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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孔宅志》其书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
    [SIZE=3]摘 要: 清康熙帝亲笔为青浦县孔宅题写匾额、对联,引发孔宅的一时兴盛局面,当时由孙 蚆 执笔纂成一部官修《孔宅志》。此书今仅存于日本,已为世上孤本。对照《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关于《孔宅志》的提要,可以展现清廷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表明乾隆时期考据学兴盛的背景下,贯彻考据求实的学术精神与如何维护康熙帝形象、维护朝廷尊孔重儒形象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清廷采取暗中封杀康熙官修《孔宅志》的方式,以模糊康熙朝后期关于孔宅问题的历史详情。这种学术上否定孔宅“圣迹”地位,却毁掉一部颇具史料价值史书的做法,反映出清朝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扭曲的运行方式。
    关键词: 衣冠墓;《孔宅志》;孙 蚆 ;学术理念
    作者简介: 乔治忠(1949-),男,天津人,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中国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5-0132-07 收稿日期:2006-01-25

    《孔宅志》是一部在中国各地早已佚失的史籍,致使学术界对于清康熙朝在官方主持下纂修该书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皆茫然无知。事实上,围绕《孔宅志》纂修的前前后后,存在着一场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史事,从中亦可窥见《四库全书》纂修时期清朝君臣心态与特殊举措的一个侧面。

    一、清朝官书对“孔宅”及《孔宅志》的记述

    为研讨《孔宅志》其书,首先需要弄清“孔宅”的来龙去脉。江南“孔宅”之地,源于不断补充和演变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有孔子后裔孔潜避乱而居于吴地,隋朝时,又有孔子后裔孔祯在吴地为官,遂居其地,而且葬孔子衣冠、环璧于此处,即为孔子衣冠墓,且立家庙,地名亦称“孔宅”,地点在青浦县(清代属江南松江府,今属上海市境内)城附近。另传说宋淳熙年间,当地人挖渠发现玉璧、玉环、玉簪共六枚,藏于郡学。元朝至正年间,乡绅章弼在此地建立书院;明代乡绅陆应阳(一作“陆应”)曾修缮孔庙,且撰《孔庙记》一册。但在元、明以及清代,孔宅时兴时废,间有乡绅、学人捐资维修,却从未获得朝廷的认可与扶助。
    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南巡之际,事情发生重大变化,《清圣祖实录》记述曰:
    谕提督江南学政张廷枢曰:朕比临幸松江,道经青浦,据该邑贡监生员孙 蚆等奏称,青浦之北地名孔宅,自汉时至圣苗裔避地至此,奉至圣衣冠环璧葬焉,恳请颁赐匾额。朕念孔子乃万世之师,既有遗迹,亟宜表彰,因于万 几之暇,亲书“圣迹遗徽”匾额,以示尊崇先师之意。可选良工摹刻悬挂。[1](卷二一九,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壬戌)
    这是“孔宅”第一次获得皇帝的承认与题字,起因于当地生员(监生)孙 蚆 等人直接向康熙帝的奏请,可谓旷古盛事。《清圣祖圣训》卷十二记述略同,乾隆时期的官修史籍《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学校考》,全抄录于《清圣祖实录》;《清朝通典》卷五十六《礼典嘉礼六》,录自《清圣祖实录》而有所节略。另外,《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礼考》等官修史书,又有简短的节略性的记载。这是截止至乾隆朝清朝官书对孔宅问题的第一类记述,其直接的依据是雍正年间修成的《清圣祖实录》。
    对孔宅问题的第二类记述是出于地方志与《大清一统志》,雍正年间纂修、乾隆元年(1736)成书的《江南通志》记述曰:
    孔宅在青浦县治北九里,宋淳熙间居民浚河,得碑云:天宝六年,黄池县令朱氏葬于昆山县全吴乡孔子宅之西南,其地有夫子庙,在慧日院侧,院僧疏庙 蚖渠,得宝玉六事,璧三、环二、簪一,今藏县库。旧图经云:夫子未尝适吴,以阙里谱系考之,孔氏二十二代孙潜,后汉太子少傅,避地会稽,遂为郡人;二十九代滔,梁海盐令;三十二代嗣哲,隋吴郡主簿;三十四代贞,隋苏州长史。意孔氏子孙有侨寓、宦游于吴而遂居此者,即所居立先圣庙耳。今庙侧又有梁纥庙,其为子孙奉祀之地,明矣。所瘗璧、簪、环、佩之属,真孔堂之遗宝,得非葬先圣衣冠、宝璧于是地乎?其旁有宰我墩、颜渊井,则因孔宅之名而迁合附会者也。宅后侵于慧日院,今在孔宅泾北,夫子庙在泾南,相去颇远,梁纥庙西去益远,疑后人改作也。康熙乙酉春,圣祖南巡,赐御书“圣迹遗徽”四字匾额,又“泽衍鲁邦四海人均化育,裔分吴会千秋世永蒸尝”对联。[2](卷三十一,舆地)
    乾隆《大清一统志》删去大量内容,记为:
    孔宅在青浦县治北九里,府志得碑云:天宝六年,黄池县令朱氏葬于昆山县全吴乡孔子宅之西南,其地有夫子庙,在慧日院侧。夫子未尝适吴,意孔氏子孙侨寓、宦游于吴而遂居此耳。宅后侵于慧日院,今院在孔宅泾北,夫子庙在泾南,相去颇远,疑后人改作也。本朝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御赐“圣迹遗徽”四字匾额,又“泽衍鲁邦四海人均化育;裔分吴会千秋世永蒸尝”对联。[3](卷五十八,松江府)
    方志之书,往往乐于张扬地方特色的人物、景观、古迹、文化,而上述二书于记述中皆言“意孔氏子孙有侨寓、宦游于吴……”云云,虽载有康熙帝题写匾、联之事,但此处用一“意”字,仍然表示了谨慎的、并非完全确认的或然性。
    第三类的记述涉及到《孔宅志》其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史部地理类存目称:
    《孔宅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诸绍禹撰。绍禹,松江人。青浦县治之北地名孔宅,旧有孔子庙,相传隋末孔子三十四代裔孙、苏州刺史祯,侨寓于吴,乃立家庙,并葬先圣衣冠于此,后渐湮废。明陆应阳重修之,始述为《孔庙记》,陈功又作《续记》,康熙中,绍禹增删旧本,以成是编。案:祯生于隋代,不应尚存先圣衣冠,即有之,亦不应携至吴中,且隋时郡县并无苏州之名,其说殊未可尽信也。[4](卷七十七)
    《清朝文献通考》之《经籍考》,基本因袭《四库全书总目》之文,但作出了值得注意的修改:
    《孔宅志》六卷,诸绍禹撰。绍禹,松江人。臣等谨按:孔宅在青浦县之北,世传孔子三十四代裔孙名祯者,于隋末为苏州刺史,遂侨寓于吴,立家庙,葬先圣衣冠于此。后庙渐湮废,明陆应阳复为修治,采闾阎说作《孔庙记》,陈功又作《续记》,康熙中绍禹取旧本删辑成编。然先圣衣冠之说,终不免为无稽之谈耳。[5](卷二百二十四)
    这里,对该《孔宅志》一书进一步贬低,说它不过“取旧本删辑成编”,而驳斥孔子衣冠墓传说的态度也更加旗帜鲜明,与《清圣祖实录》的内容,可谓尖锐对立。还有清代一些官修史书载有相关的史事,但大致不出以上三类记述的范围,此处不一一赘述。而综合分析这些记载,相互矛盾的之处明显,其中核心问题是所谓孔子衣冠墓的可信与否,因为各地孔庙、文庙甚多,孔宅是否具有孔子衣冠墓,是其能否取得特殊地位的关键。由于成书于雍正年间的《清圣祖实录》、《清圣祖圣训》毕竟如实记载了清圣祖认可孔宅的举措,一些清朝官修史的相关部分也就依样记述,即上引的第一类记载,实属无可奈何。第二类中《江南通志》为当地的省级方志,记述比较详细,保存孔子衣冠墓的传说,不过,行文间略微显现出对孔子衣冠墓等说法的犹疑。而成书于《四库全书》纂修时期的《大清一统志》,虽然该书编辑特点就是要因袭地方志与此前的《大清一统志》,但还是删去关乎孔子衣冠墓的内容,仅留存“夫子庙”而已。由于记述中并无孔子衣冠墓一类的内容,使人感觉清圣祖的匾额、对联似乎仅针对该地的孔子庙题写。第三类记述一涉及《孔宅志》其书,立论出现显著变化,反映了官方在《四库全书》纂修中否认“孔宅”传说真实性,与康熙时期的态度迥异,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这需要追索、阅览与研究《孔宅志》一书。




    [/SIZE]二、日本现存孤本《孔宅志》及其所载史事

    在现今的中国境内,《孔宅志》早已佚失不存,于是《四库全书总目》将《孔宅志》作为“存目”而写成的提要,似乎无可检验。但是,至今还有一部《孔宅志》完整地保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这大概是世上唯一幸存的孤本。如果我们带着《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去对照观看日本今存的《孔宅志》,一定会因二者的大相径庭而极度惊愕。
    日本国会图书馆现存《孔宅志》装订为六册,分卷首、卷一至卷八、卷末,刻印精致,有多幅版画穿插于相应各卷。第一册第一页,醒目的宽大的红色云龙边框,中间是赫然摹刻刊印的康熙帝亲笔题写“圣迹遗徽”;第二、第三页是对联:“泽衍鲁邦四海人均化育;裔分吴会千秋世永蒸尝”。第四页为康熙帝亲笔“万世师表”四字[SUP]题字的“徽”字上有“山”,“邦”字左边不出头,“师”字左边无撇。这证明《孔宅志》上出现的字样是按照康熙帝手迹摹刻的,《清圣祖实录》等清朝官修书已经将该匾、联改为正规字样。[/SUP]。后面仍然用同样边框刻印康熙帝赞颂孔子的文章。仅从前几页内容就可以判断出:此书极不寻常,而乾隆年间官修史书的相关记述显然背离了实际情况,这其中必然隐含着需要厘清的历史问题。
    这部《孔宅志》卷首在全书六册中独占二册,篇幅上居于显著地位。第一册除上述康熙帝的题字、谕旨,三篇官员撰写的序言、所有参与纂修人员名单、目录之外,主要是康熙四十四年当地儒生呈请康熙帝为孔宅题写匾联而获得成功的相关事实、相关文件。第二册是记载与汇编随后在孔宅扩建、祭祀、祥瑞、纂修《孔宅志》等事务中,一部分最重要的公文、呈文、题记等等。
    卷一在目录上题为“地图”,但开篇则是所谓“孔宅志旧序”,首先是明代著名官员、学者申时行为陆应阳《孔庙纪》所撰的序言,其次是清代叶方霭撰《孔宅续志》序言。接着方为按实景描绘的《孔宅全图》,房舍逼真,风光秀丽,是刻印精良的上品版画。《孔宅全图》之后,则摘编《圣门志》、《一统志》、《松江府志》等书的资料,表明各种志书对于孔宅历有记载。并且全文收录署名沈霞和贾式金的两篇《孔宅考》文章,还编辑了一篇《圣裔留寓世表》,讲述孔子后裔在此地世代寓居的情况。很明显,卷一的整体构思不仅要表达孔宅当下的直观景象,更注重综合其历来的沿革和存在的证据,用意在于坐实孔宅的传说、巩固孔宅的特殊地位,其中《圣裔留寓世表》的编纂煞费苦心,因为当地并没有孔子后裔留居,是个很大的疑点,需要设此表以弥补之。
    卷二、卷三分别为《规制》上、下,《规制上》逐次针对孔宅的各项建筑设施,考述其由来和废兴历程,并且收集相关的吟咏诗词。《规制下》多为涉及建筑和设施的碑记、纪事文与书信,如孔毓圻《孔宅衣冠墓碑记》、孙 蚆 《大成殿上匾文》等等。卷四《书院》汇集孔宅学堂、书院之沿革、兴废的史事和资料,以及相关的诗文。卷五《古迹》记述孔宅古屋、古物、古树等等,实际多为歌咏景观与祥瑞的诗赋。卷六《祭式》事关孔庙的祭祀礼仪、文献,首先考证孔子出生年、月、日的文章,随之为元朝以来规定的祭祀仪式、礼器、祝文格式,以及多篇祭告之文和诗歌等。卷七《学规》乃与卷四《书院》内容相呼应,载历代孔宅书院规则方面的文献。卷八《庙田》、《祀田》叙述孔宅田产数量与经营状况,其中既有官绅的捐献,也有田产纠纷的诉讼。卷末称《功祠牒繇》,载有官府对为孔宅事业作出贡献的官绅予以表彰的公文,如曲阜衍圣公府康熙四十五年五月致江南总督、巡抚、学政的公文,通知将孙 蚆 委任为候补典籍官衔,并且要求表彰其他多人。
    从上述可以看出,《孔宅志》一书的构思和布局较成体系,符合清代方志之书的规范,但终因地小事寡,内容贫乏,不得不在各卷充塞大量的歌咏诗赋,而且康熙四十四年之后当地绅士的诗文占据较大比例。
    卷首的《崇圣纪实》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详细了解孔宅的来龙去脉,对详细了解康熙帝认可孔宅传说及其引发的社会效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前引《四库提要》中叙述的传说:有孔子后裔葬孔子衣冠于青浦该地,故地名为孔宅,后建有孔庙等等。元、明两代,历有绅士、学者崇祀,但时兴时衰。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南巡,青浦县孙 蚆 等33名贡监生员联名上书康熙帝,“今际六龙巡幸,珍千载一时,伏候驾幸圣祠,颁赐宸翰扁额、对联,以光万世”,“恭请特建书院,或酌设生员,或于青浦县学量增几名另称孔宅生员,职守俎豆,以昭久湮之迹,以垂千古之型,庶宣圣得圣主而益光,文教视文思而益盛矣”[6](卷首,请表章疏)。康熙帝虽然没有驾临青浦孔宅,但孙 蚆 等人的疏请获得成功,康熙帝亲笔题写扁额、对联,立即轰动江南(包括今江苏、安徽)官府与民间,总督、巡抚、学政、县令、乡绅等等,上上下下一起行动,谢恩、请旨、宣示圣谕等一系列礼文、仪典接踵而行。而这场盛事,缺少孔子后裔的参与是不行的,于是远在曲阜的衍圣公孔毓圻赶忙响应,宣布青浦孔宅的说法可靠,撰写《孔宅衣冠墓碑记》,声明“以我宗谱系参考互订,其出处年月无不吻合。始知证据分明,源流有自,不可忽也”[6](卷三,孔毓圻:孔宅衣冠墓碑记)。接着是大兴土木,扩建孔庙、建筑书院、扩大庙田、庙产,还特别建筑专门珍藏康熙帝亲笔题写原件的“御书楼”以及记恩亭。不难想象,当时是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为时不久,《孔宅志》一书的纂修也着手进行[SUP]此次《孔宅志》的纂修,似应于康熙四十五年的五月之前正式开始,因为卷末《功祠牒繇》载康熙四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衍圣公府移文称“又孙 蚆 现在纂修孔宅志书,给委候补典籍”云云,是该时已经纂修。[/SUP],组织规模盛大,由孔府衍圣公孔毓圻为《孔宅志》第一总裁官,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孔子后裔二人、江宁巡抚、江南学政,江苏布政使等等均列为总裁,提调官由松江知府与青浦等县知县充任,规格显然超过任何一省的通志。而主要执笔撰写者,仍为上书请旨的带头人、已经被特别任为“候补典籍”的孙 蚆 以及当地众多的乡绅、生员。在这次就孔宅问题向康熙帝上疏的前前后后活动中,在《孔宅志》的纂修中,孙 蚆 都是起显著作用的关键人物。孙 蚆 ,字思九,号雪窗,以江苏华亭县附生入国子监学习,后从学于汪琬、徐乾学等,编辑有《皇清诗选》两集三十卷、《素心集》五卷。“孔宅久废不修,康熙中,圣祖巡幸松江至青浦, 蚆 偕诸生敬请宸藻表扬,得旨。……并辑《孔宅志》,衍圣公孔某(按即孔毓圻)题授国子监典籍”[7](卷十九,文苑传)。在《孔宅志》卷首纂修人员名单上,孙 蚆 居实际执笔的“纂修绅士”之首。有据《孔宅志》卷首《请表章疏》,孙 蚆 是向皇帝上疏的第一署名人,是整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
    孙 蚆 于康熙帝南巡之际,早就组织好联名上疏的人员,并且于康熙四十四年正月向孔宅的孔庙祭告,孙 蚆 撰写《恭请表章预期告庙文》,求孔子保佑,以坚定众人的信心。他又准备好孔宅旧有志书、孔宅画图、圣迹图、各种书籍中的孔宅资料等等,于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经过时与奏疏一同呈上,受到皇帝的接见。可能已经估计到皇帝不会当即表态支持,孙 蚆 等两天后再次进呈歌功颂德的《皇清诗盛初编》一部与《孔宅迎銮词》一册。《皇清诗盛初编》是早就编成备用,即后来《皇清诗选》的前身。而《孔宅迎銮词》则貌似这两天内撰写、编辑,内容全是孙 蚆 等诸生歌颂康熙帝南巡以及对此次接见的感恩之诗,孙 蚆 编辑并且撰序,其多首诗作也列于首位。这样的歌颂,可以进一步推动皇帝作出有利于孔宅的决定,次日即三月二十八日,即传旨颁赐御书匾额、对联。以往乡绅曾设法委托高官大员向皇帝进言以表章孔宅,因官员的顾虑重重而寝罢。此次孙 蚆 抓住特殊时机,组织身份低微的生员直接上疏,营造歌颂皇帝、尊崇先圣和圣君亲民的气氛,同时在行动方式与步骤上准备充分、策划周密,表现出过人的魄力和谋略。此后,孙 蚆 一心投入到经营孔宅各项事务和纂修《孔宅志》的活动中,连科举功名的进取也都放弃。



    据这部《孔宅志》卷首第二册所载孙 蚆 等送交该书的呈文,《孔宅志》修成于康熙五十六年,六十一年刊刻完工,随之又补充加入了雍正初年的相关事迹,在鄂尔泰为布政使的江宁布政使司支持和督促下,于雍正二年(1724)二月最后完成,呈送总督、巡抚及学政衙门。按本书的性质、规格可以推断:经学政审阅后还必然送交曲阜衍圣公府保存,甚至进献于朝廷。从人员组成、纂修机制与书成进呈程序上看,《孔宅志》乃属于官修之书。
    从上述序文中“家长史奉遗珍而设冢,衣冠俨在,如披麟绂。谱牒昭垂,爰纪象环之 癿 ”,更兼卷三载有的孔毓圻《孔宅衣冠墓碑记》,则作为衍圣公孔毓圻,完全承认和坐实了关于孔宅葬有孔子“衣冠环璧”等传说。而“爰征博文之彦,修成传信之书,仰颂皇仁,敷祖泽”则是明确以《孔宅志》的主修者自任,使这部特殊的官修志书具备了完整的权威性。总之,《孔宅志》一书高举康熙帝题词与谕旨的旗帜,承载着当地官僚、绅士、儒生共同的尊孔崇圣意旨,又有孔子正宗后裔承担其“修成传信之书”的责任和保障,成为具有特殊内容和特殊地位的史籍,按常理而言,在清代似乎应当得到官方持久不衰的传播与维护。但情况并非如此,乾隆后期则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孔宅志》在乾隆朝的遭遇

    从上引《四库全书总目》及《清朝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叙述可以看出,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期,官方已经否定关于孔宅的种种传说,与康熙时期对孔宅的定位发生了冲突。乾隆时期,清朝的国力达于鼎盛,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加强皇权、统一疆域的重大举措,而且从乾隆中期起,官方渐次开始对历代积累的文化、学术予以总结和审视。乾隆帝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与学术造诣,也不乏整顿思想文化的魄力和自信,《四库全书》的编纂即在这种背景下展开,成为全面审视、总结文化和学术的枢纽工程。
    是时考据学风日炽,重证据、尊事实的学术理念深入人心,毕竟关于孔宅的种种传说缺乏真凭实据,四库馆臣对其怀疑、否定是有道理的,也能够得到乾隆帝的理解,但贯彻考据求实的学术精神,与如何维护清廷尊孔形象、维护康熙帝形象,形成明显的矛盾。对此,乾隆朝君臣表现出的基本态度是:
    第一,早已成书的《清圣祖实录》、《清圣祖圣训》、《江南通志》等等既然记载了康熙帝为孔宅题写匾、联,则无法掩饰,故在《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的事关礼制部分,《大清一统志》的相关地区仍然记载,但文字或酌情删减,勉强做到了不没其实。
    第二,不能让康熙帝表章孔宅的详情,以及导致孔宅建设的隆盛状况广为传播,因此孔毓圻任总裁并撰序、孙 蚆 主笔的《孔宅志》,就成为封杀的对象。封杀这部《孔宅志》,可以使这一时期的历史真情逐渐模糊与淡化,成为清廷不得已的选择。
    第三,出于种种顾忌,不能坦言康熙帝失误或被骗,故最好在评介《孔宅志》一书的图书提要中发表对孔宅传闻的批驳,但又不能针对孙 蚆 撰写之书,因为那就无法回避开卷即见康熙帝题词的问题。因此,需要选取另一《孔宅志》列于“四库提要”的存目。
    于是,无论《四库全书》还是《四库全书总目》,都隐没了孙 蚆 编纂的、载有康熙帝题词与谕旨的《孔宅志》,而将此前的另一种《孔宅志》作为存目来借题发挥。
    查清代,孙 蚆 所纂之前,仅有青浦县乡绅诸嗣郢曾经编成《孔宅志》一书,叶方霭撰序称“(孔宅)志日方于陆伯生,续于陈无绩,成于乾一”[6](卷一,叶方霭:孔宅续志序),陆伯生即明人陆应阳,陈无绩即明人陈功,乾一即诸嗣郢。《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所说的《孔宅志》是依照陆、陈两明人旧本编辑,应当就是诸嗣郢此书,而且清初也再无其他《孔宅志》。但四库馆臣将《孔宅志》的作者说成是诸绍禹,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
    诸嗣郢,字乾一,青浦县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在康熙初的江南奏销案中被斥黜功名,遂隐居不复出,筑屋于青浦县九峰山间,自号九峰主人,撰《九峰志》,为当地极有名气的绅士。又应知县魏球聘请,编纂《青浦县志》,书成于康熙八年(1669),遭他人修改窜乱,虽诸氏声明此书已非本人所撰,但刊本依然题以其名[7](卷十九,诸嗣郢传)。他曾与其他乡绅共同出资、出力修缮和经营孔宅,还撰有《孔宅志》。叶方霭为《孔宅志》撰写的序言落款为“康熙二十年岁次辛酉仲春上丁之吉”,是其书成于康熙二十年初。
    诸绍禹其人,生平事迹不详,为孙 蚆 等向康熙帝上《请表章疏》的33人之一,字士询,名列第七位。因此,他是孙 蚆 一辈的书生,二十多年前诸嗣郢编辑《孔宅志》是私撰,根本不会署上当时只是少年的诸绍禹之名。而且孙 蚆 编纂的《孔宅志》,也没有诸绍禹参加,查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康熙《孔宅志》卷首纂修者衔名,总裁官列衍圣公孔毓圻等八人,提调官列松江府知府朱廷植等六人,纂修绅士列候补典籍孙 蚆 等八人,同修绅士列王时济等八人,稽考绅士列孙农祥等八人,参订绅士列孙淑洙等六人,编辑绅士列孙汉徵等12人,校阅绅士列雷维馨等16人。各个层次皆无诸绍禹之名,是其未参与纂修无疑,这或恐是由于他身体欠佳因而早逝。康熙《孔宅志》卷末载有孙 蚆 、杨陆荣等人的一项呈文,开列有功于孔子衣冠祠墓的已故绅士名单20多人,要求在孔宅报功祠附祀。诸绍禹名列死者的第三位,前二人是胡忠定、孙铭,在《请表章疏》的33人中,胡忠定、孙铭均列于诸绍禹之后,而在已故绅士名单上却列于其前,可见是按逝世先后排列,虽确切时间无考,但足以说明诸绍禹逝世较早。胡忠定、孙铭、诸绍禹三人,都未能参加《孔宅志》的纂修。
    既然无论诸嗣郢还是孙 蚆 纂修的《孔宅志》都没有诸绍禹参与,四库馆臣撰写书目提要怎么会写出“《孔宅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诸绍禹撰”[4](卷七十七)的讹言呢?是面对难题进退维谷而造成错乱?还是故意淆乱事实?这已经成为历史的谜团。
    孙 蚆 纂修的带有康熙帝题词的《孔宅志》为官修,书成后由官府郑重收存,而且无论是内容之丰、影响之大还是规格之高,都远远超过诸嗣郢的《孔宅志》,《四库全书》馆不可能得不到此书。然而既不收载,也不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对其只字不提,采取一种暗中封杀的策略。乾隆朝官方从历史考据学的学术理念出发,不再认可关于孔宅衣冠祠墓的种种传说,但又不能公开宣布康熙帝题写匾、联为失误,不能造成朝廷不热心尊孔崇圣的形象,故只有封杀孙 蚆 所纂《孔宅志》,以缩减康熙后期孔宅炒作的影响。孙纂《孔宅志》不仅摹刻康熙帝的题词手迹,详载谕旨,详尽记述康熙帝题写匾联至五月十六日正式悬挂匾、联之间多项传旨、谢恩、皇上召见、恭送圣驾、进献诗赋、皇帝表彰以及隆重的典礼,还刊载衍圣公和地方大员的序文,收录大量乡绅对官府、对衍圣公府的呈文,衍圣公府与地方官府间的公文和对孔宅绅士的札付,乡绅向朝廷汇报孔宅祥瑞的呈文,甚至还有御书楼、纪恩碑建成后绘图、临摹奏上,因而“天颜大喜,命收贮内府”[4](卷首,王原:孔宅御书楼纪恩亭记并颂)的记录。
    所有这些,清晰、生动地显示了从朝廷、官府、衍圣公府至地方乡绅共同卷入经营孔宅的场面,并非皇帝单纯地赐写匾、联而已。这些详情细节,是《四库全书》纂修时期乾隆朝廷所深为厌恶的,可以推断:乾隆朝廷不动声色地全部收缴了这种《孔宅志》,以使之绝迹。这种手段早为乾隆帝的惯技,他即位之初,就谕令:“可密寄信与各省督抚,凡丛林寺庙中、除敕赐御书扁额对联碑文外,若有世祖、圣祖、皇考批谕字迹,及伊等抄录稿本与僧人所刻语录,如《北游集》、《侍香纪略》、《帝王明道录》等书,干涉时事,捏造言词,夸耀恩遇,有一字关系世祖、圣祖、皇考者,无论刻本写本,悉行查出,密封送部,请旨销毁,不得私藏片纸。此事奉行,不在各处寺庙贴写告示以图了事已也,必差员密访,细细搜察,又不可借端生事。若有疏忽遗漏等弊,将来发觉,朕必于乾隆元年、二年之该省督抚是问,不稍宽贷。”[8](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紧接着,又收缴雍正帝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乾隆二十六年,又严令收缴他自已的《乐善堂全集》早年刻本[8](卷六二八,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壬子)。至于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公开与秘密的收缴、查禁活动更是经常进行。因此,暗中收缴康熙《孔宅志》,符合乾隆朝的一贯做法,不过,这一收缴对象单一、具体,容易施行,又不便公开化,无须明发谕旨。



    乾隆时由江苏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监修和督修,松江府、青浦县官员主修,著名学者、官员王昶执笔的《青浦县志》,始撰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成书于五十一年,恰是清廷《四库全书总目》修成数年之后,其卷三十七《艺文下》登录有诸嗣郢的《孔宅志》,但却没有孙 蚆 纂修的康熙《孔宅志》。说明该书已经被缴毁净尽,否则,这部官修《孔宅志》在当地省、府、县衙门及孔宅之内庄重保存,岂能无缘无故地早于诸嗣郢《孔宅志》而佚失!现今日本之幸存孤本,亦必在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流传到国外。

    四、清乾隆朝之后的孔宅

    如上文所述,清乾隆朝后期暗中封杀康熙朝官修《孔宅志》,但没有禁止孔宅的庙墓祭祀、书院教学等民间活动,只是予以淡化和冷遇,这是一种“模糊化”的处理方式。乡绅与一些官员仍然可以筹资经营孔宅的修缮及各种举措。孔宅由于乾隆朝后期的冷遇,渐渐衰敝。至道光年间,统治者似乎忘记了乾隆时朝廷对孔宅传说的怀疑否定,又加以扶持。道光三年(1823),江苏巡抚奏请修茸孔宅建筑物,得到准许[9](卷五十,道光三年三月乙亥)。这大约是乾隆朝之后清廷唯一一次对孔宅的关注,实际仍是地方官支持下筹资修缮。光绪《青浦县志》卷二十七《艺文•书目》载:“《孔宅志》十卷,诸嗣郢著,王原修,章宝莲重修”,则道光二十年前后还由章宝莲主笔,据诸嗣郢之书续修了《孔宅志》,共为十卷[SUP]道光时续修《孔宅志》事,唯于光绪《青浦县志》卷十一《名迹上》、卷二十七《艺文•书目》有所记录,其书笔者尚未寻见,志此待考。[/SUP]。这次纂修仅仅依据诸嗣郢所修志书,再次表明孙 蚆 主笔的康熙官修《孔宅志》早已踪迹全无。咸丰时期,孔宅处于太平天国战争区域,又遭破坏,同治、光绪年间再次修复。清朝灭亡后,孔宅被视为古迹而保存,1959年,孔宅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毁坏。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发展与上海城市建设中,仅存遗物大部被迁移他处。1986年11月,撤消了孔宅的文物保护单位名义[10](第29篇,古迹)。
    纵观孔宅、《孔宅志》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可以领略清代朝廷政治利益、学界学术理念、社会文化传统惯力之间的错综关系。孔子衣冠墓的传说长久流行,说法渐渐趋于一致,落定于青浦县特定地区,当地官绅出于中国古代固有的乡土观念,张扬光大,逐渐建设一系列对应设施,借圣人声气,显地方风华。这种做法,与朝廷的政治利益并无冲突。康熙帝未经深入考辨即向孔宅颁发亲笔匾额、对联,博得崇圣尊儒、亲民右文的盛誉,对加强清廷的政治统治有益。因此,经营建设孔宅,这是从皇帝、各级地方官直至当地绅士、学人共同的意愿。唯独乾隆朝后期,考据学者的学术理念形成执着的实事求是精神,《四库全书》的纂修使考据学风占据了主导地位,学者用学术眼光审视和总结一切文化遗产,与统治者以政治利益眼光的审视是并行的,故此期间从政治角度禁毁了大量书籍,也从学术角度贬黜了大量书籍。
    孙 蚆 主笔的康熙朝官修《孔宅志》,其遭遇却颇为特殊,既不属于政治上的禁毁,也不属于学术上的贬黜。本来,四库馆臣等所怀疑、否定的是关于孔子衣冠墓的传说,这个怀疑否定从学术角度看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孔子衣冠墓的传说,在宋代《云间志》、元代《嘉禾志》、《昆山郡志》等方志中记述情节均有较大差别,方志作者也大都表示了存疑的态度。而其他文献中传说歧异更大,故宋代文人许尚《华亭百咏•孔宅》(此书载《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诗即云:“庙貌逾千祀,泥封古碣昏,传云素王宅,真赝与谁论?”但是,如果清廷明确取缔孔宅的“圣迹”地位,不仅等于昭示康熙帝的轻率和失误,也会有损清廷崇圣尊儒的形象,还与乾隆朝初期的做法抵牾,政治代价是很大的。据《青浦县志》,乾隆十一年,清廷令孔子后裔孔毓行迁居于青浦县孔宅,奉祀至圣衣冠祠墓[11](卷十七,《古迹》),弥补孔宅当地没有孔子后裔的缺憾。此事不载于清朝官书,但可信度甚大,因为这支孔子宗裔很快繁衍成一大户特殊居民,于是到咸丰二年(1852),专在孔宅崇圣书院之前另建“庭闻书院”,作为孔氏家塾[7](卷十一,圣迹)。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改革学制,官方与孔家协商,改庭闻书院为庭闻小学堂,兼收他姓学童入学[12](卷十一,名迹)。孔宅当地孔氏家族,应即来源于乾隆十一年的迁徙。
    乾隆后期考据学者的见解是坚定有力的,但地方官绅在乡邦观念和维护传统文化惯力上更加坚韧,他们不接受考据学的学术理念,对孔宅的经营不断捐助。而清朝官方在孔宅问题的炒作中也已经走得很远,陷入颇深,积重难返,况且维持孔宅的“圣迹”也不伤害其政治利益,不必为了学术的严肃性付出过多的政治代价。于是,对孔宅“圣迹”的学术置疑,没有带来理性精神的光大,却仅导致一部颇具史料价值之书遭受暗地封杀,可见清朝的政治与学术在诸多社会因素制约下,产生了何等扭曲的运行方式。


    参 考 文 献
    [1] 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2] 乾隆江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乾隆大清一统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6] 孔毓圻总裁,孙 蚆 主纂. 康熙孔宅志[M].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
    [7] 光绪青浦县志[M].光绪五年尊经阁刊本.
    [8] 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清宣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委会. 青浦县志[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1] 乾隆青浦县志[M].乾隆五十三年尊经阁刊本.
    [12] 民国青浦县续志[M]. 1934年刻本.
    官庄户-曲阜孔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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