我留存着她的一条短信，“兄弟，我喜欢简单健康的生活，你很容易了解一个简单真实好玩儿的我，是媒体把我炒得太复杂了。”

[PP]4月15日晚，于丹和成龙在北京[URL=http://weather.qq.com/preend.htm?dc125.htm][IMGA]http://img1.qq.com/weather/pics/5619/5619723.gif[/IMGA][/URL]电视台对话，当晚9点53分，于丹给我发来短信，“刚和成龙对话回来，我佩服他的率真。”

[PP]之后，我陆续采访了与于丹相熟的朋友，友人语境中的于丹率性而真挚，她以独特的性格魅力和她的学生们保持着甜蜜的情谊。媒介把于丹渲染成播扬儒家思想的学者，其实并非如此，道家思想对于丹影响最为深刻。于丹其人，心有方圆、多元志趣，于她而言至为沉醉的是庄子那“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胸襟气 象。“人与自然，讲的是顺应，求的是谐调”。庄子思想启迪着于丹“以出世之心，去做入世之事”。

[PP]但是，已然“公众人物”的于丹注定要遭逢更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

[PP]于丹曾经在书中引用过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诗句，“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是否已经脱离了本真的国学经典，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这是学界人士的质疑与责问。电视在迎合受众，于丹也不得不逢迎受众，此外她又将如何面对“传播放大 效应” 背后的商业逻辑？

[PP]商业与传播的叠加，伴生几多隐秘与阴谋？学理与通俗的冲撞，衍生几多口水与纷争？

[PP]悬置争议、平复心绪，当我们一味追责于丹曲解国学经典之时，事实上，对于于丹，我们何尝不是心存误解与误读？

[PP]“于丹红”是文化现象，更是传播现象。在我看来，于丹首先是一个大学教授，她的“流行”印证了传播的效力与强大，彰显了国学启蒙的必要与必须。

[PP]现在，我有了一个基本结论：在于丹看似不单纯的“走红”背后隐藏着一颗悸动、简单的心。

[PP]于丹未必简单，但她自诩宁愿以温暖之心、朴素之意感知国学、感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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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B]于丹简历：[/B]

[PP]1965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影视传媒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2006年10月以来，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解读《论语》和《庄子》，社会反响强烈。2007年国庆节期间，在CCTV-3“文化访谈录”节目连续7天播出《于丹•游园惊梦》，再次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