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起源

家譜，是一種以表譜形式記載一個以血緣關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蹟的特殊圖書體裁。產生於上古時期，完善於中古時期。三千多年來，家譜在不同時代，顯現出不同的形態，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古往今來，先民們編製了難以數計的各類家譜，流傳至今的尚有二萬餘種，其內容之豐，價值之高，很值得我們去認識與瞭解。

古往今來，在祖國廣闊的土地上，散居著多少大大小小的各個家族，他們都有各自共同的祖先，血緣關係將他們牢固地聯繫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雖然有了貧富差異，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居住在同一塊土地，即使戰爭、瘟疫和各種自然災害，也不能將他們分開。這些家族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氏族是一個大家庭，國家是一個最大的家庭，園王或皇帝是這個家庭的家長，百姓是這個家庭的子民，家長利用各種手段和相當於血緣關係的紐帶，維持和統治著自己的國家。

為了能使統治得到延續和穩定，權力更替和財產的繼承能夠平靜實現，不致落入外人之手，無論是國家還是各個家庭都十分重視血統的純淨，為此，記錄血緣關係和血統世系的譜牒就應運而生。早在中國進入夏朝，王室就有了記錄自己世系的譜牒，這就是夏王的家譜。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家譜，後人曾加以整理，編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等通代譜牒，漢代司馬遷在創作其不朽的史學著作《史記》時，就曾參考並仔細研究過這些資料，寫成《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楚世家》和《三代世表》，完整、系統而具體地記錄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王室由始祖而下的本支歷代世系。同時，司馬遷還根據春秋時期各國國君的家譜，編成《十二諸侯年表》。遺憾的是，這些原始的家譜文獻由於年代久遠，早已失傳。今天，我們只能見到後人整理的本子和司馬遷《史記》中的記述。

令人欣慰的是，在傳世的甲骨文中，卻保留有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實物家譜。據學者的研究和釋讀，共有三件可以確認為是最古老的家譜，一件最早見於容庚等編的《殷契蔔辭》中，一件最先收錄於《庫、方二氏藏甲骨蔔辭》中，一件最初見於董作賓的《殷虛文字乙編》。第一、第三件文字不多，價值相對差一些，第二件為一大片牛肩胛骨，今藏大英博物館，是一個極為完整的、典型的家族世系，全片共十三短行，每行一句，除第一行為五字外，其餘十二行均為四字，行間無直線，據陳夢家先生在其《殷虛蔔辭綜述》一書中釋文為「兒先祖曰吹，吹子曰，子曰，子曰雀，雀子曰壹，壹弟曰啟，壹子曰喪，喪子曰養，養子曰洪，供子曰禦，禦弟曰，禦子曰，子曰。」並將這個甲骨片定為武丁時代所刻，武丁是商代第十世二十三任國王，距今大約有三千二百餘年。這件家譜一共記錄了十三個人名，其中父子關係的十一人，兄弟關係的兩人。也就是說，這件家譜記錄了這個家族十一代的世系。通過這件家譜實物，我們可以這麼認為，遠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國就已有了以表格形式記錄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譜了。此外，這三件實物資料上的人名，均不見於商代先公先王譜系之中，顯然，他們都不屬於商代王室成員。由此又可得出這麼一個結論，早在三千二百多年之前，不僅王室，就是其他的一些顯貴家族，也已有了本家族文字記載的家譜了。「庫1506」家譜共有十一代世系，以每一系三十年計，這個家族有家譜的歷史又可上推三百餘年，這個家譜年代之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上述三件家譜實物之外，在現存的甲骨文中，還有不少商人求禱或祭祀列祖列宗而形成的祭祀譜。這些祭祀譜，原意是為祭祀用的，它們有的求禱於自己的祖先，有的記載受祭各先祖的名字，有的則排列各先祖的受祭日期，從而形成了一連串的世系，這些祭祀譜上往往還有諸如祈禱用語，祭牲數目，祭祀日期等內容，因而，它們與專門記述家族世系的家譜有所不同，然而由於它們記載的均為同一家族的世系人物，並逐代排列，有條不紊，則與家譜性質又有些相同。由此，我們基本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祭祀譜是家譜的初級形式，它所記載的家族世系資料，為專門家譜的撰修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保證，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商代的這些祭祀譜，是一種原始形態的家譜。

在現存的商朝末年的青銅器中，也有一些專門記載家族世系的資料，不過沒有上述甲骨資料典型，這裏也就不加介紹。

甲骨文和金文中世系的記載，僅僅可以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使用文字記載的家譜形式。我們知道，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文字並不是唯一或最早用於記事的方式。在文字沒有產生之前，人類的祖先就普遍採用結繩和口述的形式來記述家世，這就形成了兩種更為古老，更為原始的家譜形態。這些原始形態的家譜，在一些文明程度比較低的民族中，曾一直沿用或殘存到近代或現代，成為民族家譜中兩種很重要的組成形式。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漢族之外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由於各種歷史和社會經濟原因，進化和文明程度也不一樣，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大約只有二十餘個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回族、滿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獨立的文字家譜著作，另有一些諸如蒙古族的民族文獻中記載了一些本民族著名人物的家族世系，在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中，如鄂倫春族、錫伯族等有自己的結繩家譜，通過結繩來記述家族世系和歷史。更多的還是處於口述家譜時代，家族和氏族的世系或由專門的神職人員如巫師記誦，如普米族、哈尼族，有的則由本族中老人定期向全族人講述，如怒族、僳僳族、苗族、阿昌族、彝族中的黑彝等。

　

家譜價值與利用

中華民族有家譜的歷史已經有三千多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我們的祖先編製了難以數計的家譜，這些家譜在他們的時代，在他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從商周到漢代，家譜的主要作用是祭祀祖先、證明血統、辨別世系，同時，又是權力和財產繼承的依據。進入魏晉南北朝的門閥社會後，家譜在政治、社會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大大增強，家譜的主要作用是證明門第，做官以至婚姻嫁娶，社會交往都是以家譜為依據，家譜已由家族文獻轉而成為一種政治工具。隋唐兩代，取士多由科舉、家譜在選官方面的政治作用削弱，但在婚姻等方面的作用增大。宋代以後，取士、婚嫁不看重門第，各社會階層的成員升降變遷也很頻繁，家譜的政治作用基本消失。編修家譜成為家族內部的事情，家譜的作用也隨之發生變化。宋元明清幾代家譜的纂修主要是為記錄家族歷史，純潔家族血統，尊祖、敬宗、陸族、團結、約束家族成員、教育後代，提高本家族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聲望，家譜的教育功能增強，家譜中大量出現家族祖先的善舉恩榮和各種家訓、家箴，對於傳播倫理，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一定作用。因而，家譜的纂修無論是唐代以前還是宋代以後，往往都得到政治的支持和鼓勵。此外，明清兩代科舉取士，各地中舉名額都有一定數額，一些考生往往冒移籍貫，避多就少，以期容易考上，為此，經常引起訴訟，家譜此時又將發揮證明作用。清代旗人襲爵、出仕，需要出示家譜以為憑據，這也可以看作是家譜政洽作用的一點殘餘吧。

在當今時代，家譜作為一種歷史文獻，對於我們瞭解過去仍有著重要作用。它的價值大致表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對於古代人物研究，具有相當權威的資料價值。我們知道，查考古代人物，主要是通過正史中的傳記、古代的文集、筆記和方志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物，在這些資料中就很難找到，有也是寥寥數語。即使是一些著名人物，有時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很難滿足人們對於人物研究的需求。家譜就不同了，家譜的特點是記錄家族人物，在世系錄中於每人之下均注明屬於何支、何房、名、字、號、行第、生卒年月日時、亭年、妻室、子女、墓地，尤其對功名、官階等記載較詳，藝文中還收錄了有關行狀、傳記、墓誌等資料，重要人物還專門寫有傳記。這些資料，其中雖然會有溢美之詞，但大多數內容是可靠的。通過家譜，我們不僅可以知道我們所要瞭解人物本身的情況，還可以瞭解他的世系，即祖先情況和子女情況。近年來，學者們研究的目光逐步投射到家譜，利用家譜資料，糾正了過去歷史人物研究中的很多疑點。如有人利用《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考證出《紅褸夢》作者曹雪芹的祖藉是遼陽，後遷居瀋陽，不是通常人認為的河北豐潤，曹雪芹的先人原為明朝軍官，在戰爭中投降了滿人，開始隸屬於漢軍旗，後改歸滿洲正白旗，使得紅學研究中幾大疑點之一的曹雪芹的祖籍和旗籍問題得以解決。又有人通過泉州《林李宗譜》考證出明代思想家李贄原姓林，名載贄，他父、祖都信奉伊斯蘭教，本人也有阿拉伯或波斯血統。此外，近年來，如《洪氏宗譜》、《辛氏宗譜》、《紫陽朱氏建安譜》、《岳氏宗譜》、《楊家宗卷》、《宋氏宗譜》、《富田文氏族譜》等家譜的陸續發現，給我們瞭解和研究洪秀全、辛棄疾、朱熹、嶽飛、楊家將、宋應星、文天祥等歷史人物的早期生活以及他們後人的事蹟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

第二，對於人口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家譜中的世系，是家譜中最基本的部分，對於族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有詳細記載，比官方記載要詳細而可靠得多。通過家譜我們可以瞭解到本家族各個時期的人口數量，人口的結構，人口的增減速度、原因，人口的社會構成、職業、文化狀況、婚姻狀況、壽命等等。比如從清代玉牒中，我們可以統計出這麼一個數字，清朝的歷代皇帝一共生有一百零三個皇子（不包括皇帝），八十二個皇女，可是他們的平均壽命，皇子為三十二歲、皇女為二十六歲，大量死於五歲之前。如康熙皇帝共有三十五個皇子、二十個皇女，五歲前死亡的皇子有十二人、皇女十人；活到十八歲以上的皇子只有二十人、皇女八人。其餘的皇子、皇女中，又大部分死於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皇家的衛生條件和生活條件要比民間優越得多，可還有這麼高的死亡率，尤其皇族女子死亡率比男子高，平均壽命比男子短，這種現象很疽得研究。這類資料，除了家譜，是無法從其他方面獲得的。

第三，對於移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任何一部家譜都要記錄族源和遷徙情況，由何處而來，遷居原因，經何處而至此地。此外，家族定居後又有那個支房遷出，遷移的原因、數量、遷居何處、移民生活、移民與當地土著的關係，遷居後與本房的關係等，都有記載。近年來，在海外華僑和港、澳、臺同胞中，掀起了一股尋根的浪潮，他們的祖先，當年因為各種原因背井離鄉，在異國他鄉定居下來，娶妻生子，繁衍後代，可是他們的根還在大陸，他們想瞭解祖先的情況，一有機會他們就要返鄉認宗。1988年，菲律賓前總統柯拉蓉．艾奎諾在訪華期間，就曾專程去其曾祖父許玉宋的故鄉福建省龍海縣鴻漸村認祖。隨著海峽兩岸交往的增多，大批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尋根。臺灣的早期移民，大多是從陝西、廣東、福建去的，尤其以福建為最多。有人對福建省的家譜資料進行研究，瞭解到福建移居臺灣的最早記載是兩宋之交的蘇姓。早期大陸移居臺灣共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末天啟年間，泉州、漳州一帶貧民遷居臺灣達三千多人，崇禎年間又有數萬人，這是一次有組織的移民。第二次是鄭成功收復臺灣後，跟隨鄭成功而去的。第三次是康熙年問清政府統一了臺灣鄭氏政權，開放海禁，移民人數多達幾十萬。從有關家譜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移民的人數、成分、原因，他們的婚姻狀況，分佈特點及與大陸關係等。

第四，對於古代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資料。宗族制度是古代宗法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古代王朝統治的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家譜中對於古代宗族制度的介紹和體現是非常全面的。家譜中記載了有關宗族的構成、祠堂的組織、結構、職能、祠產的類型、數量、形成、經營方式和收入用途。家譜中的族約、宗規、家訓、家箴，是用古代的倫理道德來約束族人的思想觀念。祠規、家禮規定了各種祭祀、婚喪禮儀。神權族權和夫權在家譜中都有根明顯的體現，這些資料，在其他類型文獻中是很難這麼集中的。

此外，家譜資料還對地方史、家庭結構與功能、社會結構、婦女地位、優生學、民俗學、經濟史、科技史、宗教史、中外關係史等問題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實際上，家譜的價值，古人就已給予了很高的重視，南北朝時期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魏收著《魏書》、歐陽修撰《新唐書》，就曾大量地使用了家譜資料。宋人鄭樵，清人章學誠，近人易熙吾等也都對家譜的價值作過介紹和評價。

然而，由於家譜是私人纂修，有些記述往往華而不實，言過其實，尤其是先人功名、宦蹟、婚姻等，有的甚至是捏造的，這部分內容我們在使用中要注意鑑別，不可盲從。但是，家譜中的主要部分，如五世內的世系、宗規、家訓、祠堂、人曰、藝文等方面的內容，一般還是可信的。在使用時還需注意家譜為幾修，所用資料是照錄原件還是新近加寫的，對不同時代的資料區別使用，這也有助於提高資料本身價值。總而言之，家譜具有根高的資料價值，也同時存在一些不實的內容，問題是在我們使用家譜時，一定要注意。區別對待，去偽存直。

　

家譜纂修

因為家譜能夠證明一個人的身分，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歷代都重視家譜的編修。唐代以前，家譜的政治作用比較明顯，選官、婚姻、人際交往都離不開它。為了保證家譜的權威性，家譜往往由政府纂修，由政府設置專門的機構「譜局」保存，以備必要時查驗。宋代以後，家譜的政治作用削弱，但記錄家族歷史，純潔家族血統，團結約束家旅成員，教育家族後人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會生活中的聲望、地位的作用增強。除了皇帝的家譜玉牒為政府所修、政府收藏之外，宋代以後的家譜均由私人修撰，政府不再幹預，也不負責收藏保管，直至清代，政府才對家譜中的行文和格式作出一些規定。在清代，滿族人家譜尚具有一些政治作用，旗人襲爵、做官都需要出示得到官方承認的家譜作為證明。與唐代不同的是，旗人的家譜是由家族自己纂修，自行保存，需用時只要送交官府查驗就行了。

宋代以前纂修的家譜，因年代久遠，現在已基本亡佚，無從考察其纂修情況，我們只能從前人記錄中略為瞭解一些。流傳至今的古代家譜，大多是明清兩代纂修的，我們從中可以對明清時代的家譜纂修情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明清時代，雖說纂修家譜是私人之事，但由於家族是社會統治的基礎，家族穩定，社會也就容易安定。因此，政府對於建家廟、修家譜之類力加強家族團結的事情大部採取支持與鼓勵的態度。歷代玉牒的纂修，也起了間接倡導的作用。明太祖在位時，就曾為自己的家族編修家譜。以前沒有編修家譜習慣的清王朝，入關後僅十二年，即順治十二年，就提出要為自己的愛新覺羅家族編修家譜。在明清兩代的家譜和有關文獻中，不斷見到政府當局鼓勵纂修家譜的記載。

明清時代的家譜纂修年限的時間長短沒有統一規定，基本上處於自發狀態。但不管時間長短，都必須在一定時間內續修，以保證家族血緣延續的完整記錄。如清代玉牒，皇帝規定每十年續修一次，其餘私人家譜，一般是三十年續修一次；也有的是十五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還有一些家族規定，分支家譜五年一修，合族的公譜十年一修。修譜問隔最長的是武進城南張氏宗譜，規定三世一修，每世通常三十年，也就是九十年續修一次。孔子家譜也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總之，不管多少年一修，應到時即修，到時不修，子孫會被人視作不孝。當然，如果因戰亂、自然災害等特殊原因沒能如期續修者，重修時也應在新修家譜的序文中予以說明。

家譜的纂修，通常是由家族中負有文名或職務最高的退休官員主持，也有由族長主持，成立一個臨時性的修譜機構，安排好有關修譜各方面的人手，然後向全家族包括已經遷居他鄉者發布榜文，要求盡快將近期的各種資料報來，然後加以彙總，也有的是在各支房譜基礎上進行彙總。修譜的經費，一部分來自祠堂公產，一部分由家族成員捐納，捐納數目有一個最低限額，有違抗不交者，依家規嚴處，甚至給予不准登記入譜，或家譜修成之後，不讓領譜，也就是說給予開除家族的處分。所以修譜之時，再窮的族人，也會按時繳納。家譜修成後，先請名人作序，以弘揚光輩祖德。在清代文字獄盛行的時期，大多還要迭官審查後再行刻印，以防有違礙文字導致不可收拾的後果。家譜刻印完成，這是全家族的一件大事，通常要舉行祭譜儀式，在祠堂裡擺酒慶賀，有時還要請戲班唱幾天戲。然後，將一份家譜供在祠堂，其餘按編號分給族人保藏，並留有記錄，定期檢查，如有損壞，則予訓斥，如若出賣或供給外姓閱讀或傳抄，那更是大逆不道，輕則除名出譜，重則送官懲辦。如果是一些大家族的分支，則還要將修好的家譜送一份至大宗家族中備案、保存，如各地孔姓家族修成家譜後，都必須送一份至曲阜孔府，以備日後孔府修譜時收入。三十年後，這個過程再重複一追，每一遍的內容都不完全相同，為了有所區別，現存的家譜大多標上「續修」、「幾修」字樣。據筆者瀏覽所及，普通家譜續修最多的有二十多修，清代皇帝家譜「玉牒」則續修達二十八次之多。

家譜纂修的資料來源，通常是日常積累，一般情況每年正月家族成員要到祠堂聚集，將去年各家的人口變化情況，用墨筆登記上譜，新生兒在各自派系下，登記上出生年月日時、行第，由於舊時規定，小孩五歲入塾開蒙讀書時，方由父、祖、師賜名，因而，此時只能登上小名。有娶妻者即在其名下登記娶於某地、某人之女、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時，嫁女者注明嫁於何地何人，死亡者注明死亡年月日時、壽數、葬地等，這個程式稱為「上譜」。所上之譜作為日後修譜的底譜，由於是用墨筆書寫，通常也稱「墨譜」。有的地方不一定一年上譜一次，有些家族規定，新生兒出生三日、死亡者半年內即要上譜，遷到外地的族人，每年也要向宗祠彙報一次其遷居地和人口鑾動情況，即使是皇族也是如此。皇室成員每年正月初十將人口變動情況造冊報送專管皇室事務的宗人府，清代中期以後，皇族成員數量劇增，一年報一次的工作量太大，又改成三個月報送一次，一年四次。嘉慶年問，一批皇族成員遷回滿族的發祥地盛京（今遼寧瀋陽），他們則規定十年向北京宗人府報送一次人口變動情況。

除了日常積累之外，資料的來源還有：各支族所修的家譜資料，支族修譜時間一般短於合族修譜，修成之後也要迭一份給總族，以備修合族譜時採用。此外，還可以利用各種宗祠契約、文書、檔等，傳記資料則可抄錄各種史書、方志、碑傳文等，先祖資料和以前世系，則可直接採用以前修成的家譜，只要略加考證就行。

在家譜纂修中，通常對資料的收入和使用有一些具體規定，其中主要是對家族成員的收錄方面。我們知道，古代纂修家譜，最重視的是血統世系，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明血統、序昭穆，因而，對防止「亂宗」之事，非常重視，為了保證血統純淨，對一些特殊人物，例如：家族成員沒有後裔，如果抱養的是親兄弟的兒子或家族中血緣較近的，可以入譜，但須清楚注明抱養於何人。如果抱養異姓人為後，則一律不准入譜，私生子雖然有血統關係，但屬傷風敗俗之事，也不能入正譜，只可入附譜，並於名下注明「養」的字樣；對於未成年而死亡者，具體家譜規定就不一樣。未成年而死亡稱之夭折，據古代禮教的規範《儀澧．喪服傳》規定，16至19歲死亡者稱長殤，12至15歲稱中殤，8至11歲稱之下殤，8歲以下者祠為無服之殤。一般來說，下瘍以下是不入譜的，中瘍以上可於其父名下注出。妻子和繼妻可入譜，妾必須生子方可入譜；入贅之人如改本姓，男的削去字行，異姓者則一律不書，兒名下注「養」字，以上諸種規定，都是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淨。

家譜纂修的另一個特點是隱惡揚善，如果家族歷史上出過什麼著名人物，受過何種褒獎，或有奇才異行，為家族爭光者都要大寫特寫。婦女本來在家譜中是沒有什麼地位的，但如果是節婦、烈女，受到政府褒獎，立了牌坊，則被視為全家族的光榮，家譜上要專闢一處，詳細書寫。可是，一個家族中難免有不肖子孫，直接寫上，則有辱家聲，一般採用除名的方式，俗稱「出族」、「出譜」。除名這種方式由來已久，班固《漢書．景帝本紀》中明確記載吳王劉濞等為逆，除其籍，毋令汙宗室。南朝梁武帝，因其長子蕭綜在前線投敵，不得已將其除籍。《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最末記載：「侯希逸亡其世系，李輔國中官也，僕固懷恩叛臣也，朱泚、王建、朱全忠皆削而不載。」具體何種人出譜不書，各個家族有自己的規定，其中尤以清光緒年間何乘勢等所修的《方何宗譜》規定得最為詳細，一共九種人削名不書：男子為樂藝、僧、道、義男、奸盜、過惡、並犯祖塋、盜賣墳地、嫁娶不計良賤；另還有六種屬於冒大不韙之事，只要沾上其中一點，也都削名不入譜。第一、棄祖：凡杵逆不孝，兇暴橫行，毆打兄弟致殘者，毆打族人致死者，嫖妓所生的兒子等，都屬棄祖，一律不准入譜。第二、叛黨：藐視國法，參加叛亂，大逆不道，以至欺君蠹國虐民者和為吏舞文弄弊，連累宗族者都屬叛黨類，同樣不准入譜。第三、犯刑：犯法受刑者，或無故將人縊死還想抵賴逃脫者都屬犯刑，也不能入譜。第四、敗倫：亂倫、同姓通婚等都不能入譜。第五、背義：其中與娼、優、隸、卒結婚的，丟失家譜者，修譜時不肯出錢者都屬背義，不入譜。第六、雜賤：為人奴者，或從事娼、優、隸、卒等職業者，都屬自甘下賤，不入譜。

古代的家譜纂修，出於抬高家族地位和聲望起見，在追溯先祖時，必然要上溯到一個名人或皇帝方才罷休，哪怕是冒認攀附也行。如果我們僅從家譜來看歷史，我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有趣結論，歷史上的壞人都是既沒有祖先父母，也沒有子孫後裔的。這種自抬身價，炫耀祖先的陋習，從漢代起就已存在。魏晉、隋唐以至明清所修家譜，大多如此，姓蕭的必為蕭何後人，姓範的定是范仲淹之後。同時，在敘述家族籍貫時，大都往本姓最有名的發祥地靠近，徐姓的郡望必是東海，王姓定是瑯琊，李姓必稱隴西，劉姓則大書彭城，周姓都是汝南等等。至於如何傳下來的，則又語焉不詳，似乎不如此這般，就不能在社會上安身立命似的。即使一些著名人物也不能擺脫此習俗。明太祖朱元璋奪得天下後，要為自己修家譜，可是自己出身貧窮，沒有顯赫的家世，也想冒認個有名的祖宗抬高身價，朱姓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人物是南宋大理學家朱熹。主意還沒拿定，一天，見到一個姓朱的小官吏，朱元璋問他，你的祖先是不是南宋的朱文公，回答說不是。朱元璋這才醒悟，一個小官吏尚且不肯冒認名人為祖宗，我作為一國之君又何必呢，這才打消了念頭。此外，在家譜行文中也經常使用一些與身分不符的僭越之詞，這些詞本是專為寺王所用，如先祖始遷稱為開基，置辦產業寫作創業，蓋房稱啟宇，家道中落又再恢復稱中興，墓穴稱龍形、鳳形等等，其結果除滿足一時虛榮心外，可能還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至於行文中沒有做過官捏稱做過官，小銜稱大銜，婦女無品級而漫稱淑人、孺人等等，更是常事。這些行為給家譜的嚴肅性帶來了很大危害，影響了家譜的史料價值。

唐代以前家譜的政治作用較強，而北方又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豪門勢族大多出於北方，因而，官修的家譜以北方居多。宋代以後修譜為個人之事，政府不再幹預，修譜必須以一定的經濟、文化水準為依託，南方的經濟、文化相對發達，人民的歷史意識較強，因而，宋以後家譜纂修南方多於北方。總的來說，是內地多於邊疆，漢民族多於少數民族。

從家譜纂修的體例上看，前代家譜側重於世系，後代家譜側重於人物和事蹟，所以，續修的家譜通常比前修家譜增加了很多內容和篇幅。雖然後代家譜的直觀性不如前代強，但其保存資料較多，價值也相對高一些。

近幾十年，臺灣、香港以及東南亞和西方的華人社會中，尋根、認宗、組織宗親會、新修家譜已成為一股潮流，並且還有不斷擴大和深入的跡象，其中尤以臺灣最為活躍。原先臺灣的家譜數量較少，近二三十年來，臺灣掀起了新修、續修家譜的活動，家譜研究也很深入，就連大學中某些中國通史課程的老師們也指定學生寫製各自的家譜作為作業。1981年，臺灣《聯合報》文化基金會成立國學文獻館、從香港等地和國外大量蒐集家譜資料，並複製了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所藏的中國家譜膠卷，以提供公眾使用，更刺激了臺灣新修家譜的風氣。因而，短短三十年間臺灣收藏的家譜達到相當數量，據1987年臺灣省各姓歷史淵源發展研究會出版的《臺灣區族譜目錄》記載，大約有各種類型的家譜資料一萬零六百餘種。

　

家譜流傳與收藏

唐代以前的家譜，由於政治作用較強，因而修成之後，大多要繳送一份由政府收藏，這從殷墟商代甲骨中家譜資料的出土就可看出。秦漢兩代，皇室家譜均由專門機構宗正管理。民間修譜，也應呈送政府有關機構。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最重譜牒的時代，無論是選官，還是婚姻，首先要查驗的就是譜牒，政府設置了專門機構「譜局」，編修和管理各種譜牒。民間自修，同樣要上呈官府，收藏在尚書省的戶曹，或專門的「籍庫」、「譜庫」中，作為日後選官的依據。南朝時期的目錄也開始著錄譜牒，蕭梁時期阮孝緒所編的《七錄》之中，就專門設置了「譜狀」類，收錄各類譜牒四十二種，一千餘卷。日後的各種目錄中，大多專立譜牒一類。政府負責蒐集、管理和編修譜牒，在唐代仍然是一種主要方式。

政府集中收藏和保存譜牒，既便於管理和使用，也便於保存，使得譜牒的修撰趨於標準、統一。然而，政府藏書遇到戰爭，照樣難逃厄運，西漢未年的綠林、赤眉之亂，東漢未年的黃中和董卓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北魏的爾朱榮的河陰之變，蕭梁的侯景之亂，隋未農民起事，唐代安史之亂和唐末農民起事，都曾將政府的藏書和檔案（包括政府所藏的各類譜牒）付之一炬。不同的是，唐代以前的歷吹戰亂過後，由於譜牒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很快得到了恢復。而唐期未年，黃巢起事過後，晚唐茍延殘喘一段時間，五代十國，紛起並立，亂世之中，家世譜牒已沒有意義，選官、聯姻全靠實力做後盾，政府管理和修撰譜牒已沒有任何意義，政府所藏的譜牒再也沒能得到恢復。這也是唐代以前的譜牒現已失傳的原因之一。

唐朝還有一種情況，由僧侶掌管州縣鄉裏的譜牒。敦煌遺書中保留了很多這方面的實物資料，很多殘牒上都注有「釋惠雲等牒」，「釋讋惠雲紹宗等牒」字樣。江南某些地區，一直到近代仍存在這種現象，各家族在續修家譜時，必先到有關寺廟查考先人世系和族人生卒日期。周圍居民添丁進口，也要去有關寺廟報知生辰八字和姓名，若有死者，寺僧自動來發給牒文，略述死者生卒年月日時和簡單事蹟，然後再殯殮，牒文底稿則抄在寺廟中的「尊主簿」永久保存。若有外地人死亡於當地，則僅將死者姓名與死亡時間記錄於寺廟中的「錄鬼簿」中。美中不足的是，寺廟藏譜從不刊刻流傳，因而，一旦遇到不測，則蕩然無存。如長興縣吉祥寺曾藏有唐至清的有關家譜，十分完整，可在抗日戰爭時因火災燒得片紙不留。經過近百年的戰火與動亂，現在已很難有哪個寺廟能保存較完整的家譜資料了。

宋代以後，選官不再看家世，婚姻也很少講究門閥。因而，政府已無興趣，也無必要繼續收藏和編修各類家譜了。從此之後，政府除了設置專門機構編修皇帝家譜即玉牒之外，所有各類家譜，均由民間自己編修，自己保存與收藏。修成的家譜一般保存在祠堂和私人手中。也有家族分支修成支譜後，要交送一部給本家族的總部保存，山東曲阜孔府之中，就收藏有全國各地孔姓族人所修的家譜三百多部。

明代以後，家譜被認為寄託有祖宗的靈魂，因而，嚴格禁止外傳，真實的理由也可能是擔心流傳出去後，會給則有用心的人造成「冒宗」的機會，或者是因為修撰時的牽強附會，自吹自擂，給外人提供談笑之資。總而言之，家譜絕對不准外傳，子孫世襲珍藏，奉為傳家之寶，至親好友也不能得見。因而，除非子孫不肖或者極特殊原因，很少流落到外面。擅自借給外人、私自塗改、私自抄錄或私自出賣的，都被視為大逆不道，要受很嚴厲的懲罰。為了保證這個措施得到貫徹執行，很多家族採取了編號發放的辦法，即家譜修成之後，抄寫或印成一定數目，編上號碼，登記後分發族人珍藏。並約定每隔一段時間須將各自保存的家譜帶至祠堂查驗，無誤者發回。如有違犯者，輕則追回家譜，重則還要開除出族，永遠不准入祠和入譜。在傳統社會中這是很嚴重的懲罰。一個人如果被開除出族，那將生不能入祠入譜，死不能埋葬在祖墳，猶如孤鬼，會無所依託，這對一個人在精神上的打擊是極為沈重的。

由於這些原因，家譜的蒐集是極不容易的，明清時代藏書家很多，但基本沒有能以收藏家譜為其藏書特色的。這種情況直到民國年間方才有所改變，一些有識之士鑑於私人收藏不如公家收藏更能長久保存，以及為了促進修譜水準的提高，也將一些新修成的家譜刻印後分送有關圖書館和研究機構，國內一些圖書館開始注意蒐集各類家譜。國外一些機構，非常注意蒐集各種中國資料，其中自然包括家譜，尤以日本、美國最為積極。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掠奪了一大批中國文獻，美國則利用他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和文化團體四處收買。除了我國所藏之外，美國、日本所藏中國家譜都在數千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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