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刘康 摄
1981年1月4日，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工程胜利合龙。图为1981年1月4日傍晚，大江截流龙口激战紧张进行。资料图片。
■人物名片 孔祥千：1929年出生，河南唐河县人，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工程局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葛洲坝集团公司三峡工程指挥部技术委员会顾问，是长江三峡工程施工专题论证专家组专家、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技研究攻关项目施工专题专家组专家、三峡工程技术设计审查8个专家组组长之一、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78年，孔祥千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葛洲坝工地上。
2月18日上午，一抹阳光淡淡地从云层上照耀下来，给平静的葛洲坝集团家属小区带来一种安宁和谐的氛围。
孔祥千的家就在一楼一单元，是原葛洲坝工程局干部楼，如今只住着孔祥千和他的老伴。虽然已经80高龄，但孔祥千的脸上神色却依然红润，思维敏捷。此时，孔祥千的老伴正在里屋上网，与网络世界的紧密联系，也许就是孔祥千仍然思维敏捷的良方之一吧？
缺准备，工程仓促上马
作为第一批到葛洲坝工程建设工地的元老级建设者，对葛洲坝工程从上马到停工，再到重新设计后复工，孔祥千历历在目：“葛洲坝工程1970年12月30日开工，1972年11月，因设计和施工存在质量问题停工。1974年10月复工。1981年1月4日，大江截流；6月，三江船闸通航；12月27日，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1989年1月工程竣工。”
回首往事，孔祥千又把话头拖回到更远的年代：1970年，孔祥千随10万建设大军走进葛洲坝。当时的工地什么准备都没有，工人们盖宿舍时，一个军代表规定，除灶台以外，任何人不能使用工地的砖。工人搭宿舍都是芦席棚，用竹子做柱子，几块塑料布一裹，就是一间工棚，既住不了几个人，又不能御寒挡风。孔祥千记得，当时的葛洲坝水利工程指挥部政委，是时任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张震。他比较务实，在工地上看见这种情景后，大手一挥说：“不用砖头盖什么房子？”这以后，机关、宿舍才开始用砖砌房子。
张震将军还有一件事，让孔祥千记忆犹新。那时，工地上有3个分局施工，有人发起大家竞赛，看谁先浇完第一方混凝土。张震问浇筑混凝土后，后面开挖的基础面能否跟上去？回答说，不行。将军大怒：“这对工程有什么好处？立刻给我都停下来！”一声怒吼，扭转了工地上当时的浮夸风。
让葛洲坝“吃饱喝足”
作为当时的指挥部生产组的副组长，孔祥千回忆1978年的工程建设时说，这一阶段的工程建设困难重重，一个是人力、物力、资金依然严重缺乏，加之“文化大革命”余波的干扰，心有余悸，生产力得不到充分释放，工程施工进度缓慢。
“二江泄水闸、二江电站厂房，还有通航船闸等工程，这些都与施工的总进度要求滞后了一年多。”孔祥千说，这意味着大江截流的时间可能被推迟。完成不了预订的进度。当时上到葛洲坝工程负责人刘书田，下到一般的技术人员，大家心里都非常着急。有些人就开始抢工程进度，而把质量问题放在第二位。
但这种状况，又让一些坚持质量第一的技术人员心急如焚。孔祥千记得有一名技术人员就用曾光（争光）的化名，直接写信反映到当时主抓葛洲坝工程建设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那里。
孔祥千说，你现在去找《李先念文选》，在里面就有一篇是讲工程质量的文章，叫做《工程质量要精益求精》。那是李先念在1978年10月给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及全体职工的信。信中强调说：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灿烂的阳光，孔祥千的思绪却仍然沉浸在1978年的回忆中。他说，葛洲坝在1974年复工后，却因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工程进度所需资金和材料都无法保证，工程进度缓慢。按照通航发电的工期要求，葛洲坝工程那时需要资金2．8亿元，钢材5．3万吨；但国家计委下达的指标只有资金1．45亿元，钢材1．8万吨。而且，就是这个指标，资金和材料还不能按时到位。后来，这件事因为李先念要让葛洲坝“吃饱喝足”的指示，才扭转了工程进展缓慢的局面。从此，葛洲坝工程的进度才有了资金和材料的保证。
孔祥千说，1978年1月，李先念在葛洲坝工程建设工地考察，一边为工程取得进展而高兴，一边也提醒工地领导，防止片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
当时，工地上的质量工作改进不大，但进度却相对较快。这些情况引起了李先念的高度重视，在1978年7月，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连续给水利水电部作出三次重要批示。
后来，水利水电部的陈庚仪副部长带队到工地上检查，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在这之后，当泄水闸的一块混凝土中有几立方米打错了标号，葛洲坝工程局责令拌和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带领机关工作人员，一锹锹将不合格的混凝土铲掉。还有一次，在船闸控制楼的浇筑中，混凝土表面出现工程常见的病“蜂窝”，带班班长是全国劳动模范，也被技术人员责令带人连夜凿掉。
第一次到西方考察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此后的局势发展，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一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不管是在文化传播上还是在工程建设上，人们的视野逐渐被打开了。孔祥千说，他们正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走出国门，参观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利工程。让孔祥千记忆最深的就是1979年春，乘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他跟随国家组织的一个大型参观团，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巴西伊普泰工程去考察。
孔祥千说，1978年以前，他也到国外的水利工程参观过，但主要是原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规模和科学技术比中国先进不了多少。但这次去参观巴西的伊普泰水利工程，却是国内的水利专家第一次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经。
伊普泰工程是巴西和巴拉圭两国合建的，其中有美国企业参与建设。孔祥千第一次在这里看到100吨的装卸汽车，心中百味翻腾，既羡慕别国的科学生产水平，又着急中国与他们在科学水平上的差距。
那年春节，孔祥千是在巴西伊普泰过的。当除夕钟声响起时，盘踞在孔祥千心中的不是春节情结和对家人的思念，而是技术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落地开花。
忆往昔，中国变化大
回想这30年来，对比1978年的葛洲坝工程修建时的情形，孔祥千说，今天的科学进步很大，就像三峡大坝，我们在论证设计方案时，就感到有那么多施工的问题该怎么解决，难得不得了。但后来在实际建造三峡大坝时，却比原来设想的要简单。这里面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施工技术和机械装备那是过去没法比的。
“过去，葛洲坝工程局在施工时，用的是解放牌的自卸车，载重才1吨多，一车斗才10个立方。而现在工程车辆有20吨的、有30吨的、有上百吨的，最低的也是20吨的，那功效和过去肯定不一样。”孔祥千说，这也是三峡开发总公司能提前一年，将在年底基本建成三峡大坝的主体工程的原因。
“以前在巴西的伊泰普参观时，看到别人的100吨大汽车，心里非常震撼，心想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这么大的汽车。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开始是进口，后来是合资和自己制造，车辆的型号多，吨位高，在短短30年，我们全都做到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孔祥千说，这说明改革开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深得国人拥护的。
采访札记：心系祖国昌盛
作为老一辈的工程建设者，在采访中，孔祥千很少提及自己所作的奉献。也许，对这样一位老人而言，经历、参与并见证了这个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已经足慰平生。
在老人的言谈举止之间，他一直都很谦虚，总是在讲述别人建设葛洲坝工程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位耄耋老人，在退休时已经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作40余年，当年，就是他精心组织葛洲坝大江截流和围堰施工，并为实现大江顺利截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组织的这项工程还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奖。
很少有人知道，孔祥千还是一位孔府宗室，在这位聪明睿智的老人家庭里，他的3个孙子，目前都是在读的研究生。步入夕阳之后的孔祥千，除了希望孩子们能早日成为国家栋梁之外，更多的心愿就是希望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能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越来越昌盛。
本报记者：方正 闫承敏 陈义超 高伊洛 党小培 谭薇 王军 实习生罗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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