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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就曲阜建耶教堂答《南风窗》记者问
作者：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SIZE][/P][P][SIZE=3][/SIZE][/P][P]
[SIZE=3]记者：[COLOR=#ff0033]在曲阜采访中，我的感受是，在一般老百姓层面，基督教信仰的传播程度远大于儒学[/SIZE]，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传播态势，而儒学则日渐式微，[COLOR=#ff0033]在这样一个号称“东方圣城”的地方，人们生活对外来基督教的认知远大于或者说清晰于对儒家文明的认知[/COLOR]，您怎么理解和解释，这种信仰领域的怪现象？[/COLOR][/P][P][SIZE=3][/SIZE][/P][P][SIZE=3]陈明：基督教的传播或扩张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上最重大的现象或事件了。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在中国，情况则尤其复杂。如果说宗教本身可以划分为关于群体意义建构的宗教与关于个体生命救赎的宗教的话，以此岸和社会关注为重心的儒教显然属于前者，而基督教则是后者的典型。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简单以为只有后者才是宗教，实际是偏见和无知，从涂尔干和伊利亚德的著作我们可以获得对这一类宗教的理解。从历史上看，它不仅是人类更普遍的宗教形态，后面这一类型的宗教也是在一定条件下从中发展而来。由于种种原因，儒教的演变与此有所不同。董仲舒对策强化了它的社会关注及其与相关组织的联结，佛教的传入更弱化了它向个体生命问题发展的需要或动机。所以，当社会变迁制度改变，它也就很快衰落。康有为创办孔教会，本质上就是试图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为儒教寻建新的社会基础或支撑。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事不成功。不仅康的努力不成功，五四时期它被要求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承担责任，文革又被当局作为封建主义彻底批判、80年代又被当成西化的阻力加以否定。雪上加霜，其影响力跌落谷底也就没什么可奇怪了。基督教的传播有自身的理由，但西方文化的光环、西方社会的推动以及有关方面应对的不高明也是其天时地利所在。[/SIZE][/P][P][SIZE=3][/SIZE][/P][P][SIZE=3]总之，这个问题不能在儒教和基督教的简单对比之中作出结论。台湾基督教总人数一直没有超过60万，无论是一般认同儒教价值的社会人群还是作为以儒教为内容的各种民间信众，它的总数远远高出这个数字……[/SIZE][/P][P][SIZE=3][/SIZE][/P][P][SIZE=3]记者：有当地学者这样跟我解释儒学跟基督教的差别，他说，儒学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越来越官僚化了，越来越不亲民，我个人的采访和观察也在部分层面印证着这一点，比如儒家的话语体系，建筑风格，无不官府气十足，而基督教在中国能够迅速传播，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着亲民取向，将信徒称为兄弟姐妹。对于这些判断，您是否认同？[/SIZE][/P][P][SIZE=3][/SIZE][/P][P][SIZE=3]陈明：这个学者看到了一些现象，但似乎没有给出有效的解释和分析。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不仅意味着儒教价值的被承认（要知道秦始皇是焚书坑儒的），也意味着汉民族的塑造成型——这难道有什么叫人难为情的么？当然，这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儒教越来越被工具化、衙门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王权越来越强化；王权为什么会越来越强化？因为社会越来越弱，所谓“民主是古老的，专制是晚近的”。而社会力量的削弱，又与儒生的入仕取向，基层儒教精英的流失有一定关联。当初正是因为儒教的社会根基深厚，才使武帝不得不接受董仲舒的建议。[/SIZE][/P][P][SIZE=3][/SIZE][/P][P][SIZE=3]现在，是儒教重回社会，形成论述，深耕基层的时候了。[/SIZE][/P][P][SIZE=3][/SIZE][/P][P][SIZE=3]记者：在我的采访中，也有学者认为，对一座教堂如此敏感，这是文化上的自卑感在作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未来很多年，中国社会肯定会上演各种宗教文化的竞争，在竞争中，您对儒学保有信心吗？您认为最大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SIZE][/P][P][SIZE=3][/SIZE][/P][P][SIZE=3]陈明：任何有文化使命感的人，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文化命运和影响力都多少会怀有一种责任感，孔子自然是以斯文自任，亨廷顿又何尝不是？他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是担心他所谓“美国性”的丧失。我未必赞成他的观点，但理解他的情怀，崇敬他的人格。你这里说的所谓论者我不知道是谁？我可以肯定既不会是真正的儒者，也不会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篇发自海外的文章说“没有某种程度都的文化焦虑，没有文化建设上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不可能开启重建和复兴中华文化的进程，也不可能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很赞成。至于指责儒家文化的自信心或竞争力，首先我要承认，近百年来儒家文化内部没有提出很好的论述根据变化了的时代作出调整回应，需要自我反省。但是，也必须指出，它所要竞争的对象，无论是基督教或别的什么，都是拥有各种有利位势的，或具有“合法法律身份”、拥有各种力量支撑，或占有各种资源成为意识形态。[/SIZE][/P][P][SIZE=3][/SIZE][/P][P][SIZE=3]没有开展活动的合法法律身份，是儒教进行文化竞争的最大劣势。这次“意见书”的真正重点，我认为就是呼吁承认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这不是什么过分要求，不过是要争取与佛道耶回平等的法律身份或地位。至于优势，我从来不去想。[/SIZE][/P][P][SIZE=3][/SIZE][/P][P][SIZE=3]记者：宗教文化之间，除了竞争，当然还有对话，可是， 千百年来，似乎人类社会都没有解决好文明之间的对话问题，今年，中国还搞了一个尼山论坛，试图进行文明对话，您认为这种对话有效吗？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中国前景如何？[/SIZE][/P][P][SIZE=3][/SIZE][/P][P][SIZE=3]陈明：诸神之争是与一神教来的内在本质相关的，理论上几乎无解。佛道教并非如此，儒教这方面则更是最具理论弹性和社会包容性的，所谓“有来学，无往教”就是最好说明。文明之间真诚平等对话是解决所谓文明冲突的唯一法门。个人以为，文化本身应该无所谓冲突，只是与利益交织、被政治操控的时候它才成为悲剧发生。所以又可以审慎乐观。至于尼山论坛，当时就有点像个笑话，现在，有关报道据此阐述建这个大教堂的理由造成如此困局，则显然又像个悲剧。这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精神是相悖的。这里不仅是一个组织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理念的问题。[/SIZE][/P][P][SIZE=3][/SIZE][/P][P][SIZE=3]记者：一直以来，公权力介入个人信仰，都是饱受批评的一个问题，在儒学圈里，诉诸公权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您持怎样的看法？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公权力与信仰的关系？[/SIZE][/P][P][SIZE=3][/SIZE][/P][P][SIZE=3]陈明：首先，文化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不能还原成为个人信仰权利或自由的问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讲的难道只是个人信仰问题么？其次，吁求公权力介入这个问题，在儒门内部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声音，我就不是。再次，这个问题，实际确实存在公权力因素入，它的解决清理，自然也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当然，法律建设、法治实施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SIZE][/P][P][SIZE=3][/SIZE][/P][P][SIZE=3]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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