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铁城
编者按
    有关孔氏婺州南宗家庙的情况，本报曾多次作过报道。去年4月12日本报发表的《南宗孔氏后裔的难题》一文，引起学界及文物、古建筑研究等方面的很大反响。有关孔氏婺州南宗及其家庙的议论、纷争和研究论证，已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金华市国土规划局原总工程师洪铁城先生近十年来，对孔氏婺州南宗及其家庙进行了缜密的考证，日前完成了《孔氏婺州南宗、家庙考》的撰写。经洪先生同意，本报今天刊发《孔氏婺州南宗、家庙考》的“前言”、“结语”及“第十二部分资料”，以飨读者。标题为编者另加。
前言
    1996年6月，笔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第三圣地，婺州南宗阙里》的文章，先后在《中国文物报》、《浙江日报》发表。当年10月19日，我带着这篇文章赴牡丹江市参加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期间，研究会会长、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九十高龄的单士元老先生找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两遍。那是一个事实。我研究生（北大）毕业参加工作为曲阜整理史料时看到过。人家不信可以去曲阜博物馆查。”单老所言的“事实”，指笔者文章中说的浙江省磐安县榉溪村，建有孔氏家庙，为“婺州南宗”，是孔子后裔在我国南方的另一个故里。后来文章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刊文摘》第二十余家报刊转载，一时间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榉溪村为此筹款修缮家庙，恢复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动。并旋即北上曲阜查考，结果冷水一盆。于是磐安热度大为滑坡。知道此情况后我说，这有点象“亲子鉴定”，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人家曲阜是不会轻易相认的。2004年二月孔氏家庙八只本雕牛腿被盗，幸好过两个月就破案追回。十月清华大学楼庆西教授到榉溪考察，回京后在《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3日副刊上发表“磐安有座孔氏家庙”一文与我持同样观点。他说“这里的孔氏家庙，虽然规模上比不上衢州的南孔庙，更无法与山东曲阜的孔庙相比，但它确是孔子后代所建的家庙。”到了同年12月7日下午，我国古建筑界三位泰斗——罗哲文、谢辰生、吕济民老先生专程从缙云到磐安榉溪考察孔氏家庙。他们里里外外踏勘后，一致认定这是家庙。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当场还对大家作出解释，他说：“榉溪孔氏家庙正厅明间木梁上雕着龙，除了皇帝使用的建筑，这龙只能在孔庙建筑上允许。但这家庙又是祠堂，这是后人重建时将家庙和祠堂两种空间功能合而为一了”。楼庆西教授在文中也言：“它的平面布局与浙江地区农村的一些祠堂相似，但它一开始就称为家庙。它不是一般的纪念和祭拜孔子的文庙，而是一座孔子后代在自己家居的村落里建造的一座供祭祖先的家庙，这正是这座庙所具有的特殊历史价值。”
    榉溪孔氏家庙，原址在在现存家庙的西边，在“榉溪宅里图”上，可以见到它的早先位置。从图上看，原家庙没有现存家庙这样深。这可以说明原先是完全的家庙，后来遭毁异地重建时，把家庙与祠堂合而为一而变得总进深大起来的。
    现存的孔氏家庙位于村落中间，与原家庙一样的座南朝北。但原家庙处在榉溪湾的居中位置，现存在的家庙则偏于榉溪湾的一端，前者风水上没有偏差，后者则逊色多了。现家庙平面呈长方形，东西总宽21米，南北总进深39.8米。内有门楼、戏台、前厅、穿堂、后堂和前院以及被穿堂分开的两个小天井组成。厅堂中缝抬梁式木构架，边缝是穿斗减柱式木构架，四周用空斗灌肚砖墙围护。内部空间不设隔墙和门窗，因此显得空间十分宽敞、流通。大厅的檐柱，有木雕的牛腿和梁枋，梁上雕着两龙抢珠，牛腿上雕着狮子，看上去显得很是精美。家庙原有御赐“万世师表”金匾一块，毁于“文革”。后堂有祭台，上供奉祖先牌位。祭台前的两个后金柱上保留着一副对联，左为“脉有真传尼山发祥燕山育秀”，右为“支无异派泗水源深桂水长流”。联文中的“尼山”、“泗水”在山东曲阜，“燕山”、“桂水”在榉溪村。
    当天晚上，磐安县委、县政府宴请罗老三人。席间，罗老说：榉溪孔氏家庙在人文意义上来说很宝贵。报国保，我投一票。建议开个研究会，由洪总负责准备材料，我们都来参加。罗老讲的”人文意义“，指的是“婺州南宗”这一点特别重要。作为家庙建筑，衢州家庙比榉溪瑰丽，曲阜更不要说了，那应是相当的雄伟，榉溪家庙是“小巫见大巫了”。可“婺州南宗”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事，所以罗老说人文意义很宝贵。
    为了筹备这次会，笔者再次搜集家谱、县志和史料，并结合原文结尾处提出的“为什么高宗当时不叫若钧、端躬父子与端友他们一起徙居衢州，为什么不叫端友与他们的伯伯若传一起扈驾，为什么理宗年间（1253年）准于衢州建家庙的同时又准于榉溪建家庙作为孔氏婺州南宗，为什么几个朝代都要优免榉溪孔氏子孙的赋税差役，为什么朝庭同意榉溪孔氏嫡裔‘白身最长者可推荐朝庭录用’以及为什么榉溪孔氏后裔一直不曾向朝庭要求封爵……”等等问号，特地写出这篇文稿，供专家们研讨时参阅，斧正。
    结语
    要佐证“婺州南宗”及其磐安榉溪孔氏家庙存在的历史资料在此能不能说已经基本具备了？笔者认为，当然还可以找到。如到曲阜博物馆，查曲阜孔氏史料，到国家图书馆，查宋室南渡历史，肯定还有更多更具说服力的东西。但是非常关键性的是：如果曲阜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他们就不会先后同意与榉溪孔氏后裔联谱；衢州如果不同意这是一个事实，他们的祖先五十六世孙孔希承、七十代孙五经博士孔文标等，就不会在榉溪修谱序言中写上“……四十八代祖袭封衍圣公端友、大理事评事公端躬，扈从高宗南渡，寓居衢婺，赐田立庙，以供祀事”和“此南北之所由而三派之所自始也”等文字，观点显明地表述婺衢分别“立庙”和“三派”存在之事实；就不会有七十二代孙衢州孔庆仪博士帮助榉溪澄清“冒认圣裔”这么一个历时三百年的冤屈。大家说是吗？这是写在“结语”内的第一点。
    第二点：朝庭如果不曾允许榉溪建家庙，那么榉溪自建家庙，并存家庙横梁上雕“两龙抡珠”图纹，这岂不冒着杀头之罪的危险吗？难道这个历时800多年的违法行为居然无人举报，朝庭视听闭塞，一无所知？
    第三点：如果历史上真的没给榉溪孔氏后裔有建家庙作为“婺州南宗”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五十代孙孔挺等不同年代的十个多榉溪人享受“白身最长者荐朝庭录用”而为松阳县丞等职，五十九世开始衢州改衍圣公为五经博士，榉溪裔获“祀礼生”的袭封呢？
    第四点：倘若“婺州南宗”的榉溪家庙不是朝庭准许建造的，为什么元、明等好几个朝代都下诏让榉溪“以衢州孔庙为例，屡令修缮”呢？
    第五点：“婺州南宗”的存在要不是事实的话，为什么清乾隆（1748年）驾临曲阜祭孔，曲阜要通知榉溪与衢州都派人北上参加“灌顶”大典呢？
    第六点：如果“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不是独立而并存的话，为什么历代来的许多诏书、诗文、碑帖、墓志铭等文献资料上，都要把南方孔氏后裔用寓居“衢婺”、“婺衢”，“衢祖端友公、婺祖端躬公”，“端友寓衢，端躬寓婺”等这样的对等式文字来表述呢？
    面对这些史料、史实，我们对以上六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且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出入或含糊不清的问题还是有的。例如端友他们到底是哪一年去衢寓居的？《衢州市志》说是“建炎二年（1128）……随宋高宗南渡”；《续资治通鉴》言“建炎二年金人破袭庆府，衍圣公孔端友已避兵南去”，没说他“随宋高宗南渡”；况且《中国通史》载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三，从瓜州乘小船渡江逃到镇江”；《二十五史·宋史》289页卷85“地理志”载：“建炎三年闰八月高宗自建康如临安，以州治为行宫”。这些都可说明建炎二年高宗尚未真正走进“南渡”逃亡时期，因此，说孔端友“建炎二年随高宗南渡”就很难确定。再例如端躬到底怎么走到榉溪的？《磐安县志》写着“从驾抵台州，道经榉川”；《孔氏宗谱》记“抵台转婺赐居婺之永康榉川”；而陈新希先生却指出，“至章安镇（今属椒江），孔端躬闻其史衍圣公端友等已定居三衢，遂辞驾赴衢会合。当行至榉川时，其父不能长途跋涉而疾病发作，只得暂作停息。”前两条史料没有说明哪些人因为什么原因随端躬从台州到榉川，后一条则很肯定地指出是端躬辞驾欲去衢州会端友而经榉川。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再一一详列。笔者认为这些不甚明确的问题的存在，在八百多年漫长历史当中，是难免的。但这些存疑问题不会而且不应该影响“孔氏婺州南宗”及其榉溪家庙的存在事实。
    故此，根据以上史料，笔者认为，这个“婺州南宗”以及他的“孔氏家庙”就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承认它，应该尊重它。因为尊重历史事实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表现，是一种良知的发掘，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行为。这对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繁衍，孔氏家族发展史以及历朝历代对于孔子思想的尊重等等方面，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