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乃孔子故里。清代開國不久，曲阜的衍聖公府便接受了清朝的封號。在歷代聖裔文化活動中，清代曲阜聖裔的文化建樹相當突出。

作為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的傳人，清代曲阜聖裔的文化正統意識很強，其文化活動主要集中在經學、歷史、文學、文字學、校勘學、音韻學和算學等領域，而治經乃其家傳的學問，是他們文化活動的中心內容。

作為聖裔，孔子64代孫孔尚任、69代孫孔繼汾都曾有過禦前講經的榮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玄燁在首次南巡返程中到曲阜祭孔時，孔尚任被衍聖公孔毓圻推舉在禦前進講《論語》，受到康熙帝的稱許，隨後被吏部破格授為國子監博士。乾隆十三年（1748年），弘歷首次到曲阜祭孔時，孔繼汾在孔廟進講《中庸》，頗得皇帝賞識，被授為內閣中書。他們的隆遇，一方面固然得益於他們經學的精進，但聖裔特殊的身份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清代，幾乎所有聖裔皆涉獵經學，而以經學聞名的當首數孔廣森。廣森為68代衍聖公孔傳鐸之孫，經學家孔繼汾次子。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中進士，官至翰林院檢討。由於傾心於學問和著述，入仕不久即辭官歸裏，專修一處書齋，以仰慕漢代經學大師鄭玄而名之為“儀鄭堂”。孔廣森博涉經典，尤精於“三禮”，著有《春秋公羊傳通義》12卷。他並不專主今文經學，而是博采漢代以降有關《春秋》的著述，對《左傳》、《榖粱傳》與《公羊傳》相通的也加以吸收，注疏嚴謹翔實。此外，他還著有《經學卮言》6卷、《禮學卮言》6卷，《大戴禮記補注》14卷等。孔廣森在文學和數學上的造詣也很深。他是清代八大駢文家之一；對古代數學中“差分”、“均輸”、“勾股”、“少廣”等原理頗為精通，著有《少廣正負術》6卷。

孔廣森的父親孔繼汾、兄長孔廣林也都是有名的經學家。孔繼汾自幼博學強記，深通經學，熟悉歷朝掌故、廟廷典禮和金石圖像，致力於孔氏家族文獻以及相關的禮儀方面的研究，著有《闕里文獻考》100卷、《孔氏家儀》14卷、《樂舞全譜》2卷、《匡儀糾謬集》3卷等。而孔廣林26歲時即絕意仕進，覃心三禮，著有《周禮臆測》7卷、《儀禮臆測》18卷、《儀禮箋》1卷、《周易注》12卷、《尚書注》10卷、《論語注》10卷、《孝經注》1卷等。

此外，以治經見長的聖裔還有孔繼涵等。孔繼涵為67代衍聖公孔毓圻之孫，清代著名的校勘家。他的興趣愛好十分廣泛，凡天文、地理、經學、文學、數學、金石考據學無不涉獵，尤精於“三禮”。他校訂的典籍有張參的《五經文字》3卷、唐元度的《九經字樣》1卷、杜預的《春秋長歷》10卷、宋庠的《國語補音》3卷、戴震的《毛鄭詩考證》以及《水經注》40卷等。

曲阜聖裔的文學活動，也帶有濃郁的正統色彩，傳統的詩文自不待言，就是戲曲創作也是如此。戲劇創作是曲阜聖裔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清代，曲阜聖裔劇作家輩出，孔尚任、孔傳铚、孔廣林、孔昭虔等最為有名，他們創作了《桃花扇》、《小忽雷》、《女專諸》等一系列戲劇作品。而獨特的人文環境和創作主體的特殊身份，使這些聖裔戲劇作家的創作體現出鮮明的儒家文化特徵。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所說：“傳奇雖小道，凡詩賦、詞曲、四六、小說家，無體不備；至於摹寫鬚眉，點染景物，乃兼畫苑矣。其旨趣實本於《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國》、《太史公》也。”這種植根於文化傳統之上的戲劇觀念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孔尚任的《桃花扇》被譽為“中國古典戲劇的最後一部傑作”，而作者所採用的正是歷史意識非常強烈的史家視角。歷史意識總是在社會動亂和變革時期表現得最為活躍。明清易代，不僅是改朝換代，同時又是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這更加劇了人們的興亡之感。憂憤成思，人們痛定思痛，進行著一種歷史的反思。孔尚任就試圖在反思歷史中總結教訓，“以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

此外，清代聖裔劇作家在戲劇創作方面還具有以下幾個共同特徵。一是用俗文學的形式錶現雅正的內容。清代聖裔劇作家的作品幾乎沒有一部是以娛樂為旨歸的，他們的創作態度都極其認真，賦予戲曲以正統的文化內涵。有的作品再現並反思歷史，接近於“正史”，如《桃花扇》；有的則更注重內心情感的抒寫，接近於“詩”，如《蕩婦秋思》。但不管正史也好，詩也好，都屬於“雅”文化的範疇。二是具有鮮明的魯文化特徵。古代魯國為周天子所封諸侯國，魯文化孕育了文化巨人孔子。曲阜作為儒學的發源地，始終保留了魯文化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和儒家的道德規範。三是具有豐厚的文化底蘊。由於聖裔獨特的身份，這些劇作家自幼飽讀經書，有的甚至兼為經學家、學問家，這使他們的戲劇創作散發著傳統文化的翰墨之香，在語言上的共同特徵就是文辭典雅，而且大都通曉曲律。

當然，清代曲阜聖裔的文化活動不止以上提到的這些。但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不管是探討經學，還是從事文字、音韻或者其他研究，甚至在文學創作中，他們都在很大程度上通向儒家傳統經典經義，這可能應是孔子後裔文化活動所獨具的特色吧。
 
 
 
光明日報 作者: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