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颠倒后的颠倒——为孔子辩护(原创首发) [/P][P]文/李运启
 [/P][P]    没想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孔子塑像，会招徕如此多的反对之声。反对者之所以反对，几乎都是出于一种情绪，而非源自理性的批判。“五四”时期因为“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因为“批儒反孔”， 孔子作为一个反面和保守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在部分人的潜意识中了。
    然而，这是一种被颠倒了的孔子形象！
    评价一个思想体系进步与否，不仅要看这个思想体系提倡了什么，反对了什么，还要看其核心价值观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是否仍能用来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实践。 [/P][P]    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推行仁政。所谓“仁者爱人”。仁政的主要内含是统治阶层要重视人的生命，政策的实施必须将百姓的生存权利和生存状态放在首要的位置，统治者的职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让天下百姓都能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论语》中一再重申了这么一种思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首先要让百姓富起来，统治阶层才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P][P]    孔子第二个重要思想是诚信。孔子提出诚信观，是从做人开始的，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信用，才有资格出来做官，才有资格获得百姓的认同，因为做官本身就是一种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有一次，子贡问他在充足的粮食与信用之间如何取舍，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宁可没有饭吃，也不能失信于民！ [/P][P]    孔子第三个重要思想是公平。孔子所说的公平一是政治上要选贤任能，不能任人为亲。西周的官吏选拔采取的是世袭制，孔子率先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干部不能光凭统治者的好恶，而必须以群众服不服为标准。二是经济上要做到公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统治者不能只顾及自己家族的利益，还必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兼顾到所有人的利益，才能确保国家的和谐稳定。 [/P][P]    孔子第四个重要思想是理性。孔子的理性精神曾备受启蒙泰斗伏尔泰的推崇，以至终其一生都将孔子画像挂在自己的卧室之中。孔子一生不语“怪、力、乱、神”。子路曾问他怎么对待鬼神，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春秋时期，巫祝鬼神之类的东西是颇为盛行的，而自孔子之后，鬼神便逐渐淡出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两千多年中，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陷入盲目的宗教崇拜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和宗教迫害，正是得益于这种理性精神。即便到了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地方陷于一种盲目的信仰而不能自拨，视其他一切宗教均为异端邪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儒家文化因为不崇拜偶像，和任何一种宗教都能和睦相处。 [/P][P]    孔子第五个重要思想是责任意识。法国皇帝路易十五说过一句极不负责任的名言：“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这种话无论如何不会出自中国统治阶层的口中，他们更喜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喜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很多西方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总有那么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感到自己对国家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便身无分文，却仍心忧天下；每逢国难当头，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勇赴国难，视死如归。让他们迷惑的是，中国人不信上帝，是谁把这份责任加到知识分子身上的呢？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么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孔子！孔子一生劳累奔波，四处宣扬自己的施政理念，当他年老力衰退归故里，别人讥讽他是在做无益劳动时，他颇为感慨地说我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P][P]    所有这些理念都是在两千年前提出来的，仁爱，诚信，公平，理性，责任意识。无论哪一条，放到今天，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P][P]    孔子的政治追求，是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
    所谓大同世界，在《礼记》中有明确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追求的大同世界，与今天倡导的和谐社会不谋而合。所谓和谐社会，就是一个开明、仁爱、理性、公平、没有冲突、没有战争的社会，人人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而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通过和谐的途径，通过协调的办法，使利益各方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孔子之所以成为革命派痛加批判的对象，乃在于孔子思想中自始至终主张维护一种正常的秩序，反对激烈的社会冲突。 [/P][P]   这看似保守的政治主张，其实未必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自十九世纪以来，曾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的许多主义和真理，不仅没有将信仰这些主义的国家引上繁荣富强的道理，反而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冲突。激烈的冲突，剧烈的革命，未必就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和平等，旧的不平等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新的不平等又随之而产生。冲突的结果往往是社会的长期动荡和经济的持续衰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逐步恢复正常。而实际上，回顾历史，我们会惊异地发现，社会的繁荣昌盛总是出现在那些持久的和平时期，文景之治，大唐盛世，北宋前期，康乾盛世，改革开放三十年。英国自光荣革命以后因保持了长期稳定才盛极一时，美国也是自南北战争以后再没有爆发内战才造就了今天的强大。可见，是和谐，而非暴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孔子虽然反对犯上作乱，但更反对统治者滥用暴力。因为和谐与否，不取决于百姓，而取决于统治者。他告诫学生“苛政猛于虎，”他告诫统治阶层应努力实行仁政，从而避免革命的爆发。避免革命爆发不是要通过暴力的手段去消灭反对派，鲁国权臣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所谓无道，便是今天所指的反对派，季康子是主张一概杀掉的，这也是自法国革命以来近现代史上许多革命派和反革命派都一惯喜欢采取的立场和做法，一场革命或者一场运动就有可能置几十几百万人于死地，这难道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做法？无论古今中外，人类什么时候象孔子这样，对反对派采取一种如此包容的态度？也许孔子的主张只是一厢情愿，但却是人道的，理性的，关爱生命的。即便美国这样高度民主的国家，当初对待印地安人，采取的也是赶尽杀绝的态度！ [/P][P]    一直以来，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度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孔子所想要恢复的西周是一种诸侯共和制度，与秦汉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判然有别。因为高度的中央集权，始于秦始皇，秦始皇重用的是李斯，李斯和韩非子是同学，都属于法家的代表人物。从一开始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就受到儒家士人的诽议，所以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儒家得以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时候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趋于完善。汉武帝以儒家相标榜，不过是要用儒家思想来统一人心罢了。建立在法家理念上的高度集权制度自秦汉以后一直沿习了下来，而被供养起来的儒家士人则逐渐丧失了孔子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
    可见，把孔子变成圣人的不是孔子，而是那些想借他的招牌来维护统治的皇帝。皇帝们做的都是法家的事情，严刑竣法，尊君固势，钳制舆论，却以儒家相标榜。把孔子变成僵化教条的也不是孔子，而是可恶的八股取士制度。孔子的话语从来都是活泼新鲜、趣味盎然的，只是到了八股文中，这些新鲜活泼的话语才变得味同嚼蜡。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推翻的都是旧有的专制制度，孔子思想在专制时期，固然起到了维系人心、维护统治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把两者混为一谈，好的东西，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存在价值的。正如基督教，无论中世纪，启蒙时期，还是现代，都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信仰。
    在孔子的思想中，或许缺少科学与民主的主张，但并不能因此断言两者不能兼容并蓄。一个特别重视学习的人，是不会排斥科学这种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学问的，一个具有包容思想的人也是不会否定民主这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理念的。与民主相近的民本思想，在《论语》一书中俯拾皆是，孟子则更进了一步，直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两千多年前就能提出这种思想的，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P][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