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left][SIZE=2]文\孔祥灿[/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孔德成[/B] [/SIZE][SIZE=1]字玉如，号达生，后以号代字行世。民国九年正月初四（1920年2月23日）生于曲阜孔府，系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同年农历四月二十日（公历6月6日），孔德成刚过百日时，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颁令孔德成袭封为“衍圣公”。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孔子后裔的封爵随着历代封建帝王对孔子地位的不断抬高而晋升，由“君”到“侯”又到“公”。自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孔子嫡长孙封号由“文宣公”改为“衍圣公”以后，这一封号延续了近九百年。七十七代孙孔德成是最后一代“衍圣公”。1935年蒋介石将孔德成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员待遇。是年7月8日，由陈立夫主持，戴传贤监督，孔德成在南京宣誓就职。1948年底，孔德成迁至台湾。[/SIZE][/ALIGN][ALIGN=left][SIZE=2]　　[B]孔祥灿[/B] [/SIZE][SIZE=1]字季光，山东曲阜人，系孔子七十五代世孙。1921年生，194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1981年离休于浙江嘉兴。知名书法家，为长沙市东方文学艺术研究会等处研究员，客座教授。[/SIZE][/ALIGN][ALIGN=left][SIZE=2][/SIZE][/ALIGN][ALIGN=left][/ALIGN][ALIGN=left][SIZE=2]　　我与孔德成先生分别已有五十多年了。1948年分手时我们正值青春盛年。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光阴荏苒，我们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垂垂老矣。人事沧桑，往事如烟，抚今追昔，不胜感慨。[/SIZE][/ALIGN][ALIGN=left][SIZE=2]　　我家系孔氏近支，居住在孔府附近。先父讳繁璞，字厚庵，清末同进士出身，曾任陕西同州（今属延安地区）知府。国民革命军政府留任不就，两袖清风返回曲阜后即专事弘扬孔教，曾任孔教会总会长，很有名望，孔府每有大事均去参与商议。小时候我常随父亲去孔府。由于我们族谊很深，虽然孔府门禁森严，我却可以随便出入。德成年长我一岁，按辈份我长德成两辈，他应称我为三叔祖（我兄弟排行老三）。但由于我们年龄相仿，常在一起玩耍，并无什么忌讳。及至六七岁开始读书习字，更是经常在一起研习。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我和他既可说是世族情谊，又是总角之交。[/SIZE][/ALIGN][ALIGN=left][SIZE=2]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1937年7月初，驻兖州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奉蒋介石之命连夜将孔德成夫妇接往重庆。当时孔德成夫人孙琪芳怀孕待产，女仆张妈同行，德成的老师吕金山及贴身家人陈景荣、吴建章亦随同前往。德成仓促离开曲阜以后先到武汉，发表了抗日宣言。在那里，孙琪芳生下一女，因地取名，叫孔维鄂（湖北简称鄂）。到达重庆后，国民政府特为他设立“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府址在歌乐山上。门匾是“猗兰别墅”四个隶书大字，黑底绿字，古朴典雅，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常委监察院长大书法家于右任所题。“猗兰”二字源于《孔子家语》中的“猗兰操”。[/SIZE][/ALIGN][ALIGN=left][SIZE=2]　　德成走后，我们仍在曲阜。第二年秋天，曲阜沦陷，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曲阜，我不堪做亡国奴，便毅然抛家别母，与亲友四人化装出走，逃出虎口，投奔八路军。但由于战事频仍，敌人封锁，又无人指引，难以找到八路军，只好寻路向大后方走去。沿途经常遭遇日本鬼子、汉奸、土匪流寇劫掠盘查，历尽千辛万苦。奔波月余，来到河南周口，险渡漯河到了蒋管区，继续西行。好不容易来到重庆，辗转找到歌乐山下，终于见到了德成。真是他乡遇故知，悲喜交集，德成见到我异常亲热。他的官邸是石砌洋房二座，他和夫人孙琪芳及子女同住一座。来重庆后夫人又生一子，亦是因地取名叫孔维益（四川古称益州）。另一座由吕老师和文书、秘书等人居住办公。我来到后即与吕老师等人同吃同住。吕老师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在曲阜就受教于他了。父亲在世时他们很好，他对我父亲很尊崇。他是清末举人出身，学识渊博，为人厚道，常常领我外出散步，游览山上的风光景色。吕老师喜欢作诗，也经常教我写诗作诗,写成了他给我指教修改。时值隆冬，重庆气候并不甚寒，德成仍怕我受冻，叫人给我做了几件衣服，购置了生活日用品，并多方为我谋求职业。因我的学历太低，仅是曲阜明德中学（今曲阜一中前身，由孔德成创办）的初级毕业生，即使找到事做也无甚发展前途，德成便介绍我到绵阳国立六中高中部就读。当时该校收容的全是山东流亡学生，读书吃饭不收费。我插班读高二。上学期间，德成每月寄给我法币10元零用。每逢寒暑假，便回到歌乐山他的官邸暂住。上学往返路费都是他给的，还时常给我添置衣服，对我照顾得太周到了。两年后我高中毕业，回到重庆。当时国立大学只有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我没有通过任何关系，有幸考取了重庆大学的教育学院，校址就在歌乐山下的沙坪坝，离德成家不过十里之遥。四年大学期间，寒暑假仍是在他家度过，有时星期天我也到他家去。自从上了重庆大学，我找到一份家教，每天晚上到一位私人医生家，为他的两个孩子辅导功课，每月的报酬是法币40元，这样基本上解决了我的衣食问题，还可以到书店买点参考书看看。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到德成府上暂住。正值中央银行总行招考行员，要大学文凭。我报考后约有月余未能接到通知，我就贸然给时任央行总裁的孔祥熙写了一封信。不久由央行人事处通知前去面试。面试时，我看到考卷上有“奉谕”二字，大概我那封信有点效用了。不久，通知我被录用，前去填表。当时规定做事任职要有保人，于是我找德成签名盖章当了我的保人。我被分派到该行的国库局保管科任职。事有凑巧，工作地点在歌乐山荷花池的停车场旁，到德成家去仍很方便，所以每逢星期天我仍常到他家去度过。逢年过节，德成都派老家人陈景荣来叫我去。那位老家人还是老规矩，每次来都恭恭敬敬称我为“三爷”，说道：“三爷，官（指德成，他是奉祀官）请您去。”我在重庆八年，远离家乡亲人，又音信隔绝，每逢过旧历年，大年三十吃团圆饭，端午节、中秋节都是和德成一家欢聚一堂，减轻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悲伤。这期间，在他家里多次碰到于右任、戴传贤、沈尹默等一些文化名人。我自幼爱好书法，在学习书法方面也有机会得到于、沈两位大师的不少言传身教（但到现在我也不敢自称是于右任、沈尹默的门生）。第一次碰到孔祥熙，也是在德成家里。孔祥熙曾和我父亲有过交往，我和他同是“祥”字辈，所以经德成一介绍，说我就是厚庵公的公子，他很高兴，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说：“噢，是小兄弟呀！”多少年过去了，那情形仍历历在目。[/SIZE][/ALIGN][ALIGN=left][SIZE=2]　　1940年，爱国将领张自忠率部在湖北与日寇浴血奋战，壮烈殉国。1943年重庆各界在北碚为张将军召开追悼大会，举行衣冠冢安葬仪式，树碑致祭。德成前往吊祭，亲撰一副挽联献上：“沙场凝碧血，古城吊忠魂。”我陪同他前往参加祭礼。[/SIZE][/ALIGN][ALIGN=left][SIZE=2]　　1943年春节，适逢德成先生23周岁华诞，我和原曲阜明德中学在重庆工作的几位同学为他祝寿。当时的情形老同学郭超先生曾撰文回忆，文章题目是《怀念孔德成先生》，该文收入1988年《曲阜文史》一书。[/SIZE][/ALIGN][ALIGN=left][SIZE=2]　　德成先生自幼读书刻苦勤奋，牢记祖训学而不厌，博览群书，苦练书法，他的学识非常广博。在重庆期间，幽居闲处，每日在家研究经史，习研书法。他的字从二王入手，后转颜体及北魏张猛龙碑，有很深的功底，有人称赞他“书法飘逸，不同凡响”，因此常有一些社会名流直接或间接求他的墨宝。有时星期天我去他家，他正在挥毫书写，我便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偶而他也说：“季光（我的字），你代我写两幅。”我写得不如他，不过练习书法的路子和他相同，我也就勉为其难，提笔写几幅。经他看过，落他的名款，盖上章，鱼目混珠。这大概是他没办法，对某些人的应付罢了。[/SIZE][/ALIGN][ALIGN=left][SIZE=2]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祀官府随国民政府迁至南京，我继续留在重庆工作。1948年，德成奉派赴美考察文化。一去一来，我和前妻郁俊文（1952年病逝）均至上海龙华机场送迎，并在上海国际饭店丰泽楼为之设宴接风洗尘，作陪的有他的内表兄陈壮飞和府门近族孔令端。是年冬，我随原国库局襄理兼文书主任张光亚调往兰州分行，张光亚任分行经理，我任总务课副课长。离渝前我急赴南京，与德成洒泪分手，珍重道别。没想到这次南京分手真的成了“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至今整整五十二年，再未见面。1948年岁末，德成离开祖国大陆，飞赴台湾。想德成先生今年已是80高龄了，不知先生身体尚健否？我站在东海之滨，面对波涛浩淼的大海，遥祝先生健康长寿。天苍苍，海茫茫，何时再重逢？盼统一，盼统一，待到统一日，把酒话沧桑。我将高翘皓首盼君归来！我将在故乡曲阜为您设宴接风！[/SIZE][/ALIGN][ALIGN=left][SIZE=2]　　后来，到了1949年冬，西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银行，办好帐财交接手续后，当时军管会主任彭德怀司令员召见经理、副经理和我等五人征询留用。经理表示要携眷回北京，我因岳父全家在上海，故我夫妇愿回上海，不久即被派到嘉兴专区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此是后话。[/SIZE][/ALIGN][ALIGN=left][SIZE=2]　　（程贯珠根据孔祥灿先生的叙述整理）[/SIZE][/ALIGN][ALIGN=left][SIZE=2][/SIZE][/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