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5/09/02/120600.jpg[/imga]
专栏作家 李桦
编者的话
朋友，您一定听说过许多抗日英雄的故事。但是，您可曾知道，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市区，还有一支中共领导下的“方姑游击队”？“方姑游击队”编印《地下火》，散发传单，不断发起“纸弹攻势”;“方姑游击队”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军工生产;“方姑游击队”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方姑游击队”是日军的心腹之患，宪兵倾巢出动数度搜捕“方姑”，终不知“方姑”去向。传说中“方姑”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香港女侠。
其实，“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姑娘，那时只有二十二三岁，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兰。香港沦陷前在崇德学校当老师。方姑的亲生母亲，也因为游击队传送情报，被日军杀害了。
抗战胜利后，方姑和她的队友们回到各自的街区、工厂，继续各自的人生。当初举着白旗向日军投降的英国总督杨慕琦重返香港，复任总督。之后，港英当局每年都要举行光复纪念日，但是，香港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历史被遮蔽，方姑和她的队友们，似乎在香港的记忆中消失了……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应本报副刊部特邀，年近七旬的老作家李桦先生，把不畏艰辛多年寻踪采访得到的珍贵史料重新进行了整理核实，饱含真情地写出了近10万字的人物传记《香港往事：“方姑”的故事》。在该书即将出版之前，本刊选取其中的两章先行发表，奉献给关注着本报“人物特稿”的广大读者。
方兰，香港市区抗日游击队队长兼指导员。
方兰，原名孔秀芳。1921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崇德学校，以小学教师为业。1938年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撤离市区至新界，担任港九抗日游击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潜回香港，组建市区中队，战斗至日本投降。战后任中共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1948年，中共党组织调方兰至广东工作。1949年后，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8年病逝于广州。
此照是方兰所存个人照片中拍摄时间最早、最年轻的一张。约摄于1950年广州，时年29岁，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兼广东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母亲遇难
自从“方姑”在香港组织地下游击队以来，她无论去哪里，母亲总跟在身边，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一旦有危险，母亲就会像母狮一样扑上去保护自己的女儿。
跟着女儿走过一两次，游击队长方姑常去的几个接头地点和人，母亲全都默记在心里。后来，方姑队长和几个联络点之间传来的消息、信件、情报等等，往往都由母亲———冯芝、冯妈妈，默默地来回传递。母亲是方姑也是市区中队最忠实可靠的交通员，是不在编的游击队员。
这天，和往日一样，阿四挎着一只盛满了“中草药”的竹篮，来到了方姑的妈妈家。阿四是方姑家邻居的女孩，虽然十分诚实可靠，但母亲总认为她是个孩子，遇到繁重和危险的任务，阿四的角色就会由母亲自动代替。阿四从竹篮里提起一串咸鱼，“冯妈妈！这是阿芳姐孝敬你的。”放下咸鱼，急着就要走，说是要给药材铺去送药材。冯妈妈拿出几条咸鱼递到阿四手里：“回家去看看你阿爹，药材铺我去。”阿四知道拗不过冯妈妈，说：“那好，我一会儿就过来。方姑交待了，天黑以前一定要返回坑口。”
这一老一少，向来配合默契。她们说的“药材”、“药材铺”，全都心知肚明，无需多动唇舌。阿四提着咸鱼，母亲拎着草药，各自去了。游击队员伍惠珍家开的“伍记药材铺”，是方姑队长直接的联络点。中队部发给各地段各小组的指令、宣传材料或其它物品，各地段各小组向中队部报告的情报消息，都是在这“伍记药材铺”交接传递。这是游击队的核心秘密。
伍惠珍计算着日期，知道坑口“家里”今天要来人，坐在店里静静地等候。药材铺既按方配药，也收购药材。自从做了游击队的联络点，把收购业务改在了后店。
冯妈妈挎着竹篮来了。这时店里没有其他人，冯妈妈还是照规矩说：“伍小姐，乡下送药材来了。”伍惠珍应答：“冯妈妈，后店看吧。”
两人进了后店，伍惠珍把那些称作“药材”的草根树皮扔到一旁，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放进柜子。又从柜子里取出几封信件，还有一张卷成“火柴棒”似的纸条，全都交给冯妈妈。伍惠珍指着那支“火柴棒”特别叮嘱：“送来的人说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冯妈妈将那“火柴棒”装进贴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篮，又将那些草根树皮覆盖在上面，藏得严严实实。两人不动声色地交接完毕，伍惠珍将冯妈妈送出店来。
冯妈妈回到家里，伍惠珍叮嘱她的话音总在她耳边响起，“非常重要”、“要掉脑袋的”。她打定主意，找出一件夹衣，拆开一条缝，将那支“火柴棒”藏进衣服夹层，又找出两件旧衣服，全都放在竹篮里。
刚收拾停当，阿四回来了。冯妈妈用不可争辩的语气说：“今天我和你一起走。”天真的阿四乐了，“又想我阿姐啦？”冯妈妈笑了，“妈妈想女儿，犯法呀？”一老一少相拥着，高高兴兴地出门而去。
她们来到筲箕湾码头。这里多是一些贩运鱼菜柴草的民间小船，平常不检查。已经是下午时分，正是渔民菜农返回新界的时候。突然开来一队警察，由日本宪兵指挥，进行突击检查，任意没收物品。这种检查，实际上是他们搜刮财物的一种手段。有人塞给警察几张钞票就过去了。有些船只迅速离岸而去。日本宪兵朝海上乱打枪。码头上一片混乱。
冯妈妈的心紧张地跳了几下。她很快镇静下来，已经来不及下船了。冯妈妈悄声对阿四说：“挡住我。”冯妈妈靠在阿四身后，从竹篮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掷入海水中，然后挎着竹篮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这时，一个印度“摩罗差”过来检查。这些印度人，受雇于日军，他们一般同情中国人，但也不会错失眼下这种发财机会。他把冯妈妈的竹篮翻检一遍，除了几件旧衣服没有其它东西。这个“摩罗差”知道中国人喜欢把值钱的东西藏在衣服里，他拎起衣服从上到下地摸索，搜出了那只“火柴棒”。冯妈妈正要掏钱贿赂“摩罗差”，一个日本宪兵从“摩罗差”手中夺走了那个火柴棒似的纸卷。乘着“摩罗差”向日本人报告，冯妈妈拉住阿四的手，低语交待：“你我不认识，你跟我一起走路，什么都不知道。”阿四望着冯妈妈，快要掉下眼泪。冯妈妈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示意沉住气。
日本宪兵厉声喝问：“你的，干什么的？”
冯妈妈回答：“收估衣，做水客。”
宪兵手举着那小纸卷：“这个的，是什么？”
冯妈妈回答的理直气壮：“我收了旧衣服拿到乡下去卖，衣服里夹那么个小东西，我怎么知道？”
日本宪兵命令“摩罗差”把冯妈妈带走。“摩罗差”指指阿四，冯妈妈抢着说：“她只是和我一起走路，不相干的。”日本宪兵喝道：“通通带走！”
母亲和阿四被捕了。
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兰坐在坑口海边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员阿四由市区归来。随着夕阳西沉暮色渐浓，她的心情越来越焦急，胃部愈来愈疼痛。长久以来，环境残酷，安危无常，身心处于紧张状态，患上了神经性胃炎，一紧张胃就痛。天已经全黑了，月光映照着海面，船已全部靠岸，海面上空荡荡的再也看不见划动的船只，喧哗的码头也渐渐寂静，可是没有阿四的踪影。 方兰凝神端坐在礁石上，夜色中像一座雕塑。海水轻轻地拍打着礁石，溅起的水花落在她的身上，她全然没有感知，脑海中翻腾着各种各样可能的设想，又一个一个地推翻。不，阿四是个听话的孩子，是个守纪律的交通员，她一定会按规定当日返回。可是，黑黢黢的夜晚，静悄悄的海滨，仍然没有阿四的踪影。
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方兰心中不可遏止地升起。
游击队员陈佩雯轻轻地来到方兰身旁。
坑口归来的船家相告，今天下午在筲箕湾码头，日本鬼子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
是啊，是她们了，母亲和阿四。
方兰和陈佩雯，谁也不愿说出口。两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等待天明。
天刚蒙蒙亮，船艇开始出港了。方兰要陈佩雯留守，她一人到市区去作应急安排。陈佩雯第一次违抗命令：“不行，万一你……”下面的话“出事了”她没有说出口，“我向大队怎么交待。今天我一定得跟着你，要死我和你一起死。”方兰为自己的战友感动，但她还是批评阿雯：“又犯幼稚病，我们还没到死的时候。要死也得法西斯先死。”阿雯坚持要与队长方姑同行，方兰只好答应。
两位客家女登上一艘渔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行约二小时，她们从筲箕湾上岸的时候，太阳刚从海面上升起。湾仔大道东101号，也就是方兰的家门前，站着两名荷枪的警察。两位客家女低头从门前匆匆走过。她们去了“伍记药材铺”，去了和中队部直接往来的各个联络点。
方姑得到证实，在母亲和阿四被捕二三个小时之后，宪兵从海军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咏贤。伍惠珍交给母亲的那只“火柴棒”，正是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报。宪兵截获了这份情报，根据内容和笔迹，按图索骥，追查到海军制船所绘图室，随即逮捕了张咏贤。
方兰当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之后，方兰来到妹妹阿娥的家，陈佩雯寸步不离地跟着她。阿娥抱着姐姐哭了起来，“阿姐！妈妈……”阿娥告诉姐姐，昨天下午警察来通知，母亲和阿四暂时关押在筲箕湾区役所，等候宪兵部发落。阿娥给母亲去送饭，母亲让阿娥告诉方兰：不要管她，她不会做对不起自己女儿的事。
方兰在心里谴责自己，是她把母亲带入了危险的境地。
阿娥从痛苦中清醒过来：姐姐！你快走！日本人昨天就到家里去搜查过了，现在还派警察守在家门口。
方兰和陈佩雯回到坑口，立刻放弃杂货店，撤回槟榔湾去了。
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母亲的方案。关押母亲的区役所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流水通往海边。可以摇一条小艇进去泊在区役所楼下，游击队从区役所冲上楼去，将母亲用绳索从楼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大头九“说，他已经划着小艇从海边沿沟渠实验过，在区役所四周查看过几回。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方姑队长一声令下，今天夜间就采取行动。“大头九”拍拍腰间，“家伙我都带着。”自从 母亲被捕二三天以来，方兰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心急如焚。母亲正在受敌人折磨，听说已经用过电刑，让狼狗惊吓。母亲正在为她受难，她多么想冲进去救出母亲。方兰担忧，万一从母亲和阿四那里泄露了什么，市区中队就会全军覆没。她迫切地期盼母亲早一天安全归来。她听完“大头九”的营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左轮手枪，不假思索地喊一声“走！”带着“大头九”直奔茶果岭。
过海到筲箕湾，沿着“大头九”所说的那条沟渠，直接到了区役所后面。这时，方兰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仔细地观察着楼上的每一个窗口。有一个窗户钉着铁条，想必那就是关押母亲和阿四的房间。区役所没有正式牢房，方兰再到区役所正面去观察，门口有两个“摩罗差”站岗，还有两只狼狗守着，不时地向过往行人狂吠。楼上走廊有日本宪兵来回走动。
方兰冷静了下来：解救行动肯定会被敌人发觉，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动失败，那将是市区中队整体的消亡。我有这样的权力吗———为了营救自己的母亲？“妈妈！”方兰在心中呼唤，“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来救您，妈妈！您同意吗？”方兰多么希望母亲此刻出现在那个窗口，让她瞧一眼妈妈！方兰似乎看见了母亲的笑容，听见母亲在说：“我懂，秘密。” 方兰向“大头九”打出“撤”的手势，离开了区役所。
几天之后，阿四被释放回来了。在槟榔湾，阿四抱住方姑一场大哭。慢慢平静之后，讲述了这些日子在牢里的经过。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再三交待阿四，互不相识，互不相干。后来，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审问，阿四都一口咬定，做出傻乎乎浑然无知没有干系的样子。日本鬼子从始至终逼问母亲一个问题：那只“火柴棒”是谁给你的？你要把它交给谁？母亲从始至终就一个回答：我收估衣收来的，拿到乡下去卖，哪晓得衣服里夹着那么个小纸棍？不是你们搜出来，我还不知道哩。母亲蛮有理，说话语气总是占上风。日本鬼子牵来狼狗对着母亲嗥叫，震慑母亲的神经，企图让母亲在神经崩溃的状态下再说出什么。母亲抱着脑袋侧转身躲在墙脚，任你怎么疯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电刑，一通电，母亲就晕了过去。醒过来还是那个说法。有一次，日本鬼子问母亲，那张纸上写的什么？母亲回答的更好：我不识字，我怎么知道？纸在你们手上，你自己看呀！审了多少回，结果都这样，他们真拿老太太没办法。前天，母亲和阿四被带到宪兵部，和被关在那里的张咏贤互相指认。阿四看见张咏贤猛一吃惊，母亲暗中捣了阿四一拳。宪兵问，你们认识吗？母亲抢着回答，不认识。宪兵又问，见过吗？母亲走到张咏贤面前，做着辨认的样子，拉住咏贤的手轻轻一握，说，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张咏贤和阿四互相都说不认识，没见过。宪兵把她们三人关在了一起。
宪兵一走，三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母亲抚摸着咏贤，察看她身上的伤痕。张咏贤说，他们审问我，我就是一句话，不知道。他们就用皮鞭抽我，我还是不知道。母亲和阿四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母亲说，我们进来了，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咏贤说，冯妈妈，你还记得吗，去年冬天的那个晚上，在我家里，方姑领着我们宣誓，我是对天发过誓的。那天晚上，母亲一直守候在门外。
第二天，她们三人被带到宪兵部接受审问。和以往不同的是，除了宪兵队长，多了一个穿着海军制服的日军官佐。无论怎么审问，阿四还是那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相干的傻丫头。无论问什么，张咏贤都回答一句“不知道”。宪兵队长恼羞成怒，用日语吼叫，张咏贤回敬一句：“上帝会惩罚你们的！”再也不说话，保持沉默。审问母亲，母亲还是那句回答过多少遍的话：“我是收估衣的，拿到乡下去卖……”宪兵队长拍打桌子，探出半截身子逼向母亲，气势汹汹地问：“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母亲感到莫名其妙，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
母亲冯芝和咏贤姑娘，由宪兵部移交给了驻港日本海军刑事部（即军事法庭），阿四被释放。
这以后，母亲和张咏贤被囚于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她们在狱中的情况，无从得知。也没有任何消息由狱中传出。
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芝、张咏贤强加“间谍罪”，判处死刑。 1944年6月22日，60岁的母亲冯芝，19岁的咏贤姑娘，在香港加路连山，遭日军枪杀。
人们记住了，她们俩面对日本法西斯，各自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张咏贤说：“上帝会惩罚你们的！”
冯芝说：“我是中国人啦！”
方兰没有哭。她把眼泪藏在心内。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亲。日本特务正在寻找冯芝的女儿、抗日激进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为符号已不复存在。有一位“方姑”，领导着港九市区游击队，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动。
紧急行动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香港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方兰根据大队指示,组织市区中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军宪兵部,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电铃声,紧急集合。
值日官站出来讲话:今天抓获了三名游击队员,他们招供,头目方姑正在香港岛上。现在出发,抓捕方姑。抓不到人,不准收队。
站在队伍里听讲话的李荣全,凑到身旁山本军曹的耳朵边,轻声嘀咕着什么。山本军曹大声说: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不吃饱肚子,怎么去抓人?
值日官看看手表,果然已近中午12时。之前已经命令各派遣队在各地段开始搜查,封锁码头,因此宣布:给一个小时吃饭,下午1时集合行动。
刚才在山本耳边嘀咕的李荣全,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会英语,也会日语。凭这些优势,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打进了宪兵部特高课,成了日本军曹山本的助手。今天,宪兵部突然紧急集合,要立即出动搜捕方姑。他知道“方姑游击队”在市区活动,以前宪兵部曾几次抓捕“方姑”,因无准确情报,屡屡落空。今天情况不同,有叛徒出卖,“方姑”在劫难逃。李荣全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紧迫。必须设法拖延时间,争取去向地下党组织报告消息。于是,他贴近山本的耳朵旁,轻声说了句:“该吃饭了。”说着指了指手腕上的表。山本是特高课的一员干将,他说出话来,别人小觑不得。
李荣全赢得了一个小时。他哪是要去吃饭,匆匆跑了出来。但他的联系人是北角清风街的一位老伯,由宪兵部所在的皇后大道步行到北角,一小时往返根本不可能。他登上一辆“巴士”,站到司机身旁,一手扶着司机肩膀,一手按在腰间的枪柄上,既礼貌又威胁地对司机说:“紧急情况,请你把车直接开到北角!”司机摸不着头脑,这宪兵怎么还重重地加一个“请”字,看他的眼神也没什么凶恶之意倒着实有些着急,再看他那手还按在枪柄上。司机无可奈何,把车朝北角开去。到了清风街口,李荣全喊声“停车”,又说了声“谢谢”,下车走了,对车上乘客向他投来的仇视和鄙夷的目光,全然抛于脑后。
很快,李荣全报告的消息,传递到了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之处。
李荣全回到宪兵部,正好赶上集合。命令重点搜查两个目标:一个是身穿白色绸缎旗袍的年轻太太,一个是客家女。李荣全疑惑了,到底哪个是方姑?山本军曹说,都是。
方兰此刻正在小妹孔秀娥的家里,她今天一早来到铜锣湾,是为了部署一项偷运武器的行动,准备最后的武装起义,却意外得知游击队被叛徒出卖的消息。方兰果断决定,抢先敌人一步,市区中队全体安全转移,而她自己没有走。方兰觉得,进攻她应该在最前面,撤退她应该在最后。因此,她到小妹阿娥这里来暂时隐蔽,根据形势的进展,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方兰”是香港沦陷后，孔秀芳到了游击区之后改用的名字。游击队里大家都习惯称她“方姑”。潜回市区建立市区中队,为了适应秘密斗争的需要,即以“方姑”化名。所以,除了少数几位党内同志,多数人并不知道“方姑”就是方兰，方兰就是原来湾仔的孔秀芳。自然也就不知道“方姑”是孔秀娥的姐姐。自从母亲遇难之后,湾仔大道东101号那个方兰出生的地方她再也回不去了,小妹阿娥的家,便是“方姑”在香港岛上最后的堡垒。 方兰在妹妹家里刚吃了午饭,忽然有人轻轻地敲门。阿娥示意姐姐躲到里屋,然后去开门,一位个子好高的陌生男人出现在面前。那人语气和蔼地问:“你是孔秀娥吧?”阿娥点点头,疑惑地问:“你是……?”那人并不作答,摊开手掌亮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人名：“欧阳民”。阿娥更加不解,含糊地说：“可你……”下面“不是”的话没有说出来。欧阳民是她的“准姐夫”,以前她还代转过欧阳民给姐姐的信,她当然认识。阿娥疑惑不解地望着眼前的陌生人。那人拿着纸条坦然地说,“我不是他。是他要我送口信给孔秀娥。”说着,把纸条交给阿娥。阿娥似乎明白了什么,说：“请你稍等。”接过纸条到里屋去了。
方兰一眼就认出来那纸条上是欧阳的亲笔签名,知道是地下党派人送来的。一定是情况紧急,一时和她直接联络不上,派人找到小妹这里让小妹转达。
方兰自己出来见这位送信人。但她还是保留了一份谨慎,说：“我是孔秀娥,他让你送的口信请讲!”欧阳民自然是对送信人作过详细的交代,那人心里明白眼前这两位“孔秀娥”就是姐妹俩,那样更好。但他并不点明,只对其中一位孔秀娥说话:“有三个人被捕。初步判断已变节自首。全港开始搜捕方姑。方姑可以去亨得利表行。”那人略作停顿,接着说,“这是他的原话,一字不落。信送到了,我走了。”方兰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同志!”她心里明白,“可以去亨得利表行”,就是说,她可以和地下党联络。她知道那个“表行”是地下党欧阳民的联络点,来人就是欧阳派来的交通员。交通员望着自称“孔秀娥”的方兰,问她有什么话说。方兰只说了句：“谢谢你!”交通员说:“你们要特别小心,我来的时候宪兵已经开始行动了。”说完,转身就走。阿娥送他出门。后来得知,这位在危机时刻前来送信的大高个子交通员,就是中共香港地下党党员邓和同志。
方兰先于敌人一步,指挥市区中队全体安全转移,但她自己却晚了一步。宪兵警察封锁各条大道,严密检查过往行人。各区段宪兵派遣队,开始逐户搜查。不抓获方姑,日军不会罢休。
阿娥感到紧张,“姐姐!你怎么走呀?”
方兰很镇静。“阿娥,给我找几件破旧衣服,越破烂越好。”
阿娥不知道姐姐要做什么,抱出一堆旧衣服。“姐!你别走,在家里躲着。”
“躲在家里,等日本鬼来把你我一起抓走?”方兰一边说,一边挑出两件衣裤,穿在自己身上。
这时,妹夫黄初俊从外面回来了。他说：“今天有点儿古怪,那么多宪兵,对男人放得松,好像是专门检查女人。”
阿娥抢白一句:“日本鬼要抓阿姐。”
阿俊马上明白了,“那就别出去,有什么事我到外面去跑。”方兰对小妹和妹夫说什么不大理会,只顾端详自己身上的衣服,感觉不够脏。“阿俊,你有什么颜料,把这衣服搞脏一些,我要像个难民。”
阿俊懂得了姐姐的意思。业余爱好美术的他,干这种事在行。他从火炉里掏出一捧柴灰,用油污抹布在衣服上蹭了蹭，把衣衫和裤脚撕破几处,也用烟灰作旧了,自然得“衣衫褴褛”不露痕迹。
方兰抓起烟灰在脸上抹了一把,又用衣角揩来揩去,露出一副“脏兮兮”的脸来。让阿俊把她的头发也“处理”得藏污纳垢。她拿起一只破旧竹篮,往篮子里放了两件破旧衣服,把自己的左轮手枪藏在下面,上面又放了几块孩子的尿布。似乎还缺点什么。方兰想了想,拿起一只搪瓷碗,往里盛了一些剩饭菜,一并放入竹篮。如此这般,彻底做了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流落街头沿街乞讨的难民。
方兰拎起竹篮,出门去了。阿娥夫妇俩,提着自己的心,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为阿姐祈祷。铜锣湾街口,守着十几名宪兵和警察。这里是他们搜捕的重点地段。他们已经掌握了方姑在铜锣湾的情报。他们的搜捕是有目标的。目标以外的挥挥手就过去了。锁定在目标之内的一一盘问,有的就被扣留在一旁。已经有几个穿旗袍的年轻女人和客家女被扣留了。
在街头流浪的一个难民妇女,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慢慢地走了过来。这时,有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位太太而来,宪兵远远地就喊叫停车。又有几个客家女簇拥着走近跟前。她们显然是早晨到市区来出售柴草蔬菜的郊区农民,现在正要赶回家去。那个沿街乞讨的难民妇女，跟在这些人身边,一起来到路口。她们全被宪兵拦住检查。那辆黄包车上下来一位四五十岁的胖女人,宪兵围住她看了又看,说了些什么,就挥手放行了。那几个客家女嘁嘁喳喳地说着她们的客家话,分辩着她们各自的行为身份,嚷嚷着快放她们走。那个女难民和她们靠在一起,手摁在竹篮上,似乎木讷地朝宪兵靠近。宪兵紧张严密地检查客家女,看着这个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乞丐一旁碍事,厌恶地挥挥手,粗野地嘟噜着日本话。一个警察过来把乞丐赶开,训斥道:“快走开,别在这里捣乱。”这位难民妇女依然木讷地通过岗哨,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她回头一看,已经超出了岗哨的视线,突然加快脚步,跑得无影无踪。
方兰脱险了。刚才她手摁竹篮,随时准备拔出手枪,拼它个鱼死网破,血洒香江。
方兰直接到了欧阳民的家,欧阳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她。他没有想到,方兰以这样一身难民乞丐的装束,从日本人鼻子底下闯了过来。但是,方兰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她必须尽快离开香港岛。维多利亚港是过不去了,只能从海上走。这一点,欧阳民早有准备。
欧阳告诉方兰：“我这里掌握着一条船,靠在柴湾,从那里出海,直接送你到盐田大队部。”
方兰说：“不行。”她中队的全体人员,现在已经撤退集中在槟榔湾中队部。叛徒知道那地方,明天日军一定会去槟榔湾扫荡。方兰要先回槟榔湾,带领中队全体连夜转移。
这倒没有矛盾。由柴湾出海去盐田,海上经过槟榔湾,在那里靠岸就是了。
现在是和敌人抢时间。欧阳民叫来他的妹妹,指着妹妹对方兰说:“她熟悉一条路,能把你安全地送到柴湾,找到那条船。”
……
方兰在槟榔湾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准确地说,已经是8月14日凌晨。她一踏上码头,数十近百的人欢呼着迎了上去。跑在最前面的是陈佩雯。她抱住方兰喜极而泣,一遍遍地说着你可回来了,你可回来了……
第二天,方兰组织中队全体人员围坐在山坳里的草地上,开会学习。讲到母亲和张咏贤被捕遇害的经过,方兰的声音哽咽了,大家一片沉默。片刻过后,方兰舒了一口气:“前天上午,我们有三名男队员被捕。他们不如一位60岁的老太太,不如一位19岁的姑娘,他们出卖了我们的中队。敌人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紧急行动,撤出市区。我们战胜了日本鬼,我们是不屈的中国人!”
忽然,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霄。不是一支号音,是大队部的几名号手集体吹奏。胜利的号声在天空回荡。接着,又响起了对空射击的枪炮声,不是爆竹,胜似爆竹。大队部的多名通讯员,各人手举一支临时制作的彩色小旗,分别向四面八方迅速跑去,一路跑一路大声宣告:
小日本投降了!
小日本投降了!
顿时,周围村庄,锣鼓喧天。
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
次日,方兰回到香港,她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母亲的墓前。她向母亲报告: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她匍匐在墓前,犹如投身母亲的怀抱,第一次,痛哭了起来。
扯旗山下,香港市民在狂欢,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扯旗山上,方兰的哭声在萦绕……
作者附记
抗战胜利之后,港九独立大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东野战军。由于人员总数有一定限额,市区中队仅有黄扬声等数人随军北撤。方兰和大多数队员仍然在香港各谋职业,各自生存,与普通市民无异。
本文的主人公“方姑”方兰,抗战结束后仍在香港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担任中共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1948年,中共党组织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方兰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西贡区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的捐款资助下,一座“烈士碑园”终于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落成。挺拔而又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民间留下永久的记忆。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大典。方兰和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友们,集体赴港观光。方兰徘徊在烈士碑园,仿佛又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是中国人啦!”
翌年,1998年5月,方兰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