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000080][SIZE=4]一、家世

　　我姓孔，祖籍自然在山东曲阜。先祖一系，向南迁徙到安徽寿县城北二十里路，建立了孔家村，世居於此，传承至祖父时，我家这一支系，又从安徽寿县发展到江苏常熟去。

　　祖父孔繁升，年轻时是个练武的人。在袁世凯训练新军时代，离开安徽到江苏常熟，参加在长江边上的福山军镇新军；累升到统领的职务，相当於现在的团长，从此落户常熟，娶当地人董氏为妻，就是我的祖母。祖父因为当过统领，颇受地方人士的敬重。

　　祖父当年只身到常熟，在常熟几乎没有亲戚；但是祖母是常熟当地人，所以祖母系的亲戚较多。外祖父家的亲戚在常熟也不少。

　　父亲孔祥麟出生於常熟，母亲朱珊是湖南湘乡人，也在常熟出生，因为外祖母也是常熟人。外祖父和我祖父为同事，也在福山军镇当过统领。

　　我家在城里有一幢长形的房子，在寺後街上，靠近市区。民国以後，祖父将房子後面改成小型旅馆，全家依此维生，家庭经济虽称不上优渥，但也还算小康。在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母亲又利用住屋前面开了一家「常熟粥店」，她的烹饪手艺很好，除了各种口味的粥品以外，还会做许多可口的小菜，因此远近驰名，生意相当不错。我母亲温顺贤淑，是一位标准传统型的贤妻良母。

　　父亲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学医，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佳而辍学，也没有再继续完成学业。他的文采相当不错，常常参与家乡名流绅士间的文艺活动，像猜诗谜等，他都是一流的高手。他也替乡人看病，而且医德很好。北伐军兴时，父亲有一位同济大学的同学辍学到广州参加革命，北伐统一後被派到常熟县来当县长，适巧家父辍学在家，他安排家父到省城参加警官训练班，结业後回到常熟担任公安分局长，政声非常的好。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子时，我出生於江苏省常熟县的县城。我是长子，原本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但是他在四岁那年夭折了，因此家中只有我一个小孩。祖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当时尚未出嫁的姑母也非常疼爱我；幼年的我可说是集三千宠爱於一身，几乎可以用，「娇养」两个字来形容。

　　常熟旱北门大街上有一个马槽，祖父和马槽老板非常熟悉。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祖父就开始带我去骑马。至今，我仍然记得他牵著马，让我坐在马背上快步走的情景。

　　城里面有不少小叫化子，经常三餐不继，我很同情他们，时常和他们在一起玩，俨然成为一个小领袖。为了解决叫化子的吃饭问题，我常常偷家里的钱去接济他们。

　　我小时候非常顽皮，闯过的祸不可胜数，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烧山」这件事情了。常熟有一部分城墙建筑在虞山山坡上，因此城墙内有一部分的山坡比较荒凉，我和小叫化子们经常到那儿玩火；有一次烧出了问题，严重到警察（当时称公安）都找到家里来了。[/SIZE][/COLOR]

[COLOR=#000080][SIZE=4]二、乡土风情

　　家乡常熟，自古以来，文风极盛。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的言游，就是常熟人。至今，旱北门内虞山山麓的言子墓，是江南闻名的古迹和风景点。满清末叶光绪皇帝的伴读师傅，因戊戌维新而罢官归隐的翁同和，也是常熟人。

　　常熟境内，河港交错，湖泊遍布，气候温和，是大江以南有名的鱼米之乡，更是江南烟雨，山景水色秀美的去处。但我个人特别锺爱常熟城西门外的虞山剑门和剑门山麓的西湖。

　　年轻的时候，时常三五结伴，步行出西门，过三里桥，再爬那漫长、陡峭的祖师山山坡，快到山巅祖师庙向右走，就到了剑门。剑门是一块峭壁千仞的大岩崖，中劈为二，雄伟奇峻，故名剑门。站在剑门的最高处，远望天地相接，混为一体，不竟临风而呼啸，真有遗世独立之感；俯视清丽浩阔的西湖，和一望无际、绿色丰腴的田野，生意盎然，更有胸怀无限广阔的豪情。我常认为，常熟人有潇洒俊慧的气质，更有崛傲的风骨和开阔的胸襟，全拜自然与山水之所赐啊！[/COLOR][/SIZE]

[COLOR=#000080][SIZE=4]三、求学过程

　　⑴小学

　　民国初年的小学学制分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我在城内虞山山麓的石梅小学念初小。每逢学年结束，学校会在大操场上举行一种非常郑重的升级仪式：把所有的学生在操场上依照班级顺序排列，当送走毕业生时，三年级学生便升到四年级的位置，依次二年级升到三年级，一年级升到二年级，新生进到一年级的位置。而成绩在留级边缘、勉强升级的人，先站在操场中间，让所有同学看到；然後再被拧著耳朵，拉到升上的班级去，例如从一年级拉到二年级。在石梅小学四年，我每年都是被拉著耳朵升级的。记得前几年我回母校参观时，透露了这一件往事，逗得大家大笑一场。

　　念完初小之後，父亲将我转到诚一小学念高小。诚一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我在这所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启蒙老师是美籍的Mr. Green（全名我已忘记）。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简直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唯独英文始终维持高标准，我想主要是受了Mr. Green的影响。我对外国老师和英文很感兴趣，老师也觉得我的发音不错，经常鼓励我，请我吃爆米花；好奇和受宠若惊，使得我更加勤念英文，因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从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我的英文成绩一直都在水准以上。

　　在诚一小学念了一年之後，我又转到市立高小念高小二年级。毕业後进入孝友中学就读，该校是常熟当地著名的私立初级中学。

　　⑵初中

　　我从小就不爱念书，而且非常顽皮，进入初中以後还是一样。平常喜欢运动，好打橡皮球；考试时，不是偷看别人的考卷，就是夹带作弊，但结果总能平安过关，勉强升级。所以，我对课业不怎么在意。

　　到了初二时，我念甲班。那年数学的课程是「平面几何」，授课老师是高钧轩先生，交通大学毕业。他教得又严又好；但是，我对这门课却是一窍不通。我原本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老师在每次考试时都非常严格，以前惯用的作弊方法完全行不通，因此学年总评得了个零分。按照学校规定，成绩需达四十分才有补考资格，补考及格後才能升级；我的全年零分是铁定要留级了。

　　祖父在我念初一那年去世，祖父去世後，父亲接著管教我。与祖父相较之下，父亲对我的管教相当严格。不过，因为我的英文好，再加上其他科目遗交代得过去，因此我从未因成绩而被父亲责备过。但是，这一次数学全年零分，要面临留级的命运，我心里很著急，便和几个考不及格的同学，去向高老师求情，请老师加分，让我们有补考的机会。高老师对我说：「学了一年的平面几何，你总评得了个零分，表示你根本一窍不通；你年纪还小（我早读一年），这次就当作是一次教训，留级一年没关系，以後你要好好用功啊。」虽然高老师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我一想到回家难以向父亲交代，所以就开始赖皮，最後哭了起来。高老师经我这么一闹，最後很不耐烦地说：「好，就加你四十分，我看你也没办法。」

　　好不容易得到高老师的同意，同时也感受到一股莫大的侮辱和冲击。我赶紧找姑母帮忙向父亲说情；父亲虽然无奈，最後还是答应出钱让我补习，不过要我自己去找老师。

　　我找到了初二乙的赵景南老师帮我补习。赵老师性情温和，循循善诱；加上我知耻近乎勇，真正的加油用功起来。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竟能读完了也读通了上下二册的平面几何，最後赵老师开始要我解难题，我不仅轻易过关，而且有雄心去解更难的题目，甚至尝试去三等分任意角。赵老师对我的快速进步，颇为讶异和激赏。

　　仅仅二个月的时间，我对平面几何从一窍不适到完全理解和贯通；补考的题目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了。因此，我轻而易举地考了一百分，得以顺利的升级了。记得开学第一次周会时，校长特地报告这件事，还鼓励表扬我一番；我也从这件事情证明了自己是有些天赋的，也因此增加了自信，开始用功读书了。初三以後，我的各科成绩突飞猛进，再也不是吴下阿蒙了。

　　初二的「补考」冲击，是我人生早期历程申相当重要的转捩点。不过，少不更事的我并没有因此感谢高老师，反而时常找他的麻烦。初三时，高老师教我们三角，我还常在课堂中挑剔他解题的方式太复杂，当场提出更为简单的解题程序和方法，经常把高老师气得火冒三丈。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确是太年轻、太幼稚了。[/SIZE][/COLOR]

[COLOR=#000080][SIZE=4]⑶高中

　　1．东吴大学附属中学

　　初三那年，父亲注意到我在课业上的进步，鼓励我毕业後要考全国闻名的省立苏州中学，学校老师也同样的给我鼓励。投考高中放榜的结果，我却考取了东吴大学的附属中学。

　　我与蒋纬国在东吴附中同年不同班，但是我们是同一体育小组的成员，也同时参加了九一八南京请愿活动；不过，当时我们两人并没有深交。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激起当时全国学校青年的爱国情操，当时到南京抗议「不抗日」的学生很多，印象中委员长曾对请愿学生讲话，不过，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我对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的英文教学，对我日後的帮助很大。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英文课业。[/COLOR][/SIZE]

[COLOR=#000080][SIZE=4]2．省立苏州中学

　　在东吴附属中学读了一个学期之後，我在父亲的鼓励下，参加省立苏州中学的插班考试。省立苏州中学分有师范科、普通科以及化工科，我考取的是化工科。

　　我在省立苏州中学念书时，是学校的名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省立苏州中学每年都要表扬一至二个在课业、品行、体能及课外活动方面都拿优等的学生，称之为「甲等生」，获奖者在校长室公布栏公布。我竟然连续获得了三年「甲等生」的殊荣，其中有一年和另外一位同学并列。高二时，我曾担任学生自治会的学术股股长，在学校里非常活跃。我喜欢运动，特别喜欢打球，程度还不错，大约接近选手的程度。

　　省立苏州中学老师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相当具有权威性，例如全国通用的英文教科书是由吕叔湘等老师主编的；历史教科书则由杨人鞭等老师主编的。我在高三那年，化工科的王葭龄与金仲眉老师合编高中化学教科书，我很光荣的被选为他们唯一的助手，因此也奠定了我日後念大学化学系的巩固基础。

　　省立苏州中学的师资水准相当高，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原本是高三的国文老师，在我入学那年，才转到北大任教。此外，名闻全国的吕叔湘教授当时是我由高一到高三的英文老师，在这三年期间，我参加过很多次校际英语背诵比赛，吕老师在比赛前逐字逐句修正我的发音，让我每次比赛都拿到很好的成绩。高三那年暑假，我住在吕老师家附近，每天和几位同学到吕老师家里，由老师免费给我们补习，指导我们考大学。

　　不过，後来我与吕老师的音讯中断了。前几年，我回苏州中学参观时，才知道吕老师在中国大陆是一位很受敬重的名教授，但他已於数年前去世了。

　　当时从常热搭轮船到苏州，大约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抵达；因此，我住在学校宿舍里。每逢周末，总是和同学到苏州的玄妙馆、馆前街以及北局去看电影、吃小吃；放寒，暑假时才回家。我在课业、体育与课外活动上平衡的发展，每学年都获得「甲等生」的殊荣，也交了不少朋友。有些同学日後在学术界颇有成就，其中有一位朱如瑾同学，在我担任海军陆战队旅长时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化工博士，中国石油公司请他回国担任顾问。他的姐姐朱如华是我念北大时的老师；他的儿子最近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有一位马毓泉教授，是大陆知名的植物学家，原本在北大任教，後来到内蒙古成立内蒙古大学，在内蒙古进行植物研究。他在抗战期间和我一起从军，抗战後期离开军队回校复学，从事学术研究。另一位是钱人元博士，他留学美国，走纯学术路线，荣任中共政府科学院院士，深研化学，著作享誉国际。胡秉方教授是我要好的乡长和同学，他清华大学毕业後留学英国，回国後受政治成分影响，虽未下放劳改，但发展受了限制，一直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不太顺意；他恨死了毛□□。来台高中同学中最要好的是蒋孝淑教授；来台早期，我们在生活上相互扶持照顾，最後变成了两代通家之好。[/SIZE][/COLOR]

[COLOR=#000080][SIZE=4]⑷北京大学

　　高中毕业那年（一九三五年），我同时考上了交通大学与北京大学。虽然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交大，可享免学费的优遇；不过，我志在理论化学，而交大以工程见长，所以我选择了北大。当时的交大校长曾经问起过我在交大的高中同学，感到非常诧异。

　　我进北大时，钱思亮先生是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年轻教授，从我二年级起，担任我的导师（Tutor）。北大和英国剑桥、牛津一样，采用导师制度，一位导师指导三个学生，从课业、课外研读到生活，样样都管；所以，师生关系非常的亲切。记得剑桥、牛津流行一句话：学生的成就是被导师的雪茄烟慢慢熏出来的。另一位亲近的教授是孙承谔先生，也是刚回国，一年级数我普通化学，二年级物理化学，三年级被指定为我的论文指导教授。系主任则是曾国藩後裔、当时学术界鼎鼎大名的曾昭仑先生。

　　因为在苏州中学打下很好的课业基础，所以大学一年级功课读得非常轻松，而且很有成就。首先，我严格要求自己，在课堂上一定要全神贯注的听和问，到完全明白始止；课後就充分运用图书绾尤其是系图书室，以课业为主，从事进一步的充实。每星期三下午和周末，一定放下课业，邀约三五好友，花一毛钱租一部可以过夜的自行车，北京城里城外，到处游玩，做到彻底的放松自己。因此。第一学年结束，我获得了两项成就：一是第一年就通过了大学英文考试；大学英文考试每年举行一次，通过考试就是大学英文毕业了，同时大学英文笔业是大学毕业的基础条件。另一是学年总评成绩特优，非常荣誉的获得了全校唯一的最高奖学金一杨莲府奖学金二百块银元。

　　记得刚到北京向北大报到不久，苏州中学同班好友陈滋德来看我，他考上了师范大学。两人交谈时，他在言语间透露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以後学校生活将会有困难。我当时想起离家前夕，母亲私底下多给了我五十块银元，嘱我备做不时之需，我就毅然的把这笔钱全部送给了他。事後，我在家信中提起这件事：想不到我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不但赞许我的作为，还写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勉励我。

　　因为陈滋德的关系，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又认识了另一位苏州中学毕业的同学，名叫杜秦，他没有考上大学，打算到北大来做偷听生。所谓偷听生就是未经学校注册的旁听生，北大校风自由开放，偷听生是北大的一项特色。

　　当时北大校园内爱国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初期由□□党幕後推动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盛极一时。西安事变後，蒋委员长声望日隆，国民党支持、由陶希圣等教授策动组织的诚社，产生旗鼓相当的对抗力量。在这样状况下，杜秦力劝我说：「以你的先天条件和优异课业成就，应该专心研读，将来对国家必有大用。你不必浪费时间去参加当前的学生政治性活动。」我年龄较小，当时确有激昂的抗日情操，但并无任何政治的倾向。因此，我由衷的接受了他的建议，心无旁骛的进行我既定的课业研读计画去了。後来我才知道，杜秦竟是个□□党员，他是来北大策动学生运动的。[/SIZE][/COLOR]

[COLOR=#000080][SIZE=4]一九三六年秋，第二学年开始。我首先领到了奖学金二百银元，宿舍也从北河沿搬到校本部附近的西斋—双人但隔离的宿舍。我开始在著名的北大沙滩附近小餐馆记帐进餐，自由食，每月结帐只需六块银元左右，再把全年各项费用宽松估计，总共约需一百银元就足够了。因此，决定把另一百银元邮寄回家，以尽孝心。

　　在校课业和生活，按照既定计画，进行得更为顺利和出色。我确定了走理论化学领域里最新的核子化学（Nuclear 　Chemistry）路线；因此我除了认真的跟孙承谔教授研读理论化学一课外，还选读了物理系吴大猷教授的热力学。学年终了，教务处学生成绩公告，出奇的我获得了九十三•六的超高总分，我再度获得全校最高的杨莲府奖学金。

　　一九三六年冬，北京所有大学的学生为「反对内战，立即抗日」发动了「一二九」（十二月九日）和「一二一六」（十二月十六日）的学生走上街头的运动，我也参加了。当时的情况，真是热情澎湃，如火如茶，轰动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

　　翌年，蒋委员长决定，由北方各大学每校选一代表，利用暑假，集中到江西庐山，亲自主持短期讲习。当时我们北大因学生左右派力争难决，最後由学校当局决定选择课业总成绩最高、且无政治倾向的我做代表。记得蒋梦麟校长在校长办公室接见我，对我勉励有加，并且交代我尽快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一九三六年北京大专二年级学生的暑期军训，由二十九军负责，在北京城外西苑营区实施。总队长是何基澧将军。他强调能打仗的部队，要讲纪律，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他更用他动人的口才，鼓励我们要抗日要爱国。他深获所有参加集训大专学生不论左派右派的爱戴。就在我们集训期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掀起了全面的抗战，因此，暑训被迫停止，庐山讲习也宣告暂缓，我当时就立即搭火车回家避难。[/SIZE][/COLOR]

[SIZE=3]一、遷校長沙
    到家鄉不久，八一三淞滬會戰又起，情況十分緊急。常熟位於計畫的國防線上，居民避難鄉間，常熟縣城幾成空城。
   我家只有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仍然住在城內。有一天，學校來信通知我即日往長沙報到。當時，父親和母親商量後，非常感性希望我留在家裡，感傷地說：「一家三口，死，也要死在一起。」我則理性而委婉的陳述抗戰情況可能的發展，和我必須向學校報到的許多理由。經過將近半天冗長而嚴肅的家庭討論後，父親和母親終於在理智和捨不得的複雜心情下，接受了我的意見，並且堅定的要我第二天就起程，因為當時軍情緊急，不能再延遲了。 晚飯後，母親告訴父親，說我還缺一件棉袍。當時常熟城內已經十室九空，父親一面說著：「我去想想辦法看」，一面就出門去了。父親一夜未歸，母親和我起先在家整理我的行囊，以後就挑燈等候父親歸來。漫漫長夜，等候得好焦急啊！天快亮了，父親手提著一個包袱，敲門進屋來。打開布包袱，抖出一件新的棉袍，立刻讓我試著穿上，接著說：「好，正合身。昨夜跑了很多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熟識的裁縫師傅，拜託他連夜替你趕做一件棉袍，我也只好坐在一旁等候了。」我當時一面聽著父親說話，一面看著父親慈祥的眼神，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北大和清華、南開三校一起遷到湖南長沙，成立了長沙臨時大學，校本部和理、工學院位於長沙城內聖經學堂，學生宿舍臨時借用舊日的四十九標軍營。
    在長沙停留期間，適逢淞滬失守，南京危在旦夕。學校內人心浮動，群情激昂，掀起一片直接參加抗戰、救亡圖存的熱潮，學生們紛紛投筆從戎志赴沙場，抗日救國。學校則積極整備西遷雲南昆明，演變為後來聞名的西南聯合; 我也在那個時候向我的導師錢思亮先生提出了退學從軍的申請。錢先生和孫承諤教授商議後，約我在聖經學堂的足球場上，足足談了三個晚上，談話要點如下： ⑴以你的天份和成績（我的二年級成績總平均分數為九三。六分，錢思亮先生形容為空前），孫先生和我商議的結果，必須把你留下來，好好的培植你。因為留下和培植你，將來對國家的貢獻比你現在從軍要大得多。⑵你三年就可把學分全部唸完，到四年級可用一整年充裕時間，專心一致去研寫論文；孫教授有充分信心，指導你寫出一篇出色的論文。
    ⑶畢業後留校當助教；一年後，英國、美國最好的學校任你選擇，我們負責送你出去留學。
   ⑷你的家鄉已淪入敵手，從現在起，孫教授和我負責你的全部生活費用。
     錢先生三個晚上的勸說，情真意摯，實在很感人；但是並沒有改變我堅定的決意。最後，錢先生看我意志那麼堅定，也就不再留我了，只是感慨的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正在美國留學。一九一七年美國參戰，看到</b>同班所有美國同學都去參戰了，當時深受感動。如果你堅持要去直接參加抗戰，我不能也不應該阻止你；但是，我和孫先生誠懇的隨時歡迎你再回學校來。
    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同時積極吸收智識青年參加他們的行列。胡宗南將軍在西北奉命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爭取原本欲往陝北的年輕人，同時也分別到華北、華南以及沿海各地招生。當時，由胡宗南將軍成立的第七預備師軍官訓練班和隨軍服務團在長沙招生，胡將軍除了運用他自己的聲譽和影響力外，也得到臨大各校校長如梅貽琦（清華）、蔣夢麟（北大）、張伯苓（南開）等人的支持，把他的招生廣告張貼在校長室公告欄上。[/SIZE]

[TABLE=transparent,0,0,100%,left,transparent,0,none][TR][TD][P]     我婉辭了錢、孫兩位先生的好意之後，又基於在北京時對胡宗南將軍在西安事變時卓越表現的深刻印象，毅然參加他在長沙籌設的軍官訓練班，地點在長沙郊外的廣雅中學，當時我的年齡大約是二十歲左右。<p>
     一天傍晚，我自野外演習回來，看到孫教授站在門房口等我，見面時他說：「等了你一個下午，只是希望你再做最後一次慎重考慮，是否跟我一塊回學校去？」我對孫先生的答覆和錢先生一樣，簡單而堅定：「國家亡了，什麼都沒有了，孫先生，原諒我，我一定要直接參戰去。」<p> [/P][P]     孫先生無奈的走了。我佇立送別，望著他逐漸消失的背影，當時師恩浩盪的感受，透入內心深處，不禁滑然淚下。<p>
     我們在廣雅中學訓練二個多月後，就奉命搭乘火車轉往陝西西安第七分校去。
     我雖然決意投筆從戎，但是並不想進軍校，只想接受短期軍官訓練後，就扛著槍上戰場殺敵去；沒料到最後還是被編入軍校，成為軍校學生。接著，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正式宣誓入黨，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員，開始認知三民主義和黃埔精神。<p>
    三、王曲七分校</b></font></center><p>&nbsp;&nbsp;&nbsp; 抗戰初期全國總動員，陸軍軍官學校也就是一般所稱的黃埔軍校，遷移四川成都為本校，另在全國各地成立八個分校，廣收智識青年；訓練後補充部隊基層幹部，以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第七分校的校本部設在陝西西安南郊、終南山麓的王曲，分校主任是胡宗南將軍，簡稱為王曲七分校。學校各總隊分布在陝西省的王曲、鳳翔和甘肅省的蘭州各地。<p>
      ㈠ 十五期第二總隊一軍官基礎訓練<p>
     一九三七年入冬，我參加的長沙預七師軍官訓練班，奉命搭火車經平漢和隴海鐵路，逕赴陝西鳳翔，編入王曲七分校第二總隊的第三大隊第四中隊，接受甲級生的訓練。當時，為了因應部隊基層軍官的孔急需求，軍校學生訓練，分為甲級生和乙級生兩類：甲級生為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生，訓練時間一年；高中以下學生且年齡較輕者為乙級生，訓練時間一年半。<p>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二總隊在鳳翔師範學校大操場舉行開學典禮，同時入黨宣誓，由分校副主任顧希平將軍主持，總隊長是李正先將軍。從此，我正式成為一個黃埔學生和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開始培養黃埔精神和堅定三民主義的信仰。<p>
     入伍和軍官的基礎訓練，首要的是養成絕對服從的習慣。「上級錯了，也是對的」；我初期很不以為然，也很不習慣。另外則是個人抬頭、挺胸、昂首闊步，以及團隊日常生活的所謂內務教育和操場上基本教練的嚴格要求。這種所謂德式“外打進”的軍人精神和生活教育的方式。幾乎影響了我整個的人生，無論是在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方面，一直到老年退休的今天。其他的如兵器訓練和小部隊戰鬥教練，在我個人當時看來，比較簡單易學，因此也並沒有太用心去學習。<p>
     因為剩餘的時間不少，加上入黨為國民黨員的好奇，我把很多時間放到政治學習上去。當時學校的政治教官都是一流的，像張研田先生（來臺後做過臺大農學院院長）、厲厂樵先生（聞名的南國魯迅）、林維淵先生（比利時留學生）等，我不但用心聽他們的課，週末還常到他們的宿舍餐敘和請益。如此般在他們的指導和鼓勵下，我曾精讀孫中山先生的主要著作，尤其是三民主義和建國大綱，也涉足馬克斯的資本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名著名文。因此，在一次由總隊政治部主辦的政治意識型態辯論會上，全總隊同學都參加，我當時擔任共產主義辯護人，我認真的態度、辯才的無礙，赢得了全場一致的掌聲。<p>
    入校之初，總隊政治部曾經懷疑我的意圖；他們的想法是：北大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學校，北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怎會進軍校來受苦呢？一定是另有目的。這次辯論會後，肯定我政治思想的嚴重左傾。後來我申請轉砲兵科時，更懷疑我是共產黨員，想進砲兵隊有所圖謀。因此，我的大隊長王應尊為此事和我長談；他表示他和很多政治教官都相信我的純潔和為人，並且勸我留在大隊繼續學步兵，他才能為我負責擔當，免得到砲兵隊去自找麻煩。從軍參戰是我的願望。能否轉砲兵隊，對我來說可有可無，我非常感激大隊長的信任和擔當，當場接受了他的勸告，繼續留在第三大隊。<p>
     一九三九年春，第二總隊奉命遷移到王曲附近，一方面全體甲級生在畢業前聆聽主任胡將軍第一次親講的系列精神講話，另一方面，準備參加十五期甲級生畢業典禮。<p>
     巍巍的終南山下，潺潺的湘子河畔，在校部大操場上，面對十五期三、九兩個大隊的甲級生，我們的胡主任，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下，用鏗鏘有力的講詞，親自給我們這批畢業生做一系列的精神講話—「今日的戰士」，在一個多星期的講話中，胡主任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傳授给我們一個典型黃埔軍人應有的思想和精神—主義、國家、領袖和無私、無我、堅忍、犧牲的精神：<p>
    「鐵肩擔主義，血手寫文章。追隨領袖，從頭收拾舊山河，救中國。」<p>
    「日行八十里，背負三十斤，是我們的看家本領；窯洞土坑，是我們的美麗居室；燒餅油條，是我們的上等佳餚。」<p>
    「我們是領袖的信徒，主義的鬥士，要在骨嶽血淵、遍地荊棘中，打開一條血路，開出主義之花。」[/P][P]   「我們是：生於憂患，長於戰鬥，成於堅苦，終於道義。」<p>
     每位同學在聆訓之餘，都有一份刻骨銘心的感受，也將是我們王曲同學永恆的精神傳承。<p>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王曲校本部大操場上舉行十五期甲級生畢業典禮，九大隊的熊彙荃代表致答詞，三大隊的我代表從胡主任手中領取畢業證書。熊彙荃就是後來中共駐聯合國首任副代表熊向暉，曾任駐英和駐墨西哥大使，是當年毛澤東和周恩來身旁的紅人之一。<p>
      ㈡ 軍官第一隊—德軍的領導和訓練<p>
      校方在畢業的甲級生中挑選約二百餘人，準備分發擔任十六期各總隊的區隊附職務。在分發前編成兩個隊，運用剛回國的德國留學軍官擔任隊職，在校部附近實施兩個月的加強訓練。我被編入由周雨寰中校負責的第一隊。<p>
    周中校英俊挺拔，一表人才，又善於溝通領導，同學們都敬仰和喜歡他。他用德軍的領導和訓練方法來訓練我們，所謂外打進的精神和生活訓練更加強了，尤其在小部隊戰術方面如攻擊、防禦，搜索和警戒等課目，和各個戰鬥小動作方面，如利用地形和制壓敵火瞬間的躍進，利用地形和攻勢的射擊，跟蹤最後一彈的衝鋒以及步哨、斥候等課目，都要求把動作做到非常精細和確實。周中校特別強調這是德軍訓練的特色。我個人被這樣精密的小動作訓練吸引住了，產生高度自發的興趣去學習和研究，不但能講，而且能做，做得最好。因此，我得到周中校格外的青睞，我個人在小部隊戰術和戰鬥小動作方面，獲益也格外的豐碩。<p>
     從軍官隊結業後，我分發到十六期十四總隊第一大隊第一隊去擔任區隊附，當時隊指導員是劉殿富中尉。由於胡主任對七分校學生教育倡導人格精神教育，注重貫徹命令，但不主張打罵；我們七分校畢業同學受到他的感召，也不會對入伍學生打罵。不過，早期畢業的區隊長們習慣打罵教育，因此發生了意見上的衝突；幸好劉指導員全力支持我們，學生也比較認同和接受我們。我們對學生的要求很簡單，但很嚴格，就是命令必須貫徹到底，我們鍥而不捨的追蹤考察成果。有此明確要求和追蹤考察，根本不要打罵，學生不僅會做好，而且會做到最好。<p>
     ㈢ 兵工署—兵器和保養訓練<p>
    現代戰鬥，主要靠火力。火力的基礎：一是對兵器以科技為基礎的徹底瞭解；一是正確和充分的維護保養。<p>
     一九四○年的春天，校方選了十個優秀的十五期畢業同學，由我擔任領隊，到四川重慶國家戰時首都所在地兵工署接受最新的步、砲兵兵器和維護保養訓練。<p>
      最感人的是，當時的兵工署署長俞大維親自主持在署內約一個月的講習。首先，由俞署長親自講解「步兵和砲兵兵器的未來發展趨勢」和「國軍兵器和彈藥保養維護應有的體制」，記得他特別強調「兵器的正確使用」，以及「兵器保養和彈藥保養同等的重要」。然後再由技術司司長領導一群兵工專家，分別講解各種步兵和砲兵兵器的構造、性能以及正確使用和保養維護時應注重的事項。每一堂課，特別鼓勵並著重我們的提問題和詳盡的討論。對我這個原本學理工的人來說，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但就部隊實用觀點來說，收穫實在太大了。<p>
    接著署方又給我們安排約一個多月的時間到兵工廠實地見習，主要而印象最深的是製造步兵兵器和彈藥的廿一兵工廠和砲兵的六十兵工廠。實地看到兵器和彈藥的製造過程和精密檢驗程序，使我們對步兵和砲兵兵器彈藥的構造、性能、正確使用以及維護保養，有更確實而深層的認識和瞭解。<p>
     ㈣ 浙江招生和陸大參謀班<p>
    自重慶回校不久，我奉命參加招生小組，到浙江金華招考十七期的學生。這個招生幹部小組自王曲出發後，經湖北老河口，沿著敵我對峙線後方的山區邊緣所謂外興安嶺線南行，沿途山色秀美，狀況良好，一直走到鄂西長江邊上的秭歸。因為當時宜昌已陷敵手，我們只能在秭歸渡長江南入湖南到長沙。這一路來都是步行，日久習慣了，不以為苦。自長沙開始，有湘贛和浙贛鐵道可以搭乘，很快的就到達目的地—浙江金華。金華招生很順利，學生來自江浙沿海地區，我被編入第一大隊第一中隊擔任區隊長，在金華郊區經過約一個月短期訓練後，就啟程回西北。回程經由浙贛鐵路，轉湘贛到達長沙，再由長沙轉湘桂鐵路到桂林。生平第一次到桂林，雖然桂林山水甲天下，但當時行色倉促，已無閒情去欣賞了。從桂林開始改為步行，經貴州北行到四川，再沿嘉陵江北上，穿越秦嶺到陝西寶雞，再改乘火車回西安。<p>
     這次萬里行程中的艱困，真是不可言狀。回憶行程中我和同學們病痛相扶持，生活互照顧，這種在艱苦患難中真情實義的結合，是永遠難以忘懷的。<p>
    浙江招生回王曲不久，我被選派到西安南方約二十華里的韋曲，參加陸軍大學西北參謀班特二期的訓練。特二期的學員主要以中、上尉階層的軍官為主，班主任是飽學的金典戎將軍，教官們都是陸大畢業和一時之選。<p>
     對我來說，又是第一次接觸另一軍事新領域，正規去學習師、團級的戰術和參謀作業，一切都感到新鮮而刺激；所以格外的用功，三個月的訓練，我幸運的以第一名結業。<p>
     ㈤ 二十四師和回校補訓<p>
    一九四二年陸大參謀班結業後，被分發到陝西邠州、陸軍第二十四師參謀處擔任上尉參謀，這又是我生平中第一次在師級幕僚階層和部隊獲得實際的接觸。師長廖昂將軍，參謀長張汝弼上校，參謀主任是高憲崗上校。高主任是軍校先期學長，他非常愛護我，也認真指導我，並不斷付與我重要的幕僚工作。因此，使我有機會和師幕僚業務以及部隊實務有較深入的實際接觸，參謀處和部隊裡很多同事是七分校的先後期同學，我十五期算是老大，我們經常的來往和餐敘、交換意見，在生活和工作上互相幫助和解決問題。回想當時這種患難生死與共的袍澤情感，真是非常的純真和高貴。[/P][/TD][/TR][/TABLE][TABLE=transparent,0,0,100%,left,transparent,0,none][TR][TD]我婉辭了錢、孫兩位先生的好意之後，又基於在北京時對胡宗南將軍在西安事變時卓越表現的深刻印象，毅然參加他在長沙籌設的軍官訓練班，地點在長沙郊外的廣雅中學，當時我的年齡大約是二十歲左右。<p>
&nbsp;&nbsp;&nbsp; 一天傍晚，我自野外演習回來，看到孫教授站在門房口等我，見面時他說：「等了你一個下午，只是希望你再做最後一次慎重考慮，是否跟我一塊回學校去？」我對孫先生的答覆和錢先生一樣，簡單而堅定：「國家亡了，什麼都沒有了，孫先生，原諒我，我一定要直接參戰去。」<p>
&nbsp;&nbsp;&nbsp; 孫先生無奈的走了。我佇立送別，望著他逐漸消失的背影，當時師恩浩盪的感受，透入內心深處，不禁滑然淚下。<p>
&nbsp;&nbsp;&nbsp; 我們在廣雅中學訓練二個多月後，就奉命搭乘火車轉往陝西西安第七分校去。<p>
&nbsp;&nbsp;&nbsp; 我雖然決意投筆從戎，但是並不想進軍校，只想接受短期軍官訓練後，就扛著槍上戰場殺敵去；沒料到最後還是被編入軍校，成為軍校學生。接著，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正式宣誓入黨，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員，開始認知三民主義和黃埔精神。<p>
<center><font size=4><p><b>三、王曲七分校</b></font></center><p>&nbsp;&nbsp;&nbsp; 抗戰初期全國總動員，陸軍軍官學校也就是一般所稱的黃埔軍校，遷移四川成都為本校，另在全國各地成立八個分校，廣收智識青年；訓練後補充部隊基層幹部，以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第七分校的校本部設在陝西西安南郊、終南山麓的王曲，分校主任是胡宗南將軍，簡稱為王曲七分校。學校各總隊分布在陝西省的王曲、鳳翔和甘肅省的蘭州各地。<p>
&nbsp;&nbsp;&nbsp; ㈠ 十五期第二總隊一軍官基礎訓練<p>
&nbsp;&nbsp;&nbsp; 一九三七年入冬，我參加的長沙預七師軍官訓練班，奉命搭火車經平漢和隴海鐵路，逕赴陝西鳳翔，編入王曲七分校第二總隊的第三大隊第四中隊，接受甲級生的訓練。當時，為了因應部隊基層軍官的孔急需求，軍校學生訓練，分為甲級生和乙級生兩類：甲級生為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生，訓練時間一年；高中以下學生且年齡較輕者為乙級生，訓練時間一年半。<p>
&nbsp;&nbsp;&nbsp;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二總隊在鳳翔師範學校大操場舉行開學典禮，同時入黨宣誓，由分校副主任顧希平將軍主持，總隊長是李正先將軍。從此，我正式成為一個黃埔學生和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開始培養黃埔精神和堅定三民主義的信仰。<p>
&nbsp;&nbsp;&nbsp; 入伍和軍官的基礎訓練，首要的是養成絕對服從的習慣。「上級錯了，也是對的」；我初期很不以為然，也很不習慣。另外則是個人抬頭、挺胸、昂首闊步，以及團隊日常生活的所謂內務教育和操場上基本教練的嚴格要求。這種所謂德式“外打進”的軍人精神和生活教育的方式。幾乎影響了我整個的人生，無論是在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方面，一直到老年退休的今天。其他的如兵器訓練和小部隊戰鬥教練，在我個人當時看來，比較簡單易學，因此也並沒有太用心去學習。<p>
&nbsp;&nbsp;&nbsp; 因為剩餘的時間不少，加上入黨為國民黨員的好奇，我把很多時間放到政治學習上去。當時學校的政治教官都是一流的，像張研田先生（來臺後做過臺大農學院院長）、厲厂樵先生（聞名的南國魯迅）、林維淵先生（比利時留學生）等，我不但用心聽他們的課，週末還常到他們的宿舍餐敘和請益。如此般在他們的指導和鼓勵下，我曾精讀孫中山先生的主要著作，尤其是三民主義和建國大綱，也涉足馬克斯的資本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名著名文。因此，在一次由總隊政治部主辦的政治意識型態辯論會上，全總隊同學都參加，我當時擔任共產主義辯護人，我認真的態度、辯才的無礙，赢得了全場一致的掌聲。<p>
&nbsp;&nbsp;&nbsp; 入校之初，總隊政治部曾經懷疑我的意圖；他們的想法是：北大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學校，北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怎會進軍校來受苦呢？一定是另有目的。這次辯論會後，肯定我政治思想的嚴重左傾。後來我申請轉砲兵科時，更懷疑我是共產黨員，想進砲兵隊有所圖謀。因此，我的大隊長王應尊為此事和我長談；他表示他和很多政治教官都相信我的純潔和為人，並且勸我留在大隊繼續學步兵，他才能為我負責擔當，免得到砲兵隊去自找麻煩。從軍參戰是我的願望。能否轉砲兵隊，對我來說可有可無，我非常感激大隊長的信任和擔當，當場接受了他的勸告，繼續留在第三大隊。<p>
&nbsp;&nbsp;&nbsp; 一九三九年春，第二總隊奉命遷移到王曲附近，一方面全體甲級生在畢業前聆聽主任胡將軍第一次親講的系列精神講話，另一方面，準備參加十五期甲級生畢業典禮。<p>
&nbsp;&nbsp;&nbsp; 巍巍的終南山下，潺潺的湘子河畔，在校部大操場上，面對十五期三、九兩個大隊的甲級生，我們的胡主任，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下，用鏗鏘有力的講詞，親自給我們這批畢業生做一系列的精神講話—「今日的戰士」，在一個多星期的講話中，胡主任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傳授给我們一個典型黃埔軍人應有的思想和精神—主義、國家、領袖和無私、無我、堅忍、犧牲的精神：<p>
&nbsp;&nbsp;&nbsp;「鐵肩擔主義，血手寫文章。追隨領袖，從頭收拾舊山河，救中國。」<p>
&nbsp;&nbsp;&nbsp;「日行八十里，背負三十斤，是我們的看家本領；窯洞土坑，是我們的美麗居室；燒餅油條，是我們的上等佳餚。」<p>
&nbsp;&nbsp;&nbsp;「我們是領袖的信徒，主義的鬥士，要在骨嶽血淵、遍地荊棘中，打開一條血路，開出主義之花。」<p>
&nbsp;&nbsp;&nbsp;「我們是：生於憂患，長於戰鬥，成於堅苦，終於道義。」<p>
&nbsp;&nbsp;&nbsp; 每位同學在聆訓之餘，都有一份刻骨銘心的感受，也將是我們王曲同學永恆的精神傳承。<p>
&nbsp;&nbsp;&nbsp;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王曲校本部大操場上舉行十五期甲級生畢業典禮，九大隊的熊彙荃代表致答詞，三大隊的我代表從胡主任手中領取畢業證書。熊彙荃就是後來中共駐聯合國首任副代表熊向暉，曾任駐英和駐墨西哥大使，是當年毛澤東和周恩來身旁的紅人之一。<p>
&nbsp;&nbsp;&nbsp; ㈡ 軍官第一隊—德軍的領導和訓練<p>
&nbsp;&nbsp;&nbsp; 校方在畢業的甲級生中挑選約二百餘人，準備分發擔任十六期各總隊的區隊附職務。在分發前編成兩個隊，運用剛回國的德國留學軍官擔任隊職，在校部附近實施兩個月的加強訓練。我被編入由周雨寰中校負責的第一隊。<p>
&nbsp;&nbsp;&nbsp; 周中校英俊挺拔，一表人才，又善於溝通領導，同學們都敬仰和喜歡他。他用德軍的領導和訓練方法來訓練我們，所謂外打進的精神和生活訓練更加強了，尤其在小部隊戰術方面如攻擊、防禦，搜索和警戒等課目，和各個戰鬥小動作方面，如利用地形和制壓敵火瞬間的躍進，利用地形和攻勢的射擊，跟蹤最後一彈的衝鋒以及步哨、斥候等課目，都要求把動作做到非常精細和確實。周中校特別強調這是德軍訓練的特色。我個人被這樣精密的小動作訓練吸引住了，產生高度自發的興趣去學習和研究，不但能講，而且能做，做得最好。因此，我得到周中校格外的青睞，我個人在小部隊戰術和戰鬥小動作方面，獲益也格外的豐碩。<p>
&nbsp;&nbsp;&nbsp; 從軍官隊結業後，我分發到十六期十四總隊第一大隊第一隊去擔任區隊附，當時隊指導員是劉殿富中尉。由於胡主任對七分校學生教育倡導人格精神教育，注重貫徹命令，但不主張打罵；我們七分校畢業同學受到他的感召，也不會對入伍學生打罵。不過，早期畢業的區隊長們習慣打罵教育，因此發生了意見上的衝突；幸好劉指導員全力支持我們，學生也比較認同和接受我們。我們對學生的要求很簡單，但很嚴格，就是命令必須貫徹到底，我們鍥而不捨的追蹤考察成果。有此明確要求和追蹤考察，根本不要打罵，學生不僅會做好，而且會做到最好。<p>
&nbsp;&nbsp;&nbsp; ㈢ 兵工署—兵器和保養訓練<p>
&nbsp;&nbsp;&nbsp; 現代戰鬥，主要靠火力。火力的基礎：一是對兵器以科技為基礎的徹底瞭解；一是正確和充分的維護保養。<p>
&nbsp;&nbsp;&nbsp; 一九四○年的春天，校方選了十個優秀的十五期畢業同學，由我擔任領隊，到四川重慶國家戰時首都所在地兵工署接受最新的步、砲兵兵器和維護保養訓練。<p>
&nbsp;&nbsp;&nbsp; 最感人的是，當時的兵工署署長俞大維親自主持在署內約一個月的講習。首先，由俞署長親自講解「步兵和砲兵兵器的未來發展趨勢」和「國軍兵器和彈藥保養維護應有的體制」，記得他特別強調「兵器的正確使用」，以及「兵器保養和彈藥保養同等的重要」。然後再由技術司司長領導一群兵工專家，分別講解各種步兵和砲兵兵器的構造、性能以及正確使用和保養維護時應注重的事項。每一堂課，特別鼓勵並著重我們的提問題和詳盡的討論。對我這個原本學理工的人來說，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但就部隊實用觀點來說，收穫實在太大了。<p>
&nbsp;&nbsp;&nbsp; 接著署方又給我們安排約一個多月的時間到兵工廠實地見習，主要而印象最深的是製造步兵兵器和彈藥的廿一兵工廠和砲兵的六十兵工廠。實地看到兵器和彈藥的製造過程和精密檢驗程序，使我們對步兵和砲兵兵器彈藥的構造、性能、正確使用以及維護保養，有更確實而深層的認識和瞭解。<p>
&nbsp;&nbsp;&nbsp; ㈣ 浙江招生和陸大參謀班<p>
&nbsp;&nbsp;&nbsp; 自重慶回校不久，我奉命參加招生小組，到浙江金華招考十七期的學生。這個招生幹部小組自王曲出發後，經湖北老河口，沿著敵我對峙線後方的山區邊緣所謂外興安嶺線南行，沿途山色秀美，狀況良好，一直走到鄂西長江邊上的秭歸。因為當時宜昌已陷敵手，我們只能在秭歸渡長江南入湖南到長沙。這一路來都是步行，日久習慣了，不以為苦。自長沙開始，有湘贛和浙贛鐵道可以搭乘，很快的就到達目的地—浙江金華。金華招生很順利，學生來自江浙沿海地區，我被編入第一大隊第一中隊擔任區隊長，在金華郊區經過約一個月短期訓練後，就啟程回西北。回程經由浙贛鐵路，轉湘贛到達長沙，再由長沙轉湘桂鐵路到桂林。生平第一次到桂林，雖然桂林山水甲天下，但當時行色倉促，已無閒情去欣賞了。從桂林開始改為步行，經貴州北行到四川，再沿嘉陵江北上，穿越秦嶺到陝西寶雞，再改乘火車回西安。<p>
&nbsp;&nbsp;&nbsp; 這次萬里行程中的艱困，真是不可言狀。回憶行程中我和同學們病痛相扶持，生活互照顧，這種在艱苦患難中真情實義的結合，是永遠難以忘懷的。<p>
&nbsp;&nbsp;&nbsp; 浙江招生回王曲不久，我被選派到西安南方約二十華里的韋曲，參加陸軍大學西北參謀班特二期的訓練。特二期的學員主要以中、上尉階層的軍官為主，班主任是飽學的金典戎將軍，教官們都是陸大畢業和一時之選。<p>
&nbsp;&nbsp;&nbsp; 對我來說，又是第一次接觸另一軍事新領域，正規去學習師、團級的戰術和參謀作業，一切都感到新鮮而刺激；所以格外的用功，三個月的訓練，我幸運的以第一名結業。<p>
&nbsp;&nbsp;&nbsp; ㈤ 二十四師和回校補訓<p>
&nbsp;&nbsp;&nbsp; 一九四二年陸大參謀班結業後，被分發到陝西邠州、陸軍第二十四師參謀處擔任上尉參謀，這又是我生平中第一次在師級幕僚階層和部隊獲得實際的接觸。師長廖昂將軍，參謀長張汝弼上校，參謀主任是高憲崗上校。高主任是軍校先期學長，他非常愛護我，也認真指導我，並不斷付與我重要的幕僚工作。因此，使我有機會和師幕僚業務以及部隊實務有較深入的實際接觸，參謀處和部隊裡很多同事是七分校的先後期同學，我十五期算是老大，我們經常的來往和餐敘、交換意見，在生活和工作上互相幫助和解決問題。回想當時這種患難生死與共的袍澤情感，真是非常的純真和高貴。[/TD][/TR][/TABLE][TABLE=transparent,0,0,100%,left,transparent,0,none][TR][TD] [/TD][/TR][/TABLE][TABLE=transparent,0,0,100%,left,transparent,0,none][TR][TD][/TD][/TR][/TABLE]
[upload=15784,0]201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___卫长的沧桑岁月.jpg[/upload]

[P][SIZE=3]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間，日軍意圖從廣西攻打貴州，進逼我抗戰根據地—四川。西北方面奉命南下增援，我們二十四師就是增援部隊之一。我隨先鋒部隊行軍，從寶雞出發，越秦嶺，到漢中後西行，由劍門沿嘉陵江南行到重慶。嘉陵江兩側非常富庶，和西北大不相同；我則是舊地重遊，分外親切。到重慶後，再西行到瀘州；稍經休息整頓後，又開拔到貴州西部畢節駐定。部隊一路上揹著背包、穿著草鞋徒步行軍，非常辛苦。    <p>
   部隊到達畢節駐定後不久，我因工作表現不錯，特別被選任為師部特務連長；師長和參謀長召見，獎勉有加。連是部隊組織系統中最基層具有人事和財務權的單位，師特務連編制員額二百左右，雖非戰鬥單位，但任務複雜，且直轄於師長。這是我第一次擔任有行政權的連長，而且特務連性質特殊，我決定把工作重心放在領導上，作為一次部隊領導上的初步嚐試和考驗。<p>
    當時所有的部隊有一個現實而基本的問題：因為兵役和部隊管理上的問題，普遍產生嚴重的逃兵現象，由此而產生一時補充不及的部隊空額和各級吃空額的問題。吃空額又分兩種：一是上級分配額；一是基層偷吃額。面對這樣複雜的問題，我首先決定以不成文分配的空額為限度，超額即報。然後，每月由分配空額所擭得的金額，交由我親自主持的全連班長以上幹部開會決定使用，和追蹤使用成果。由是而連內人事升遷獎懲，也同樣的採用公開評審，由我批准或做最後選定。再進而把每日工作和休息做合理的安排，甚至休假時以班為單位作半天的集體遊覽。記得我曾動員全連，蓋了一座每人每隔一天可以洗澡一次的大澡堂。就這樣的不出幾個月，全連士氣大振，工作表現突飛猛進，我個人形成了全連官兵團結的核心。我這首次的領導嚐試，算是初步成功了。<p>
    不久，軍校校本部和七分校同時都來公文，要求畢業甲級生返校補訓，補訓後才有資格投考陸軍大學。師長以下到連內士兵都誠意的留我；經我再三解釋，才同意和支持我離職回王曲七分校補訓。臨行時最感人的是：全連官兵列隊歡送我時，都失聲痛哭起來。此情此景，實在是永難忘懷。<p>
    補訓大隊位於王曲附近、終南山麓的留村，大隊長是四川西北松潘、毛而蓋作戰名將李日基將軍。李大隊長的系列精神講話，最為引人；他的領導風格、戰術修養、作戰經驗以及他的勇敢、堅定、機智，尤其是大眾化的風趣，贏得全體同學的愛戴。大隊在管理上比較寬鬆，除了晨操、聽課和大隊長講話外，其他都屬於我們自己的時間。很多在部隊裡的老同學，趁著出差西安之便，都來王曲留村看我，敘離情，談抱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謝向明和徐連春。<p>
    ㈥ 國軍現代化的初願
    自從一九三七年初從軍入伍，到一九四二年夏留村回校補訓，快六個年頭不算短的時程中，每一個階段的學習和歷練，對我這初級軍官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在王曲七分校第二總隊接受了適應當時時代、正確而進步的軍人生活和精神教育，尤其是胡主任的「今日的戰士」和國民黨三民主義的洗禮；進一步再在第一軍官隊學習周雨寰中校德式注重精密小動作的戰鬥訓練；俞大維署長親自主持以科技和現代管理為基礎的步、砲兵兵器和保養訓練，以及西北陸大參謀班金典戎老師主持的師、團級戰術和參謀作業訓練。以上一系列不同層次和領域的訓練，奠定了我較為完整的初級軍官教育的紮實基礎。加上在二十四師短暫的歷練，再加上我在文學校尤其北大培養的邏輯思考和創新要求，我自信可以起步做一個現代的、智慧的、能知又能行的軍人了。但是，當我看到國家百年來積亂積弱，軍隊的落後現況，又體認到國家必須加緊走向現代化，那麼軍隊的現代化自是國家整體現代化最重要的一環。而此時此地，又正逢日本侵略，我們奮起抗戰，救亡圖存的關頭。如此國難當頭，年輕的我基於愛國真誠，當初唯一的選擇，就是拋棄一切，直接參加抗戰去。後來幾經學習和歷練，又確定了「為國軍現代化盡一份心力，作為我一生事業的願景」，也就是我的國軍現代化初願。在好幾次好友們的討論爭辯中，我曾堅定的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這份愛國情操，雖有不同的為國奮鬥目標，在當時的大多數智識青年，可以說都是如此的.
    補訓期內有一天，突然胡主任召見我。胡主任當時被譽為西北王，望之儼然。我晉見後，他嚴肅而誠懇的告訴我，他有意調我擔任他的侍從參謀，接替現任的熊彙荃。當時的我，在震驚之餘，有些不知所措；但一想到既定的立志和願景，我很快的冷靜下來，毫不猶豫的當面婉卻了。記得我答覆說：「當年棄學從軍，為的就是上戰場殺敵以救國的一股愛國熱誠。歷經學習磨練和深思，又決意為國軍現代化盡一份心力，以為我一生事業奮鬥的目標。因此，心頤主任的訓示，我希望下部隊、上戰場，踏實的、一步一腳印的從基層開始去實踐。如果擔任侍從參謀，就違背了我從軍的初衷和今後的願景了。我非常敬仰主任，也非常感謝主任的愛護和器重，我更希望主任能成全我的願望。」胡主任雖然被我當場婉卻，臉上卻絲毫沒有慍意，還接連的稱讚和鼓勵我，並且說：「很好！很好！
    四、再下部隊—陸車第二十八師,補訓結業後，陸軍第二十八師師長王應尊将軍把我調到二十八師師部擔任上尉參謀，讓我多方接觸，了解部隊狀況。王師長是我在七分校第二總隊受訓時的大隊長，我們有深厚的師生之誼，他一直很愛護我。他知道我曾經受過兵工、德式戰鬥小動作和師、團級戰術和參謀作業訓練，也知道我下部隊的決心；因此事先就和我連繫，在我完成補訓之後，把我調到二十八師，有意好好培植我。
   沒有幾個月，王師長就把我派到八十三團第三營擔任副營長。八十三團團長敖明權上校，陸大畢業，精明幹練，第一次見面就談得很投機，他很清楚我的狀況，勉勵我在部隊好好幹。他要我先到營裡去，多方面、深入的和部隊接觸，稍假時日，他計畫讓我負責辦團的班長訓練班，希望藉此提高以班長為基礎的全團作戰水準，這正是紮根而又踏實的作為。<p>
   ㈠ 第三團班長訓練班<p>
    敖團長認為班長是部隊領導和戰力的基礎。我當時把全團班長訓練分兩期實施，並以現任排長擔任訓練臨時編組的班長和副班長，現任副連長擔任排長和副排長；訓練課目分四大類：[/SIZE][/P][P][SIZE=3]⑴領導和管理；[/SIZE][/P][P][SIZE=3]⑵基本教練；[/SIZE][/P][P][SIZE=3]⑶步槍、手榴彈、輕機槍兵器和射擊（含團、營步兵重兵器紹）；  ⑷各個、班、排戰鬥教練，強調德式戰鬥小動作。
    上述計畫綱要，獲得敖團長修正和批准後，在一九四三年間執行。我在敖團長的全力支持下，充分運用我入伍後快四個年頭不斷學習歷練的心得，全神貫注去做領導和訓練工作；我又愛好在訓練過程中，用討論方式鼓勵下級發表意見和辯論，提高大家的學習興趣和精神投注。因此，兩期訓練下來，不但成果不錯，也想不到我在領導上，獲得全團班長們的雲誠愛戴。
    ㈡ 美援新兵器一六○砲和火箭筒全師集中訓練.
   美援裝備抵華初期，政策上是先空軍、後陸軍，而陸軍裝備又多半分配給重慶和西南地區的部隊，西北部隊則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才開始獲得分配。步兵基層單位獲得的主要裝備是六○砲和火箭筒；隨後師、團級更換了四二迫砲，營級八一迫砲，一○五砲則集中在軍和集團軍直轄的砲兵部隊。 [/SIZE][/P][P][SIZE=3]當時，對美援六○砲的編制階層，在師部曾引起一番爭辯。有的主張編六○砲連，像重機槍連一樣，放在步兵營階層，歸步兵營長指揮；我則主張編成六○砲排，放在步兵連階層，歸步兵連長指揮。最後師長決定採用我的意見，並命令我立即成立和主持全師的六○砲和火箭筒的編成訓練。我正好可以充分運用我在三團辦班長訓練班的成功經驗，把編成訓練的課目分成兩大體系：一是針對六○砲和火箭筒兵器和彈藥的構造、性能和保養維護訓練：一是以實戰為要求的六○砲和火箭筒基本操作、射擊和戰鬥訓練。所有一切全是新的，當時也沒有上級頒發的典範可為依據；因此，在訓練過程中，我更鼓勵上下公開研究討論，也引起了普遍和高度的學習興趣。訓練時間雖然短暫，但成果卻頗為豐碩，王師長自然高興得不得了，對我是獎勉有加。<p>
   ㈢ 美軍顧問小組
    [/SIZE][SIZE=3]隨著美援裝備的到達，一九四四年夏秋之交，美軍顧問小組來師部訪問，師長選我負責接待和翻譯，接著顧問小組訪問軍部，九十軍軍長李文（黃埔一期）又臨時調我去軍部擔任連絡和翻譯。我的英語基礎原本是不錯的，自我入伍迄今快七個年頭沒有機會接觸英語，我的英語會話幾近荒廢了。面對實際溝通的需要，憑著年輕和坦率，在和美軍顧問持續的實際接觸中，我是一邊翻譯一邊學習，顧問們也樂意幫助我，我的英語就這樣逐漸恢復起來。同時，在不斷的接觸和談話中，我從他們那裡學到不少新的理念和方法，尤其是軍事方面的
   201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___卫长的沧桑岁月.jpg[/upload][/SIZE][/P][P][SIZE=3]201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95岁的孔令晟先生回顾从就读北大到成为蒋介石侍卫长的沧桑岁月[/SIZ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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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灿老师請看一下,令晟将軍是你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