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伟

   零售商最大的支出，不是产品的出厂价，而是门面的租赁价，还有就是老板的开销。 在上海，哪怕开面馆的，老板往往是对着门口坐着，盯着门外，大腿压着二腿，桌的一角是一包香烟，压着打火机，经营业绩好的，桌上是红中华；业绩差的，红双喜。午市结束，到洗头店敲背，晚上收市后，到洗脚店捏脚，号称“做人！”上海的小老板，往往像山西开钱庄的东家，收钱不管事，最大，也最闲。

   在香港，有许多类似上海面馆式的饮食店，我住在半山的宾馆，为了系统观察，天天到下面一家小饮食店吃午饭，怕排队，总是下午二时以后去。老板永远站着开单、跑着端菜。他也有几个伙计，但跑得最快的是自己。香港店面小，货架从天而降，货物垂直堆放在账台背后、转身唾手可得的墙上，比如酒、酒杯、碟子、筷子、餐巾纸包，忽上忽下，老板像打击乐团的鼓手，那种手舞足蹈的忙，就是交响乐的指挥，不同处，老板没有剧场休息。忙完中市，准备晚市。香港的老板，没有经理，很像朱元璋，取消宰相，一竿子到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管事乃乐事，最大的、也是最忙的。老板与伙计的共同点：“五一节”的主人——都是劳动者；不同点，伙计是无产者，但老板睁开眼就是房租债，伙计却没有这份忧虑。

   南京东路朵云轩一楼，是香港真玉坊的铺面，上海规模最大的翡翠店，老板金先生，老板娘金太，夫妻俩都是我的朋友，这次去香港，坐电车看市容，路过中环、铜锣湾，见街面上有好几处真玉坊的门店，儿子见了，惊奇地感叹：“噢，太夸张了。”十年前上海滩有句“咸”话：“在香港，有钱不是拥有轿车，而是在中环拥有车位。”能够在中环、铜锣湾租门面，非一般资本，经营翡翠，还须有捂得起的资本。金太长驻上海，金先生经营香港，偶尔来上海，一定立柜台、穿黑制服、右胸前别工号牌，满面春风地接待客人。每次我从南京路河南路地铁站出来，路过，总是顺便去朵云轩，去看看这对老夫妇，有时恰逢饭时，他请我到隔壁长岛咖啡馆吃顿套餐，剩余的菜打包回家。在上海，他们买车可以免税，但他们宁愿坐出租车，说这比自己开车便宜、方便。金先生才50多岁，牙齿早就松动摇落了，一口假牙，累的。金太精瘦精瘦，黑色工装，夫妻俩无“名表、名车、名牌服饰”，我称之为“三无产品”，他们的口头禅：钞票是省出来的！

   金太不止一次告诉我：有次李嘉诚掉下一元硬币，趴下找，印度巡警过来帮他找到，还给他，李嘉诚当即拿出一百元奖赏。李嘉诚说：掉了一元，这一元就没了，就失去效用了；给他一百元，这一百元就会有用。在香港富翁看来：有用，一元也要珍惜。

   我也是生意场人，有许多老板朋友，他们常常劝我“想穿点”，最著名的口头禅：“钞票不是省出来的，是赚出来的。”我们的媒体也一直提倡：能挣会花。十几年前，我在山东泰安火车站开饭店，那里有帮上海生意人，回沪进货总在我的饭店吃饭候车，其中有个能挣会花的小洪，花的比挣的多，上海人称之为开销码子，简称“潇潇”，“开销的销、潇洒的潇”，最后入不敷出，收摊回家。厨师大老王说得一针见血：“你们那个小洪啊，蹲着茅坑嗑瓜子——入项不如出项大。”毛病就是误以为“钞票是赚来的”，开销越大，经营成本越高，摊到商品上，不是偷工减料，就是抬高价格，别无二策，这些都是丧失竞争力的死穴。

   今我才领悟：小老板以为“钞票是赚来的”，大老板信奉“钞票是省出来的”，因为大生意节约一分，规模效益放大后的绝对值就非常巨大。消费的钱，充其量叫资金；节约下来，转为投资，就是资本。资金是公鸡，等量齐观，一分还是一分；资本则是母鸡，一为二，二为三，三为无限。

   鲁迅在《故乡》中借豆腐西施的嘴说：“越有钱越吝啬，越吝啬越有钱。”今天我才发现：这在人情上也许是讽刺，在商场上却是真理。在门面天价的香港，物价相对便宜，与经营者的节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媒体的宣传往往配合当时的宣传需要，象“能挣会花”，就是配合当时的“拉动内需，发展经济”的宣传。精明的商人总要留下“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而不是“能挣会花”，当挥霍无度的“脱底棺材”。李大伟先生的关于“资本”“资金”的议论，值得做生意的宗亲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