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方仇恨记忆
仇恨的渊薮
席卷中国农村的毛式运动有一个突出特点：在政治受害者和害人者之间有很近的关系。农村社会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不幸世界，任由上面发动的运动蹂躏。政治运动真正做的，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驱使着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在基层寻找具体的打击目标，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不断革命论”（Chan ， Madsen ， & Unger  1984 ；1992 ；Huang 1989 ；Madsen 1984 ；1990 ：175-198）。在成千上万的村庄中，居于核心的是那些试图借助于这些运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地方共谋者。在很多例子中，他们是被人们之间、家庭之间或地方宗派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所激发。他们的受害者常常是他们的邻居、幼时的玩伴，甚至很近的血亲或姻亲（见Crook & Crook 1959 ，1979；Friedman ，Pickowicz ，& Seldon 1991 ；Hinton 1966 ，1983 ；Shue 1980 ；Vogel 1969 ：27—62 ；C.K.Yang 1959）。
在七十年代末期，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开始从全国的混乱和个人的悲剧中苏醒过来。到八十年代末，一般人民有了更多的财富，也可以说更加自由了。但正如赵文词（Richard Madsen）所说，社会图景仍然是“充满了对恣睢之创的危险记忆”（1990 ：187）。农村中尤其如此。城市里的人可以调换工作或搬家，以躲开旧日的敌人。农村人却不可避免地要和昔日的对手打照面。对于多数农民而言，他们的家乡就是工作和生活的永久地点。将全家迁到别的村子确实非常难。要合法地成为城里人更难。由于中国农村严格划定的物质和社会疆界，人们对激进社会主义的回忆总是牵涉到残酷的迫害者、不幸的受害者、临时的盟友和忠诚的支持者，这些回忆总是让人动感情，让人联系到某些具体事件。
在最近的几项研究中，学者们在讲到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政治变迁带来的变化时，总是讨论领导的变换（Hartford 1985）、新的社会控制形式（Huang 1989）、人口的控制（Greenhalgh 1993 ：219-50）、个人财产的不平等（Yan 1992 ：1-23）、仪式与宗教性事务的管理（Anagnost 1987 ：147-76；MacInnis 1989 ；Siu 1989b ：195-212 ，1990 ：765-94）、香港资本主义的渗入（Potter & Potter 1990），以及家庭或社区的经济策略（Johnson 1993 ：103-38 ；Ruf 1994）。如果说这些研究中有何共同见解，那就是，集体化的结果深刻地转化了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章要用大川的资料来考察记忆对社区政治的影响。本章论述的焦点，是对村庄行政和祖先崇拜的争夺。
祖先崇拜与权力斗争
在大川，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外，各家各户在家里或墓地上的祖先崇拜活动从未真正中止过。但自从1950年，大川和其它孔姓村的孔氏全都参与的盛大的祭献仪式就被中断了。只有到了1984年，它们才在一个三间房的木匠作坊里恢复了。这个临时祖龛中举行的第一个仪式是由当时的大川党支书记负责组织的。他曾经是个土改积极分子，从1958到1985年一直是大川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当地人称他为“老书记”。其它干部多为他的战友，也帮忙筹集资金，以用于仪式支出，同时，他们和当地支书一起，在仪式游行中占据最出风头的位置。
大川党组织参与到这个祭祖场所的重建中，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步骤。多年以来，在打击中国官方所谓的“封建迷信”的活动中，党支书和他的亲信是当地的同谋者。同时，他们还积极地参与到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活动中，通过揭发村里所谓的闹事者，加强社会控制。他们向政府官员的告密会导致某些人的拘留、刑讯逼供，甚至长期徒刑。在他们整理后交给上级的村庄文件和个人档案里，他们作为村中告密者的身份是很明显的。我在田野工作中考察了保存在永靖县档案中的一些这类文件。
分田到户之后，党支书及其属下依然掌权，而建立祖先神龛是毛后意识形态转换的一部分，是他们保住影响力的一个机会。在村中，移民和持续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充满了不满和不信任，祖先崇拜却是能够激发认同的难得机会。这为村干部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使他们可以积累阿朴杜来（Arjun Appadurai）所谓的“神圣资源”（1981 ：201）。他们通过管理村中的仪式表达――典礼和举行典礼的场所――，可以积聚和控制此类资源，就好象为村中立了大功，从而开辟了通往道德权威的道路。要下个定义，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就是能够完成一个文化中被认为在伦理上可敬的行为，通过它来释放领导的能力。在大川的情况中，村干部的行政权力急剧下降，祖先崇拜中的领导权会成为赢得尊敬、名誉甚至信任的重要步骤。
但这些干部，这些曾经在集体化时代统治大川的干部，这些在1984年仍然大权在握的干部，对临时祖龛却没有形成持续的控制。不到一年，他们的行政地位就被一群年轻人夺去了，他们同时也被迫让出了对祖先崇拜的控制权，交给了一群有古典文化素养的老人，后者与年轻的新干部结成了联盟。我们要了解村庄行政和宗教生活中的这种转换，必须看看这时还发生了其它什么――最显著的是，当年的移民掀起了一浪一浪的请愿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建三个大坝和水库造成的损失追加赔偿。正是这种基层运动会重塑大川的权力结构。
记忆、抗议和赔偿
在分田到户之前，人们对中央政府建在永靖县的三个水利工程的仇恨并没有导致静坐或游行之类的公共抗议活动。在村干部带领下，村里努力解决这些工程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永靖县1981年进行了分田到户，这恢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但这也立即造成了不安，而这种不安又与两种人的遭遇有关，这两种人被称为“后靠”和“插花”。
后靠是指，在水库导致的移民中，退上原村庄居住地后面的高坡或黄土山坡上的人们。分田到户在老街坊甚至近亲之间引起了很多财产纠纷，“后靠”因而痛苦地想到当初失去了多么多土地，而在分配集体财产时，得到的又是多么少。“插花”是从老村被转到其它村庄的人们。他们在重分土地中也有损失。他们是外来人，总是受到本地居民的歧视，因而在分田到户中处于劣势。分田到户伴随着对上等地、牲畜、鱼塘、生产工具和建筑材料的激烈争夺。而在这些当中，有很少可以说是曾经属于他们所有的。
移居的村民不论是上了山还是插进了别的村，在分田到户时都很受委屈。这使他们更加认为，他们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上溯到水库移民。中国的新闻媒体越是渲染农村经济改革，这种感情越是被强化。官方媒体一浪一浪地宣传外地的“先富起来的”个人和“先富起来的”村庄，这对永靖的移民有双重影响。这使他们深切感受到个人财富的不平等在地区之间急剧地扩大。这使他们越发相信，由于他们为国家的发展牺牲了那么多，他们应该得到国家的特殊待遇。
有趣的是，就在他们的抱怨爆发成公众抗议的时候，国家和地方上的官员也正在试图提出移民引发的一些问题。移民们多次要求低价和不受限制地用电，甘肃省领导于1981年向中央提出，请求免去移民在用电浇地时的欠款。1982年，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个要求，放弃了总额1，350，000元的款项(临夏州政府  1987 ：6)。为了进一步安抚移民，中央政府允许他们在十年之内打折用电（永靖县政府  1987：11）。从1985到1987年，国家允许永靖县以移民的名义从刘家峡和盐锅峡水电站扣下一千万元（临夏州政府  1987：6）。这笔款项被用在当地的30个工程中，以改善灌溉设施，减轻土壤侵蚀。
但中央政府的让步并没有平息永靖移民的怨气。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任何补偿直接给到个人手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县政府对救济款使用不当。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骚乱和其它抗议活动。水库沿岸的农业税总是收不上来；非法用电愈演愈烈；国家银行贷的款收不回利息；六七十年代迁来永靖的国营工厂在如何处理土地占用、水利设施和工业污染的问题上和几个村庄发生了纠纷，导致了有组织的抗议和破坏。一个政府机构本来要迁进一个新的办公大楼，但遭到了抗议抵制，抗议者砸碎了他的窗户，结果他只好作罢。有谣传说，盖这座大楼用的钱就是中央政府拨给移民的扶贫款（王卫民  1989：20）。
从1982年到1992年，有组织的请愿活动年年发生。揭发信和请求经济资助的申请不断地寄到镇政府、县政府、州政府和省政府。请愿浪潮常常安排在国家的重大事件的同时发生。例如，1987年，当中共十三大即将召开的时候，一群村民曾计划前往北京（临夏州政府  1987：5）。他们的目的是要向大会递交一份书面请愿，要求低息贷款和免费使用水利设施。由于县里和州里的官员出面干涉，请愿者最后被说服，不再去北京，而改为去兰州。
请愿浪潮与领导更换
我查阅了由县里、州里和省级官员整理的内部交流文件，发现几乎在所有抗议政府的重要事件中，大川的孔家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985年，大川的两个孔姓人到北京去要求赔偿。他们空着手回来了，然后就在镇政府门前组织静坐，最后以群殴结束。前往北京后来又组织静坐的两个代表中，有一个被县里的警察抓走了。为了抗议这次逮捕，大川一群青年绑架了镇长和书记，把他们关在一个房子里，外面有恶狗看守。接着，两百名愤怒的村民开向县政府。他们在县政府门前示威，大呼要讨个公道，要用镇长和书记换回大川的那个人。上级省领导不想把事态闹大，同意县政府可以答应，结果，“人质”交换很快进行。
这件事的后果之一是，大川的权力结构被完全改变了。即使在1985年以前，村支书和他的亲信的地位已经遭到了挑战。村党支部共有60个党员，其中大约一半是在当兵、上技校、参加国家建筑工程，或在村外当下级官员时入的党。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靠大川入的党，当他们回到村里时，他们发现权力核心完全被党支书长期霸占，他们被排出了这个圈子。 这些年轻、有野心，又见多识广的党员利用了他们在外地建立的关系，给镇党委施加压力，叫他们不再支持大川的党支书。同时，他们带领村中的其他党员寻找新领导，说现在的支书已经不被信任了。他们提到了大川为1961年水库移民而要求补偿的次次失败，以此作为村支书威信降低的理由。
镇上的官员被绑架后，大川党支书向上级说他无能为力。这是真的。但他使自己脱离这件事，就毁掉了他在家乡的地位。在与县里和镇上的官员发生暴力冲突后，村中的党员终于开会讨论大川的前途，那些处于中立立场和忠于支书的人迫于其他村民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赞成让他下台。他们提出了村长和支书的两个候选人，于1986年初上报镇政府。这两个人在以前的请愿和这次抗议中都当过幕后策划。镇政府官员迅速同意了他们的任命，这并不是偶然的。
孔家的抗议结束后，镇上的三个主要官员被撤换了，县政府告诫新干部要安抚孔家人，不要惹麻烦。镇政府的调整是县里深思熟虑的结果。三个新干部都和大川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两个姓孔；一个就住在大川，另一个是1961年迁出大川的。第三个是新书记，姓崔；他的母亲是大川孔家闺女。任命这些人的县领导当然知道，在安抚孔家的时候，亲属关系有很大的作用。这几个新官看来也明白，如果大川再出什么问题，他们的仕途会受影响。镇政府下辖十个村，约一半的居民姓孔或与孔家有姻亲关系。其中三个村子是由孔家人建立的；其中一个叫中庄，从大川步行可到，这是镇政府所在地。大川是十个村中最大的，也是永靖县最早的孔姓村。对于三个新上任的官员来说，赢得大川是他们控制所有十个村的第一步。
村政与庙政
大川的新支书和村长上任后，挑选了自己的助手。不久，因为违反计划生育，老书记家被罚款。一般情况下，村中干部官官相护，而且有各种理由搪塞计划生育政策。但老支书被排挤出了这个保护圈。对他家的罚款数额并不大，但却使他在乡村政治以至县政府中都丢了很大面子，进一步摧毁了他从土改以来聚积的权力。
与此同时，新的流言又毁掉了老书记的道德形象。1974年，孔庙被拆，村干部为了防止公社领导没收建筑材料，将它们藏了起来。当时党支书负责把庙产分给各个生产队。而今有谣言说，他自己藏起了一部分建材，然后给了他的亲信，挪作私用。老书记在当地政治中被击败，又因违反计划生育而挨罚，如今又被传言曾侵吞庙产，羞愤已极，倒在床上一病不起。1989年，他在身败名裂中死去了。
新领导上任，大川的祭祖方式改变了。新村长负责掌管临时祖龛。两年之后的1988年，他辞去公职，成为一个利润颇丰的建筑队的工头。他在大川雇佣了40到60人（随季节而定）。1993年，他的收入达到了五位数，据说是大川第三富的人。在他当大川村长的时候，孔家的一群老人和他一起重建了孔庙。庙宇竣工后，他成为主要负责人。
在重建孔庙的过程中，新支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给新庙空出地皮，他调整了地块，影响到了村中的30家，从而得以在拥挤的村中腾出一块地来。1993年，他辞去了支书一职，成为渔商，贩卖当地鱼塘中养出来的黄河鲤鱼。他而今已是捕鱼能手，富裕程度在村中排名第五。1993年，他加入了庙管任命的一个五人小组，扩大本村学前班的招生。这个学前班有三个教室，座落在孔庙的院子里。
劳动改造
新干部们为什么对孔庙这么感兴趣？我们已经说过几个原因了，但在新干部和老的庙管之间还有其它的紧密关系，这要从以前的政治斗争谈起。
中共革命开始时，这些老人们刚刚成年。他们中有九个毕业于大川旧孔庙的小学里。其中一人到了兰州一所著名的中学继续读书，两个去了兰州的师范学校。这些读书人不仅目睹了解放前庙里的仪式，而且，他们学习的一部分就是要接受当“礼生”的训练，他们中的三个人后来当了孔庙小学的教师。村中老一代的读书人教给他们庙中仪式的原则与程序，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向孔子献祭的传统。1949年，在庙中举行了一次大的典礼，整个孔氏家族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些人中有四个充当了仪式的助手。在1984年前，这是最后一次全族范围的祭孔典礼。
35年过去了，新庙的庙管成为最后一代受过古典教育的孔家人。他们和孔家的其他精英一样，遭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在访谈中，其中一位告诉我，他在土改中被划为了贫农，这是令人羡慕的一种出身。但在1954年，由于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三青团，他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当时他是小学教师，结果被开除了，他只好回到大川。六十年代初，他负责大川的一个特殊劳动单位，这个单位由四类人组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最后这一类是个大杂烩，包括从宗教人物到偷集体东西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四类分子”，他们和妻子甚至子女都要在“劳改组”劳动。他们所干的那些活，出身好的人如果没有可观的报酬一般都不会干。这些活包括扫大街、运猪粪、放电影时摆凳子、为干部跑腿，以及扛着大水桶去浇远处的地。其中农田里的杂活报酬很低；其他的活则被当成思想改造的补充。
“是‘四类分子’为大川种下了社会主义的果实，”一个当年这种生产单位的成员挖苦地对我说。老人们估计，曾经有二百多人在不同时期在村中的“劳改组”干过活。其中干得最长的是在土改期间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包括十四个家庭。这里的另外一群劳动者是解放前曾在村政府里干过的人，或曾当过低级官员和军官的人。还有一些人是在不恰当的场合说了不该说的话或干了不该做的事，因而被罚到劳改队干活。这些人的子女也倒了霉；由于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的不幸遭遇，他们的婚姻、工分和教育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新干部和老庙管
在老书记倒台后，主管村里的财政、行政和党组织的新干部都是来自政治上有问题、曾受到侮辱的家庭。其中一个是因为父亲而倒的霉，他父亲在文革中被发现抽鸦片烟。父亲这种秘密的吸毒被邻居揭发了，在公众大会上受到批判，子女也当众蒙羞，工分被减。另一个干部的父亲也在群众大会上受过辱，一方面是因为他和出身有问题的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父祖是大刀会中的核心人物，在一次反秘密宗教社团的运动中被政府砍头。第三个干部有一个叔叔在1969年被拘留，罪名是，他曾在土改中为了不被划为地主而贿赂政府官员。这个罪名来自文革时大川老书记的一份报告。结果他被判了十年的徒刑。这个干部那时还很年轻，他亲眼看到了叔叔的被捕、父亲和叔叔的三十间房被没收，以及村中批判他叔叔的群众大会。他自己成为村里的重要干部后，他很精明地注意不要用新得来的权力强取文革中被没收的家产。这些财产先是收归集体，既而又在分田到户时归私人所有。要收回这些，就会得罪大川的很多人。
我在1989年的研究中首次结识了大川的新一代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必须结识他们，因为我只有通过他们才能研究水库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上的影响。也正是通过他们，我后来才和大川孔庙的庙管们熟起来。
正如第三章所说的，十四个人在承担起重建庙宇的工程之前发过愿。在庙宇竣工后，他们成为它的庙管。其中只有大愿主一人当时不到四十岁。其他人都是六七十岁。在这十三个老人中，有十个曾因政治原因在毛泽东时代被打击过。
我在一个茅草棚里访谈了一位前教师。夏天他日夜都住在这个草棚里，守护自家的果园。他讲，一个师范毕业生被划为“反革命” ，失去他热爱的教职，这意味着什么！另一位庙管是一个族谱编纂者，住在附近的黄茨村。虽然他只见过我一面，但还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滔滔不绝地讲大川在移民之前什么样，建水库时他的一家是怎样逃出的，他父亲收集的诗词、书画、庙里的对联和当地的族谱是怎样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的。
二愿主和我讲了集体农业制度的失败。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曾经当过区长，掌管几个人民公社，后来因辖境内有300来人饿死而被撤职的人。来自北京和兰州的干部组成的工作队逼着他在台上作自我批评，下面坐着3，000人，其中很多在大跃进的饥荒中失去了亲人。他这样描述那次大会：“群众很愤怒。他们以为他们没吃的的时候我却吃饱喝足。他们恨得直咬牙。他们要砍我的头。最后，群众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说我连自己的家人也救不了，这时人群中很多人开始流泪。我老婆、我的一个儿子、我的兄弟、他的老婆、他们的儿子都在大川饿死了。我的弟妹是臊死的。她实在太饿了，就在大食堂里偷了一把蔬菜。她在吃那些烂菜时被厨子抓住了。他在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面前踢她、骂她。她哭着回家了，然后睡了过去。她再也没有醒过来”。
在1989到1993年的访谈中，这些年轻的村干部和孔庙的老庙管都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了屈辱的历史，但同时也表现出平反后的扬眉吐气。先前的屈辱和受迫害的经历可以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走到一起重建孔庙，为什么村政和庙政会深深地纠结在一起，以至于几乎不可分离。他们都是激进社会主义的幸存者，在命途多舛、家破人亡、政治受辱后终于在村里走上了显赫的位置。对于这些人来说，最有效的平反方式莫过于联合起来重建、保护和管理一个神圣的场所。而这个场所在过去的命运和他们自己的比起来，又是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