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在攻击儒家的热潮当中，曲阜第二师范大批反孔学生编排了林语堂写的一个剧本《子见南子》讽刺孔子

　　1929年，几个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提出要把孔家的“祭田”国有化

　　1930年，蒋冯阎的军阀战争让曲阜这一带兵荒马乱，7月份，阎锡山第四军李生达部将蒋介石军十三师卢本棠旅围困在曲阜城内，这场攻守之战在3个炮兵团火力的连番轰打下持续了三天

　　1974年一名士兵在笔记里描述到:曲阜被高音喇叭中政治口号所吞没，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大街小巷，曲阜最流行的读物之一仍是1966年11月创办的《讨孔战报》，而威仪曲阜的“三孔”也在那个时候被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带的200名红卫兵的声讨打砸中毁于一旦了

　　孔德班无疑是曲阜祭祀孔子最合适的主祭官人选。自1993年恢复祭祀孔子以来，他一直担任这个荣耀职责，而此前，只有孔子嫡系“衍圣公”才能担此大任。这不仅因为在大陆的孔子后人中，孔德班是孔子77代嫡孙“衍圣公”孔德成的第三层近支，在“宗系”上是最接近孔德成的人，还在于他有一个“合适”身份——曲阜市政协副主席。这让孔德班能代表孔氏后人、民间以及官方。甚至还有人说，他和吴道子的孔子画像有几分神似。

　　2005年这次祭孔的特别之处除最大程度地复原和遵循古代祭祀的形式，还在于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这场仪式，上海、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香港、台北、韩国汉城、日本足利、美国旧金山、德国科隆等地的孔庙都加入其中。

　　作为“圣裔”之城的曲阜，一个姓氏、一个家族和一个城市之间的特殊关系，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者。

　　朝圣

　　1930年，从兰州到曲阜要在济南倒车，火车不是每天都有，很不方便。兰州富商孔庆惠所要经历的麻烦还不止这些。这一年，蒋冯阎的军阀战争让曲阜这一带兵荒马乱，7月份，阎锡山第四军李生达部将蒋介石军十三师卢本棠旅围困在曲阜城内，这场攻守之战在3个炮兵团火力的连番轰打下持续了三天，直到蒋的十一师援军赶至。

　　此趟穿越战火之旅对孔庆惠和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孔氏族人而言，无疑是一次共同的“朝圣”之路。这一年，曲阜“孔氏家族委员会”公开发布了一个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的孔家将族谱的人数统计寄到曲阜，这意味着孔家重修族谱计划的第一步。根据孔庆惠对几次曲阜之行的回忆，他在1930年接到了宗族会的一个通知，告诉了他这个修谱计划。在本地孔氏家谱的整理工作完成后，他专门邀请兰州的一位学者进行修改。现在他要把这本按照曲阜规定的体例而完成的家谱送交曲阜。

　　在分散全国各地的孔家人中，孔子故里曲阜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地名。他们无不把山东省的这个或远或近的古城看成自己的“祖庭”。尽管在他们心目中这个“祖庭”是极其真实的，但没有多少人真正到过这里。孔庆惠显然也无法明白，从来以曲阜孔氏视为正宗并不太认可其他各地孔氏地位的曲阜孔府，为何唯独在这一年破除旧例格外开恩地给了他们外地孔氏家族加入总族谱的机会。

　　如果孔庆惠做生意曾经到过北京，那他刚刚走进曲阜肯定会为这个城市的布局与京城之相似而惊诧。孔家的三大建筑孔府、孔庙和孔林几乎填满了整个城市的中心，而这个城市的整体面积又如此之小，这就让曲阜看上去多少有些奇怪——说它完全是孔家的城池也不过分。曲阜城内的所有街道无法直通东西或者南北，它们都要绕开孔家，这使得街道相交处多呈“T”字形。1930年，全城有64条街道，全长19494米，其中东西走向的33条，南北走向的29条，同样因为孔府之庞大，曲阜街道的长短宽窄参差不齐，最长的北马道街1425米，最短的文昌祠后街只有63米。由于这个城市公共权力和家族权力的边界一直模糊不清，因此除孔府和一些通往孔家店铺的街道较为整洁外，孔庆惠当时看到的绝大多数街道都颠簸泥泞，天好的时候尘土飞扬。这个家族式城市的格局极为罕见而稳定地延续了几千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打破。1951年，当地政府辟建了穿过孔府菜园的鼓楼大街北段，10年后，又拆除了东城墙南段，并在曲阜的护城河上建了平桥让五马祠街和东关市场直接相通。

　　1930年孔家族谱计划启动前，各地的孔氏支谱有很多，但严格说，这些支谱除了记载本支孔氏历史外并不具有“合法性”。只有当它们得到了曲阜的承认，这些族谱上加盖上衍圣公的私人印章和宗族会的印章，政府才会认可它们的主人可以免除徭役和减轻赋税。正式加入族谱于是被各地孔姓视为一件荣耀的大事，而将最终出版的包括自己孔氏分支的族谱取回家乡被称为“请谱”，“请谱”人要向曲阜的孔府捐献2000大洋甚至更多的钱。族谱取回家后要由宗族中的长者负责保管，他们把族谱极为慎重地锁在一个硬木箱子里，放在自家神龛里，很少会拿出来看，看的时候一定要点起油灯，净手、叩头，然后才能打开箱子。

　　孔庆惠代表他的族人“请回”那本正式出版族谱已经是18年后了。他说，1935年，在修谱启动5年后宗族会叫甘肃孔氏派一个代表到曲阜开一个修谱会议。这次集会有来自全国的代表参加。孔庆惠在他的回忆录里遗憾地说，生意上的事使他无法参加这个会。两年后，他到了曲阜，但没能得到族谱。1948年，他又一次来到曲阜，得到了一份族谱并且曲阜宗族会的6位族老请他吃了饭。族谱到达兰州时，孔家有22个头面人物前往欢迎。他们在兰州为孔庆惠大摆宴席，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后来，孔庆惠出版的回忆录中不无骄傲地提到了这次宴会。曲阜解放后，那个由孔氏长者组成的宗族会就被解散了。

　　孔庆惠是曲阜宗族会解散前最后一个得到新族谱的人，也是能亲自到曲阜“朝圣”的外地孔姓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即使1949年后，他老家的孔姓中有机会到过曲阜的有限得很。一个曾在驻山东省会济南的军队中服役的中年人在1974年当兵期间到过曲阜，不过这次旅行并不愉快，当时正值“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的高峰，在他的笔记里描述到:曲阜被高音喇叭中政治口号所吞没，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大街小巷，曲阜最流行的读物之一仍是1966年11月创办的《讨孔战报》，而威仪曲阜的“三孔”也在那个时候被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带的200名红卫兵的声讨打砸中毁于一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