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底中国在韩国创办首家海外孔子学院以来，孔子学院在全球的态势可谓是发展迅猛、声望日隆，但同时也遭到外国舆论的一些误解和质疑，成了“孔子学院的烦恼”。对此，中国方面已经做了一些解释工作，但收效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在于思路尚不够开阔。

[B]“孔子学院的烦恼”由何而来？[/B]

外国舆论对孔子学院的误解和质疑，大体在于孔子学院是中国“提升软实力”和“推广价值观”的“平台”或“武器”，担心中国的价值观和软实力会对其本土文化构成挑战或威胁，甚至有人恶意猜测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海外间谍机构”，是在给洋人“洗脑”。在“软实力”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一大“角力场”的情况下，类似说法确乎有很大的煽动性，因此不可等闲视之。

但一定要看到，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孔子学院的烦恼”，毋宁说是“中国成长的烦恼”，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资源容量、国土面积等“块头”来看，还是从古代辉煌历史抑或近代屈辱历史激发的“动力”来看，中国都有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资质和潜力。事实上，中国会不会成为世界强国已是一个过时的话题，现在的问题是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将会对人类文明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爱因斯坦曾说：“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观察的结果”。毫无疑问，对于那些习惯了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国家来说，崛起中的中国不仅是现有世界秩序的“闯入者”，而且对自家既得利益是一种挑战。职是之故，无论是就中国崛起的整体而言，还是就中国的海军远航、能源贸易、海外收购、劳务输出，当然也包括孔子学院，西方人都想当然地视为一种“威胁”，内心有些不快、不安和不满，行动上则对中国进行所谓“遏制”。

单就中国文化传播而言，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即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必将回归儒家传统，从而以一种迥异于西方文明模式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并必然导致西方文明的衰落与终结，世界秩序不得不按照中国文化理念进行重组，最终形成“中国文化霸权”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格局。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威胁论”，堪称历史上“黄祸论”的新版本。

《北京共识》的作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曾指出：“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且不对这种变化做好坏的评价，至少可以说这样大的变化代表着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威胁，因为变化永远是对现状的一种威胁。”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本能反应，并必将伴随中国整个崛起过程。简单地将其斥责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益于问题的解决。须知，当19世纪中国被从“天朝上国”的“宝座”上拉下来时，中国人同样大喊“狼来了”！

了解了西方人的对中国崛起的猜忌心态和警惕做法，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西方人会对迅猛扩张的孔子学院耿耿于怀了。换而言之，“孔子学院的烦恼”即是“中国成长的烦恼”，是正常现象——不若是，倒有些不正常。关键的问题是，孔子学院不应以这种“烦恼”为“烦恼”，相反，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化解中国“烦恼”和海外“忧虑”的职责与使命。

[B]不必讳言孔子学院是“软实力”[/B]

孔子学院的自身定位相当明确，即汉语教学机构和文化交流平台，旨在促进中外相互了解和友谊。面对一些外国舆论猜忌孔子学院对外进行“文化渗透”时，中国方面的解答也多停留在这一定位和主旨等层面上，强调孔子学院无意构建中国软实力和输出中国价值观。类似说法固然无可厚非，但略显意蕴不足，有待打开思路。

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精神）存在的家”，瑞士哲人布克哈特也说“文字是文化的遗传密码”。进而言之，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字，都体现着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信仰，汉语汉字同样如此。所以，推广汉语必然会提升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世界影响力，是毫无疑问的。断然否认这点，往往会被西方人视为一种“外交辞令”。

与此同时，孔子学院是以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符号孔子来冠名的，而不是像德国歌德学院或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那样以某位文学家的名字来冠名。否认孔子学院的软实力功能，容易给人造成“欲盖弥彰”的联想。所以，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孔子学院会不会提升“中国软实力”和输出“中国价值观”，而在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孔子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导师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文化都不是平行和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对话与彼此融合的关系。诚如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在《从中国儒学复兴看人类文明对话》一文中所说：“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孔子，正如我们了解柏拉图、耶稣、佛和达尔文一样。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对话，而是文明内部的对话。正是人类文明使得我们比动物更高明。”

事实上，有些外国人之所以对孔子学院抱以猜忌和警惕的心态，原因恰恰在于不了解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化。实际上，中国文化一向主张“天下主义”和“大同理想”，强调“和而不同”（《论语》）与“和实生物”（《国语》），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特别是儒家文化没有宰制性、人格化的神，所以不会带来“诸神之争”或“文明冲突”，相反完全可以作为人类交往和文明对话的共同底线。

1993年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各大宗教毫无争议地将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世界宗教伦理宣言》之中，并确立为人类文明的首要的、基本的法则。因为惟其如此，这个世界才会保持和谐与安宁，而不是欲望和争斗。此外，中国文化重视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德艺合一的价值理念，对于诊治生态失衡、伦理失范、道德沉沦、身心疲倦等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病”，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和实践意义。

质而言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并不会取代或危及其他民族的信仰和传统，相反却会丰富各自的文化内容和提升不同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能力，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将在倾听孔子的教诲中获益匪浅。由是而言，化解外国人对孔子学院猜忌的最好办法，不是讳言孔子学院是中国的软实力，而在于阐明中国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软实力，进而自信而从容地向世界介绍和推广中国文化。

[B]孔子学院宜奉行“双行并举”战略[/B]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对外文化传播不仅是个“软实力”的问题，更是一个“巧实力”的问题，即运用恰当而又稳妥的办法，在推广自家文化的同时，又不给人以把柄。孔子学院的下一步发展，应在如下五个方面有所思考与举措，是为“双行并举”的发展战略：

[B]其一，“来请”与“往教”相结合。《[/B]礼记》有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和与中国打交道的需要，孔子学院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所以，创办孔子学院，中国方面固然可以主动出击，但不能急于求成，不如被动接受邀请，亦即要把握好“来请”与“往教”两者之间的“度”，以“来请”为主，而后“往教”，并一如既往坚持“中外合办”的原则。

[B]其二，“语言”与“文化”相结合[/B]。《论语》有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那么其背后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是“质”。孔子学院应在教材里和教学中适当地加大中国文化的比重，把平易近人的孔子和崇尚和谐的中国文化理直气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学习者不但能掌握中国文化的“文”，也能了解并亲近中国文化的“质”。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批精通汉语、外语和中国文化的“三通型”教师，因为目前大多数孔子学院的教师，对中国文化了解还很有限。

[B]其三，“内办”与“外办”相结合[/B]。《论语》有云：“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没落百有余年，时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复兴与重建，这也给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带来了一定压力，正如中国资深国际战略学家阎学通所说：“如果中国人自身不实践儒家理念，却试图向国外推广，只会适得其反。”所以，可以考虑在国内也创办一些孔子学院，作为国语和中国文化的教学平台，实现海内外孔子学院的举翼齐飞，并在适当时候实现海内外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

[B]其四，“官办”与“民办”相结合。[/B]官办和民办有区别、要分开，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常识，而且西方民众往往对官方机构心存警惕，认为政府和权力不应插手民间机构。所以，孔子学院宜尽量淡化中国官方机构的色彩，改由将更多的权限交由中国的大学、企业、智库等民间机构，亦即要把握好“官办”和“民办”的“度”，以民办为主，以官方的宏观指导或“无为而治”为辅。必要时，官方机构可以考虑退出孔子学院。

[B]其五，“送去”与“拿来”相结合[/B]。前不久去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鉴于中西文化交流不平等、不对称的现状，曾大力提倡“送去”与“拿来”的文化发展战略。如果说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或“送去”的战略，那么也不妨在平等或对等交流的基础上，放开海外语言文化机构进入中国，是为“请进来”或“拿来”的战略。如此，也能缓解孔子学院面临的一些外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