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与沙井文化
   
 
 
 

 
     沙井文化———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因１９２４年首次在甘肃省民勤县沙井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永昌、张掖、古浪等地。沙井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８００年－前６００年，陶器多以夹砂红褐为主，上半部施以红色陶衣，表饰绳纹、锥刺纹、弦纹和彩绘。１９１４年，年届不惑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１８７４年－１９６０年）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自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１０余年的奔走。北洋政府聘请安特生的目的是寻找铁矿和煤矿，以此实现富强之梦。此前，安特生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他便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所有职务，经过印度千里辗转到新疆，沿塔里木河抵达中国内地。安特生踌躇满志，决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所成就。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扑面而来的烽烟呛得喘不过气来。混战的军阀和变幻的王旗使安特生的寻矿计划变为镜花水月，他献身地质的梦想终于在中国走向了末路。独居北京寓所的安特生，深切地感到了在这个泱泱农业大国创造工业文明的艰难。安特生对中国的印象，多半来自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考古著作《丝绸之路》。这部关于中国西域的巨著，使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重见天日，也使斯文·赫定一举成名。相比之下，安特生学识渊博，声名显赫，才华出众而又雄心勃勃，但他在探险方面却没有斯文·赫定的好运气。旅居中国３年，安特生因为寻找地质矿藏一筹莫展，便盯上了浩如烟海的华夏文化。他的目光多次长久地停留在一堆朴拙的石器上，这是他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在冀鲁豫陕等地采集的标本。安特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对在西方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田野考古学一无所知。这显然与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看着这些曾经被古人摩挲过无数次的石制工具，安特生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他要在史前考古领域里掀起一场革命，改写中国无史前史的历史。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允诺。接下来的几年中，安特生陆续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及河南仰韶文化、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６种文化类型，以无可辩驳的实物攻破了西方考古学界沿用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开辟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１９２４年７月中旬，在陕甘两省收获颇丰的安特生突发奇想，北上河西走廊，进入了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沙漠绿洲小县———民勤。安特生考察了民勤地界上的众多遗址，将柳湖墩、沙井子和三角城列入了他的发掘计划。安特生先在该县柳湖墩遗址试掘，继而在薛百乡沙井子一带大规模开挖。那个酷热难捱的夏天，沙井子周围沙尘飞扬，人欢马叫，光着膀子挥汗如雨的农民一边卖力地舞动铁锨锄头，一边暗地里盘算着当日能够到手的银饷。高鼻深目的安特生站在齐腰的杂草中间，借助一杆长筒望远镜指挥助手命令民工挖墓不止。一月之后，安特生的马车满载沙井子４０余座墓葬中出土的器物踏上了回京的道路。车轮碾起的沙土掩盖了安特生笑意荡漾的面影，送行的农民们则向这位西洋施主投去了恋恋不舍的眼神……沙井文化由此进入了世界史前考古的经典，民勤县也因此闻名于世。当然，沙井文化仅仅是安特生慧眼触及的一个角落。如果不出意外，沙井文化的主要器物和安特生发掘的其他标本一样，现在正沉睡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某个橱窗里。考古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决定了安特生后半生的事业。１９２６年安特生衣锦荣归，在他的祖国受到了空前隆重的迎接。回国后的安特生不再重操地质学旧业，而是荣膺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这是一个回忆和沉思的大好机会，安特生洗去了栉风沐雨的疲倦，在琳琅满目各具形色的文物中翻检着考察日志，写出了《中华远古文化》和《中国史前史研究》等著作。安特生拉开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序幕，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受安特生的影响，中国考古学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过沙井文化。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奔赴甘肃，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主持了沙井文化的考察。１９４８年５月，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裴文中、贾兰坡教授在民勤考察了除三角城之外的由安特生发现的全部遗址。他们此行发现了张掖和永昌县城附近也有沙井式的陶器及遗物，裴文中教授认定它们也是沙井文化类型。在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中国史前考古活动中，沙井文化占了不可或缺的一页。对于民勤及河西地区而言，沙井文化是文明的晨曦，记载了史前人类活动的余烬燧影；对于中国陶器史来说，沙井文化是陶器时代的回光返照。沙井文化之后，中国陶器逐渐消隐于历史长河，留下了至今令人心动而又难以破解的自然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