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宗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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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孔,不是历史的倒退!
    孔夫子的学说,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它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中国的历史经过春秋战国的风风雨雨,经过了短暂的秦朝和四年的楚汉战争,在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时候,统治阶级选择了孔子的学说作为 安邦治国的思想,这说明孔子的思想一定有着安稳人心,促进政治清明的作用。孔子的学说的核心应该是“仁”,而不是“愚民”政策,不要因为孔子说了“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就一定认为孔子是愚民的。“仁者爱人、仁者容人”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所在。

    孔子说过许多话,留下了一部《论语》。封建的帝王也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话虽说有点过头,但这能够充分说明孔子之学说对安邦定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今天的中国,我们尊敬孔子,并不一定就会回到那种“愚民”的状态,毕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中国,应该拥有更加宽容、更加理性的姿态去对待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孔子的学说被重新挖掘,重新整理,对于和谐中国的建设是有着推动作用的,尤其是统治阶级更需要认真地对待这个伟大的人物和其伟大的学说。

    美国人曾经编了个影响世界的一百人,中国有两个,一个是老毛,一个孔老二,可以看出,几千年中国就出了这两个伟大的人物,虽说有的说,老毛是反对孔子的,但事实上也是如此。老毛的斗争学说在本质上与孔子的仁爱学说是相通的。斗争是实施仁爱的一种手段而已,正如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国家在混乱的时候,是有可能不按照孔子的学说去做,但政治清明的社会,我们还是要认真地对待孔子的学说。

    我们说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是毫不夸张的。他学说所包括的东西足以让一个人终身受益无穷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种对待历史人物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管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曾经出现过“批孔”,还是中华民族遭受外国列强的侵害的紧急关头,我们一群有志青年高呼“打倒孔家店”,但都不可能会影响孔子的伟大。记得当初学哲学时,一位教哲学老师,现在哲学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那里,都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答案,我借用一下,我们现在的问题也可以从孔子的学说中找到一些正确解决的方法的。

    一个青年人如果认真地拜读过孔子的学说,我相信会有更大的收获。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大教育家,他的学说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学说的光芒是不可以被抹杀的,如果真的没有了孔子,真的把孔子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这个社会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动荡。孔子的学说能够起到安邦定国之效,为什么不能正确地去认识呢?

    对待历史人物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否定,一种是肯定。这两种看法都会把我们带向极端。对于历史人物的态度应该是还原到那个时代去认识,或许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孔子。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我坚信他的学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尊敬孔子,不会对现在的社会进程产生多么大的阻碍,相反,当人们能够汲取了孔子学说的精华,是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每一项工作的。

    愿孔子的学说在新的时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吧
    西林户克佐-希润-言义-公漠-彦信-承浒-宏玥-闻枝-貞昕-尚祖-衍怀-兴泗-毓文-传永-继懿-广甲-昭锡-宪卿-庆希-繁景-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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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曲阜碑刻看历史历代对孔子的尊崇
      孔子故里——曲阜,历史悠久,碑刻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有不少碑刻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紧密相联。  
        一、封谥孔子
        
        历代统治者对孔子都竞相进行封谥,以示尊崇。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为历代对孔子封谥之始。此后,北魏孝文帝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北周宣帝封孔子为“邹国公”,隋文帝改封孔子为“宣父”,唐高宗追谥孔子为“太师”,唐中宗和武则天都尊孔子为“隆道公”,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尊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封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清圣祖康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并以“万世师表”题孔庙大成殿额。
        孔庙中有不少封谥孔子的“御碑”,如唐高宗立《大唐赠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西起第3亭内),宋真宗立《敕修文宣王庙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西屋南起第12石),金章宗立《大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东起第3亭内),元武宗立《加封制诏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起第4亭内),以及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的加封碑,明确标识出了历代封建帝王将孔子尊为“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及“万世师表”的历程。
        
        二、祭拜孔子
        
        随着孔子思想与封建王朝统治彼此依赖、相辅而行的不断深入发展,封建帝王在尊崇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程度上越来越高。“古帝王之口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然。”(《延祐七年祭曲阜孔庙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西南部东起第2石)此后的帝王,躬身或者派遣重臣到曲阜祭拜孔子,祭孔已经成为帝王政治活动中一大制度化的惯例。而不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即“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后汉书·光武帝纪》)。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汉书·明帝纪》)。章帝元和二年(85年),“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儒林列传》)。章帝祭孔之际,与孑L僖更有一番颇耐人寻味的对话。帝日:“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日:“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日:“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中的“先师”、“圣者”特指孔子,而所谓的“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实是将“尊孔”作为“明王圣主”内化的一种角色期望。最初东汉皇帝每年秋季祭孔,汉灵帝时增为春秋两祭,而且仪式越来越隆重,祭孔后来便成了历代的国家大典。位于孔林孔子墓西侧北面驻跸亭内的《宋真宗驻跸亭碑》,镌刻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到曲阜孔庙朝圣,朝圣毕,又去孔林祭拜,在孔子墓之西侧憩息良久方回,这就显示出了宋真宗对孔圣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乾隆皇帝一生曾经八次到曲阜拜谒孔子,其中一次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躬诣阙里孔子庙庭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东起第1亭内)就记载了当时的祭拜活动:“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啐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夫闻圣人之风。”
        至于皇帝派遣大臣去祭拜孔子的例子,在曲阜碑刻中比比皆是。朱元璋建明伊始,即派人祭拜孔子,《弘治十七年御制重建孔子庙碑》(位于孔庙奎文阁前西御碑楼前)称:“我圣祖高皇帝,以至神大圣,迅扫胡元……武功方戢,即遣人诣阙里祀孔子。”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后,派吏部尚书石瑶到曲阜致祭孔子,《吏部尚书石瑶致祭碑》(位于孔庙奎文阁前东碑亭内北首东石)称:“维嘉靖元年岁次壬午三月戊申朔,越二十日丁卯,皇帝遣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瑶致祭于大成至圣文宣王。”
        不仅皇帝重视祭孔活动,即使普通的官吏、士人,也都以到曲阜祭拜孔子为荣幸,“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往往不惮其劳,必伏谒庙下,徘徊历览”(《至元元年王元庆等谒庙题名碣》,位于孔庙西斋宿北墙东起第9石),以此表达慕圣之情。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也曾到曲阜拜谒孔子,位于孔庙西斋宿南墙东起第13石的《郭守敬谒孔碣》记载:“至元十二年口口朔中月口夫都水监郭守敬口口口官边源口口事同进义校尉兖州口口李元口口阙里恭谒林口口退”。这样的事例在曲阜碑刻中俯拾皆是,在此不再赘述。
        
        三、封谥孔子嫡裔并赏赐特权
        
        历代统治者不仅对孔子加以封谥,而且对其后代子孙恩宠有加,也给予封谥,这在碑刻中有详实的记载。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衍圣公给俸牒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东北部北墙下层西起第6石)记述了孔子后裔封谥的历程:汉宣帝始封孔子十三代孙霸为关内侯,号褒成君,实食八百户;光武帝改封十七代孙奋为褒成君,食邑两千户;晋武帝改封二十二代孙震为奉圣侯,食邑两千户;唐封崇圣侯、褒圣侯;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并有食邑;元世祖忽必烈“授五十三代孙密州知州孔治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历明至清,一例袭封。除了封谥外,封建帝王屡屡颁给孔子嫡裔特权,赏赐祀田、钱物,免差徭,封孔子嫡系长支加官进爵。这样做的结果,便在曲阜培植出了一个历代不倒的贵族地主。曲阜孔氏优免国家差徭由来已久,《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北屋西起第13石)记载了汉桓帝下诏准免孔子夫人亓官氏后裔差徭之事:“颜氏圣舅,家居鲁亲里,亓官圣妃,在安乐里。圣族之亲,礼所宜异。复颜氏亓官氏邑中繇发,以尊孔心念圣”。在金、元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对孔氏的恩宠有加无减。立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的《褒崇祖庙记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南部南排东起第4石)记载: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以太常卿寓居于汴,后迁于博,再迁于郓,“其衣食所需,舍馆之安,皆行台严相资给之”。不仅如此,他的亲族三百多人,“皆坐享温饱,咸其所赐也”。至于“岁时之祭祀,宾客之往来,闾里之庆吊,穷乏之赡济”,也莫不依据朝廷而取足。不但免去孔氏家族赋税,连看护林庙户的赋徭也可免去。立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的《孔颜孟三氏免粮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南部中排西起第6石)记载:“蠲免本部口详孔颜孟氏子孙,合该地税三十三硕肆斗贰升。”到了明清时期,孔氏御赐特权更多,位于孔府二门里东首的《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朱元璋称帝后,孔克坚马上专程去南京朝见朱元璋,对其备极恭顺。朱元璋赐给孔府土地2000顷,并钦拨林庙洒扫户、女户、乐户等115户。入清以后,清廷更加优待孔氏。立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重立免差徭碑》(位于孔庙毓萃门内北首)明确地标示出孔府贵族地主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规定:“凡先圣先贤四氏后裔,以及庙佃两户,嗣后遵照旧例,遇有差徭,一体蠲免。”
        立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曲阜考院碑》(位于曲阜师范学校西院)对科举考试有所规定,附近的邹、滕、峄等11个县每县各占一个名额,而曲阜一县却占3个名额。县内除设立一般学校外,还专为孔、颜、曾、盂四氏子弟设置“四氏学”。
        总之,自汉武帝表彰六艺、独尊儒术而奠定了“尊儒贵学”的政治文化传统之后,随着现实政治的日趋儒教化,帝王们不仅倾心服膺孔圣经义,而且逐步走上了孔子崇拜(尊儒、崇圣、祭孔)的制度化与常规化道路,于是封谥(孔子及其子孙后嗣)、修庙乃至作为国家大典的祭孔活动愈演愈烈。历朝历代的帝王们不断上演着一幕幕孔子偶像崇拜的历史剧,也使孔子的神位和儒家的教义不断从帝王家逐渐扩展到民间而广泛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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