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的惊人之论
 
鲁迅先生曾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说过，汉末的孔府，很出了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样没落。鲁迅所说汉末孔府的奇人之中，首屈一指的当是孔融（文举）。  
　　关于孔融，除了“让梨”、“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两个著名的典故之外，人们还熟知他曾经长期与曹操作对，最后被曹公所杀。曹操杀孔融，有其不得已之处。这不光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与一个直言无忌的文士（或如鲁迅先生所说，一个是“办事的人”，一个是“旁观的人”）之间的矛盾，这件事的后面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汉末，清流士大夫阶层与宦官显贵阶层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而孔融与曹操二人便是两个对立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两个阶层殊死搏斗的具体表现而已。过去的史家以及普通的读者，对曹公杀孔融，都从个人的品质上着眼，对孔融表示同情，而对曹操表示谴责，甚至认为曹操的这一刀，实际是砍在自己的身上，从此失尽了人心。也许这种认识不无片面，但是也不必厚非。谁又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具备历史家的眼光呢？问题是，自称掌握了先进历史观念和方法的一些权威，如郭沫若先生，也犯了我辈常人的错误。郭老先生是喜欢做翻案文章的。他的《替曹操翻案》，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老先生认为曹操杀孔融、祢衡等人都是正确的，理由是孔融等人的“性情和主张”“乖僻”和“嘲笑”曹操禁酒之令，所以该杀。这种分析，仍未跳出以从个人品质来分析历史的窠臼，不能不算是一种局限。如果我们反问郭老：孔融的“性情和主张”，实在该杀，但他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也要一起杀掉（郭老《替曹操翻案》一文中否认这一事实）？这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八岁，难道小小年纪就有什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动“性情和主张”么？  
　　当然，孔融的两个孩子，也非等闲之辈。那个大的六岁就偷爸爸的酒喝，弟弟问他，为什么拿爸爸的酒喝不下拜，他回答说：“偷，哪得行礼？”在孔融临刑之时，这两个孩子竟然还蹲在地下玩钉子游戏（一说正在下棋），孔融向奉命前来抓人的使者表示，希望留下这两个儿子。谁知这孩子又语出惊人：“大人！鸟巢翻了，鸟蛋还会保得住吗？” （“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如此看来，这孩子长大了，分明又是一个孔融，曹公要把他们一起杀掉，有理有理！  
　　还是让我们回到孔融本人的话题上来。孔融有两个颇为惊人的观点，不大为人提起。当年曹操杀他，就是举出这两个怪论为证据。现在将《曹操集·列孔融罪状令》全录如下：

(大)[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

第一事，《后汉书·孔融传》中记载路粹状告孔融的话，路粹是一位“人服其文而畏其笔”的“刀笔吏”啊，他说孔融与祢衡二人“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子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最为发达的国度，儒家的“三纲五常”则更是把父亲的地位推到了极致（母亲的地位，只是父亲地位的配设而已）。而孔融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圣人的嫡系子孙，竟然蔑视至高无上的“三纲”，把儿子说成是父亲“情欲发”时的副产品，把母子关系看成是“瓶中寄物”的关系，这还了得？  
　　第二件事，也同样使人难以接受。曹操的《令》中还只说孔融认为饥荒的时候，如果自己的父亲不好，宁愿把食品给别人吃。而别人记载孔融的话，还更加使人惊骇。杨泉《物理论》（又见傅玄《傅子》）中说：

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孔文举曰：‘管秋阳爱先人遗体，食伴无嫌也……此伴非会友也。若管仲啖鲍叔，贡禹食王际，此则不可。向所杀者，犹鸟兽而能言耳；今有犬啮一狸，狸啮一鹦鹉，何足怪也?……”

另外，《金楼子·立言》篇也记载了孔融这段话的另一版本：

“三人同行，两人聪俊，一人底下；饥年无食，谓宜食底下者，譬犹蒸一猩猩、煮一鹦鹉耳。”

曹操所听到的是孔融说父亲不好，儿子可以让他挨饿，这也许正好成了孔融不孝的又一证据。杨泉或傅玄记录的，则是说饿起来的时候，可以将“层次太低”的人杀了吃，就象狗吃掉一只狸猫、狸猫吃掉一只鹦鹉一样，无足为怪。《金楼子》记载的也是这个意思，即在饿起来的时候，“聪俊者”可以把“底下者”（愚蠢的人）吃掉充饥。  
　　如果说，孔融关于父母与子女的话，还可能引起一些正在做子女的人们的暗自响应，后面这个关于“底下者”应该被“聪俊者”吃掉的话，则恐怕很难找到表示赞同的人。因为，人吃人本来就违反人道，何况，谁又能保证自己是“聪俊者”，可以只吃人而不被人所吃呢？
　　因此，孔融这两个观点，不但在当时，就是到了现代，也是对人类伦理观念的一个极大的冲击。曹操不提孔融如何反对自己，却拈出这两条“罪证”，实在是高明的。因为若说孔融反曹，那难免有“挟私报复”之嫌，反而会增加人们对孔融的同情和声援。但是，把孔融这两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的话公开出来，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孔融是一个对儒学有深入研究的人，从他一生的行事来看，他也是懂得儒家的礼教，并在很大程度上“模范地遵守”这个礼教的。比如，他“能让梨”，他与哥哥争着承担窝藏“罪犯”的责任；他对儒学家郑玄公开的爱护和关照（虽然他在私下里对郑玄并不欣赏），他对儒学理论和礼仪制度的渊博知识等，都说明他是一个儒家，一个深通礼教的人。但是，他的那两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原因而发的呢？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已久，迄今没有答案，愿意求教于高明。  
　　其实，孔融的这两个观点，并不是他的首创。王充《论衡·物势》篇说：

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

王充认为夫妇在“合气”的当时，并不“欲得生子”，只是出于“情欲”的冲动和满足，这与孔融的意思原是一样的。鲁迅先生当然是赞同孔融观点的，这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的信中，也曾说起自己与许广平夫人本来不想要孩子，采取了避孕措施，只是因为“偶失注意，遂有孩子”。其实也还是与孔融（还有王充）的观点一脉相承。但是王充是在讨论“天地生人”这样的大题目，把“夫妇生子”作为比喻，而鲁迅则是在书信之中“夫子自道”，所以也就不那么招人注意。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与孔融大不相同，说出这样的话更不会引来杀身之祸。
　　如果要更广泛地考察，在古代和现代的外国，孔融的这种观点就更是“他乡有故知”了。古希腊诗人帕拉达斯（Palladad）《希腊诗选》（Greek Anthology）中就有诗句说：“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你是如何来的？你不过是来自你父亲的那一次性欲的冲动、那几滴精液而已！”佛教对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是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大不相同，而与孔融的观点暗合。正如朱熹《语类》一二六卷所说，“释氏（佛教）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只以父母之身为寄宿处。”唐初僧人王梵志诗中常有“还我未生我，还我未生时”的诗句，黄蘗僧人临死时有一个偈子给自己的母亲，也有“先时寄宿此婆家”这样的说法。都说明，孔融的观点，不但是“海内存知己”，而且是“天涯若比邻”。在以祖先崇拜和“三纲五常”为主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盛行的同时，还有这一种孔融式的伦理理论，这是不容忽视的。考论中国伦理史的学者，不妨对此加以探讨和研究。  
　　至于近代，孔融的知音就更多了。弥尔顿《失乐园》第十章：“如果你的孩子挨你的骂，他反驳说：‘你为什么生我？我当时并没有向你请求’，你将如何回答他？”林纾翻译的《海外轩渠录》中小人国的法令也规定：父母生子女都是出于情欲，所以子女不必对父母有任何恩义。现代更有《为什么生我》这样标题的电影、话剧、小说等等，屡见不鲜。湘中旧日流传的一首民歌唱道：

郎在外头打山歌，姐在房中织绫罗 。
　　……  
　　娘骂女：“你这个背时婆，  
　　为何绫罗不织听山歌？  
　　……  
　　唱歌人的话听不得，  
　　他要唱得你把他做堂客（妻子）”

女对娘，这样说：  
　　“你不听山歌哪有我，  
　　我不听山歌，哪有外孙喊你做外婆？”

长沙近日的歌厅中，也有相声演员上台自嘲，大意说：“今天上台，觉得自己长得很丑，对不起观众。但这不能怪我，要怪就怪我的爹妈。他们当初生我，没有跟我商量，就自作主张了！”云云。这都是孔融这个观点的绝好注脚。我就亲耳听到过一个女孩子在与父母赌气时，冲着他的爸爸妈妈说：“谁叫你们当时图快活，把我生下来？”这更是孔融那段话的白话版。这个女孩并没有读过《后汉书》或《曹操集》，他的这种想法，也许是自发产生的。可见孔融的这一观点，其实也是很普通常见的。  
　　至于孔融的第二个“怪论”，在中国古籍中少有相似的观点存在。仅见《吕氏春秋·长利》篇记载戎夷与弟子一段故事。戎夷与他的弟子在野宿时寒冷难耐，便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穿，我就能活下去；我把衣服给你穿，你就能活下去。但是我是国士，应该为天下惜死，而你不过是一个不肖之徒，你的性命是不足惜的。”弟子对戎夷说：“我既然是一个不肖人，又怎么会把衣服让给你？”戎夷哀叹自己说服不了这个“不肖弟子”最后只好把衣服脱给弟子，自己冻死了。他要用自己的死来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懂得义道的国士。
　　戎夷的这个说法，实在是孔融的先声。他认为“不肖人”应该把衣服让给“国士”穿，而自己冻死“不足爱”，与孔融所谓“底下者”应该让“聪俊者”吃掉，虽有“衣”与“食”的差别，意思并无不同。不过，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这样的理论，是很少有人附和的。
　　但是，也许可以说，孔融的这个观点，内心赞同并付诸实践的人其实更多。不说达尔文的自然学说如何强调“优胜劣汰”，不说一些社会进化论者如何把自然界的生存竞争现象照搬到社会发展史中来，不说那些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无数人吃人的故事，也不提鲁迅先生所谓“礼教吃人”那种抽象的说法。仅以现实生活为例，就可以看到，人们其实无时不处都在演绎着孔融的“聪俊者”吃掉“底下者”的理论。比如，那些维护既得利益者利益的种种社会制度和政策法律、那些以“优生学”或“照顾特殊身份人士”而制定的人口政策、那些以“落后就要挨打”为理由，对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和落后群体施加的种种歧视、限制、掠夺和伤害，以至发达国家的人嫌发展中国家的人、大城市的人嫌小地方的人、城里人嫌乡里人、有文化的人嫌没有文化的人、年轻人嫌老年人、漂亮的人嫌丑陋的人，甚至在麻将桌上一时取胜的人看不起输得精光的对手等等，无不是孔融这种理论的延伸、扩大和发展。
　　当然，孔融所界定的食人者与被食者之间的标准，是“聪俊者”与“底下者”，或《吕氏春秋》所说的“国士”与“不肖人”，他们注重的是人的个人素质、智力水平。而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是“弱肉强食”，而不是“蠢肉智食”。这种“弱肉强食”，虽然也有“聪俊”与“底下”之分，但更多的是“力”（体力、权力、多数人的强力）的较量而非“智”的比拼。在古往今来的被“食”者中，“聪俊者”并不比“底下者”少，甚至也可能更多。“不肖人”象狗吃猫、猫吃鹦鹉那样地吃掉“国士”的事，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连赞同吃人的孔融先生，其实也是被“底下者”吃掉的。虽然曹阿瞒也是一个“聪俊者”，但与其说孔融是死于曹操之手，还不如说他是死于更多的“底下者”之手，更合适一些。曹公其实还是“底下者”手中握着的一把刀子而已。
　　如上所言，孔融的两个“怪论”，其实一点都不怪。那么，他说的这些话，为什么又觉得特别骇人呢？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有些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大家都可以那么想、那么做，就是不能那么说。想了、做了，没有什么，一旦说穿，就会大煞风景、大触霉头，于是就会引来一片喊打之声，最后难免死于非命。孔融先生的悲剧，就是口无遮拦，把大家藏在心里最深处的隐私，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说得那么痛快、那么干脆、那么不留馀地，于是也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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