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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琼 李聚刚（陕西师范大学，歷史文化学院）[/P][P]
【摘 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有关民眾信仰的问题。近年来随著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各种宗教思想在我国农村地区迅速传播，在起到一定社会净化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有些方面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如何走出这种危机，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关键字】新农村建设 宗教信仰 儒家思想 科学发展观[/P][P]
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的宗教信仰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随著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各种宗教思想在我国农村地区迅速传播。目前中国农村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各教信仰并存，同时还存在诸多有著悠久歷史的其他民间信仰，我们对其基本教义都是持尊重态度的。据调查，在我国的农村基督教信仰者人数眾多，并且有些地方的农村基督教信徒人数每年增长的速度令人吃惊，而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等在很多地区的广大农村被大大挤压了生存空间。除了出家人外，信奉佛教的以中老年妇女居多。农村道教的信仰范围目前相对较小，多数人只是带点儿迷信的去拜拜神仙，祈福求平安。伊斯兰教信仰者多為穆斯林同胞。这些宗教信仰教人团结友爱、与人為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净化社会环境的作用。同时，这些信仰中也存在著一些对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些愚昧的做法，盲目的迷信，在我国广大农村已经出现了危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建设。
走出新农村宗教信仰的危机，是我们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以儒為主，兼采眾家之长，用科学发展观正确引导人们信教，对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B]农村的宗教信仰危机[/B]
农村各式各样的民间信仰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复杂的多样性，中国人的信仰心理正可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事到临头抱佛脚”，民间信仰中民眾所追求的不是彼岸世界的幸福，而是今世的生活，不在於拯救灵魂，而在於改善个体的生活状况，他们对神灵的要求都很世俗，如求子、求财、求雨、祈求家人平安、延年益寿等等。当对神灵有所求时，往往会许下诺言，如若灵验则给神灵诸如增添香火钱、修庙、為神像塑造金身等好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杂文《眼睛望著上帝》中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為的是风调雨顺，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求。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1]多数人的信仰并不固定於某一个神灵，他们是见神就磕头，见庙就烧香，甚至於烧香时连庙中供奉的是哪位神灵也没搞清楚，民眾对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大多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民眾对神灵的信奉往往也是以是否灵验為基础的，当其灵应时，信徒眾多，香火旺盛；而失去灵应，则变得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还有时下人们流行的口头禪，什麼“啊门”，什麼“Oh,my God!”说这话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是信奉什麼宗教，更像是一种语气词。
[B]一、农村的基督教信仰危机
[/B]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体制的转轨、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等诸多方面发生变化。同时，以经济為中心的浪潮席捲了农村社会，导致农民的价值标準和行為方式等发生变化，这必然给以传统為导向的农民带来价值观念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新鲜事物的层出不穷让农民心理上也会產生巨大压力。基督教的教义规定：传播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是耶穌基督復活升天时颁佈的大使命，所有信徒都应该广传福音。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魂救赎、精神超越和普世博爱”的主张，以及教会内部的一整套公正透明、分权制衡的程式和规则都為基督教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
当前我国农村基督教信仰者主要是以中、老年人為主，且女性信徒占绝大比例，青年信教者中能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不多。据瞭解，她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多数并不懂得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她们入教的理由也值得考虑，主要是期望得到神的力量和指示，祈福、消灾、积德、避难。传教主要方式有家庭代代相传以及基督信徒就近传教，据说很多时候教徒们在引人入教的时候并不是深入的介绍基督教的教义，而是说些“信主可以得救，可以治病什麼的”这很大程度上误导了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其他的说法就是对人说“信主死后可以上天堂”，做事情不如意的，入教之后事情也会变好等等。农村基督徒的这些补风捉影的传教行為，实在可笑，值得深思。由此看来，今天农村基督教徒自身以及他们这样的传播方式，这样的传播理念，都存在著许多问题。
真正的宗教信仰应该是善其身、养其性的一种精神境界。天主教中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得像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长者。自称是上帝儿子的耶穌，一生殉道，為了救助感化眾生而颠沛流离，这种精神是值得崇敬的。老百姓都会喜欢信仰这样性格朴素、公正无私、心怀天下、造福人类的神。他们其实是因对现实的无奈而寻求的心灵寄託，把对魅力人格的崇拜虚化為对神的信仰了。但时下农村的天主教信者，有的连《圣经》的内容，天主教义都不大清楚，甚至还有的对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和耶穌也知之甚少（概念模糊）。与西方基督教徒不同，中国农村民眾不过分奢求那虚无縹緲的天堂福祉，只是想摆脱眼下的困境而试探著信从，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现世的利益。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积聚了不少落后因素，又承受著许多精神压力；改革开放后，小生產者的保守性与现代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入世后，农民和农业所承受的压力又是最大的。如果不重视农民的精神需要和精神困境，他们可能会成為时代的观望者、徘徊者，甚至会產生悲剧性的后果。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迫切需要一个平静快乐的精神家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了基督教，这实际上是选择了逃避和退却，并不能真正摆脱精神的困境。
[B]二、农村的佛、道教信仰危机
[/B] 与真正的佛教徒不同，中国农村民眾并不守望那不知有无的来世幸福，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现世的利益、当下的满足。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也遵循“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拒绝了对形而上之神的思考。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為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在士大夫中，多抱有孔子这种未知论的态度，他们更看重的是现世生活和现实社会，漠视对世界的终极关怀。而下层民眾在阶级社会中由於备受奴役和压迫，只能在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中寻求解脱，以寻求心灵的慰藉。虽然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它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倾向的是现世社会的直接延伸，因此它更适宜於作為统治者和上层士大夫安逸生活的陪衬物，而不适用於广大的劳苦大眾。一些信仰道教的平民看重的只是道教简化的形式符咒，以求消灾免祸。相对道教而言，更多地赢得下层群眾的是佛教，但这也是由於传入中国后佛教所进行的“中国化”的改造。作為觉者的佛陀释迦牟尼，被中国信者看成了宇宙的主神，而加以膜拜。这反映出中国民眾渴望认识神，追求精神的寄託，却走入了误区。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普通民眾对於佛、道教的信仰是支离破碎、混乱不清的。在信仰中，其信仰神的宗教属性很难界定，有些属於佛教，有些属於道教，有的既属於佛教也属於道教，有的则很难归入这两种宗教之中。而在民间信仰的寺庙中，儒、佛、道的神灵可以共处一室，有的佛塔上刻有八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宗教的宽容性是相吻合的，同样也与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趋势相一致。观音菩萨虽佛教中人物，但是有的道士也会為其修庙焚香，日日供奉。在这种信仰中，庙中供奉的到底是佛教还是道教的神仙则显得无关紧要。由此可见农村信仰中，佛、道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而普通百姓对此更是漠不关心。中国许多百姓不是把信佛修道看作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而是把其看作消除自己业障或获得福报的途径。民眾对待神灵就像处理人际关係一样，这种信仰同时存在著功利性和盲目性等问题。因為民眾信仰心理带有功利倾向，他们也会将心比心的用功利性的心态去分析其所信仰的神灵。他们认為神是万能的，但需要用自己的“心意”来表达对神的敬意，需要用“贿赂”来换取神的赐福或救助。认為“孝敬”的越多就可以得到高回报，似乎把神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生意人。有病不求医，甚至他们认為犯错误并不可怕，反正可以通过祈祷佛祖道爷来消除自己犯下的罪过，所以会出现一些错误不断，祈祷不止的偽信徒。其实这种现象在基督教信仰中也普遍存在，究其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於宗教教义的宣传出现偏差和中国农村文化落后的环境造成的。
总之，由於农村信仰中存在以上诸多问题，它往往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别是其中一些愚昧的做法，盲目的迷信，严重影响了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採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B]走出宗教信仰危机[/B]
著名国学家季羡林先生说“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歷史发展过程，都有其產生根源，都是人製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同时，他还指出，“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於‘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為需要则一也。”[2]面对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宗教信仰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引导民眾正确认识宗教，走出危机？个人认為以儒為主，兼采眾家之长，用科学发展观正确引导人们信教，对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脉，是适应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两千多年来，随著各种宗教思想的传播，儒学思想作為中国文化的主体，始终主导著中国文化的方向。儒家的修齐治平精神激励著历代志士仁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张载《张子语录》）积极的入世与豁达的胸襟同其他宗教的消极避世与排他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毕竟那些宗教信仰的存在满足了部分民众的精神需要，至少得到了些许心灵的慰藉，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摒弃他们的积极作用。隋末大儒王通就说“（儒、释、道）三教各有利，三教各有弊，三教不可废”，他主张“以儒為主，三教可一”。（王通《文中子中说》）在我们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在我们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相容并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不必要去专门信仰某一种宗教，也不必要刻意去消除某些宗教，“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3]当人们不再“需要”它，或者当某种宗教有了替代品之后，它自然就会消逝。
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礼乐文明，不仅仅是处理人与人关係的规范，而且是与天地宇宙本体有密切联繫，或者说有形而上学的依据，是根於天地的大本，是符合人性人情的。所以，传统上也有把道德宗教化的倾向。这些“宗教化”其实不是真正要创立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主要是起了类似於宗教的功能，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教化社会，和谐人际关係。需要强调的是, 在中国文化中,礼乐中祭祀礼仪特别具有宗教性，但这种宗教性的根本精神则是人文的、理性的，故新儒家讲是人文宗教。儒家的礼乐教化和平常的宗教戒律的作用不同，宗教的戒律一方面具有某种排他性,同时它在信众群体上也有局限性。但是儒家所据以行其教化的礼乐系统,是社会本来就有,并且普泛地渗透於整个社会的东西。《孟子》中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4] 礼乐的内在核心就是道德。中国人讲道德不是教条，而是在礼乐实践中达到道德的境界。儒家精英阶层熟知礼乐文化精髓，应该对民眾信仰有意识地进行改造，剔除与进步文明相悖的因素，把民间信仰导向有利於人民精神文化发展的范围之内，利用信仰达到教化民眾的目的。[5]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这正与儒家的人道观相契合。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今天，以儒為主，兼采眾家之长，发扬各宗教道德教化功能和团结友爱精神，更有利於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结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至少有6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的文化建设关系著整个国民的综合素质。走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眾宗教信仰的危机，培育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日臻和谐，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儒為主，兼采各家之长，共同為社会主义服务。通过对各有利因素的宣传普及，引导民眾正确信教，弥补我国当前农村信仰所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我们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P][P]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芳草天涯：费孝通外访杂文选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季羡林. 佛教十五题•序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 同上。
[4] 杨天宇. 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 李聚刚,柴永昌. 新农村文化建设下的“礼乐文明”復兴[J].青年科学.2009年9月。
作者简介：张晓琼（1984—）女，山西文水人，陕西师范大学歷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聚刚（1983—）男，河北邯郸人，陕西师范大学歷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