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哲学系张祥龙教授近日发表文章，建议在北大为孔子立像。张教授列举了三个理由。我不想分析张教授的理由是否充分，因为，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只想分析一下这个建议背后意义，因为，它并不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为孔子立像的多了，北大是否给孔子立像，从这个角度说，没什么特别的。北大校园里已有很多世界历史名人的塑像，年代近的、远的都有。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苏格拉底，在北大也有塑像，从这一现象出发，北大是否给孔子立像，也不该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那么，北大是否该为孔子立像，为何会引起广泛关注？ 前几年，李敖来大陆的时候，曾经到北大作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一个副产品是，李敖宣布，捐款30万元，在北大为胡适立像。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胡适的像在北大怎么样了？是拒绝了？还是正在筹划、设计、制作中？之所以把李敖在北大为胡适立像，与张祥龙教授建议北大给孔子立像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件看起来无关的事情，其实涉及到同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如果对中国近代史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清朝灭亡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个响亮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如果我们还没有淡忘，同样应该知道，“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从北大校园最早发出的。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北大新潮人物（鲁迅因《新青年》的关系，姑且也算入其中），抱持着对传统文化猛烈批判的态度，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支柱。从那时候起，中国一部分新锐思想家，就已经将一个观点传达给很多年轻人：中国的落后完全是传统文化造成的；中国要强大，就要彻底抛弃传统文化。 五四运动过去快一个世纪了，当初它留下的这个结论是否正确，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传统文化也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于是，当北大的教授提出在北大为孔子立像的时候，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内心都会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面对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五四运动错了？还是现在尊重传统错了？ 如果说，当初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一个历史标志的话，那么，一个世纪以后，北大是否为孔子立像，同样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标志。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北大还在犹豫，还没有做出决定的勇气。对于北大来说，为孔子立像，不管是接受还是拒绝，都需要勇气。 那么，北大该不该为孔子立像？我们首先问：北大是中国的吗？北大当然是中国的。在中国的一个高等学府，为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立像，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其次要问：北大是世界的吗？北大显然想让自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跻身世界文化前沿的高等学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立像，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上述两个问题和结论，只是说明北大没有拒绝为孔子立像的充分理由，并不是北大必须要为孔子立像必要理由。因此，北大是否为孔子立像，就像它是否为胡适立像一样，取决于当今的北大有没有一种气度，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超越当初对立的双方。 北大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为北大留下了一个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精神从概念上说，好得很。但是，从实践上呢？既然思想自由，为何不能接受孔子？既然兼容并包，为何要排斥孔子？如果不接受为孔子立像，被理解为北大不接受孔子的隐语，那么，北大的校训又如何让人“正确”理解呢？当然，是否为孔子立像，并不等于是否接受孔子，但是，它毕竟是在一个敏感地点的敏感问题。 北大诞生的年代，有一个词汇响彻云霄：少年中国。北大最初的校园，也只在美术馆附近的红楼，一个并不宽敞的地方。那时候的北大，像刚刚从旧体制走出来的中国一样，具有少年中国激情的反叛精神。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反叛是有历史价值的。但是，反叛是否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历一个世纪的变迁，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少年，也不能总是以少年中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时间的洗练，对于北大也同样存在。激情的反叛尽管仍然需要，但是破坏不是目的，建设才是根本。不管未来的北大在学术、思想上要建设成为中国的北大，还是世界的北大，都应该对历史抱有激情反叛之外的另一种态度。套用钱穆先生的一个词，对待历史，尤其是自己的历史，应该抱有温情的敬意。 北大是否为孔子立像，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如何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一百年来，中国人在如何对待自己历史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天人交战的痛苦煎熬。也许，这种煎熬至今还没有结束。我认为，对待中国的历史，如果把单纯激情的反叛，换为普遍温情的敬意，会让现在的我们受益无穷。对待历史温情的敬意，并不是崇拜历史，而是尊重历史。尊重自己的历史，也就是尊重今天的自己。我不知道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会不会在孔子立像问题上得到体现。

谢谢庆满叔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