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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L=http://user.qzone.qq.com/622007820/blog/1204567294]宁可三百亿拜鬼 不肯拔一毛利民[/URL]一评山东300亿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

[/B]孔子曰：“未事人，焉事鬼”。可是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偏偏就是不干人事，整天就知道装神弄鬼。
据3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山东省拟投入超过300亿元在曲阜、邹城一带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曲阜)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作为我国的文化副都，承担部分中华文化家园的功能。3月1日，山东省委书记、省长亲赴北京，参加标志城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山东省决定向全球征集标志城的创意规划方案，设置总奖金高达890万元人民币。
如果，孔老夫子在天有灵，不知他老人家闻听此讯是喜是悲？圣人也是鬼，如果按照圣人的本意，即便这项工程乃是为了光大他老人家的形象，他恐怕也不会赞成这件事。为政者人间的事都还没有办好，又有什么资格或者闲情逸致去鼓捣鬼神呢？有些官员、地方政府天天口头上、文件中，到处都是“情为民所牵，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今物价上涨、社保不备、医保不全四海皆叹民生多艰之际，投入巨资搞如此浩大的形象工程，是何居心？
只把孔子当作一个膜拜的偶像，而完全漠视孔子的民本思想，复兴传统文化的政府行为之伪善昭然若揭。这样的复兴之举，也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此等常识，山东省的首长智囊们不会不懂，复旦大学的学富五车的葛剑雄教授们不会不知。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一帮政治与知识精英竟然做出如此荒谬的事情，只能有一种解释——利令智昏。然而，利在何处？据说投入300亿可能还不止，据说，这将是一个“百年工程”，拜托，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个未来的文化副都靠什么盈利模式来偿还如此巨额的投资，也不知道其投资收益的周期是多少年。请不要告诉我们，因为它是一个百年工程，所以要收回投资就得等上一百年吧！
众所周知，山东盛产一级压榨专家。可是，从孔子身上到底能压榨出多少油水来？毕竟，这是一具已经被压榨了2000多年的文化干尸，而且就在几十年前还刚刚遭受了刨坟扬尸的厄运。假如实在是轧不出几滴油，那多尴尬。所以，还是不妨先把油倒灌进去，再榨，不就出油了嘛。当然也只有特级压榨专家，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复兴传统文化和项目能够盈利都是欺骗公众的幌子，当地政府意不在此。近年来，各地的拜祖、祭祖大典是越来越多，颇有“竞豪奢，神州遍地皆祖宗”之势。2007年河南搞的拜祖大典，本人特意看了一下电视直播，海内外精英、政要皆汇聚于两尊不过10岁的炎黄二帝巨像前，场面好不壮观，当地官员好不光荣。当时，山东亦有派员参加。想必是在河南受了刺激，所以，几个月后在曲阜举行的祭孔大典，也超出了往常的民间属性，成为山东省政府意志的体现。不过，受孔府场地所限，规模和影响比河南差远了。此后，我们又听说，甘肃要祭拜伏曦氏，说是华夏人文始祖。当然更为荒谬的是某地实在没什么文化资源可挖掘，居然搞了纪念诸葛亮出山1600周年的大典。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化复兴，不过是财政掏钱，官员作秀，人民倒霉。山东的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再有能耐，也跳不出这个圈圈。
然而，抛开文化意义不谈，从这个项目立项的过程来看，也存在着若干疑点。批准一个投资如此巨大的工程，到底谁说了算。报道说，早在去年10月22日，国家发改委就已向山东省下发了《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这一通知被看作同意和许可。故而有了3月1日，面向海内外的创意征集。
这样一个投资将远远超过300亿元的大项目，在最终决定之前，至少要经过公共讨论和山东省人大的投票表决。可惜，这两点，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一提议，虽然经由60多位院士联名倡议，然而，院士不能代表山东人民的意志。这样一个政府决心要干的大项目，不可能不动用公共财政的钱。退一步讲，即便不花财政的一分钱，这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政府行为。这和横店重建圆明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重建圆明园是一项企业行为，只要他们的手续合法，别人便无权干涉。而政府行为就必须向人大负责，接受公众的质询。一个投资数百亿的重大项目竟然如此高调开场，其蔑视公众、人大和程序正义的威风的确是不同凡响。
最后，不禁还是要问几问：山东省的钱是否多得花不完了？山东人民是不是家家都富的流油了？中央不让盖豪华楼堂馆所，省政府搬迁不了，济南奥体中心旁超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建好了也不敢搬进去，是不是搞基建的钱就不知道怎么花了？是不是某些官员除了建造高大而坚挺的东西，就不会搞别的政绩工程了？
最后的最后，未来那50层楼高的孔子巨像，能把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但愿，不会是曾经在复活节岛上存在的那个时代吧。

[B][URL=http://user.qzone.qq.com/622007820/blog/1204648607]于德清：葛剑雄教授何以如此犬儒[/URL]二评中华文化标志城
[/B]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7年前，邹城和曲阜合并的计划也是确有其事的。但是，那时似乎只是一个在鲁中地区建设一个大城市圈的想法，最多是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计划，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施展出旱地拔葱的功夫，冠以中华文化标志城，甚至“文化副都”这样的大帽子。
当年虽然有60余位院士联合签名，但是，理工科出身的院士，无论如何都创造不出如此骇人听闻的文化概念。也许当初的院士们谁也想不到，一桩被打入经济发展冷宫的陈年旧案，一旦被文化附体，竟然就此复活，并且让人着了魔。我们不得不佩服以葛剑雄教授为首的复旦文科专家点铁成金的手段。
葛剑雄教授素来是我比较敬重的一位学者。在当今中国的学人中，学问做的出类拔萃同时又在大众媒体上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人并不多，葛教授算是一个。不过，这次，身为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的葛剑雄教授，却令人大失所望。
这项浩大的形象工程除了挥霍山东人民的民脂民膏之外，对社会来讲似乎并无多少实际的价值。明明是有些官员想立牌坊，而我们的教授竟然就欣然受命做起了设计师。在一个常人的眼中，要认清如此复兴传统文化的荒谬之处，似乎也不是多么困难的问题。那么，葛剑雄教授们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作为一位有着很高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何以会丧失原则和立场为虎作伥？
我在《宁可300亿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一文中，曾将涉及此事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犯的愚蠢错误，归结为利令智昏。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对于葛剑雄等知识精英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于他们自身以及当代社会的犬儒主义。
第欧根尼时代的古典犬儒主义，将自我的道德原则与愤世嫉俗、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其玩世不恭的言行背后，是对世俗观念的激烈批判。后期的犬儒主义者依旧蔑视世俗的观念，但是却丧失了赖为准绳的道德原则。现代犬儒主义在徐贲看来，则“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而另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当代的犬儒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明明知道是假的，却依然奉假为真。其深层的原因，乃是知与行的分裂。
当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绝望之后的消极状态，尚可以让人理解。而后边所指的犬儒主义的表征则恰好在葛剑雄教授身上表露无疑。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和文化副都这些大而空的概念，经过葛教授之手，则将被填进不止300亿元人民币的“干活”。这不是奉假为真又是什么？在犬儒主义者看来，也许重要的不是真不真，而是做不做。
在犬儒主义的历史上，政治犬儒主义一度成为统治人民的有效精神工具。实际上，在后极权社会中，犬儒主义不只是个人的精神信条，而且是特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不过是再次让我们清晰地观看了一遍，犬儒知识精英与政治犬儒主义的需要苟合在一起，玩弄意识形态的过程。葛教授们实际上也成了，政治犬儒主义创造新说法和提供给民众新的意识形态的操盘手。如果，考虑到政府内部人才匮乏以及由学者出面更具权威性等现实因素，这种政学两届的结合就存在必然性的关系。所以，这个事情不在于是不是葛教授，也不在于复不复兴传统文化，关键是政治犬儒主义需要为这个社会制造一粒新的意识形态的春药，让大众跟着他们一块“犬着”、“儒着”、“没有其他主义着”。虽然药效很快会过去，但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PP]

[URL=http://user.qzone.qq.com/622007820/blog/1205153421]三评中华文化标志城：不可让中华文化标志城强奸中华文[/URL][PP][B]于德清

[/B]近日，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详细信息越来越多。3月7日《齐鲁晚报》以大篇幅版面，详细报道了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来龙去脉。在这篇《中华文化标志城诞生记》的文章，把这一项目追溯到了上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现任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意图由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诞生披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其实，国家最高领导人和这个项目没有多大的关系，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利用国家领导人，借此实现民意闯关。
然而，山东省地方政府这么搞实在是非常不明智。我们看到前领导人只是提到要建设一个“文化枢纽工程”来汇聚海内外华人的共识，而这个“文化枢纽”究竟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领导人没有细说。这个战略性的工程未尝不是孔子学院这样的项目，如果说中华文化标志城与此有关，那么就有生拉硬拽之嫌。可能会被公众解度为，地方政府不惜以损害国家领导人声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当然，他们也轻率地利用了现任国家领导人对他们的信任和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我们注意到，现任国家领导人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批示中有非常明确的四个大字“量力而行”。我们看到的山东省政府的行径，却很难谈的上是量力而行。据多方的说法，该项目2004年测算的是需要投资300亿，而按照现在乃至今后的物价水平，300亿元人民币恐怕远远不够。在新中国历史上，单项政府投资上300亿元的项目也并不多，而这个数字据说是全年中央财政对文化事业投资总和的好几倍。显然，这个项目的投资超出了山东省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当然，一个如此庞大的项目可能还是一个吞噬金钱的无底洞，建成后维持日常的运营，也将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这些钱怎么解决，于是，聪明的山东省政府想把这个巨大的包袱甩给中央。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山东省的要员们分别递交关于标志城的议案和提案。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委员，建议把项目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使中华文化标志城具有法定性、惟一性和权威性，代表国家水平。他建议确立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国家级文化功能地位，成为举行国家重要文化庆典和重大文化活动的法定场所之一。鉴于项目投资巨大，他还建议，国家对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并成立“国家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指导协调小组”。孙委员的提案道出了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真实动机。结果一言既出，举座哗然。同是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法人代表侯露发言说：“300个亿啊，还要纳入到全党、全国的计划，我们还有很多大事要做。”“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完成了？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我们不能拿钱这么糟蹋。”此事，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一片反对。大家都纷纷为侯委员叫好。
据报道，中央财政预算已经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安排了100亿资金。很显然，这个项目需要全国的纳税人源源不断地为其输血。至此，中华文化标志城从性质上已经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而变为全国性的议题，如此投资巨大的项目不但需要全国舆论的公开讨论，而且也需要单独拿出来作为一项重大议题接受全国人大的公开质询。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及时叫停这个项目的一切进展，对该项目的合法性以及所有的项目安排和预算进行公开的论证。全国人大需要高度重视此事，给全国人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不能不说的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兴建可能对其他地方的文化资源产生巨大的伤害。按照孙淑义的说法，如果中华文化标志城真的具有了法定性、唯一性并代表国家。这岂不是要就此一统江湖？那么陕西的黄帝陵还要不要祭？河南的炎黄二祖还要不要拜？作为与山东官员们的议案、提案相呼应，复旦大学的教授葛剑雄即该项目的策划专家，在政协上提案要求国家立法规范当前的各类祭祀活动。葛教授建议“凡以国家名义举行的纪念活动和纪念对象，必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由国务院实施，否则不得称为‘国家级’或‘国祭’。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国家级纪念活动不应称为‘祭祀’，也不应纪念未经历史研究确认的、传说中的人物。黄帝、炎帝、大禹等人物的纪念活动应由民间举办。”按照葛教授的提法，黄帝、炎帝、大禹等都因为是传说中的人物，对他们的祭祀也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民间活动。而真正属于国家队的祭祀也就不言而喻。葛教授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通过贬低别人而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张目，颇有当年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风范。而无论从国家统战工作还是软实力建设的需要，如果废黜炎黄而独尊孔孟，那么这究竟是一种建设性行为还是破坏性行为呢？
此次两会，中华文化标志城相关各方的意图就是要从行政和立法等多个领域突破，造成中华文化标志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方垄断。力图依托孔孟和泰山的文化优势而冒充当代的文化盟主，通过对其他地方文化资源的排挤与打压，实现对中华文化的又一次强奸！！
对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可不查，各个地方的人们不可不醒。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不但事关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事关各地域文化的尊严。


[URL=http://user.qzone.qq.com/622007820/blog/1205247026]四评中华文化标志城：民意浩荡，现在已经不再是阿房宫的时代[/URL][PP]于德清
针对孙淑义委员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案，来自安徽的全国政协委员侯露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完成了？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我们不能拿钱这么糟蹋。”现在已经“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此话说的好。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遭到如此强大的民意狙击，的确是时代进步使然，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进步使然。
也许有关方面应该慨叹，中华文化标志城之生不逢时。如果是在五年、十年以前，只要政府决意要干的事，那岂有反对的道理？他们不会料到，这个项目一旦公布到阳光之下，就会听到那么多来自民间的批评声音，不会想到这个提案一在政协宣读就立刻招来委员们的炮轰，就会在短短一天时间内收到10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抵制。昔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今有108位全国政协委员，他（她）们也全是好汉，无愧于自身的职责。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年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中国国民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政治的进步。
国民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公民社会的形成与日渐成熟，因而，在公共事务上，公民发言、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成为常态，大家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阐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而对政府和官员来说，也对这一新的社会动向做出适应和调整，充分采纳民间的意见，顾及多方利益诉求而对公共政策做出调整。在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上，即体现了这种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就在这种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与博弈中，开始了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这个进程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其趋势则是使政府的权力一定要受到约束与监督，把政府从权力的神坛上拉下来，让政府从全知全能的上帝叙事中解放出来。从此政府的意志就不再是绝对的权威，政府的决策必须要放在阳光下接受人大、政协、公众的公开质询。应该看到的，这不再是过去的一句口号，不管有些人认不认可，来自公众的监督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尽管，这已经成为很多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各界新的共识，却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了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罔顾民主程序、科学决策和民众利益的事情发生。山东政坛一直奉行实干主义，然而，因为政治观念的落后，这样的实干就易于变成了公众视野里的“蛮干”。
当然，这种陈旧的政治观念也并非没有新的内容，其在威权政治的酒瓶中，还是装上了不少精英政治的洋酒。从整个过程来看，中华文化标志城本质上是威权政治与精英政治相媾和而产下的怪胎。在此事件中，威权政治的表演无须赘言。值得一说的倒是，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们精彩绝伦的表现。从已退休的高级政治人物的理论阐述，到69位院士的联名倡议，再到复旦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美容，乃至悬红900万全球征集创意，可谓是逻辑周密，用心良苦。也许在地方政府的眼中，只要这个项目能够最大可能地得到各路精英们的认可，那么这个决策就是科学的，未来的前景也必然是光明的。威权政治和精英政治都高度认可少数人政治的信条。从事件的表现来看，当事各方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这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基本上掌控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命运。他们真正担心的可能只有中央政府，而其他社会力量的反对显然不在考虑之列。3月10日，山东大学的黄少安教授撰文说，在山东省的决策过程中，来自山东内部的反对声音都被政府中层过滤掉了。因而，当地高层听到的都是一路赞歌。实际上，如果政府决策不那么专断，官员们的心态不那么精英，恐怕也不会闹得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威权政治视法治为无物，精英政治视民众为群氓。这都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格格不入。而近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一方面体现于宪政框架的建设，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的颁布给政府行为划定了边界；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启蒙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个体的政治诉求，这既激发了现有政治框架内的民主活力，也在民间表现为充满强烈怀疑主义精神的大众民主。所以，中华文化标志城遭到政协委员与民间舆论的合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如果，有关方面仍然试图用旧的手段来对付这次危机。那么，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追究，不会因为舆论的暂时冷冻而告结束。2007年的华南虎照就是活生生的案例。现在，的确已经不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但愿，有关各方能够真正认识到问题的所在，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B][/B][/B][/B][/B][/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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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个人介绍：[COLOR=#c96b17]于德清[/COLOR]新浪网评论频道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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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文王之盛德,及于鸟兽鱼鳖也,故曰"灵".民有怨色,国有苛政,有道弗行,有德不崇,有教不立,有疾不医.今之谓盛世者,谄也.忝也,伪也.余尝闻古儒必知下情而上达,知君非而力谏.敢以私情而辱天下者,祖曰:鸣鼓而攻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