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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庆城出人才，以汉代、明代为最多。汉代多出将才，明代多出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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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庆阳县志》，明代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始，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止，在276年之间，庆城县近50人考中进士，除7人为武进土外，其余均以文章取胜；考中举人的共127人，其中武举人13人；贡生200多人。这样，明代庆阳士子为官的上百人，不可谓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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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进士与举人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三凤齐鸣”、“五星聚奎”、“父子魁解”的盛况。在庆城南街、旧府署之西，原有石坊三间，名为“三凤齐鸣”，是为曹昉、曹时、曹肠三弟兄而立。他们于明世宗嘉靖丙午年(1546年)科举中同时考中举人，传为佳话。这次科考中举的还有张王遂、杨如松等人，实为五人同时中举。在庆城南街原来还有石坊三间，上题曰“五星聚奎”，是纪念明世宗嘉靖己卯年(1555年)，庆阳人麻永吉、徐登、张思聪、孙倌、杨愈茂等五人同时中举。张鹏翰与张旗父子二人先后考中乡试的第一名，即为解元，誉为“父子魁解”。除此而外，在同一年的科举中，同时考中进士两人以上的就有四起：明武宗正德甲戌科(1514年)，张鹏翰与韩奕；明世宗嘉靖壬戌科(1562年)；杨愈茂与冯礼；明世宗嘉靖乙丑科(1565年)，麻永吉与刘承宽；明穆宗隆庆辛未科(1571年)，李桢与双风鸣。同期考中举人在两人以上的共17起：明英宗正统辛酉科(1441年)，杨玉与衡镛；明代宗景泰癸酉科(1453年)，茂彪、胡俭与田愉；明宪宗成化乙酉科(1465年)，韩鼎与王福；明孝宗弘治壬子科(1492年)，李梦阳与丁琏；明孝宗弘治乙卯科(1495年)，王纶、赵涮、罗璋与罗琛；明世宗嘉靖丁酉科(1537年)，申嘉言、张慎与刘承宽；明世宗嘉靖乙酉科(1549年)，杜实、张旗与王希尧；明世宗嘉靖戊午科(1558年)，冯礼与双凤鸣；明穆宗隆庆丁卯科(1567年)，李桢、唐窠与刘譔；明神宗万历癸酉科(1573年)，傅中与谈应春；明神宗万历已酉科(1585年)，孔从周与冯思阙；明神宗万历甲午科(1593年)，钱济时、李冕与米万钟；明神宗万历癸卯科(1603年)，唐虞龙与关光；明神宗万历丙午科(606年)，麻僖与杨蛟；明神宗万历已卯科(1615年)，张奎壁与张金门；明思宗崇桢庚午科(]630~)，安绍先、李之元与张潜养；明思宗崇桢壬午科(1642年)，唐章与黄建封等。另外，武举人有四起，即明穆宗隆庆庚午科(1570年)，刘凤梧与杨荣；明穆宗万历癸酉科(1573年)，廖云风与封应登；明穆宗万历丙子科(1576年)，徐仲、张侍与岳昆；明思宗崇桢庚午科(1630年)，李愈奇、刘济民与郭天禄。其中，父子共为进士的有杨纶与杨朝凤、韩鼎与韩守愚、陈震与陈大纲、李梦阳与李枝、麻永吉与麻僖等；父子同为举人的有倪让与倪英、王福与王纶、丁琏与丁守中、张鹏翰与张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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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建社会里，读书考进士和中举人，都是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嘛!在这么多的进土、举人、贡生中，还出现了父子两代官、爷孙三代官。如杨纶与杨朝凤，父为副都御史，子为陕西省参议；韩鼎与韩守愚，父为户部右侍郎，子为四川按察佥事；陈震与陈大纲，父为兵部右侍郎，子为密云兵备副使；倪让与倪英，父为太常寺少卿，子为鸡泽县县令；王福与王纶，父为河南知县，子为江西参政；麻永吉与麻僖，父为湖广按察使，子为太常寺卿；李桢与李孔度，父为刑部尚书，子为太仆寺丞；李朝阳与李栋，父为副将，子为山西守备。子孙三代为官的，如张文、张鹏翰、张旗、李正、李梦阳、李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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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为官之人中李梦阳最为有名，是庆阳人的骄傲。他年仅19岁时，便考取了乡试第一名，第二年又考中进士。他的官做得并不大，而且因其性格耿直刚烈，几起几落。他的文名曾享誉明代朝野，为“前七子”魁首，领一代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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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桢，是明代庆阳人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官至刑部尚书。他很有才干，但个性太直，因举荐甘肃巡抚人选而得罪了神宗皇帝，又不引罪自责，被神宗皇帝勒令退休。后来神宗皇帝又想起了他的才干，起用李桢为南京刑部尚书，李桢履任仅一年时间就要求退休，来等朝廷同意，便私自回家，又惹得神宗皇帝愤恨，要对他治大不敬之罪。在封建社会里，像他这样敢同皇帝较真的官员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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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阳人的耿直是出了名的，不但反映在李梦阻、李桢等人身上，而且在王绅身上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比较固执，近乎于“愚”。王绅考申明宪宗成化壬辰科(1472年)进士，初任屯留县知县，升监察御史，又巡按山东。他在任山东巡按时，与同时巡按山东衮州的许进对一件事看法不同，便争论不休，相持不下。由于两人不停的争吵7．惹得上司生气，将两人送进了监狱。两人仍然在吃罢饭后，相互叫骂，没有停止之时。别人劝解，他们不听，甚至管理监狱的官员令管提狱的人员致辞说，只要你两人停止争论，就可以上奏朝廷，放你两人出去。两人仍然不听，继续争论达两年时间。一天，他们突然省悟，才停息争论握手言和，如同无事一样。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绅的性格特点。嘉靖年间湖广按察使傅学礼(庆阳人)，在其撰著的《庆阳府志》中说王绅“持宪忠直，激扬称当”。持宪忠直，就是掌握、执行典章制度比较公正，不徇私情；激扬称当，就是激浊扬清比较适中，为人称赞。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像这样的人任御史官，官风那能不肃然!在新近出土的王绅墓志铭中这样写道：王绅响应了明孝宗求直言的诏书，首说官爵不能因私赏人。他指出某人单纯以技巧得官，某人以讲迷信骗官，某人以巴结权贵而晋升，这些人都应当予以驱逐。他在上书中指名道姓，一点不回避。孝宗皇帝看到这件奏章后，立即将这些被检举之人贬职去官，整肃了朝廷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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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纶，一位过早被摧残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河内尹王福的次子，是奉化县县丞王经之弟。自小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撰文，下笔惊人；明理，振聋发聩；行事，不越法度。且慈爱天成；每急人之难，超过了为自己办事。但性暴如火，出言不合，就会给人难堪，过一会又追悔莫及。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考中进士，授予兵部主事，与王守仁同朝为官，交往甚密。他自幼熟读儒家经书，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又涉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著作，思想不受儒教一家之言束缚，比较开放、活跃。他志向高远，一心向往成为圣贤，便潜心研究历代思想家的著作，探讨事物本源的运行规律，寻求治国经邦、修身兴业之道，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他经常同王守仁一起就思想、哲学上的有关问题研究、辩论，因此名气很大，重于当世，有南王、北王之称。可惜他正值中年，任江西参政时被冤杀，著作也毁于兵燹，未能留传下来。而王守仁不但官运亨通，被封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而且在学问上发展了陆九渊的观点，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提出“致良知”等学说，形成影响很大、流传很广的“王学”，人称王阳明先生。世人只知王阳明，极少知王纶。可惜从庆城这块黄土地上出生的一代思想家、哲学家被封建势力过早地摧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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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王纶于明武宗皇帝正德年间在朝廷任兵部主事时，与他同朝为官的还有李梦阳、韩鼎、陈震等庆阳人。当时，李梦阳任户部郎中，韩鼎任户部侍郎，陈震先任户部侍郎、后任兵部侍郎。四位庆阳人同到一朝共事，在庆阳历史上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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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阳为什么在明朝多出人才呢?探究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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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一个比较安定的读书环境。朱元璋北逐元兵，南削群雄，建立了大明江山。明朝在“仁、宣”以后，战事就逐渐少了。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庆阳原来在北宋时，处于边疆，在明朝已成为内地，和平的环境为读书人安心学习、力求上进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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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庆阳人刻苦努力，是内在的主要原因。庆阳民风淳朴，勤于耕读。不仅在条件好的情况下能刻苦攻读，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苦读不辍。如张文，他就是寻找条件、刻苦读书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在明王朝初期，法律执行比较严厉，惩办了一些官吏，如像宋濂、方孝儒等这些学者，虽为建立明王朝立过大功，也不免身首异处，所以一些士子包括一些学者惟恐被选为官吏而遭受意想不到的祸患，抱着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态度。但张文一心想学习，到处寻觅良师，父母亲想方设法阻拦他，他便以游览寺院、庙观为由，研读那里所藏经书。久而久之，似有所悟，取来包括儒家在内的一些书籍阅看，都能看懂读通。郡城太守见了感到惊奇，将他收入官学，发给他一定的官粮。这更加激励他勤学苦练，修身慎行。他的文章和德行，在当时郡城内首屈一指。因此从县学廪生升为国子监肆业，得授博平县的训导。他带了一个好头，不仅儿子张鹏翰、孙子张旗由读书仕进，而且也影响带动了庆阳的一方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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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方推崇读书。在明代的庆阳，凡是考中举人或进士，得授官职后，都兴建石坊以示荣耀和表彰。庆城的石坊很多，有百余座(包括已废的)，其中一半以上为官员坊、进士坊、举人坊。官员坊，以本籍人任职的官名为坊名，如司谏坊，是为给事中傅学礼立的；都宪坊，是为都御史杨纶立的；总制坊是为兵部侍郎陈震立的；节义文章坊，在大什字南街口，石坊三间，为景靖、李梦阳立的；尚书开先坊，在大什字北街口，石坊三间，为尚书李桢立的；‘春宫太保坊，为总兵刘文立的；宠膺三世坊，在大什字南街口，石坊三间，为太仆寺少卿米万钟立的。父子翰林坊，为翰林麻永吉、麻僖立的。进士坊共有十多座，分别为进士倪让、王绅、茂彪、韩奕、杨蛟等十多人立。举人坊更多，而且都有动听的名称，如云程坊、毓秀坊、继科坊、飞风坊、耀武坊、登云坊、步蟾坊、凌云坊、锦标坊、攀龙坊、继英坊、世显坊等等。从这些石坊的名称中，我们匣可以看出中举之人的荣耀。这是一种宣传、一种诱惑。这种宣传和诱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以此为引导，有条件的家庭自然积旺支持子弟入学读书；无条件的家庭也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子弟上学读书。上学读书，便在明代的庆阳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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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贫家从此可以翻身。庆阳地方苦寒，农家贫穷，许多人家要摆脱贫困，实现翻身，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下决心支持子弟上学读书，考取功名，实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目的。我们可以从李梦阳所写的家谱中了解这个情况。当李梦阳的祖父屈死在狱中之后，家徒四壁，难以为继，受到别人的讥笑。他的大伯王刚忍受不了，就把家庭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其弟即李梦阳的父亲李正(李梦阳的曾祖父入赘王家，到其父始复李姓)的身上。王刚抚着二弟之背哭着说：“我如果把你支持不起来，我就不配做你的兄长。”从此，王刚省吃俭用，用以支持二弟读书，同时严格管教。如果李正错写一字，其兄就打他一掌。时间长了，王刚的手掌都打红了。李正向乡里父老哭诉。乡里父老劝王刚说：“一张纸很容易得到，为什么这样虐待其弟?”王刚背过人仰叹说：“我这样做，难道是为了一张纸吗?”从李梦阳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那时贫家如何严教子弟发奋读书，以换取将来家庭中兴的真实情况。唐诗《登科后》云：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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