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IGN=center][B]孔氏南宗之作为及其影响[/B][/ALIGN][/P][P]　　　　　　　　　　　　　　　　　　　                       崔铭先[/P][P] [/P][P]  孔氏南宗，是相对于曲阜之孔氏北宗而言的。孔子辞世二千五百多年以来，其子孙是遍布天下的。不但国内各省有其子孙，即使是海外，也不乏其子孙的踪迹。他们在繁衍生息的同时，创造着财富，弘扬着儒学，推动着历史的前进。然而，称之为孔氏之宗的，却只有山东曲阜的孔氏北宗和浙江衢州的孔氏南宗。孔氏南北两宗都是孔子的嫡裔，所不同的是，作为孔子嫡长孙一脉的孔氏南宗却因第五十三代嫡长孙衍圣公孔洙的让爵，而逊于北宗、并受制于北宗；实为支系嫡裔的北宗，却因接受南宗所让之爵、又惟恐南宗索回该爵位而极力箝压着南宗。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出悲剧。制造这出悲剧的是历史，是嫡长孙“不为异族谋”的苦衷和谦让，随后又是由支派而居长位的北宗的排异和跋扈。[/P][P]本文说三个问题：一、孔氏南宗简述；二、孔氏南宗的作为；三、孔氏南宗的影响。[/P][P] [/P][P]  一、[B]孔氏南宗简述[/B][/P][P]  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陷汴京。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一日，金人分两批撤兵，掳徽钦二帝及皇后、嫔妃、诸王、公主、宗室和大臣等三千余人，以及搜刮到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乐器北去，北宋灭亡。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应天府（河南商丘）登皇帝位，重建宋政权，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寓以火克金之意。[/P][P]  建炎二年（1128）冬至，宋高宗在扬州举行郊祀，诏孔子第４８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陪祀。孔端友及其叔父、族长孔传在扬州陪祀之后，回到曲阜。当时，金兵大举南下。经孔氏族人商议，决定由孔端友和孔传率本族精英前往扬州跟随宋高宗。随之，孔端友等扈跸南渡。[/P][P]  建炎三年（1129）二月下旬，孔端友及孔氏族人被宋高宗赐家于衢州。当时的衢州知府胡唐老受高宗之命将孔端友带来的传世珍宝孔子夫妇楷木像供奉在州学，以供祭祀，安排孔端友等人居住在衢城鲁儒坊。绍兴六年（1136），高宗诏“权以州学为庙”，祭祀孔子。并赐田亩、免征税。[/P][P]宝祐元年（1253），衢州知州孙子秀奏请在菱湖鼎建孔氏家庙，官府拨款36万缗。庙成，其制略同于曲阜。[/P][P]  南宋灭亡元朝建立。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忽必烈召见弃职在家的第五十三代嫡长孙、衍圣公孔洙赴都觐见，令其载爵归鲁，以主曲阜祭祀。孔洙以家庙、祖坟在衢而让爵于曲阜族弟。从此，孔氏南宗就失去了衍圣公的封号。其后，菱湖庙毁。孔洙以一族之力在城南隅另建家庙。[/P][P]从四十八代孔端友到五十三代孔洙，衍圣公在衢州共传了六代。失爵后，嫡长孙担任各处官吏者五代，即是从五十四代至五十八代。[/P][P]　　明弘治十一年（1505），当时的衢州知州、苏州人沈杰见孔氏大宗已“猥同庶民”，即奏请皇帝封爵于衍圣公孔端友之嫡长孙，以主持衢州孔氏家庙的祭祀。次年（1506），孔子第五十九代嫡长孙孔彦绳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孔彦绳辞世后，其子、五经博士孔承美在正德十五年（1520）移城南孔氏家庙到现在的庙址。[/P][P]　　五经博士共传了十五代，也就是从五十九代至七十三代。到七十三代嫡长孙孔庆仪时，大清灭，民国立，改五经博士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奉祀官之爵位传了两代，也就是七十四代孔繁豪和七十五代孔祥楷。[/P][P]　　从四十八代孔端友到七十五代孔祥楷，孔子的嫡长孙一脉在衢州生息繁衍了二十八代、近九百年。其间，孔氏南宗之族人又由衢州迁往各地。可以说，江、浙、皖、闽、赣、湘、鄂、黔、桂、川、滇，乃至江北，皆有孔氏南宗族人活动的踪迹、居住的街巷和村落。[/P][P] [/P][P]　　[B]二、孔氏南宗的作为[/B][/P][P]　　孔氏南宗向以是孔夫子之嫡裔为荣，以实践孔夫子的思想为己任。孔子的嫡长孙一脉，作为历代中央政权委之以管理孔氏家族及颜、曾、孟等各姓家族重任的掌舵者，尤其重视自己的言行，力求做实践圣祖思想的表率。孔氏南宗虽自元朝就让出了衍圣公的爵位，但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嫡长孙身份，即使是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依然是弘道传经育化民众，依然是亲力亲为，坚持实践“忠、仁、孝、义、礼、信”等儒家主张，依然是以民为本、以儒为根。近九百年的历史中，随时随处可见到他们所起的表率作用。[/P][P]　　[B]１、忠君爱国[/B][B][/B][/P][P]　　在封建社会，君即是国。皇帝，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众。孔氏南宗族人的忠君爱国是一以贯之的。[/P][P]　　孔端友在南宋危难之时扈跸南渡，宋高宗赵构以其扈跸之功赐家于衢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应该说是宋高宗一心求和、无心抗金收复失地而导致了宋室的南迁。但是，当北宋灭亡，宋高宗“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却又不能不说是天下民众的期盼。也正是因为有了高宗的登基为君，才给大宋子民注入了强心剂。宋高宗这个皇帝，自然是南宋的国家象征。孔端友作为孔氏南宗的始祖扈跸南渡，原本无可厚非，是忠君爱国的必然。然而，历史上却有人（当然是害怕孔氏南宗复爵之人）非议此事。明代要员程敏政在其《篁墩文集》中十分公正地写道：“南宗出于当时嗣爵之人，而北宗则其疏且远者。或乃以去宗国为南宗之罪，以守林庙为北宗之贤，则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于北宗者，实皆逃难四出流落民间，非真有仗义守礼之心效死而不去者也。”程敏政认为，孔氏南宗之“去宗国”，实为拥戴南宋政权，扈跸南渡正是他们的忠君爱国。只是那些“非真有仗义守礼之心效死而不去者”无法理解和更不会去仿效罢了。[/P][P]　　也就在高宗登基之时，孔端友的堂弟、孔传的儿子孔端隐，见“徽钦二帝陷于金营，当路者莫不逃窜。端隐独喟然曰：‘读圣贤书所做何事？国家惨变，闻者寒心。凡稍知大义者，咸思仗剑以从王事。礼义由贤者出，况吾孔氏子孙乎！’乃与宗族中义气激昂者数十人俱至大元帅宗泽幕府请自效。复召募豪杰扈从高宗南渡。”（《孔子世家谱》）可见，孔氏南宗族人亦非只是献策于纸上，而是为国家亦能仗剑从戎。[/P][P]　　孔洙的儿子孔楷是福建建宁府崇安县尹。他与历代先祖一样，自是继承了忠君爱国的传统。他的一生，不但没有对其父的让爵于北、失去衍圣公的崇高地位而心怀不满，反而是更加忠实地实践孔子忠心为国、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一统”要求，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元朝至正年间，时任福建参知政事的官员是因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发迹的福建福清县人陈友定。元朝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今福建南平），以陈友定为平章。陈友定虽受元朝之封，是元朝之官，但实际上是割据南平，独占一方。后又占据兴化、泉州等八郡。此人专横跋扈，为政以其一人专制，把延平搞得朝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作威作福，其部属违命，动辄斩之。崇安尹孔楷为维护中央政权的权威，不满陈友定的暴虐，对其甚有抵触。陈友定不顾孔楷是孔子的第五十四代嫡长孙这一事实，却蛮横地将其杀掉。而孔楷至死无悔，因为他是在维护中央政权，是在为民请命，是在抗议陈友定的暴政。他的作为，正是为了实践其圣祖孔子的“为政以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道不同，不相为谋”。[/P][P]　　忠君爱国的例子，在孔氏南宗的历史上是俯拾皆是的。不但嫡长孙一脉如此，就是随孔端友南渡的各嫡裔支系亦是如此。如明朝崇祯年间，迁往江苏句容的孔端隐后人孔贞运任国子祭酒时，曾为崇祯帝讲经，因“讲义详明、辞义恳切”，使崇祯帝手拿貂冠审听久之，并赠其祖父文武一品之朝服。孔贞运在谢恩表上就十分恳切地向崇祯皇帝提出了治国的六条意见：“重德行、以示劝惩”，“清饩廪、以仿冒滥”，“复射圃、以罗英彦”，“清资送、以遏躁进”，“重师儒、以示表励”，“体仕情、以昭渥泽”。他向皇帝指出：“以上六条，皆监臣职掌最为紧要”，要求崇祯帝“采择施行，允为法守，则旧典与新谟并，饬人文齐国运俱昌矣。”可以说，孔贞运所言，正是忠心为君、忠心为国的良策。这正是实践孔子所指出的“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而提出的为国为民的全面的施政纲领。[/P][P]　　忠君爱国的基础是爱民，是以民为本。孔氏南宗之族人深知爱民的重要。他们自己也受过流离之苦，所以就比其他官宦更加地关心民众疾苦，体恤民众生息，充分地体现了孔夫子“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的思想。[/P][P]　　据志书记载：明代的孔彦明（孔传的后代），“明允仁慈，乐善好施”。他出资修建了句容县太平桥，并且，“郡城遇荒年，出粟千斛赈饥岁，施布三百”。还为“死而无殡者给以棺殡，无葬所者施以地”。孔毓礼“攻举子业、补博士弟子员。其少，以父母疾习医，淡于应举，乃专为之。其道大精，全活甚众。其治病也，尝凝思竟日始立一方。”孔子五十三代孙孔涛为官，查点浙东诸仓库，“余姚因前弊，粮不宿仓。官吏惶恐，莫知所为。君知而不发，使自为之。所粮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逭。乃皆感服。”他在任吴江判官时，“岁饥，民多事剽掠。君设计捕致数十人，谓此皆迫于冻馁而然，不可以强盗论处。杖而遣之。”类似的事例在孔氏南宗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可见他们是遵循孔夫子的教导，在忠君爱国的同时，更加珍视作为国之本的民众。[/P][P]　　[B]２、担任学官[/B][B][/B][/P][P]　　自南宋以来，学官之职大约有儒学提举、教授、教谕、学正等，而各书院的负责人一直称之为山长。孔氏南宗族人承其圣祖孔子的衣钵，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担任各地学官者甚众。在任职期间，他们恪尽职守，以训育教师、学生为己任，作出了十分突出的成绩。[/P][P]　　仅仅在孔洙让爵之后的元代，孔氏南宗先后出任学官的就有：孔洙为国子祭酒、提举浙东学校，孔纯为西安县教谕，孔万宪为湖广儒学提举，孔津为常州路教授，孔灏为宁国路教授，孔滨为建德路学正，孔瀛先任昌国州学正、继任岳州路教授、再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孔潍为婺源州学正，孔涛为宁国路学录，孔洧为徽州路学正，孔润为湖广儒学提举，孔思俊为湘潭州教授，孔思溥为南康路教授，孔思枢为恩州教授，孔思构为安陆府教授等等。另有不少人还专任或兼任书院山长。如孔演为柯山书院山长，孔湘为慈湖书院山长，孔洧为茅山书院山长，孔思俊为鄮山书院山长，孔思溥为宗晦书院山长，孔桂为学道书院山长，孔棣为紫阳书院山长等等。这里我们例举的还只是孔氏南宗让爵后的不显时期。在南宋及明清时期，孔氏南宗族人担任学官、山长的就更多了。[/P][P]　　孔氏南宗族人自知本族乃“能传夫子之道以教人者”，儒学提举、教授、教谕、山长等“诚世职也……是天专以教事属孔氏”（陈旅《安雅堂集》）。因此，担任学官、山长不但尽心尽责，而且多有建树。[/P][P]　　李以申《孔右司端木传》云：孔端朝（原名端木），“建炎初，移礼部贡院于诸路，命漕臣领其事。奸弊百出，公请复祖宗旧制。从之。擢右司郎知袁州。累奉祠，起知临江军。一新校舍，拨黄冠私田益学粮。既去，诸生祠之。”嘉庆《衢州府志》云：孔演乃孔子五十三代孙，“博识勇于义。大德末教授，建义学八斋；小学颐讲之堂，靡不重新焉。”《句容县志续纂》云：孔传庆初任“定远县教谕，后升淮安府教授，所至讲学明伦，振兴文教，士林颂之。”并“捐造三台阁以传阁邑文运。”沈杰《三衢家庙志》云：西安教谕孔思模，是孔子第五十四代孙。他以明经担任了西安教谕。任职期间，他“慨念先墓在鲁，亦一拜扫，得以徵谱牒、叙族属，庶几人尊祖敬宗之意。”洪武十五年（1382），经西安县官同意，他于“是年夏五月至兖州，会于郡斋，居阙里又月余……为族子与其宗人考宗图、订谱牒，且述为文词，更相规戒。足以见圣泽之传，愈久愈著。”为此，得到了曲阜族人及众文士的称赞：“杏坛古桧绿阴阴，南渡遗芳景慕深”。“北瞻泗水三千里，南渡柯山几百年；木铎犹闻清韵振，杏坛遥忆绿荫连”。“身居吴越外，心在泗洙边；先垄无新迹，遗经有旧编”。建立了孔氏南宗与孔氏北宗的联系，交流了传经弘道的做法。[/P][P]　　说到担任学官，恐怕最为显赫的是孔氏南宗派员主持杭州万松书院祭祀之事。据徐映璞《孔氏南宗考略》记载：“杭州凤山门外万松岭凤凰山夹道栽松。南宋时密迩大内。岭口有门，榜曰万松关。元时于西岭建报恩寺，旋芜落不治。明永乐中，金台王玘建万松坊于其麓。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因寺旧址改建万松书院。先是自唐以来均祀圣像于太学，明初乃祀于郡学。自书院落成，乃奉圣像于此，而徵衢州南宗圣裔五十八代孙公衢、公绩昆季来供祠祀，给山地五顷，故亦称孔家山。中有仰圣门、大成殿、明道堂、毓秀阁、飞跃轩，右有居仁寨、颜乐亭，左有由义斋、曾唯亭。自院拾级而上，有芙蓉岩、石匣亭、可汲亭；其西有如圭峰、依云亭、振衣亭、留月台；东有掬湖台，前有万松门、万松书院石坊；东西又有‘德侔天地’、‘道冠古今’两石坊。并治祭田、祭器甚备，为他书院所不及。良以圣裔南渡于浙有光，杭州为人文荟萃之区，万松揽左右湖山之胜，于以妥圣灵资观感，关系于两浙儒林者甚巨，非徒为一时研经习礼也。”孔氏南宗主持万松书院的祭祀，古人曾云“斯文未坠东方启，圣泽无疆浙水躔；寄语西安鲁苗裔，好陪长吏肃明禋。”清乾隆皇帝前后有六首诗写万松书院，他认为此处是“气助湖山钟远秀，道尊孔孟有真源。”“真源”者，自然是指孔氏南宗了。该书院后由衢州五经博士署派执事官长驻，主持祭祀，一直未断。孔子六十一代嫡长孙、五经博士孔弘章就以孔氏家庙所藏之先圣遗像摹刻于万松书院。明万历八年（1580）魏忠贤议毁天下书院，却不敢毁由孔氏南宗主持的万松书院。入清后，万松书院改名为太和书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孔子六十六世嫡长孙、五经博士孔兴燫主持太和书院，去世后就葬在万松岭侧。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帝南巡，视察了太和书院，题写了“浙水敷文”匾额，还写了不少有关书院的诗作，后太和书院就易名为敷文书院了。但是，不管它改什么名字，从明弘治十一年（1498）起，就一直是由孔氏南宗委派族人主持书院之事，至解放前夕，已经主持该书院四百五十多年了。解放前的最后一任书院执事官就是孔子第七十三世孙孔庆臣。现在，万松书院已经成了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一大亮点。[/P][P]　　[B]３、创办学校[/B][B][/B][/P][P]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开私人办学之先河的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嫡长孙、孔氏南宗族人，从南迁开始，就忠实地继承了建学兴教的优良传统。[/P][P]　　孔氏南宗最早的学校是孔氏家塾。它设于宝祐年间建成的孔氏家庙中。宝祐二年（1254）二月，赵汝腾《南渡家庙》云：“……后为堂，曰‘思鲁’，俾之合族讲学，且以志不忘阙里之旧也。”明弘治元年（1488），孔氏家塾设于城南家庙之殿前西厢，专为培养嫡裔子孙而设。正德十五年（1520），家庙移建新桥街之后，六十世嫡长孙、五经博士孔承美“乃即城南东岳废址改建孔氏家塾。”邹守益曾为之撰记：“……聚诸师诸生切磋于衢麓讲舍，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孔族之英曰说、曰彦继、曰彦才、曰彦统、曰承智、曰承周、曰弘毅俨然，征言以记其成。益惕然，避席而对曰：‘二三子，圣人之正宗也，四方于是乎？观圣门之训弟子，俱成法矣。曰入孝出弟，谨行信言、爱众、亲仁，而余力以学文。学文也者，将博古今、广见闻也。’”据邹守益介绍，此孔氏家塾，“其为门者三；为正堂者三；为东序者三，以迪成材；为西序者三，以训幼稚；东西为号者十，为照厅者六；临街为市屋者六，征租以备修葺，复置田以缮其终。”家塾除嫡长为师之外，还“敦请有行谊者以司教诲。有司躬临考阅时，又给笔札以示劝。”可见孔氏家塾之规模甚大，官府也给予了十分的重视。尽管时代变革，沧海桑田，但孔氏家塾一直延续。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孔子七十三世嫡长孙、五经博士孔庆仪慨旧学之不足，力于维新。他将家塾改建为孔氏中学堂。宣统二年（1910），又将孔氏中学堂改为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改称“孔氏完全小学校”。民国二十六年（1937），南宗奉祀官、七十四世嫡长孙孔繁豪改为“衢县私立尼山小学”，不但培养孔氏子孙，也吸收邑人学童。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该校已扩大到１２个班级，学生有６００多人。顺便提一句，末代奉祀官、孔子第七十五世嫡长孙孔祥楷就是尼山小学的毕业生。现在该校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解放后已经改为公办学校了。孔氏南宗族人在自办家塾的同时，对衢州地方上的办学也是十分热心的。除了担任学官、山长之外，还在明正统年间“慨然舍地入学”，无私地支持了西安儒学的建设。[/P][P]　　孔端友扈跸南渡，近族精英随其而来者甚众。四十九世孙孔莘夫（原名琬），以迪功郎兼南岳庙兼庙学教谕，后任江西临川丞。他的后代则于元至元间迁往新城，即在此建贤溪书院。孔子六十八世孙、五经博士加四级孔传锦为之撰写的《书院记》云：“予族江右新城之有贤溪书院也，盖自前明弘治时敕建矣。鼎革之际洊经兵火。国朝顺治间再建，后毁于闽寇。宗叔钟英公谒阙里，旋家，商诸族众，谋复建，未就而殁。或者天意，祖灵将以待后之贤者乎？宗兄建书名传昊者，钟英公犹子也。为人英光磊落倜傥，有大志。岁戊辰（1748）驭幸鲁，展礼林庙，后裔例得陪祀。建书跋涉来衢，偕予往曲阜。因言从兄砥中公车北上，道经山左，请予一并注册，俾得其邀旷典。予以建书笃友爱，遂允其请，亦得附陪礼列，同扈跸入庙行礼。……圣祖发源于东，子姓递迁而南，绳绳未艾。前明敕建贤溪书院……将与本支修复书院为教育子孙之计。予至贤溪，游览书院故址，蜿蜒磅礴，而前溪一带之水委折迂回，更深人源远流长之思。踊跃趋事鸠工而缔造之。所以兴朝廷之教化，衍先圣之统者，于建书辈有厚望也。”[/P][P]　　元代王逢《梧溪集》中记载了孔氏南宗族人创办马州书院之事：“马州书院者，孔圣五十二代孙元虔昆仲所建也。其五世祖若罕，高亢不群，长于《春秋》，当宋南渡，自阙里将之衢，留滞泰兴。见河流达南江，询之老人，曰：‘此龙开河也，西北通淮泗。’因叹曰：‘吾洙泗龙泉之支流，其在兹乎？’遂筑室河上，与其子端志，各授弟子业。从游日众。乃有菑田百亩。人助以力，官复其税。戒子孙‘治生勿求富，读书勿求荣’。邑大夫嘉之。易名龙开河，曰：‘扬教崇化也。’年六十卒，葬河之阳。端志克守父道，荐辟不起。淳祐元年（1241）冬，邑毁于北兵。元虔避地是州。咸淳间，书院落成，教授复如初。”王逢有诗赞之。诗中写道：“蝌蚪秦皆废，灵光独鲁存……德化三王并，威仪百代存……不改弦歌俗，终归礼义源；江南游学士，瞻拜敢忘言。”[/P][P]　　元代曾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在《漳州路龙江书院记》中写道：“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乃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属员。”孔子五十四代嫡孙孔思俊，是让爵于北的孔洙的次子。他十八岁时，就因“才德兼优”而被授庆元路鄮山书院山长。元至正十年（1350），又升从事郎同安县尹。到同安之后，为表彰和纪念理学大师朱熹，就以朱熹任同安主簿时居住的畏垒庵建成大同书院，又称文公书院，以祭祀朱熹。该书院于至正十四年（1354）毁于寇。明成化年间重建，改名为轮山书院。1987年，同安县政府又重修，改名为紫阳书院。“紫阳”者，寓朱熹也。该书院以孔思俊首创，至今已近七百年了，为闽南培养的人才可想而知。[/P][P]　[B]　４、授业解惑[/B][B][/B][/P][P]　　孔氏南宗族人继承孔夫子传道授业、著书立说的优良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从南宋以来，他们或面授答疑，或著书立说，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代代延续，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P][P]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孔传。作为孔氏族长、衍圣公的叔父，孔传自然是孔氏族人的表率。他坚持其先祖的经学思想，提倡修身齐家的伦理之学，并十分重视联系社会实践，“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他除当好朝廷命官之外，还倾力弘扬儒家学说，著书立说。他一生撰写了《杉溪集》、《续尹植文枢纪要》、《洙南野史》、《续白氏六帖》、《东家杂记》等多部著作。南宋韩驹为其《续白氏六帖》云：“东鲁孔侯，宣圣之裔、中丞之孙也。……仿白公（指唐诗人白居易，有《白氏六帖》传世）之意，方侯著书时，士皆夹一册，不治他技。而侯独奋不顾，自诗、颂、铭、赞，奇编密录，穷探力讨，纤芥不遗，斯亦勤矣。书成而当建炎、绍兴之际。主上复古救弊，士知博专。孔侯之书，如富家之储材，栋、椽、枅、栱，云委山积，匠者得之，应手不穷，功用岂小哉！余见侯临川，阅其书而善之。侯之言曰：‘古之学者必世其家，吾惟宣圣之后……吾甚惧焉。于是，缀辑使无坠。’”《四库全书》之《白孔六帖提要》亦云：“后六帖三十卷，宋知抚州孔传撰……六帖新书出于东鲁兵燹之后，南北隔绝，其本不传于江左。”又云：“东鲁孔传，字圣传，先圣之裔，而中丞道辅之孙也。为人博学多闻，取唐以来至于吾宋诗、颂、铭、赞，奇编奥录，穷力讨论，纤芥不遗，撮为枢要，区分汇聚，有益于世者。”此书至今仍为学界珍视。其《东家杂记》一书更是研究孔氏历史和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著作。[/P][P]　　据林尧俞《礼部志稿》载：明朝洪武二年（1369）四月，朱元璋亲点博士孔克仁教授皇帝众子经书，并令各功臣子弟一同入学受教。朱元璋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女不如金玉耶。盖师所以模范后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使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可见，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对孔克仁的器重，对教育目的和教学方法的理解。也正是由于孔克仁的尽心尽职，同僚们均称赞其为“最逸”之“文星”。郭奎《望云集·次孔都事见寄》云：“先圣诸孙君最逸，寥寥鸣凤起予思；玉鞭联辔晨趋省，银烛分题夜赋诗；王气又从钟阜出，文星长绕石城垂；遥知退食从容处，红药翻阶露满枝。”[/P][P]　　孔子第五十世孙孔元龙也是孔氏南宗一族中从事教育而卓有成绩者。他年轻时拜学者真德秀为师，曾以《洙泗言学》、《晦忠策》两书呈南宋皇帝。皇帝阅书后，制曰：“尔著书立言，诸老所推许，以其贤可官矣，况世次之所当。”真德秀为《洙泗言学》跋曰：“君以先圣之裔，而精研先圣之书，其所发明，有补学者不浅。虽《鲁论》二十篇，言仁与学，……既而绎之，实无一语之非仁，亦无一语之非学也。”他曾任饶州余干主簿，回衢州后，于景定壬戌年（1262）被知州谢奕中请为柯山精舍山长。《柯山讲义》、《论语集说》就是在任山长时为教学生而撰。另外，他还著有《鲁樵斐稿》、《奏议丛璧》等书。孔元龙精心办学，正如陈旅在《安雅堂集》中写给孔子五十五世孙孔公溥的话：“人曰孔子垂宪以教人，今教我者孔子之孙也。其所为，必异于众人矣。以孔子之孙，兴孔子之教，而无异于众人，则人将又曰，如是而谓之孔子之孙乎？”所以，孔元龙的教学必须百倍的认真。正是由于孔元龙的认真教学，故而在他去世后，自发送葬者达三百多人。他的学生还赠以“文介”之谥号。[/P][P]   　另外的孔氏南宗族人亦著作甚丰。如孔端朝有《南渡集》，孔洙有《存斋集》，孔万龄有《渔唱集》，孔津有《鲁林集》，孔贞时有《在鲁斋文集》，孔尚典有《天徵文集》，孔毓英有《孔伯子文集》、《酬知录》、《晓窗诗集》，孔鼎有《楷园集》，孔尚豫有《春秋尊义》、《易解》，孔尚大有《道之园集》，孔行可有《景丛集》，孔尚萃有《方石斋集》等等。清末民初，随着家塾教育的复兴，孔氏南宗族人著书立说之风又兴盛起来。同治、光绪年间，七十一世孙孔昭晙有《小山课子文》、《五经详注》、《史鉴详批》等著作。七十二世孙、驻杭州万松岭执事官孔宪达有《发蒙初阶》、《祖述异闻》。民国年间，七十三世孙孔庆鎔“主扬、沪各报笔政”，有《心向往斋谜语》、《梦梦录》、《游戏文章联存》等著作存世。[/P][P]　　[B]５、崇仁尚孝[/B][B][/B][/P][P]　　“仁、义、礼、知、信”，是孔子毕生的主张。一部《论语》基本上就是说这几个字。作为孔子嫡裔的孔氏南宗族人，自然是牢记其圣祖的教诲，并身体力行的。[/P][P]　　孔端友扈跸南渡，虽然还没有象孔子说的“丧家之犬”那么狼狈，但毕竟是背井离乡的悲伤之事。临走，他所携带的并非是金银财宝，而是祖上传下来的孔子夫妇楷木像、吴道子所绘的先圣遗像和用于祭祀的祭器礼器。到衢州之后，他首先做的是摹像立石于州学，并专室供奉楷木像。后来，由知州奏明皇上，在衢州建立家庙。这就是所谓的“宗子去国，以庙从焉”。元代，孔洙又以一族之力，另建孔氏家庙于城南。他们从未忘记对孔子及南渡列祖的奉祀。这些就足以说明孔氏南宗的仁孝传家。[/P][P]　　在孔氏南宗涉足的地方，还有不少被南宗支脉称之为“孔氏家庙”、“宣圣祠”等祭祀其先祖之所。如江西新城五十三都之孔氏家庙，是由孔莘夫所建；磐安孔氏家庙是孔若钧、孔端躬父子所建；常州金坛西旸镇孔氏宗祠是孔端隐之后孔元贞昆仲所建。另外，粤、桂、闽、皖、赣、江、沪、鄂、湘、川、黔、滇，凡是有孔氏南宗族人定居的地方，祭祀孔子及其先祖的庙、祠，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也足以说明，孔氏族人尽管在八百年前离开了故土，但他们对孔氏之列宗列祖的祭祀，却是一以贯之、从未间断的。这也正说明了“仁、孝”等伦理道德，在他们之中是代代恪守的。[/P][P]　　数百年来，孔氏南宗“衣冠未坠，诗礼未歇”，持“仁、孝、忠、恕、义、信、礼”之心者比比皆是。[/P][P]    徐映璞镜泉《孔氏南宗考略》中云：五十三世嫡长孙、衍圣公孔洙“宋亡不仕。至元十九年，议立孔子后。以寓衢者为大宗。召赴阙载封归鲁奉祀。洙以先世庙墓在衢，不忍舍，让爵于曲阜宗弟治，且以母老乞南还。世祖嘉之曰：‘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后也。’”由是而失大宗之爵。明正德年间，翰林学士仁和江澜曾评论道：“夫人之情，苟有益于身利于后，虽小者必取焉，而无以让于人，况爵位之大、可传于子孙而继于无穷者，肯不自取而故以让为乎哉？宗弟于吾身虽为至亲，而宗弟之后视吾之子孙则亦间然矣。夫以坟墓不可离而不去者，孝也。以公之爵而让于人者，义也。孝义既立，而子孙法之，亦安于贫贱，而略无以及于公爵之荣，亦可谓难矣。”（江澜《送孔君承美授翰林世袭荣归序》）尽管数年来不少官宦儒士纷纷议论孔洙的让爵不妥、不值，但孔洙却坦然让之，孔洙的后代也坦然受之，从未对先祖的让爵有半点微词。这不正说明孔子的嫡长孙世代遵循孔子所教导的“孝”和“义”么？[/P][P]　　五十三世孙孔瀛，年二十，即任昌国学正，历任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阶将仕郎。明代宋濂撰文说到过一件趣事：孔瀛“间乘马出道，逢宣政使驺从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让之。公曰：‘我真圣人之裔，官乃伪浮屠，岂应相避耶？’”看起来似乎是以己为孔子后裔而傲，但实则是一股不受欺凌的刚正之气。就是此公，后被委为奉议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据宋濂记载：他任此职之后，“寻以使事入蜀，议连兵殄寇。至蜀，蜀乱。公间关巴峡间。久之，复经云梦泛洞庭回鄂。鄂又乱。妻张、子思樵溺死，……唯继室高昌氏及爨下两丁妪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趋豫章。寻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乱。百具咸没。公被垢衣怅怅走，持孔氏南北谱，惟恐失之。见者咸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一弗顾。转徙来金陵，依富川祖孙克仁居。会高昌氏生子，颇自慰，曰：‘得是，亦足矣。’越三月，子死，灶妪亦亡。公旦暮泪不收。衢抵金陵路余一千耳，思还衢，未行，适衢人至。言其家庙芜不治，田若庐为戍兵所据。亦郁郁弗能解。出血阴中，药之剧。或具牲币请崇钟山神。公骂曰：‘死生命耳尔，神安能制哉？急去，毋污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瀛虽颠沛流离，宗谱在身不失；虽命舛乖而不愁，但闻家庙荒芜却血出阴中；虽病而无药，却不请神求仙。这不正是孔夫子主张的“忠介、信守、仁孝”吗？[/P][P]　　胡翰曾这样评价孔克仁：“阁下在省为端人，按部为贤使者……见人不修边幅……于人言不存行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开心见诚，辟之青天白日。虽庸人竖子皆以为磊落光明。……以阁下之刚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风。”这不正是孔子要求的要修身以成君子么？[/P][P]　　孔子第五十一世嫡长孙衍圣公孔文远为其同学周雄立庙之事，更能说明孔氏南宗族人的崇仁尚孝。周雄乃新城县（今富阳新登）人，宋绍熙戊申（1188）三月初四出生。幼时随父到衢行商，与孔文远同学。两人相交甚密。嘉定初，周雄二十四岁时，因母病而祷于徽州婺源之五显圣王庙。归舟至衢，闻其母死讯，即仰天捶胸一恸而绝。其尸僵立舟中不仆。衢人异之。孔文远感其诚孝，就为之捐地漆身塑像立庙以祀。此后，周灵王庙即遍布浙江。孔文远的立庙是对“仁孝诚信”的一种褒赏，是对孝子周雄的纪念，他当然不会以为周雄是神。后来的把周雄神化，自然是民众对衍圣公孔文远此举的赞许，对孝、仁、义、礼等传统美德的拥戴。[/P][P]　　孔氏南宗所表现出来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据徐映璞《孔氏南宗考略》载：孔传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时，“建昌军卒叛变，屡招降，不受，必欲见传为信。传单车往谕。叛兵以平。”“孔传曾，笃学有文。家湖南村，教授闾里，奉母不出。咸丰八年（1858）三月，贼至其乡。妻周氏、妾王氏、子妇徐氏、三弟妇余氏、女孙凤兰，俱投水完节。传曾以侍母未死。未几，贼再至，被缚去。迟明逸归，见母陈氏已自缢死。藁葬毕，告门人曰：‘母死吾何恋，且身为贼缚，岂可再辱。’乃自为文，识其始末，沐浴具衣冠自经焉。”孔广升“十五入邑庠，逾年食饩。道光癸卯（1843），以恩贡登乡荐。为文磅礴有奇气。洪杨乱起，海宇鼎沸。广升留心防务。在象山、兰溪训导任内，日与当道讲求未雨之绸缪。旋授武义县教谕。咸丰八年（1858）寇至。山县无援，城陷。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缢于先圣大成殿左。妻冯氏同时殉节。”孔广升之诗亦很让人称道。其《书愤》云：“囊有济时策，中怀报国心；可怜不成用，空自发豪吟。”其《秋暮登城有感》云：“斗大山城气肃秋，征衫有泪落登楼；西风唳鹤惊寒木，落日饥鸿散古洲；时难虽筹团字策，天高空抱杞人忧；书生无路长缨请，志在楼兰未肯收。”[/P][P]　　明宣德、正统年间的首辅杨士奇在其《东里集》中，曾对孔氏南宗族人说过：“君子有不得已而去先人之乡者，历世既远，势不能复。则修其先人之道，诵其言，考其行，服膺而奉行之，以图无忝。诚若是也，即去之千里之远，百世之久，可以为孝。不然，徒诵其言而不知其行，知其行不知率而由之，则虽旦暮不去其先人之侧，可以为孝乎？故曰：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他认为，孔氏南宗族人乃“心诚用先圣之道，可谓孔氏贤子孙矣！”[/P][P]　[B]　６、克己律族[/B][B][/B][/P][P]　　自封建社会朝廷封爵于孔子的嫡长孙，就赋予了统辖孔氏家族的责任。可以说，凡天下之孔，不管他居于何处，都须接受衍圣公府的管理约束。即使是颜、曾、孟等家族的后代，也统一受辖于衍圣公。衍圣公之下，又有身处异地的各族族长管理族内事务。他们须对衍圣公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管理网络。[/P][P]　　孔氏南宗自孔端友扈跸南渡，族长孔传亦随之南渡。曲阜之留守孔氏和沦入金人之手的孔氏，就因衍圣公的鞭长莫及而成了无首之群龙。故降敌者有之，逃逸者有之，为匪者亦有之。但是，南宋境内之孔氏，却仍以衍圣公马首是瞻，心悦诚服地接受孔氏南宗府管理。即便是早于孔端友南迁的孔氏族人，亦到衢州叙旧典、续昭穆，也把衢州当做是东南之阙里，心甘情愿地接受其制约。[/P][P]　　六代衍圣公时期是如此，就是在孔洙让爵之后，虽然元朝皇帝已封孔洙之族弟孔治为衍圣公，但江南之孔仍未轻视衢州之孔氏。因为按封建伦理，“长兄为父”，孔子的嫡长孙、也就是大宗在衢州，而曲阜的衍圣公却属孔氏小宗。尽管从元朝起，曲阜之孔可以行使衍圣公之权，但从感情上来说，江南之孔氏仍是以作为大宗的嫡长一脉为领袖的。明代程敏政在其《圣裔考》中就曾义正词严地指出：“夫宗礼，先王之所制。盖以正天下之大伦，而绝争端者也。先圣定礼乐以为万世法，而况其后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既不载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于一时之访求，乃以当大宗之责，亦异乎先圣之礼矣。必不得已则南宗犹为近支。盖南宗出于当时嗣爵之人。而北宗则其疏且远者。”旁姓儒人尚能察觉北宗袭爵之不合礼法，更何况世代受孔夫子所定伦理法则熏陶的孔氏族人呢。他们之所以称孔氏北宗为衍圣公，并服其约束，无非是给历代皇帝一个面子罢了。从感情上说，他们仍是以孔氏南宗为孔子后人的中枢，尊之为长者的。[/P][P]　　也正因为如此，在孔洙让爵之后，江南之孔氏仍是以衢州为中心而活动的。虽然没有了皇帝的封爵，但还有嫡长孙，还有嫡裔一族之族长。寓衢之嫡长孙和孔氏嫡裔之族长，也就他们心目中的代表人物，成了他们言行的模范。[/P][P]　　由于明代众多正直的、忠实于孔子思想的官宦的努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排除干扰，到了明正德元年（1506），孔子第五十九世嫡长孙孔彦绳总算被朝廷授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虽然爵位低于曲阜北宗的衍圣公，但却倍受官府的礼崇，倍受族人的依赖。因为，毕竟是孔氏大宗、毕竟是嫡长孙呀。[/P][P]　　孔彦绳在衢州知府沈杰的帮助下，制定了新的《孔氏家规》，并报呈正德皇帝，用以管理约束孔氏南宗族人。[/P][P]　　首先，为避免与孔氏北宗争爵而引起孔氏之纷争，孔彦绳提出要“遵制典”：“臣切照衢州一派子孙，自宋衍圣公孔洙让爵于阙里子孙孔治承袭公爵，元世祖深加奖谕。自我太祖高皇帝继元以来，列圣相承，尊崇旧制。在衢子孙看其庙墓，优免杂项差徭。曲阜子孙嘉其守护先茔有功于祖，照旧袭职，千载不易。即今百余年，未闻有觊觊争竞之人。窃恐后世两派子孙互相嫌隙，妄起争端，不惟有违圣朝制度圣典，又恐背忘祖德让之风，合无严立规戒，行令在衢子孙永遵制典，恪守祖风。有违者以不忠不孝论，置之重典，永不叙录。法令昭明，人无异议。”此条规定，就告戒孔氏南宗族人要承认历史事实，既然祖宗已让爵于北，就不能再起争端，觊觎其位高权重而复取之。同时也向世人交代，先祖既已德让，木则成舟，孔氏南宗自不会不忠不孝，去讨还已让出之爵。[/P][P]　　其次，要“端教源”。孔彦绳表示，“为博士者必须修明圣教，身先督率、躬行实践……若依官威欺凌尊长、败伦伤化，本家如有一切不公不法之事，许子孙具告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径自提问发落。如此则教源可端而圣化行矣。”孔彦绳授爵之始就严以律己，把自己置身于孔氏南宗族人的监督之下。五经博士统领孔氏南宗族人，就须严以律己。正人应须先正己，这也正是孔夫子所教诲的。[/P][P]　　再次，孔彦绳认为，要“厚彝伦”、“彰圣德”，就必须“示劝惩”：“臣切恐子孙众多，贤愚不一，必须严立劝惩”。“立塾于庙左右”，“有学之人，以礼敦聘为教读。将年幼子孙，旦暮教诲。习读经书，讲明义理。中间有入府县学者，照旧选入考”。“善者，以礼待之；恶者，以法治之。敢有子孙奸顽不守家规、结交恶党、三五成群、赌钱饮酒、为非为恶、生事害人、行凶杀泼、依强欺弱、教唆词讼、败伦伤化、不公不法，轻则以从博士家规教戒；重则依明官府律法断问，削除家谱姓名，生不许沾朝廷恩惠、免差入庙，死不许归葬圣公坟墓、以辱先祖。”孔彦绳认为，只有如此，“则礼义兴而风俗厚，教化明而贤才出矣”。事实上也是如此。自孔氏南迁以来，其族人均尚祖风、行仁义，多坦坦君子。可以说，与这一家规的约束是有十分直接的关系的。[/P][P]　　《孔氏家规》的第四、五、六条分别是“仿冒姓”、“严诡寄”、“守祀田”。对保证族内血统的纯洁、免田粮差徭的准确、守祀田以保祭祀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P][P]　　第七条为“责报本”。孔彦绳认为“先圣流裔传分两派，南北相隔，路涉千里。若不定规谒会，恐后日渐废离，宗谱因而迷失。”所以，孔彦绳规定：“南渡子孙，每十年一赴阙里，拜谒圣祖家庙，祭扫山林，以展木本水源时思之敬。就令会同南北宗谱，开保历代子孙名讳。居曲阜县者，书引于前；居衢州府者，书引于后。庶俾流裔清白，不致泮涣分离。且以见我国家一统，文明之化普及南北，而褒崇之恩无遐迩矣。”[/P][P]　　孔氏族人先是在衍圣公、接之是孔氏族长、后是五经博士的管理统领下，严于克己，行“仁、义、礼、智、信”之事，不以小义而不为，不以小过而为之，正如明代胡翰所言：“子孙者在乡党，而恂恂似不能言。言必有忠信，行必笃敬，以守家法。”“为臣必忠，为子必孝。”他们的言行，对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展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之中身居高官，而不贪一粟者有之 ；身为儒士，而宁居陋室者亦有之；家有宿粮，而倾之以济众者有之；夫死抚孤，使之成人者亦有之。从下面例举的一些微隙之事就可见孔氏教化之大端。[/P][P]　　戴表元《剡源文集·送孔明远序》云：“明远承圣人之学，欲宗其法，一难也；为人师，二难也；少而孤，三难也。然明远严于自修，有泗侯持躬之愿；精强嗜学，有丛子纂言之勤；当公能让，有岭南辞禄之洁；见义力争，有宁州诛妖之勇。以此四有，而行三难。”[/P][P]　　《新城县志》载：孔尚萃年十三而父逝。他“能尽哀，事母刘，委曲得欢心。刘卒，事庶母黄如所生。……性静深口，不作是非毁誉。里中有竞争者，每片语慰劳，咸咨嗟感泣。自少至老，身不衣绮，食不兼味，足不履城市。园中种竹千竿，瑕则徘徊其下，欣然独得。邑令某闻其贤，式庐三请，避不见。”孔彦明“仁慈，乐善好施……郡城遇荒年，出粟千斛赈饥岁，施布三百疋，以为常。死无殡者给以棺，殡无葬者施以地。”孔之俊，“顺治已亥（1659）广宁寇至。之俊随众登须眉山。时一切未备，寇且薄寨下。翌日攻寨，北隅民跳寨城私窜，遭杀掳无算。之俊鸣鼓集众，谕以死守得生之理，众唯命。寇重攻，众从高下石，寇受伤求和请犒。之俊佯许之，以待官救。未几，寇索饷急而官救不至。其伯兄之化居别寨，以奇兵二百直入寨迎之俊。众汹惧。之俊拱手辞曰：‘予宁死是寨，不忍独全性命，弃千余人性命也。’”[/P][P]　　《句容县志》载：孔昭摙“少孤，事节母王至孝。母好叶子戏。日邀二、三乡邻妪，与母博先。厚给邻妪金，使故负，以博母欢。夜则为母讲小说家言，至漏永弗倦。”[/P][P]　　《衢州府志》载：孔贞澄妻叶氏，“夫亡，年二十。翁姑垂白。生子弥月，百计支持，养老字孤。甲寅（1854）避乱，窜身草莽林，栖穴处，以草芽木甲充食。事定归里，结茅以蔽风雨。”[/P][P]　　徐映璞《孔氏南宗考略》载：孔昭，“博学能文，尤工辞赋。元初，以孔氏特授乡官，摄西安县达鲁花赤管民长官。在任介然自守，以礼化俗，未尝怒加一人。民赞之曰：‘孔宣差犹慈父母，久而不忘。’”孔公诚，“仁恕夷坦，恬然自守。尝语人曰：‘我所以存存不舍与所以遗子孙者，心田两字耳。心田若好，何福不长。彼巧取掠夺者，徒为子孙作祸胎耳。’” [/P][P][P]                                          三、[B]孔氏南宗的影响[/B][/P][P]　　自汉唐以来，在我国，历朝历代都是推崇孔子及其思想的。南宋建立之后，女真人入主中原。金熙宗时期（1135—1150），全面实行大宋官制，并在上京建立孔庙，封曲阜孔璠为衍圣公。金世宗则修孔子墓，立“宣圣庙碑”。到了金章宗，他又下旨修曲阜孔庙，令金国地方上都建孔庙，增置官学，并以《论语》和《孝经》作为必修之经典。[/P][P]　　宋室南迁。孔子嫡长孙的扈跸南渡，北方文人官宦的随驾而南，“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李心传《系年要录》），自然使儒家文化向南方转移。而南宋朝廷为求得士大夫的支持，不但恩荫之风冗滥，而且，即使是在兵荒马乱之际，也没有放弃原有的科举召士。这也就给儒家学说在南方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先生在其《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指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也正是因为南宋的崇儒（当然还有北方金朝的崇儒），使得孔氏南宗才能在新的区域，发挥出新的、极大的社会影响。南宋之后，中国社会虽有数次鼎革，但孔氏南宗已经产生、和继续产生的影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因其子孙的作为而日趋增强。[/P][P]　　归纳起来，孔氏南宗的社会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P][P]　　[B]（一）促进了学术中心的南移，使南方的崇儒之风日盛[/B][/P][P]　　由于宋高宗先是以杭州为行在、后又易其名为临安而建都，这就使政治中心南移。由此，孔子的嫡长孙一脉被赐家于衢州，官宦也跟随朝廷到南方任职，大批的文人儒士也都纷纷趋南。据《倪石陵书》云：儒家学者的南迁，使“天下士大夫之学日趋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谈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时人才学术之盛，不可胜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使得儒家的各种学派都集中到了南方，其代表人物也都分居在衢州的周围：[/P][P]　　被称为东南三贤的湖湘学代表人物张栻在衡阳为官；闽学之首朱熹是徽州婺源人，生于闽之尤溪，居于闽之建阳；婺学之魁吕祖谦居于婺州。另外，江西学之首陆九渊是抚州金溪人；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原籍处州龙泉，后迁到温州永嘉；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是婺州永康人。可见，这些学者的居住之处和活动场所均与衢州相距不远。[/P][P]　　因为同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交往甚多。但是，他们却从来也没有绕开过衢州的孔氏南宗。即使是以后的元、明、清各朝的学者，也都与孔氏南宗有较多的交往。朱熹的父亲、吏部员外郎朱松答孔氏南宗族人的诗中写道：“岁晚尊前一笑哗，怜君孤坟老天涯；诸豪虽识临邛客，陋族难当阙里家。”可见他与孔氏南宗族人的关系是十分的密切。再说，朱熹任浙东提举赈灾时，曾久住衢州府内，自然也象其父一样，是孔府的座上之宾。[/P][P]　　南宋时，儒家学派虽然很多，但相互之间，似乎并没有门户之见。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故而，学派之间交流研讨、辩论之风甚浓。而几次研讨、辩论，却又都是过孔氏南宗家庙而付诸实行的。淳熙二年（1175），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在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的“鹅湖之会”，淳熙三年（1176），吕祖谦、朱熹在衢州开化包山书院举行的“三衢之会”，与会者自然是过衢州而去的。胡翰《怡寨铭序》云：“衢之超化寺，昔朱子、吕子，尝寓焉。”《吕东莱年谱》云：“三月十八日，往会朱编修于三衢。”淳熙三年二月，朱熹写信给吕祖谦：“须一至三衢。”淳熙元年（1174）六月，陆九渊信札给陈亮：“此月旦日，自三衢归。”儒者过东南阙里，焉有不谒孔氏家庙、祭祀孔夫子之道？焉有不与衍圣公会面之理？虽史无记载，但衍圣公身为朝廷钦封之主祀孔圣人者，为弘扬儒学，自然会与众学者会面、并赞赏他们持学而辩的勇气和做法。故而，南宋以来的学术交流之风，似乎不能不肯定孔氏南宗在其中的影响。[/P][P]    [B]（二）儒术的辩论交流，弘扬了孔子“重义而不轻利”的思想，促进了商业的发展[/B][B][/B][/P][P]    由于孔氏南宗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闽浙赣皖诸多儒士常借拜谒先圣遗像之机，进行学术交流。如朱熹、吕祖谦及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朱熹、陆九渊的包山书院之会，陈亮、朱熹的衢婺之会，叶适对朱熹的道统之说的批判等等，这些都不曾离开位于这些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活动地中心的衢州孔氏南宗。正是由于孔氏南宗曾经介入的这些学术交流，弘扬了孔子“见得思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以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手段逐财趋利的正确思想。虽然朱熹极力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传统说法，但叶适则明确指出“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从而返回到孔子的利义并重的思想。而陈亮则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并以此对朱熹的“正谊不利、明道不功”的理论进行了批判。[/P][P]    也正是由于孔氏南宗介乎其间的这一场场争辩，使得孔子的思想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使得“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得到了遏制，使得以谋生为目的、“以义趋利”的商贾活动趋于繁荣。由此，也产生了“儒商”这一概念。古之儒者，以克己修身为手段而齐家，其优者为仕，则求“治国、平天下”。但并不是所有儒者都能靠科举为仕的。不能为仕者，包括孔氏南宗族人在内，有的以设馆授徒为职业，有的以“耕读传家”为生计，有的以充当谋士、门客为衣食，有的则以经商从贾为途径。后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儒商”。儒商也者，以儒士为身，以商贾为业，以义而取财趋利。他们讲究的是诚实、信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决不赚昧心之财。衢州是八省通衢之轭，水陆交通之冲，南货北物的集散之地。故而，在衢经商者，经此而往南往北贸易者可谓众矣。据《常山县志》云，“常（山）玉（山）之孔道，车载畜驮，十有八九乃业贾之人”。可见南宋以来，衢州商业之茂盛，物资流通之便捷。也正因为这样，衢州才成了与都城杭州、福建泉州并列的商业繁华的都会。也正因为儒者行商，以义取利，故徽州商帮、龙游商帮、宁绍商帮、温州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等应运而生，云集衢州，至今还可见他们的会馆傲立于城中。商业的发展无疑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其中，我们不能小觑了孔氏南宗族人弘扬孔子“义利并重”思想的作为。[/P][P]　　[B]（三）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B][B][/B][/P][P]　　明代金幼孜曾云：“文物只今称两浙，衣冠自昔重三衢”。孔氏南宗族人，作为孔夫子的嫡长孙一脉，自然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皆通。衢州是“江浙闽广所辐辏”，作为赴都、往南、适北的水陆交通之要道，南渡的文人，趋京的学士，自然甚众。而拜谒孔夫子之灵位则是必行之事，与衍圣公、嫡长裔族长、五经博士会面亦非奢求。他们的歌诵之诗、唱和之作，就极大地丰富了文坛。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编辑的四册《孔氏南宗府藏诗》就是很好的见证。以下略摘数韵，供读者揣摩：[/P][P]    元代许谦《孔衍圣幼年能书大字，以女妻之》云：玉树生阶庭，英才挺天秀；九龄书大字，学业日已富；东床有妙选，嘉耦圣人胄；洙泗后渊源，力积乃能究；勉者南宫客，白日不可久。[/P][P]    明代方凤《花下听孔生琴》云：花气薰人醉，琴声应鸟和；赏心闲里得，春事醉中过；远岫迷烟霭，乔枝挂薜萝；诗狂无处着，拍手一高歌。[/P][P]    清代杜堮《孔生传曾携其先人耕读遗照乞题，因书其事》云：……孔生三衢秀，家世金丝堂；溯从南渡来，奕业流芬芳；负郭事农耒，摄袂观国光……[/P][P]    清代许瑶光《过南泉岭至孟村作》云：……浙东偏僻少争战，古来流寓文人嘉；南渡至今七百载，名臣孙子纷萌芽；君不见衢州亦有孔家庙，至今博士森光华。                        [/P][P]　　[B]（四）弘扬了读书的风气，推进了教育的发展[/B][B][/B][/P][P]　　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孔子嫡长孙一脉的南渡，致使南方人士读书之风日盛。正如宋人汪洙诗中所说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温州人叶适在其《水心文集》中曾云：“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夹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在孔氏南宗居住的衢州，读书之风尤甚。康熙《衢州府志》云：“衢为大郡，在东南号称多士，第岁来试于有司者，无虑四千余人。”北宋时只有五家书院的衢州城区，到了南宋则增加了十二所，不可谓发展速度不快。其中，柯山书院、清献书院、正谊书院名列两浙著名书院之首。至于其它地区，教育的发展亦十分迅猛。如徽州，将孔庙和州学分建，新州学“规制雄丽，逾于他郡”，有八斋供学生读书。休宁之县学，“户内人满，率坐户外，后至或以无地莫能听”，不得已集资另办一凡五十楹的新县学。该县原参加乡试者不超过五十人，而此时已达八百余人。陆九渊办于信州贵溪的象山精舍，四年间，学生先后数千人。福建建州“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斐然集·重建建州儒学记》）。邵武“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舆地纪胜·邵武军》）。[/P][P]　　正因为有了孔氏南宗族人的影响，教育事业才取得了北宋及其以前从未有过的成绩。以衢州为例，南宋至清，该地区中状元者八人，中进士者一千零九十六人，中举人者一千三百八十三人。仅在明清两代，就有贡生二千九百三十四人。好读书之风一直延续至今。[/P][P]　　除了办学读书，著书之风亦盛，印书之业也十分发达，此处就不赘述了。[/P][P]　　[B]（五）礼仪之风日盛，民间争讼日少[/B][B][/B][/P][P]　　据今人程民生所著《宋代地域文化》一书归纳，南方风俗的基本特点是：灵巧轻扬，柔弱，奢侈，好讼，趋利重商。刘辉在《起俗记》中云：“仁义茅塞，视廉让犹咳唾然，顾孝悌犹赘疣然。”黄干在《新淦劝农文》中亦云：“父子轻于相弃，夫妇轻于相离，兄弟轻于相讼。”可见，在礼仪孝悌等伦理观念诸方面颇多乖谬。[/P][P]　　自孔氏南宗居住衢州，孔夫子的嫡长孙一脉，弘扬其圣祖之道，守仁孝、重礼仪，言传身教，如涓涓细流，滋润着南方的民众，潜移默化，使民风为之一变。正如《衢州府学碑记》所言：“吾夫子宫墙岿峙当城之中，且家庙式憑自阙里而外，远接洙泗之泽，以辉映于邻封者，惟衢为最……念三衢人士德日崇，业日广，以伦理为鎡基，以廉节为砥柱，以诗书为户牖，以政教礼乐为丹雘，穷则追箪瓢沂浴之风，达则树伊周吕召之业。”《浙江通志》亦云：“宋南渡后士风益兢，名钜迭出。至今敦行古道，雅尚礼文；君子重廉耻，惜名节；小民畏刑宪，寡词讼；居市者文而浮，处野者质而鄙。”从下面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衢州之人已是以“仁义礼知信”立身了。[/P][P]　　《宁波府志》载：赵大中“三衢人，嘉定间举进士，所至有善政。改任昌国令。甫到官，喟然曰：‘昌国地隘民贫，终岁资浙右舟运以济艰。食一不至，遂为沟中瘠矣。’乃积券千缗，立济民仓以备汹荒。尤加意学校与堂、殿、斋、庑、墉、池、圃。或鼎新作祭器，制祭服，具有品式。日与诸生讲解经义，严其课程，时其廪饩，俾无废业。又平溪岭，以浚池塘。使渔牧详覈籍，以窒奸伪。凡有俾于民牧，罔不惮固。”[/P][P]    民国《衢县志》载：“郑俊，字民杰。为人勇敢多智略，善骑射，尝挽弓二石。然行己务敦礼让，素存忠义之风。家世业儒，见宋室日微，乃投笔叹曰：‘当今时事，非言语文字所能济。’由是好兵法。……（宋亡）会元世祖募南人有才者急甚，州里欲以俊应之。或谓俊曰：‘以子才充募，可立登萤显。’俊曰：‘吾家累世为宋臣，祖、父俱受宋恩泽。及于我，纵不能戮力以死国难，犹得自诿，若臣事异姓，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我生不辰，苟全躯命倖矣，复何望荣显！’遂沉晦不出。至元丙戌（1286）三月病革，召家人嘱之曰：‘偾军之将，亡国之臣，我之谓也。恒恐死后诛，难逃麟笔。必葬无封树、墓无铭誌可也。’遂卒，年仅三十三。”[/P][P]　　民国《衢县志》载：郑尚德，“三衢人，淳祐四年（1244）进士。授舒城尹，涖政勤敏。凡利于民者，虽劳弗惮，而尤以廉介自励。公余退瑕，则晋接贤士大夫，商榷时政得失，民称便焉。升邵武军通判，仍领学事。邵武俗崇尚佛事，男女相聚僧舍，为传经会。公至条文规戒，多方开谕。男女各散，勤务本业。其女尼少艾者，责父母归嫁之。仍罪僧尼首乱惑众者如法。……为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务白民冤，出死罪谳疑狱十有二，事具覈实奏闻。民怀其仁，朝议服之。……改知松江府。时太仓令庞仲贤贪酷，李枢密子强掠民女，及宦豪王良贵、罗浮、程梦等恣横不法，略无瞻徇，悉械惩之。民谣曰：‘松江得一郑，鸡犬皆安靖；郑主松江府，村市无豺虎。’”[/P][P]　　康熙《西安县志》载：王允馨，“祖挈至德清任所，延师教读。闻母病，涕泣不食终日。奔回，舟次桐庐，见一舟覆，溺甚惨。罄囊付附近居民捞救，幸活一人，余施殡殓。急归，母病笃。焚香告天，割股以进，乃获癒。庄邻张音十卖妻得金，偿还宿债，不受，且助资赎回，焚其券。葬亲属之无依者二，施食谷以济岁饥者再。寻丁外艰，哀痛过深，遂成目疾。及葬，庐墓四月余。风霜凛冽，目不能支，勉归就医，缠绵十余载。有方外僧善医，欲购一物，嫌其忮忍怆然曰：‘吾宁失明，不愿此道也。’已而复明，人以为仁厚报。”[/P][P]　　嘉庆《西安县志》云：胡时万“性正直，安贫好义。乾隆十七年（1752）有富室仆妾资赀财首饰寘之河干，将宵遁。时万晏归拾得，不知何主。诘旦，富室以失资鸣官。方质讯，时万闻之，亟抱箧诣案。尹令高容开箧检单，不遗一物，约值千金。乃前席起敬曰：‘贫而介，真笃行君子也。’命富室酬以金，不受，因书‘廉化贪风’匾额旌之。”[/P][P]　　周召《受书堂稿》云：冯兆贤，“康熙间，尹有因贫鬻妻者，兆贤力阻之，代偿所负。阅八年，贤以勤俭积四百金，携赴龙游生息。道经沙湾，有二人蹑其后，日哺不少离。贤方惶惧无措。有安仁汛兵疾趋而前，殷勤止宿。贤且喜且疑。入其铺。兵急呼妻、子，告曰：‘大恩人至矣。’贤愕然，莫测所以。询之，乃知即向所代偿其负者。贤既入堡，盗遂亡去。翌日伴送至龙，得无恙。说者谓有天佑焉。”[/P][P]　　民国《衢县志》云：吴好古，“嘉定间，岁凶，人相食。好古尽己资易米为糜以救之。谓乡人曰：‘连年饥谨，饿殍盈郊，盗贼未宁，而吾等独温饱，何忍见之？’乃食粗粝，悉散余谷以赈。于是，丰富之家皆出谷。全活者众。又建家塾五间，延师以诲宗族子弟及乡里无力读书者。”[/P][P]　　以上我们讲述了七个例子。其中有官有民，有老有少。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崇尚“仁、义、礼、孝”之风，已经深入人心了。这不能不说是好学读书之力，孔氏南宗影响之功。[/P][P] [/P][P]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北宋亡南宋立是历史的必然。要评说，也只能说是宋朝王室的无能。但即使是金朝占领了北方，统治者崇尚的仍是儒家文化，并非异端邪说。更何况女真人也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赵构建立的南宋，更是顺应了华夏民众的继统的心理。在南方也是发展了经济，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至于出现了秦桧、贾似道等奸臣，也应是历史的必然。试问，何朝何代没有奸臣？就是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不是也有奸佞屡现吗？所以，也大可不必追究南宋皇帝的责任。当然，非议是古来就有的。然而，综观八百多年的历史，恐怕唯一能被历史、被世人称道的，倒是孔子嫡长孙一脉。孔氏南宗族人忠君爱国、礼义庶民，倡经导读、化育民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所以繁荣，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持久，之所以影响到全世界，孔氏南宗族人是做了贡献的。[/P][/P]

[P]在哪儿找来这挑拨离间的文章？[/P]

衢州近些年有很多此类文章，出的书也不少

有知识、没文化、缺智慧

"孔氏南宗族人是做了贡献的。"

[QUOTE][B]下面引用由[U]孔庆亮[/U]发表的内容：[/B]

 
你对孔氏南宗了解多少?[/QUOTE]
误会。我是说文章的作者。

[P]“孔氏南北两宗都是孔子的嫡裔，所不同的是，作为孔子嫡长孙一脉的孔氏南宗却因第五十三代嫡长孙衍圣公孔洙的让爵，而逊于北宗、并受制于北宗；实为支系嫡裔的北宗，却因接受南宗所让之爵、又惟恐南宗索回该爵位而极力箝压着南宗。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出悲剧。制造这出悲剧的是历史，是嫡长孙“不为异族谋”的苦衷和谦让，随后又是由支派而居长位的北宗的排异和跋扈。”[/P][P]这样的言词是不是会引发孔家人的内乱！那样就会让别人耻笑。[/P]

孔祥楷也难说没有想法，都要划江而治了难道也是衢州政府的主意？反正他们想闹也一直没闹的多大动静，姑且就看着呗，这一代估计也就这样了，现在一是等孔垂长归位，二是看孔祥楷的儿子是什么观点

君子无所争，真正继承圣祖遗志才是正事。

作为外人，不对历史事件做出评论，只是想问：祥楷的南宗派入09年《孔子世家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