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宗族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孔氏宗族活动的组织的严密，于修谱中可见一斑。1991年夏，在新洲孔氏族人的推动下，浠水孔氏宗族召开了七分代表大会。在浠水境内孔氏宗族的60多个湾，每湾派出两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同时新洲孔氏也派数名代表参加。与会代表达到130人以上。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修谱活动的领导人，并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纪律严明的修谱组织。修谱的工作人员都是由与会代表按照一定的原则严格推选出来的。这些原则如下：（1）孔氏宗族中品行端正、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并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的。（2）热衷于孔氏宗族活动，交际面广并有一定的活动能力的。（3）生活简朴，能够吃苦耐劳。修谱的工作人员如下：督修 孔昭显  主修 孔庆惠 副主修 孔建国 孔庆平 出纳 孔玉书 财经 孔华昌 后勤 孔运禄 等等。不久，又召开了一次浠水孔氏七分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制定了约束工作人员的纪律规定：（1）经济上不允许个人以任何名义擅自多开支。（2）不准仅有两人就在谱堂私开小灶。（3）旅差费的报销要经过领导班子的严格审查。（4）出外者每餐费用不超过两元，每天在外不超过一餐。特殊情况由领导班子酌情处理。（5）不准报销烟酒，不准高档请客送礼、招待客人。（6）十里路以内不准报销车费，十里路之外酌情报销车费。等等。各位工作人员都必须接受群众监督，一旦发现有违反纪律中饱私囊者，立即作出处理并通报批评。以财务方面为例：当时谱堂设在王祠孔老屋湾中。财务内部分工是这样的：（1）收款者收款后，交给谱堂，由谱堂开收据。（2）出纳人建立开支帐目，而掌管财经者手中也有一本帐。（3）收到的款项随时存入附近银行。孔老屋湾的房头以及该湾所在地的乡长都可以随时检查开支帐目。掌握孔族丁数的总编孔松青督修孔昭显等也可随时查帐。一般族人觉得帐目有出入者也可查账。开支帐目每三个月向族众公布一次，欢迎族众监督和举报。曾有群众举报一次，后查明款项短缺是由于税务收费所致。领导者迅速向族众作出解释，并得到他们的谅解。
在组织修谱的过程中，领导者们逐渐认识到：要取得修谱的成功，必须提高和统一族众的思想认识。因此，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修谱工作人员分别深入到孔氏的60多个湾中，从事修谱的宣传工作。工作人员每到一湾后，马上找到队长，以组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工作人员在会上从尊重孔子发扬先圣遗风、从分清辈派重建伦理秩序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修谱的重要意义。会后，工作人员还到家家户户去做思想动员工作。由于多年未修族谱，部分群众对修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这样的宣传工作持续了半年之久。
九十年代初的孔氏修谱，由于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充分地发挥群众的批评监督作用，使得孔氏宗族内部达到空前的团结，因此具体实施起来也同心协力、不遗余力。
九十年代初的汤氏修谱虽然也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但在组织和实施方面与孔氏相比要逊色得多。1992年仲秋，二分的汤受艮游说族人兴修族谱。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也不禁跃跃欲试。在汤受艮的积极联络和鼓动下，他们在一起开了个碰头会。会上成立了以汤维和、汤受艮、汤新仁、汤望明等为首的修谱临时组织。他们大都是多年的乡村基层干部，或者是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党员。他们对附近的汤氏宗族成员还是比较了解的。但他们并不像孔氏那样召开代表大会来民主推选修谱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在他们的包揽下，修谱人员的分工也很快确定如下：督修 汤维和 总编 汤祖甲 汤楚英 财经 汤新云 采访 汤受艮 汤望明等   随后，他们把麻园小学附近的种子场空屋作为谱堂。所谓谱堂，就是收拾出一、两间空屋，在堂屋正中的墙壁上贴上昌公的牌位。
起初，汤维和只召集二、三、四、五分代表商议谱务，并没有邀请七分参与。后五分的汤祖甲提议让七分参加，再次合修一个大成宗谱，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鉴于七分在浠水人丁兴旺、官员众多，族众希望在七分的领导下完成这一盛举。可是，七分一加入进来，形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92年10月，二、三、四、五、七分召开代表大会，约五十余人参加。然而，昌公之下的四大分坚持要求遵照祖先定下的老辈派续下去，七分建议双方都从中砍去两代，重新统一拟定辈派。而且七分企图仗势创建起一个以七分为主的大成宗谱。此前，他们因担心被四大分排除在外，又私自设立谱堂。这不免激起昌公之下四大分尤其是二分的积怨。五分代表大会因此不欢而散。
为了笼络人心，七分提出参与修谱工作者每人都发工资，待遇优厚。这一招还真奏效。素与七分有历史渊源的三分、五分纷纷转向，二分、四分也有部分人依附过去。但是，以昌公后裔汤维和为首的二分、四分绝大部分仍坚守自己的阵地。他们不计报酬、任劳任怨地为谱务奔波。这样，浠水汤氏修谱就形成了两大对峙阵营：一派以七分的汤志超为督修，包括三分、五分、七分、部分二分、四分以及鄂州、山东的一支；一派以二分的汤维和督修，包括大部分二分、四分、英山的一支。前者以七分为中心，故简称为七分派；后者以二分为中心，故简称为二分派。
七分的汤志超等见形势有利，乘机于农历1992年10月25日召开扩大会议。为了吸引更多的族人参与进来，七分在辈派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并就此形成了一份盟约。盟约如下：
为了园（圆）满，彻底实行汤氏四修行派大同，我族经过查谱追源，汤只有一汤，是一脉相承，通过五次会议的研究讨论，最后在公元一九九二年老历十月二十五日扩大会议通过二、三、四、五分行派廷（延）用至二十七世，笃字止。七分行派延用至二十七世，兰字止，然后再共议行派作大同之目的。如若某分翻板，后果自负，永作遗嘱，切切遵照执行。
                                     二分    汤新龙    汤新再
                                   三分    汤受松    汤道波
                                   四分    汤水山
                                   五分    汤建安    汤新江    汤道新
                                   七分    汤志超    汤凝华    汤善芳
                              共立此约永世不变
公元一九九二年老历十月二十五日                                                  立
                                                                        秉笔人道波

有趣的是，盟约中四分的代表人汤水山后来又回到二分派中，并为修谱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分的汤道波投靠七分派后，；立即被任命为总编，对修谱作出了很大的创新。同时，为三分在族谱中地位的提升作出了贡献。而麻园村村长汤受成（属二分）为了不得罪这两派，在两边都缴纳了谱费和赞助费，在两边都上了谱，最后又领了两套谱。
不仅如此，汤氏在宗族活动的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以财务方面为例：起初，由于考虑到把收取的谱费存进信用社，使用起来就会很不方便。于是，谱费就放在掌管财经的汤新云的手中。财经、出纳、总编各有一本帐。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当急需用钱时，往往找不到他的影子。即使找到他，也不能及时取出钱来。显然，有挪用扣押款项之嫌。因此，五大分决定各分掌管各分的帐目和款项。虽然规定修谱人员不准乱开支。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制度。因此，对于一些出外采访者谎报丢钱、借机大吃大喝等现象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制止和惩罚措施。这样，不仅导致了一些修谱人员的不满，也使族众对此心存疑虑。
分析：孔氏在宗族活动始终贯彻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同时又注意调动族众参与宗族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他们的批评和监督作用。因此，实施起来齐心协力、不遗余力。而汤氏宗族活动为少数人所操纵，组织较为松散，缺乏族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监督，因此并不能收到如期的效果。
   （四）  宗族活动中的领导班子的作用
孔氏宗族领导者在宗族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为了使1991年的七分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宗族领导人孔庆惠等人出资三、四百元。为了统一族众的思想认识，领导者还亲自深入到孔氏60多个湾的家家户户进行说服工作。为了筹建孔圣庙，孔松青和孔繁铎不辞劳苦前往鄂城、新洲等地，发动当地的孔氏族人出钱出力。
孔氏族人在修谱过程中曾出现关于辈份的争执。清乾隆九年（1744年）初，乾隆特赐孔府三十字作为行辈，规定凡孔氏宗族都要遵照这三十字行辈取名；若有不依字序随意取名者，概不准入家谱。这三十字如下：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这三十字在浠水《孔氏宗谱》中被称为老派。民国九年（1920年）冬，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在这三十字之后续了二十字，报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并咨行各省县周知。所续二十字如下：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懿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此二十字被称之为新派。然而，民国中期，官僚资本家孔祥熙也曾拟定行辈十字：鼎新开国运 克复振家声，并且在当时的一些报刊上发表。
孔、曾、颜、孟修谱历来是四姓同修。曾、颜、孟基本上是沿用孔氏辈派。九十年代初，浠水孔氏宗族修谱时，新洲曾氏谱局提供了孔祥熙定下的辈派，这与衍圣公孔令贻的相抵牾。因此，主修孔庆惠不顾七旬高龄亲自前往山东曲阜以求正确的裁断。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局翟福庆局长获悉后，一锤定音：孔祥熙虽然是一时风云人物，但他的辈派不能高于圣人。于是，这二十字辈派正式确定下来。
更为可贵的是，孔氏宗族领导人不仅在一些重大的宗族性事务中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关注族众的利益和维护整个宗族的秩序、声誉。
1993年，火龙村的一户孔姓人家，媳妇和公公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村干部多次出面调解却无济于事。而族中的头目孔旺来一再登门，耐心劝解，最终使他们和好如初。
1995年，江圈村一孔姓妇女服毒自杀。家人请示族内头目孔旺来。孔旺来随即发动300多人前往探视。孔氏宗族虽然势大人多，但是他们的行动严格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族众并没有打砸抢，或强行大吃大喝。但是，对方显然被这种巨大的宗族声势震慑住了。族内头目问明情况后，提出了富衣富棺（即厚葬）的要求，对方无条件表示同意。正如一族人指出：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是为了悼念死者；二是为了扬我族威。自此以后，孔氏宗族基本上不与附近宗族发生矛盾，外族也不敢寻衅滋事。
而最能见证孔氏宗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莫过于举宗族力量而兴建的公益工程_——九龙桥。正如一族人一语中的地指出：“没有修谱。没有修一始祖（墓），没有修庙。就没有今天的九龙桥。”而九龙桥的建成是与孔氏宗族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分不开的。
在合印山下的木形地，有一条小河港横亘在孔氏社区和对面的火龙村之间。在这河港之上，原有一座拱圆桥（也称作一姓桥，即孔氏一姓）。此桥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可是，在1983年，它被洪水冲塌，造成两岸阻隔，特别是童叟妇幼步履维艰、怨声载道。而这条道路却是孔氏社区与外界联系的主干道，也是运出粮食运进燃煤的必经之路。
而修始祖墓、修孔圣庙后，前来朝拜的人日益增多。孔氏社区在整个浠水孔氏宗族中的地位和影响的提升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前来朝拜的族人因交通不便纷纷提出修桥的要求。孔氏社区本身也深受其苦。譬如，前来收购粮食者也会因交通问题而故意压低粮食价格。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种现状的长期存在实际上是对孔氏宗族的外界形象一种潜在的弱化和贬损。孔氏社区也曾试图通过村委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村委来考察几次后却表示无能为力。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权便不知不觉地转移到宗族领导者手中。
已退休多年的老支书孔运禄再一次展现出他的领导魄力与才华。1999年冬，他在社区内召开代表大会，商讨建桥之事，得到了代表们的坚决拥护和有力支持。此时，孔运禄年过花甲，视力模糊（有严重眼病）。但他誓学愚公，不辞辛劳奔走于上至武汉下至农村的广大地区，在县、乡政府为争取资助贷款更是殚精竭虑费尽口舌。他的执着和诚意感动了整个浠水孔氏宗族以及一些乐善好施的单位和个人，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在他的精神感染下，孔氏社区的劳力不畏严寒酷暑不取任何报酬，同心协力奋战。该桥于2001年春全部竣工，长10米，宽4.5米，承载量在15吨左右，鉴于此桥地处九坪村、火龙村之交界，孔运禄将两村村名各取一字，定名为“九龙桥”。此桥建成后，为孔氏社区族人的致富奔小康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加强整个浠水孔氏宗族的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
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是由在当地有一定声望又热衷宗族活动的人自发组成的。这个领导班子是在周围修谱之风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仓促成立的。由于它不是由族众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公开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既不能避免某些人有意将亲近的人拉进来，更不能保证领导成员的素质。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就乘机进入。他们企图借此机会聚敛钱财或贪图享受。他们也并没有象孔氏那样深入群众进行长达半年之久的思想动员工作。因此，宗族活动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相对薄弱。一些族人对此反应冷淡，甚至认为：那些搞宗族活动的退休干部，由于当年当干部的时候没有捞到什么油水，现在趁此机会出来混吃混喝，都是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徒。一般来说，族人大都是通过从事宗族活动的人来认识宗族活动本身。而良莠不齐的领导班子给族众带来的印象以及给宗族活动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些领导成员本就动机不纯，看到这种形势，能捞就捞，不能捞就在那里得过且过。而如管财经的挪用公款、采访的出外大吃大喝之类的事情浮出水面后，领导班子内部的矛盾就日益加深。那些真正热心的人也逐渐变得心灰意冷。一些态度勉强的参与者，到真正需要人手时，却往往寻不到踪影。不可否认，一些真诚的领导成员的确为宗族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为了寻找老谱，汤新仁、汤月新两位老人四处奔波，几乎跑遍了全县，好不容易才在张坳口村四分的汤受齐家找到了几本老谱，但是仍残缺不全，最后在罗田县大畈脑族人汤得英家找到了一套完整的老谱。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令人动容。但是，由于上述消极因素的影响，整个领导班子并不能很好地做到同心协力，步调一致。而主要领导人喜欢到处表态，好大喜功，而最终却无法兑现，这就容易给族人留下浮夸不实的印象。而昌公之下四大分的领导人和盟公之下七分的领导人不能认清形势，调整心态，顾全大局，而执拗于历史积怨和辈份问题，最终导致合修大成宗谱成为泡影。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而宗族活动的领导班子在活动结束以后，基本上处于瓦解状态。他们对于族人之间的恶性事件和官司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对于各支派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无能为力、听之任之，更不用说在平时关注族人的利益和维护族内的秩序。这样，他们就逐渐丧失了对族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族人们的宗族观念和宗族意识在这样的氛围中日趋淡薄。因此，尽管近年来宗族中屡屡有人倡议购买地皮重建祠堂，却在族人冷淡的反应中而告终。
分析：孔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是由族众通过严格而民主的选举产生的，又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其整体素质。这个领导班子在开展活动时，又充分地展示了它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它本身丰富而成熟的管理经验。而在平常时期，依然关注族众的利益，这就为以后的宗族活动进一步拓宽拓深了群众基础。而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是激于形势仓促形成的，成员良莠不齐，动机不一，导致他们在宗族活动中不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而在平常时期，疏于联系和关注族众，其影响力日益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