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氏和汤氏宗族活动之比较

（一） 宗族活动的历史背景

浠水孔氏的宗族活动由来已久。孔氏自宋高宗南渡后，析为南北两宗。北宗世系谱牒以甲子甲午为定期，以大修小修为详略。南宗衍析为衢州、衡阳等派。浠水孔氏则为衢州派之第四支。孔氏曾有古人言曰：“三代不修谱则不孝也”。可见，孔族对修谱是极为重视的。迁蕲始祖思胜公第四子克彬公以五十五代孙的身份归兖拜谒孔林孔庙，幸获宗图谱牒，此即为浠水孔氏后世修谱之凭藉。至嘉庆九年（1804年），适逢大修之期，孔毓治公偕同孔毓裕、孔传荣等人朝夕采辑，或登山访墓或叩门问宗不惮烦瘁，编理成帙，但因族众星散经费维艰而未能成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浠水孔氏族众推选户首孔传薪为总理，全面负责修谱事宜。孔传薪与分理孔传风、孔继奎等人殚精竭虑齐心协力，最终不负众望克成此事。此为清朝开国以来浠水孔氏第一次大修谱。光绪十六年（1890年），督修孔宪章、监修孔继德等人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圆满完成了浠水孔氏的第二次大修谱。民国三年（1914年），政坛名流浠水人孔庚在北京获遇先宗主孔令贻公。孔令贻公提议南北合修，但因时局动荡国事艰危，而未能如愿以偿。民国十三年（1924年），又值甲子大修之期，清明祭毕合族推举孔昭辉总理其事。督修孔昭辉偕同议事长孔昭法、孔昭喜等人同心同德不辞劳苦完成了浠水孔氏第三次大修谱。在三修族谱之后，又修建了迁蕲始祖思胜公等人的墓碑。在合印山的两侧，延伸着两个山岗，形似两只虎腿，虎腿末端分有一个小山岣，形似虎掌，故名“虎掌背”。孔氏迁蕲始祖思胜公便葬于此处。后裔在此树立一个大墓碑。墓碑仿山东旧制，碑上部为半圆形，顶上有“旺石”，碑下部为长方形，两侧为蛟龙盘柱。整个墓碑规模也较为宏大。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墓碑被红卫兵捣毁，但碑面尚存。而在整个文革期间，孔氏族人都迫于政治压力，不敢祭拜或修缮祖墓。八十年代，后人在墓地附近立一小碑。
从合印山的北侧山麓，延至九龙港边，有一长椭圆形的横山岗，形状象一条卧鱼，鱼头伸向港边，酷似鱼儿下水，又因此“鱼”像是木头雕刻的，故称之为“木形地”。经无数风水先生考证，认为此地实为一块风水宝地。自孔氏先圣第五十五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山、禁地”，严禁葬坟。其后，孔氏后裔便在此山东侧，修建了一座祠堂，名曰“孔氏祠”，供祭祀祖先和创办学堂之用。现年六十三岁的孔运禄老人追忆，他所见到的祠堂创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毁于文革初期，方位坐西向东，规模宏大，一进三重，每两重之间有凼池。文革初期，在“扫四旧”的浪潮中，孔氏祠堂被摧毁，其地被开垦为农田。
而浠水汤氏的宗族活动也源远流长，但不幸地为后世预伏下冲突和分裂的根源。前已述及，明初，第十八世后裔昌公、盟公由江西饶州府余干县之南塘迁至蕲水。自昌公越四世而有六分。昌公之为六分之始祖，汤氏族谱言之凿凿，无可置疑。而对于盟公其人其事，却令人感到扑朔迷离。族谱中没有盟公迁蕲及其墓地的记载。据说，汤氏宗祠中也没有他的牌位。对于他与昌公之间的关系更是让人真伪莫辨。有人说，盟公的确是昌公的弟弟，但是十分贫贱；有人说，盟公也姓汤，是昌公从江西带来为他放马的，但昌公不嫌弃他，认他作弟弟。这段历史之谜就为以后修谱埋下了祸根。
至光绪十年（1884年），汤氏宗族之俊彦玉林公起而倡导昌公之下的四分合修族谱。其时，玉和、玉通之后裔皆有支谱，其中玉和祖下的谱牒创始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此即二分第一次分修的支谱。而玉道、玉琦之后裔向无支谱。玉林公殚精竭虑合四分为一谱，并使之珠联玉贯厘然不相混，实有首创之功。至光绪十九年（1894年），吉臣公主持了昌公祖下的四分第二次大合修。二分在合修之余又自谱其谱。此即二分第二次之分修。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汤鸿兴、汤焕新为督修，实行汤氏迁蕲以来的迄今唯一的一次的五分大合修。但是，据年过七旬的老人汤维和、汤受艮称，当时，五分虽然在同一谱堂中修谱，但是二、三、四、五分与七分各用各的辈派，泾渭分明。此后，二分又以齐旭公为首进行了第三次分修支谱。
在浠水县麻桥乡有一座绵延十余里的大山脉，人称月山。月山一带层峦叠嶂，树木葱郁。阴阳家经勘舆后，认定此山与周围的地形构成一个张翼欲飞的“凤凰”，故称之为凤形地。后来，汤氏后裔在“凤”嘴处修建了一座大祠堂，名曰“汤氏宗祠”。此祠堂实为浠水汤氏七分之总祠。
据族人汤新仁回忆，老祠堂坐东北向西南，一进三重，共五大间。两边有厢房。祠堂右侧是食堂，左侧为宿舍。它创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毁于1958年。
大祠堂大殿正中坐北朝南设一正龛，左右两边相对各设一配龛。大殿正龛之中，摆放着昌公的牌位，然后左昭右穆依次陈列昌公以下三世的牌位。超过五世的则迁到配龛中。各分祠堂也依此模式摆放各分始祖及其以下三世的神主牌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汤氏大祠堂神主牌位的摆放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
当时，七分祖先盟公的神主牌位，由于与昌公关系不清，被放置在下殿门侧。而民国初期，汤氏七分玉贵祖下多出政界名流。其中，汤化龙、汤芗铭 兄弟俩更是一时风云人物。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七分的达官贵人们到凤形地大祠堂来祭祖，看到他们的祖先牌位竟然放在下殿，心中顿生不快，就命人把昌公及其以下祖先牌位移至下殿，而将七分祖先牌位移至上殿。同时，他们命令卫兵用箩筐挑来许多银元，凤形地一带只要是姓汤的，每人都发给一块银元。
而恰在此时，二分秀才汤秉森也到祠堂来祭祖。看到祖先牌位竟被移至下殿，顿时勃然大怒，当即就拂袖而去。片刻后，汤秉森就带领麻桥古塘湾（此处二分人多）五、六十号人，手拿棍棒、铁锹等，气势汹汹地赶到大祠堂，将七分的贵人们统统逐出祠堂，将神主牌位恢复原样。贵人们不甘受辱，命令卫兵往祠堂里冲。而族众拼死守卫祠堂大门，卫兵们没能跨进祠堂一步，可怜一时风云人物汤化龙等也只能在祠堂外草草拜祭一番，怏怏而去。事后，秀才汤秉森余怒未消，立下誓言：二分后世不得与七分共同修谱，即使同修，也各用各的辈派。这种积怨在九十年代初修谱之时因七分的态度又一次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双方分道扬镳。
迁蕲始祖昌公去世后，葬于靴塘湾右金牛嘴处。而其妣刘氏、何氏则葬于麻桥凤形地。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通分五世澜祖分别为他们建立了墓碑。
而位于麻桥凤形地的昌公之妣何氏的墓碑。在清朝光绪年间又引发了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
光绪八年（1882年），七分后裔汤继中乘凤形地昌公之妣何氏墓碑被毁之机，偷偷在原地树起一新碑，企图以永祖（盟公之子）之妣何氏来冒充昌公之妣何氏。
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时的浠水知县查明真相后，判令汤继中等于年内大寒后一日将假碑搬起以息讼端。嗣后，为了防患于未然，永远封禁凤形地，不准再建碑，亦不准添葬。
分析：孔氏和汤氏在历史上都非常重视宗族活动，都曾有过比较兴盛的宗族活动。但是，汤氏在宗族活动中留下一些后患，这就为后世冲突和分裂埋下了伏笔。
（二） 九十年代初宗族活动复兴的起因和目的

浠水孔氏和汤氏的宗族活动都肇始于九十年代初的修谱。当时，全国不少姓氏掀起了一股兴修族谱的浪潮。而当时的基层组织对宗族活动的态度，正如孔氏宗族活动领导人之一的孔运禄所言：“自九十年代以来，九坪村村委对我们的宗族活动是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对族人收款，是得到村委许可的”。可见，当时的基层组织对宗族活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因此，修谱之风迅速在浠水全境扩展蔓延。
然而，说起九十年代初的浠水孔氏宗族之修谱，就不能不提到新洲的孔氏族人。
先圣第五十一世后裔孔元祗公因其子孔恭于宋理宗十一年（1235年）举孝廉莅官黄州太守，随任黄州（包括今武汉市新洲三店红山嘴、麻城铁门、走马岗等地），遂成为黄州孔氏支庶后裔之始祖。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新洲有元祗公后裔约二、三百人。他们与当地势力强大的许氏宗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孔氏宗族寡不敌众，被打死九人，甚至面临着被许氏宗族驱逐出新洲的危险。新洲人听说浠水有一位闻名全国的孔庚先生 ，就派人到浠水求救。
浠水孔氏宗族闻讯后，就派出十几人到新洲去处理这起纠纷。其中就有孔庚的年仅16岁的侄儿孔庆惠。孔庆惠是当年去新洲处事的唯一的现存者。不久，新洲的孔氏和许氏宗族之间的冲突得到妥善解决。这件事给新洲的孔氏族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以前，新洲孔氏总是直接与山东合修族谱。然而，1991年夏，新洲元祗公后裔代表孔庆喜、孔玉堂带着老谱，辗转找到孔庆惠，提出合修族谱的要求。此时，浠水孔氏自1924年，新洲孔氏自1927年以来，由于政局风云变幻，族谱失修将近七十年。孔庆惠不敢贸然表态。但一热衷修谱者故意把新洲代表说成是山东代表。风声一出，族人很受鼓舞，纷纷表示愿意为谱务效劳。
至于修谱的目的，《孔氏宗谱》中的《凡例》声称：“谱牒之修是以承先启后为主导思想，以敬宗收族维护四化唤醒国人崇尚国法为主要目的。” 诚然，除了加强各分各支的通讯联系，增强族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修谱的发起者们也考虑到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修谱参与者孔繁铎说：“修谱不仅可以加强族内团结，而且可以促进族人在经济上互相交流互相帮助携手共进，从而实现各分各支的共同繁荣。”
汤氏也是浠水之大族，修谱岂甘落于人后？汤氏族人听说山东代表不远千里来与浠水孔氏合修族谱，也很受鼓舞。正如族人汤新仁所说：“别的宗族都修了谱，又树碑立传，搞得热热闹闹的。而我们汤家的不修，就会被别人瞧不起，就会觉得对不起祖宗。”而且，浠水汤氏自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修谱以来，已有六十一年失修，以致“世系紊乱，有知其父不知其祖，有知其三代而不知其五服，有知其同姓而不知称呼，更有甚者边亲通婚，长幼无序，孝悌不恭，伦理不振，长此以往，后患无穷。” 可见，汤氏修谱则有追根溯源、厘定长幼、敬宗睦族、光宗耀祖之目的。然而，这一目的在修谱的过程中却日益被冲淡。起初，修谱的领导人都希望能够顺利完成包括汤氏七大分在内的大成宗谱的撰修，以实现汤氏宗族的整合，达到重振族威的目的。考虑到族谱失修多年、谱事生疏，而第七分在浠水人丁兴旺、官员较多、有权有势，也许会给修谱带来一些便利，因此，人们希望能够在第七分的领导下完成这件盛事。然而，不久，昌公之下的四大分和盟公之下的第七分因为辈份问题以及历史积怨而分道扬镳。昌公之下三分、五分的领导人权衡利弊，最终转向了七分。这主要是受七分修谱时开出的优厚待遇以及一些潜在的利益的引诱。这样一来，最初的敬宗收族的美好愿望被无情地粉碎了。
至于修墓的起因和目的，孔氏和汤氏也存在一定的区别。1999年，一推土机从孔氏始祖墓地经过，无意中把祖墓掀开了一角。人们这才发现立小碑处不是始祖墓。而且始祖墓正处在路旁，以前遭受行人践踏也不知晓。精通风水的宗族领导人孔旺来认为，为了弥补过失保证后世兴旺，有必要重新修建始祖墓。
适逢此时，附近的小姓可氏居然也把祖墓修缮一新，树立了较大的墓碑。孔氏族人自忖：我名门望族，难道还不如可氏小姓？于是，族内开会决定自愿捐款，以100元为起点，除了特别困难的两户外，其他族人都踊跃捐款。在族人们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始祖墓碑于1999年重阳节前正式落成。
由于祖墓当初被推土机掀开了一角，使始祖受惊，又破坏了“龙脉”。为了进行补救，除了修建规模宏大的墓碑外，孔氏族人还请来新洲的戏班在祖墓后的空地上搭台唱戏，俗称“压地脉”。从二000年至二00二年，每逢清明节前就开始唱戏。三年下来，共唱了97部戏。每部戏大约要花费一千多元，共计十多万元。唱戏的出资方式有两种：（1）以各孔氏聚居的湾轮流出资。（2）由个人出资。譬如，孩子考上大学，家人就请唱戏。当然还有大款、干部出资唱戏的。
汤氏迁蕲始祖昌公去世后，葬于靴塘湾右金牛嘴处，而其妣刘氏、何氏则葬于麻桥凤形地。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通分五世澜祖分别为他们建立了墓碑。昌公在靴塘湾的墓碑在清朝时期曾被毁坏。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浠水六分又合资建起一墓碑。此墓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红卫兵捣毁，但碑面尚存。1993年，修谱工作完成后，汤氏族人们又想起为祖先们树碑立传。最后，从族人汤菊明家中找到老碑面。于是，族人们又树立起昌公、成祖、亮祖等六个墓碑，共花去一千多元。
至于建祠堂的起因和目的，孔氏和汤氏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迨至1999年，由于修谱的成功以及宗族领导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族人们的宗族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使孔氏的宗族活动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也为了纪念祖师孔子，发扬先圣遗风，孔氏宗族在老祠堂的旧地基上兴建了“孔圣庙”。
其实，孔氏族人都暗地里称之为“祠堂”。为什么当初将它命名为“孔圣庙”呢？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村兴修祠堂之风愈演愈烈，大有星火燎原之势。政府部门因此加以干预禁止修建祠堂。此时，如果命名为“孔氏宗祠”，必将受到干涉和制止。为了避免造成拉帮结派立山头的印象。孔运禄老人一锤定音，名之为“孔圣庙”。
九十年代初，汤氏修成宗谱后，考虑到农村基层秩序松散、违背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现象屡见不鲜却无人过问，族中老党员汤新仁等企图通过建立祠堂来规范族人端正民风。然而，由于汤氏内部分歧、族人反应冷淡，以及经费困难、当时村长不支持等因素，此事最终胎死腹中。
分析：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浠水汤氏和孔氏的宗族活动都肇始于九十年代的修谱。它们的宗族活动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本质上看，孔氏和汤氏的一系列宗族活动都带有追本溯源、敬宗睦族、规范人伦而重建农村基层伦理秩序的意图。但是，孔氏力图联系实际充分发挥主动性来实现敬宗收族的愿望，而汤氏因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而显得被动，宗族活动也因此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