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中国人的性格，很多人想起的就是“中庸”二字，可以说，这是被误解最多的两个字。包括鲁迅，也有这种误解，他说“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又说“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常常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细察鲁迅言下之意，他反对的其实是被庸俗化的中庸之道。说得多了，中庸在白话中，便成了略带贬义的言辞。它的真意，人们反而不愿探究了。  

    中庸在儒家，是一个核心理念。最早提出“中庸”二字的，是孔子，但孔子并没有给中庸下过明确定义。《论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可见，孔子视中庸为一种德行，且是至高的德行，不过民众很久未曾拥有了。中庸乃孔门心法，孔子肯定传授过，只是未见记录而已。

    相传孔子的孙子子思，忧虑道学失传，或传久了出现偏差，于是写下《中庸》。《中庸》因收入《礼记》，才得以流传。北宋的二程很推崇《中庸》，到朱熹时，《中庸》因被列入“四书”，成为历代学子的必读书。然而，最早误导人们理解中庸二字的，却是朱熹。朱熹在《中庸章句》开篇，就作了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 这样一个寻常释义，使后人往往忽略了中庸的真正内涵。

    朱熹后面引用了程子的解释，就要完整得多：“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今人多认为中庸的“中”，是折中的意思，其实是误解。这里的“中”是公正、适当的意思，所以称为“不偏不倚”，所以才能成为“天下之正道”。

    “庸”也不是如今理解的平庸或不高明。在古汉语中，“庸”有“用”和“常”的意思。不要小看了“常”字，古人认为只有天地日月四季的运行，才是不变的常态和常规。所以程子用“不易”来解释“庸”，“不易”就是不会改变的规律，所以才能称为“天下之定理”。同样，五谷之食、布帛之衣，这些伦常日用，也是人类万古不废的常态。而“庸”巧妙地结合了“用”和“常”两字的含义，说明孔子倡导的是一种人人可以实践、而又符合自然常规的行为生活。

    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意思是：真实，是自然的法则；而寻求真实，是做人的法则。实行真实的法则，不必勉强就可以事事合于天下的正道了，不用过多思虑就能寻找到天下的真理了，从容不迫地事事合于天下正道，这就是圣人了。纵观《中庸》全篇，求真其实“中庸”的第一要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文中的“率性之谓道”、“自诚明，谓之性”等观点。原来儒家的中庸之道中的“慎独”观、“诚明”观，强调的都是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只由从这种内在诚性而发的道，才是“不可须臾离也”的“道”。

    中庸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哲学理念，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详述的。简单说来，它就是寻求一种公正、又合乎天地常理的人间正道。它即是最高德性，又是一种美，因为它的追求对天、地、人三者来说，都是公正而适合的普遍行为状态。同时，它期望在人类精神中建立起来的这种不朽法则，也是惯穿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大道。钱穆对中庸也是这种见解，他认为中庸之道，如果一定要强调两端的话，一端在至远的天，另一端则是内在的自我，只有执其两端而达到中和了，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鲁迅嘲讽的“中庸”之道，其实也是儒家所反对的。《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把这种“反中庸”的人称为“乡愿”，就是永远抱骑墙态度和走中间道路的老好人。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历代大儒常常强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儒家韩愈因谏被贬，范仲淹更是三谏三贬，他们却因此成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维护良知与自己人格尊严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