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2]“对话”对于行色匆匆的杜维明，意义深远。

　　这个最忙碌的儒家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在文明冲突无法避免的今天，文明的对话更加弥足珍贵，他坚信儒家文化能否在国际社群中通过对话来争取影响力是儒家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径。

　　在一个后现代工业社会，成为一名儒学思想家更多意味着对潮流的抗拒与矫正。长期以来，杜维明在国际上几乎是以一种孤独的姿态作为儒家文明重要代言人的。早在中学时候杜维明已经对儒学有兴趣，便考到东海大学师从正值壮年的徐复观和牟宗三，当时只有四十来岁的先生们如今早已被奉为大儒。

　　大学毕业后的杜维明拿到“哈佛-燕京奖学金”，当时远赴哈佛的他甚至抱着几许传道的信念，而哈佛学者对于东亚的兴趣与学养让杜维明印象深刻，同时与内地的文化疏离又让他觉得黯然神伤，“当时只能通过某些渠道来零星了解，我甚至觉得一生也不能深入了解内地的状况了”。但从1978年开始，杜维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内地了，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儒家回乡之旅。1981年，杜维明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

　　对于显赫的履历，杜维明看得很淡，自谦不过运气好而已。“大儒”、“大师”被他定义为危险词语，“学术界的除非达到钱钟书那样的水平，否则便是还在摸索阶段。”但他甚至表示不会自称儒者，“儒者就是学者，但儒者必须是别人来说的，是孔子有云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我希望我能成为君子学者，而不是小人学者。”

　　“那么你自认属于士还是公共知识分子？”拒绝被定义的杜维明想了想对我说，“我大的野心是成为思想者和哲学家，能够扎根儒学，面对人类社群最大的挑战能够做出有创建性的回应而形成一种比较有体系的思考。”不过他始终拒绝新儒家的分类，“儒家就是儒家，并没有新儒家，就像没有新基督教、新伊斯兰教一样。”

　　杜维明的背景使得他具有更强烈的传统意识与更为全球化的对比视野，有意无意，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搭建了一座意义的桥梁。杜维明从2001年起参加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小组，也越来越多应邀在国际各大论坛对于学术、政治、商业精英讲解儒家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频繁的社会活动对杜维明的学术研究有无影响呢？“当然是有，但是我努力使得他们能够与研究具有一致性。”而不断地奔走对于他来说，亦有儒家精神的道义所在，“儒家讲求见利思义，长期来看，利就是大义”。

　　几十年来，杜维明的思想由学术界逐渐影响到各个阶层，他的学术生涯也大致分为几个阶段，但是始终以儒家的现代化为核心议程。

　　经历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儒家能否提供更多的选择？无人解得，但是毫无疑问，正如杜维明对于国人诚信伦理缺失的忧思，在西方价值于现代洪流中屡屡遭遇困境的今天，也许儒家思想将对重塑国人的精神世界发挥积极意义。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