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干国祥

    现在人的思维概念中姓氏是一回事，但是古代—确切地讲是先秦以前是有严格区分的。“姓是标志着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的称号。姓是主干，氏是支干。通观流传至今的古代姓氏，90%以上是氏，有人曾统计过西周铜器铭文中所见的姓氏，其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过30个左右，而氏则在300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的源流和支系繁衍的众多。

    古代姓与氏产生的时间不同，先有姓后有氏，姓大于氏。以母姓为标志的氏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其子孙繁衍后，同一块土地的水草树木、飞禽走兽已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庞大的子孙群的需要，再加上婚配的需要、躲避传染病的威胁、氏族内部的冲突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氏族的分化。分化出来的新支系大多既要保持原来氏族的名称和姓，又要有自己的新识别符号，这样，就产生了氏。

    姓是本源，氏是派出的。姓一经确立稳定不变，而氏处于经常变化之中。父子、兄弟而氏各不相同，甚至一个人先后也有不同的氏，如战国中期的商鞅之所以称“商”，因他被封为商君；但他又称公孙鞅、卫鞅，因他是卫国公孙之后。

    氏的来源主要有：
   （一）以国名为氏，命氏的都是周代各诸侯国国君及后裔。以周王室同姓封国之国名为氏的有：鲁、晋、卫、蔡、曹、滕、燕、郑、吴、魏、韩、何、虢、郭、管、焦、滑、霍、聃、郜、浩、雍、毕、酆、郇、盛、于，凡、蒋、邢、茅、胙、作、贾、芮、随、胡、巴、杷、遂、顿、道、耿、岑、彤、肜，共48氏。

   （二）以谥为氏。周代贵族，生封爵位，死有谥号，因氏是用来“明贵贱”的，可以明确表示家庭出生与社会地位，所以贵族的谥号也成了其后裔的氏。楚庄王之后，以“庄”（谥号）为氏；齐恒公之后，以“恒”为氏；宋穆公之后，以“穆”为氏。此外如敬、康、武、僖、文、幽、昭、厉、简等也均以先祖谥号为氏。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往往"姓"、"氏"并称，谓之"姓氏"，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并不将"姓"与"氏"相区别，姓亦是氏，氏亦是姓，姓氏就是姓，一个人姓王，我们可以称之为王氏。但就姓与氏的本义而言，两者却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两者的意义与作用有着严格的区别。姓与氏的区别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内涵，只是在周代之后，由于"姓氏"合一，人们才逐渐姓与氏不分，从而将两字混用。

　  姓与氏的区别体现于实质、来源和功能三个方面

　  首先，姓与氏的含义有着实质的区别

　  提到姓与氏的区别，人们自然会想到《左传·隐公八年》中众仲对隐公说的一段话，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谈到姓与氏的区别的一段文字，因此为谈论古代中国姓氏制度的学者所津津乐道。众伸说：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这一段话明确地区别了姓与氏。根据众仲的说法，所谓"因生以赐姓"，就是根据一个人由何所生而确定其姓。所谓由何所生，即指一个人生命的来源，亦即其血统。因此，所谓姓，实际上是一个人血统的标志，亦即其所归属的血缘集团的标志。血统是自然传承的生物学现象，是生殖善衍的结果，因此，姓所标明的是一种自然的事实。一个人所由以诞生的族群姓什么，他自然就该姓什么，这一点无需什么人来赐予。所谓"因生以赐姓"，实际上并非说姓是由帝王赐予的，而只是意味着，在贵族阶级中，一个人因其血统自然获得的姓尚需获得帝王的确认而已。总之，所谓姓，实际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氏族的标志，因为所谓氏族，就是源自同一祖先因而具有共同血缘的成员组合而成的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氏族，是指现代人类学意义上的氏族，应把它与中国古代文献中"氏族"一词区别开来。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氏族"，所包含的成员不限于同一血缘的人们，这一点在明确了"氏"的实质之后自然就会明白。

    《左传》中众仲说"胙之土而命之氏"，胙是赐予、封赏的意思，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指根据所受封的土地而获得氏。中国古代在秦代之前，实行封建制，这里所谓"封建制"，不同于人们常说的"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主义"等意义上的"封建"，后者泛指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这里所说的"封建"，指周代所实行的"分封建国"的政治制度。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同姓子弟及有功之臣，让其对所分封土地内的臣民进行独立的统治，如封姜太公及其族人于齐，封周公姬旦及其家族于鲁等等。据此，则"胙之土而命之氏"，实际上就是指一个人及其族人只有在获得了分封之后才会拥有氏。这就表明，氏与姓不同，它不是血统的标志，不是血缘关系自然传承的结果，不是一个人天生就有的；而是分封、赏赐这种政治行为的结果，所有的人（除了奴隶）都会有姓，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有氏

　  总之，如果说姓是人的自然血缘归属的标志，那么，氏就是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体现，两者有着实质的区别

　  由姓与氏的区别，我们也就容易明白中国古籍中所谓"氏族"与现代人类学所谓"氏族"的区别了

    如前所述，人类学所谓氏族，是指源出于同一祖先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们所构成的人类群体，也就是拥有同一个"姓"的人类群体。而中国古籍所谓的"氏族"，则取义于"氏"字，拥有同一"氏"的人们自然都是始获分封因而始被命氏的人的后裔，因此也必然具有相同的血缘，如果"氏族"成员仅限于这一批人，则"氏族"似与"姓族"（亦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氏族）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古代文献中所谓的氏族成员还包含附属于拥有"氏"的族群的异姓族群，例如当史书中称晋国为晋氏、赵国为赵氏对，氏实指诸侯国，包括其国的统治家族及被统治的异姓族群。因此，古籍中所谓"氏族"，实际上是指以某一拥有氏号的家族或宗族为核心的政治、军事、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姓是血缘群体的标志，而氏则是家族政治地位的标志，这就是它们在实质上的根本区别。

    姓在最早时是母系氏族社会各部落的代号，以后慢慢演变为家族的标志。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姓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于是便使之产生了厚重的文化内涵。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每天也都在想到或称呼别人的姓名；同样，自己的姓名也在被别人想着或叫着。可以说，姓名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每个人的标志。试想，如果生活中没有姓名，我们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将会变得怎样。

    生活中，我们离不开姓名。因此，我们也应该了解姓名的意义和作用。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不少硕儒名宿都给它下过定义。如《左传·隐公元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名之字。”《说文解字》也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因生以赐姓。”《绎史》引《三坟》曰：“男女媾精，以女生为姓。”上述意思是说，姓的含义最早与女性生子有关。无数个女性繁衍后代，其后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为了把从同一个老祖母传下来的人加以区别，这样便产生了姓。

    谈到姓，很容易使人想到氏。我们常把按姓名笔画多少排列的人名称为“以姓氏笔画为序”，这里姓氏并称，表示同一个概念。但在上古时期，姓与氏所指完全不同，其中姓表示一个人的血统来源，氏则是姓的分支和发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姓是指他的血统来源而言的，氏则是指他子孙的血统来源而言的。当时严格进行这种区分的作用，其一在于严格男女之别，如三代之时“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通志·氏族略》；其二是为了区别贵贱，出身低贱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血统所自出，也就没有“氏”；其三是为了更好地选取婚姻之家。我国自古就有“同姓不婚”的惯例，如果同姓相婚，不仅有悖人伦，而且还会引起“其生不蕃”的严重后果。春秋末年以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姓与氏之间的界线慢慢变得模糊不清，出现了姓氏走向统一的势头。秦朝统一天下以后，“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钱大听《十驾斋养心录》）此后的人们有时称姓，有时称氏，有时姓氏并称，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界限。于是，姓氏从此合而为一。

    姓氏的统一在当时还有重要意义。每个宗族有了固定的姓氏，子子孙孙永久使用，就形成了许多一脉相传的家族，血统源流的线索也开始清晰。以至后人在要探讨姓氏历史时，很容易找到血缘所出。

    “姓”与“氏”在来源上，“姓”本来意义上是基于母系血统，而“氏”都基于男性血统。

　　由于氏族社会初期的婚姻制度是是采取群婚制，即一个氏族的女子共同以另一氏族的男子为丈夫，同样，一个氏族的男子亦以另一氏族的女子为妻子，即共夫共妻制度。夫妻关系不是一对一的专偶制，婚姻关系不固定，因此，一个人生下来之后就只知道其母不知其父，这就决定了在氏族社会的初期，只是母亲一系的血缘关系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初期的氏族集团必定是由母系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这就是所谓母系氏族。原始氏族既然是母系氏族，则姓作为氏族的标志，也就等于是母系或女性血缘的象征，因此，汉字“姓”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生”字表示“因生以赐姓”，而“女”字则表示最初的姓是以女性血缘关系为依据的。古代学者就已经了解姓与母系的关系，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姓”字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一书中也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女子称姓”，并不意味着当时男子无姓，男子亦有明确其血缘关系归属的必要，但由于母系氏族的血缘关系主要是由女性传承的，因此，人们对女性的姓才特别注意。姓因女传，故亦因女性而为人所知。这正如在汉族地区普遍采取婚后从夫居的婚姻制度，即妻子随丈夫住在男方的家庭中，女人在婚后就自动丧失了其原有的娘家的姓，而改从夫姓了，一位姓李的女子嫁给一位姓王的男子，人们就不会称她为李小姐，而是称为王夫人了，在过去的农村，则会称为李王氏。在血统因男系而传的社会中，女子亦有姓，只是姓并不因女性而显而已。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母系氏族时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真正含义了。

　　姓因母传，亦因女显，故“姓”从女从生，由于相同的缘由，一些古老的姓字也都含了“女”字偏旁，如传说中的黄帝姓姬，炎帝姓姜，舜姓姚，禹姓姒。

　　由于姓因母传，因此，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古老氏族或者氏族因始祖母（女性始祖）感天生子而得姓的神话。如据说禹的母亲修已是有莘氏的女子，她由于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禹，因此禹的氏族就以苡的同音字姒为姓。又据说商人始祖契的母亲是有绒氏的女儿简狄，她和妹妹在河边洗澡，拣起一只玄鸟（燕子）下的蛋吃了，从而怀孕生下了契，故商人以子为姓，子就是蛋或者卵的意思，现在人们俗称鸡蛋为鸡子。吃薏苡和吃鸟卵当然不会导致怀孕生子，这只是神话，但这些神话却反映了母系氏族时代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因而姓因母传的历史真相。

　　与姓源于母系氏族不同，氏却都与男性有关，郑樵说“三代之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但“男子称氏”却并不等于说氏是父系氏族社会之产物，并不意味着只有当母系氏族为父系氏族所替代以后，才会有氏，这要从氏的实质说起。

　　如前所述，氏是族群政治地位的象征，亦即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左传》说“胙之土而命之氏”所谓“胙之土”，不应单纯地理解为给予耕种渔猎的土地或休养生息的地方，而应广义地解释为授予财富、人民和使用这些财富统治这些人民的权力。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经济，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财富，而封给土地实际上也包括授予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异姓土著居民。因此，所谓“胙之土”，实际上也就是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权利，“胙之土而命之氏”，氏缘于权力，氏是权力的象征。

　　此种体现于“胙之土”的授权活动早在封建王国之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了。人们一听到母系社会，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个与现在男权中心社会不同的女权社会，其中的经济，政治权利为女性掌握。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历史上从来未存在过此种意义上的母系社会。所谓母系社会，只是指一个氏族的血统世系是由女性传承，而并不意味着氏族的政治、经济权利也由女性所掌握。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在其《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一书中指出：“在母系社会里，血统家系经由女性，但权力仍通过男性传递。。”这是因为，即使母系社会中，涉及氏族政治权力的公共事务如战争、外交、狩猎、宗教仪式等仍然是由身体和生理条件比优越的男性把持，女性由于妊娠、哺乳、培育幼子等家务缠身，自然与政治权利无缘。因此，一个母系氏族，尽管可以把其来源追溯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女性始祖，但其现实的酋长仍是男性，权利由男性掌握并由男性传承，继承了权力的男性成员同时也就继承了作为权力之象征的的氏。

　　由此可见，姓与氏从其形成的方式看有迥然不同的来源，姓的产生基于血统，在最初是源于母系血统，而氏的产生则基于权力，自始自终是源于男性。

　　最初，氏族制度之所以产生，是由于随着母系氏族人口的自然繁衍，其原有的领地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众多人口的生存需要就，因此就有将氏族分家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男性领导者率领一部分氏族到一个新的地方安营扎寨，这个男人就成了新氏族的酋长。他保留着其原来氏族的姓，但为了将这一新氏族和原来的其他同姓氏族分开来，并确认新酋长的权利（包括对其新领地的占有权和对其氏族成员的领导权），就需要为这一氏族重新命名，这一对领地与族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象征名号就是氏。由于氏族不断分化，新的氏也就层出不穷。

　　在原始氏族和部落社会中，世界各地区的不同种族各有其特有的氏族权力传承方式，但酋长的民主推举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据古史传说，中国在夏代之前就是采取的这种方式，史称“禅让”，据《尚书》记载，尧禅位给舜，舜又禅位给禹，而禹却传给了其儿子启。封建制度建立后，通行嫡帐子继承制，天子、诸侯、卿、大夫的权力只能传给嫡系的男性长子，嫡长子在继承了父辈的权力同时也继承了父辈的氏号，于是，氏族的始祖氏号只能由嫡长子一系时代相传，继承了氏号的嫡长子被称为宗子，而其他诸子则只能另立门户，重标新氏。围绕着嫡长子继承制形成了一整套复杂的礼制法度，即所谓宗法制度，而氏号的命名和继承制度就是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姓基于血统，它是氏族标志，依次，姓的产生途径比较单纯，即由氏族的图腾演变而来，无非是将图腾这种实物形态的氏族标志转变为文字形态而已。但由于时代悠渺，文献不足，除个别的姓以外，我们已经难以考证现存的几个古姓是如何由图腾演变而成的了。

　　氏的产生途径却远不象姓这样单纯。“胙之土而命之氏”只是氏号产生的众多途径之一。氏基于权力，由于一个氏族获得权力并因之成族的途径千差万别，就决定了其氏号的形成途径也千头万绪。
 
    姓与氏在功能上的区别

    姓与氏的区别还体现在其功能上，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区分血缘，避免血亲婚配，即所谓“别婚姻“；而氏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区分嫡庶，确定地位贵贱，即所谓“别贵贱“。这一点郑樵在《通志》中讲得很清楚：

　　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时贵贱。

　　姓的“别婚姻“功能，即区别不同的血统，避免同姓同血缘的男女婚配，因为人们早就认识到同姓婚媾的危害。《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表明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同姓近亲男女结婚会影响子女的身体素质。然而，同姓婚禁忌或族外婚制度最初的产生是否是由于原始人类已经认识到近亲婚配的危害，这却是一个令人类学家大伤脑筋的问题。现代遗传学证明，近亲联姻可使双亲携带的疾病基因由隐性转为显性，从而导致后代患遗传性疾病，但这一现象需要长期的对家庭病史的观察、记载才能发现，很难想象人类在连稳定的家庭和世系尚未建立的群婚时代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人类学家现在多已不相信族外婚制度和同性婚禁忌是基于对“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认识了。

　　有鉴于此，许多人类学家试图为族外婚寻找新的更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一般都是着眼于族外婚的社会功能而非生物学功能。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同姓婚禁忌是为了维持家族的稳定，因为如果家族内的异性可以通婚的话，必将导致家族内男性的竞争，造成兄弟反目、父子成仇，从而导致整个家族的内哄以及崩溃。美国人类学家L·怀特则主要从氏族间联合与交流的角度探讨族外婚的起源，他认为坚持族内婚即同性婚的族群因与外界隔绝，会越来越孤立和弱小，最终被那些因实行外婚制而相互联合起来的氏族联盟所消灭。按怀特的观点，族外婚并非原始人类精心设计的制度，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法国当代著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族外婚是原始氏族为建立氏族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关系而进行互惠交换的产物，而人类初期最好的交换物品就是各自部落的妇女，在互赠妇女为对方男子配偶的基础上就形成了最早的族外婚制度，为维护族外婚制度的神圣性，又形成了同姓同氏族不婚的禁忌。

　　对于人类文化制度的发生学研究，任何学说都只能是假设，上述三位人类学家对同姓不婚禁忌起源的解释亦不例外，但无论如何，这些学说较之那种认为同姓不婚的禁忌是建立于原始人类对近亲婚姻遗传危害性的认识的观点要合理的多。这些学说还暗示了，人类初期的氏族制度和与之相关的图腾制度以及由后者演变而来的姓，正是随着人类族外婚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正是对族外婚的追求导致了人类逐渐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即母系氏族，正是为了避免族内婚，同一氏族的成员才用共同的事物作为自己的标志，这就是图腾，图腾的功能之一就是同一图腾的人不能通婚，而这正是“同姓不婚“这一禁律之来历，因为姓原本就是由图腾蜕变而来的。

　　同一血缘氏族的成员不论高低贵贱嫡庶都有相同的姓，而氏则相反，同一氏族内的不同支系，由于其与大宗的亲疏不同，由于其宗祖的功劳不同，由于其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其氏也各自不同，各宗有各自的氏，氏的区别就标明了其地位高低之别，此即“别贵贱”。氏号之所以能够别贵贱，乃是因为所谓贵贱实际上是由财产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和血统的正宗与否决定的。我们前面曾指出，氏最初正是随着财产、权力、地位的获得而确定的，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因此，氏就自然起到了贵贱的标志作用。

　　中国社会一直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而宗法制的基础是血缘纽带，其核心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家庭的嫡长子是大宗，而其他庶子则为小宗，中国的礼法制度对大宗的特权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家族祖先的神主只能存放于大宗的宗庙中，只有大宗之主才有主持祭祖的资格，各小宗只能祭于大宗之庙。祭祀是通神之手段，古人相信通过祭祀就可与祖先之神沟通，并从而获得神的赐福与恩惠。只有大宗能祭祀祖先，就意味着只有他才有与神沟通的资格。而离神性越近，其地位就越神圣，越高贵，其世俗权力也就越大。因此，氏，不仅是世俗地位贵贱的标志，也是宗教及文化地位的象征。

　　以上我们对姓、氏的区别从实质、来源、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姓、氏之分途，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产物，其基础就是血缘关系。由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宗法制度是直接由原始氏族制度蜕变而来的，因此，姓、氏之区别在其中被清晰地保存下来，宗法制的赐姓赐氏制度实际上就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以姓统血缘、以氏标权力的做法的制度化。

　　但到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原来的宗法制度发生巨变。守旧的贵族衰败了，奴隶获得解放成为自由民，这时的平民由于经商致富或在战争中立功而跃身于社会上层，并获得了贵族的封号。社会的贵贱等级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氏以别贵贱的制度也就失效了。氏逐渐丧失了作为地位和权力象征的作用，而成为单纯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即氏演变成了姓，于是出现了以氏为姓、姓氏合一的制度。到秦汉时代，赐氏制度不复存在，过去的氏被当成家族的姓使用，姓、氏二字从此被混用，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