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蒙元史家均认为蒙古对世界的征服是对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客观地说,征服确实惊醒了中世纪的欧洲,并传播了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蒙古人文化的落后并没有削弱蒙古人使用先进技术的天赋和兴趣,相反,任何能够在战场上获得战术与战略效果的技术与工具,都是蒙古人愿意学习和借鉴的。蒙古人征服欧亚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中国文明,这些文明虽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但宋代高度发达的技术及其成果,被蒙古人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显然给所有的被征服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方文明的高度成就,给他们的震憾是无法形容的,并深深地影响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学者。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对南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过这样的评价,“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公元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
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明国家”不是蒙古人建设的,而是蒙宋战争废墟后的南宋、金、西夏等元朝行省。东方的繁荣与富庶,直接推动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指南针和宋代的造船技术的引进,使得大航海具备技术上的可能。马可?波罗的见闻对欧洲大陆的震憾并不下于蒙古铁骑。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8226;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注:mauricecoll
is,"marcopolo",collier''sencyclopedia,vol.15,p.383)。拉赫认为,“现实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受到引入欧洲的东方的奇异的新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的刺激。”(注:lach,vol.ⅱ,p.189.)也就是说,在世界美术史中被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现实主义,直接受到中国宋代写实绘画因素的影响。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这是蒙古人统治的功劳),代表东方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成果:儒学及儒学的最新成果理学被引入欧洲,掀起了欧洲崇拜中国的思潮。思想启蒙的先驱和大师,如笛卡尔、莱布尼茨、狄德罗、伏尔泰都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
在这时期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欧洲的智力革命。这为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埋下了智慧的种子。因此,东方文明,特别是宋代文明,如果不是西方技术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推动因素,至少是西方革命性发展的诱发因素。对这一现代主流文明的任何贡献,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宋代受到西方文化尊重的重要原因。
第二,宋代皇帝成为宋代的皇帝,命中注定是不幸的。贯穿帝国的这一悲剧并不是帝国自身导演的,但帝国的命运始终被这一悲剧左右。唐末的动乱造成帝国边界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又使传统的边界与边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王国恶梦的开始。中国的地理西高东低,长江、黄河出海口所覆盖的地区,现被称为黄淮海平原。五代和北宋的首都汴京就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的黄河岸边。失去幽云十六州,汴京就失去屏障。辽国的轻骑兵可以两天之内迅速奔袭到汴京城下。由于没有养马基地,宋朝军队基本以步兵为主,无法进行长程奔袭和机动作战。北宋的装备水平,使得宋朝军队的部署只能是从防御角度层层展开:即边境上只能部署大量步兵守卫宋辽及以后宋夏漫长的边界(秦汉时期与匈奴及突厥对峙时是不存在明确边界的),否则,一旦有敌情发生,无法即时投入战斗;在汴京周边部署重兵构筑梯次防御,以防辽国骑兵突破边境长驱直入,直捣京师。
历史两次证明,汴京战略地理是多么的不合适,辽国和金国实施了同样的战术,突然包围汴京,结果,后晋的皇帝及皇室,北宋的皇帝及皇室都遭遇同样的命运:被俘。既然这样,为什么五代和北宋仍然选定汴京作为首都呢?这实际上是个两难的选择。根据中科院对中国古代气候研究表明,从公元950-公元120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寒冷周期,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进入长期干旱时期,农业萎缩,民生凋敝。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原有的宫殿和城市建筑基本完全毁坏。当时关中内外,农事荒废,给养皆出江淮。运河枯绝,长期弃用,漕运不通,京师日用无法保障。汴京有汴渠之便,直通江淮,江南丝、米,可保京师官民及军队消费。为此,北宋开国初期,太祖、太宗及群臣曾有一番争执。“帝(宋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太祖本纪)。太宗的“在德不在险”对于内政,固然是至理名言,但用于外交,则过于迂腐。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水源供应,洛阳和西安是无法承载一个百万人的大都市;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都市已不完全是政治中心,同时它还是商业中心等,必须承载大量人口。如果要定都汴京,则必须收回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京师的屏藩。收复幽云十六州就成了卡在北宋诸帝咽喉中一根鱼刺,吞不下,吐不出。除了太祖是一介武夫之外,宋代皇帝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这些皇帝的一生基本上是在现实与理想中煎熬。
现代人们都认为宋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朝代,这里有个概念性的误区,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宋代的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但这种集中并不是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是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之上。宋代很多问题久议不决,就是因为朝臣的牵制使皇帝难以乾纲独断。中国历史的独裁制度主要发生在明代、清代和本朝的太祖时期。明太祖收回相权,最终导致太监成了国家的决策者;康熙设立上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不管目的如何,最后的结果都是成立自己决策的小圈子,削弱了大臣和朝廷官员的作用。本朝太祖搞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几位小姐组成的内务组倒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和上书房。因此,宋代中央集权提高并不等于皇权的提高。历史使命的压力和现实政治的艰辛,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皇帝出现厌恶政治的心理,他们或者象宋理宗和度宗,逃避现实,纵情享乐;或者象宋高宗、孝宗、光宗那样,提前退休,做个不管事的太上皇。有宋一朝,出了四个太上皇(徽宗可能是引咎辞职),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特别是宋高宗,1162年退位,1187年去世,做了26年的太上皇,活了81岁。需要说明的是,1162年,宋军刚刚打了胜战,国防形势是自南宋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南宋内部的管理也逐渐走入正轨,他这个时候交班,显然不是来自内部压力,只能是他个人的意愿。孝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力主北伐。但符离集大败之后,接受高宗的劝告,直到高宗去世,不言北伐。
高宗的离世,主和派失去了政治靠山,孝宗这个时候想主和,也没有太上皇这个最权威的借口。南宋朝廷似乎应该北代中原了,然而这个时候,金国的执政者是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国的国势和孝宗时代的南宋一样,达到顶峰。鉴于金国的军事力量一直拥有较大的优势,北代毫无胜算,况且一旦主动挑衅,最终败北,代价无法估量(晚清政府在这方面给后世的教训很多,无须在此多谈)。1189年,眼看中原收复无望,祖宗基业不能恢复,万念俱灰之下,南宋最有为的皇帝孝宗借口为高宗守孝,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自己也做了太上皇。光宗没有孝宗的能力,但深知帝位的沉重,它承载了儒家的理想和中原祖籍国民的期望。圣明如父皇都不能做到的事,光宗知道自己也无法完成。亿万臣民的殷殷期待,让这位皇帝难以心安。无奈之下,也只有退位。光宗的退位很有戏剧性。史载,光宗惧内,常常不按祖制去问候太上皇,大臣们不乐意,先是谏言,后是威胁,最后是劝退。
事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位光宗皇帝,应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帝王。他实在不想做这个有苦难言的皇帝,为此他不满意他的父亲,他撂下的挑子让他难堪,但作为太子,他又无法回避对于祖宗和臣民的责任。他或许并不厌恶父皇,而是痛恨父皇巧妙地逃避责任。他对父亲确实有怨气,这在以孝道治天下的宋代,似乎令人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最后的结果,是光宗退位。从某种角度看,毋宁说大臣迫光宗退位,倒不如说光宗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自己“名正言顺”地撂了挑子。南宋开始的三个皇帝都先后做了太上皇,这在几千年的专制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后世对这一中国历史唯一的现象,似乎表现得过于麻木,没有透过这些“怪异”现象,窥视出隐藏于帝王内心的良知和痛苦。后世对宋代帝王表达的只是憎恨和蔑视,却无视表面风光无限的帝王,私底下却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尴尬。祖宗基业成就了有宋一代所有帝王的悲剧,也使这些帝王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年仅九岁的少帝蹈海殉国,则将这个悲剧推向高潮。
第三,宋高宗与岳飞在宋以后的历史中,高宗赵构基本上是一个被完全否定的人物。关于高宗的罪过大致可以概括为:诛杀岳飞,屈膝称臣,偏安苟且。以现代的眼光看,屈杀岳飞是高宗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便两人在主战和主和上有严重分歧,甚至矛盾激烈,也不应轻启杀机,何况国家正处强敌入侵之际,国有良将,此社稷之福,“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政见不合,高宗本可罢免岳飞,实在没有必要枉杀大臣。飞本军人。以军功见重,递次选拔,圣眷日隆,声名渐渐盖过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岳飞性格严峻,语言切直,位列其下者,多为敬服,位列其上者,多存嫌隙。且好煌言大语(或问:“天下何时太平?”“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张俊尝问用兵之术,飞曰:“仁、信、智、勇、严、阙一不可。”每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竭矣!”好贤礼士,雅歌投壶,恂恂如儒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注摘自《宋史》岳飞列传),为同僚所忌。名播天下之时,常怀意气。偶有小愤,则请归。“初,飞请解官,未报,乃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军事。张浚见飞,具道上之眷遇,且责其不俟报弃军而庐墓。飞具表待罪,帝慰遣之。将行,帝谓飞曰:“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11年,正史记载的高宗同岳飞君臣关系,似乎看不出岳飞此后会有横祸。“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绍兴11岁,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宋史》岳飞列传)
以高宗的秉性,断然不会对岳飞痛下杀手,但毕竟岳飞冤死于狱中。有论者认为,高宗之所以杀岳飞,是因为担心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最终高宗可能会帝位不保。宋徽宗死于1135年,朱仙镇大捷是1140年,而岳飞被害于1141年,因此高宗担心徽宗回来夺其大位之说并不成立。钦宗是亡国之君,高宗是中兴之主,徽钦时代的老臣故旧基本上都不在中枢要职上,文臣武将皆其腹心,即使高宗演一场禅让之戏,钦宗也不敢接这场戏。岳飞是政治与外交斗争的牺牲品,南宋名将并不比其它动乱时代少,但真正令金人忌惮的人不多。在南宋诸多名将中,岳飞长于绝地反击,反守为攻,短促突击,令长于进攻的金兵一时无法适应。而其他将领则长于防御,依据地形地理,以静制动。因此,对金兵能够直接构成战略威胁的主要是岳飞及其统帅下军队。“金都元帅宗弼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续资治通鉴》高宗卷)一般而言,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最终决定政治走向的,是参与政治游戏的各方实力消长和相互妥协。
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谈判是政治较量的主要场所,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及经济手段。谈判的目的很简单:获得战场上不能轻易得到的东西。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服务于政治目的,是政治的一种延伸,但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更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抗战时期,彭帅发动“百团大战”,事后受到长期批判,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看,对我党政治政治利益不利(尽管对国家民族有利)。高宗和岳飞的根本分歧就是主和和主战的斗争。主战派要收复河山,解救中原百姓于水火,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主和派认为国事多艰,长期陷入战争,不仅中原收复无望,民生凋敝,民怨沸腾,长此以往,恐怕现有的地盘都保不住。不如先建设,再图恢复。其理甚当,其情甚切。北宋政权的突然崩溃,造成全国大片地区权力
真空,东南地区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金兵凭借骑兵机动优势,经常长驱直入,纵兵窃掠。一时游民四起,匪患流行。杨幺、钟相聚众闹事,沿江伪政权林立。江南本是国家财赋重要来源之地,离军事前线不足五百里路程,金兵朝发夕至。宋金对峙时期,金兵有意纵兵抢劫,江南及赣闽北部频繁遭受金兵蹂躏,如果任此下去,久而久之,江南赣闽民穷财尽,国家用什么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如果不迅速恢复秩序,恢复生产和民众的正常生活,一旦流民为寇,烽烟四起,不要说中原恢复,连江南半壁都保不住。当年淮海一战,蒋氏血本无归,只得通电下野,让李宗仁停战求和,也是企图划江而治,再图发展,终被本朝太祖识破,“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怙名学霸王”。况且“二圣蒙尘,举族为质。”进退维谷,举止受制。“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凯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霣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金人立刘豫、张邦昌等人的伪政权,对控制江淮陕鄂等地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如果从被俘的北宋皇室中选择一个傀儡,在淮海等地另立伪政权,或者待高宗去世后,选送一个经过洗脑效忠金人的北宋皇室南归继承大统,都有可能对南宋朝廷产生致命影响。高宗唯一的儿子去世后,金朝就拟送钦宗之子回南任太子。那么多人质在敌人手上,放在今日,即便是平民,也会是天下瞩目之事。以美国的强大,遭遇伊朗的人质危机,最后还是拿钱私了。在讲究孝道的宋代,父母兄弟,亲朋故旧,在异邦为奴,作为高宗,情何以堪!绍兴11年,高宗派何俦、曹勋入使金国,临行之前,何铸入辞,帝谕铸委典致词,事在必济。又召勋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帏,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窃计天亦默相之。”言已,泪下,左右皆掩泣。帝曰:“汝见金主,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亲之在上国,一寻常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诚悦之,彼亦当感动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高宗屈己求和,于情于理,实有可然之处。如果排除感情因素,理性对待主战与主和的优劣,至少可以认为,主战过于冒险,主和不失为是安全之策。或许有人说,当年岳飞取得朱仙镇大捷,本可以挥师而上,直捣黄龙。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臆测,首先,朱仙镇的战果被不适当的夸大,金兵主力没有被击溃,仍然保持正常的战斗力,飞部损失也不小,其属下第一骁将杨再兴战死小商桥(此战损失飞部三员将领)。其它战线的宋军与金军绞缠在一起,互有胜负。如果任岳飞孤军突进,极有可能被金军包抄分割,聚歼于野的危险。宋无成军的骑兵集团,一旦飞部陷入重围,宋军无法即时驰援,而其它各部金军骑兵倒可以迅速脱离战场,转而围攻飞部。况且,朱仙镇以北,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是金兵野战机动,寻机歼敌的有利战场。
从军事角度看,南宋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催促飞部班师,符合军事逻辑。宋军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局部战术性的胜利,也使金国朝廷认识到,消灭南宋至少在当时无法完成,缔结和约是现实的选择,况且兀术兵败,削弱了以其为首的主战派在朝廷决策上的影响力。朱仙镇战役的胜利促进了宋金和谈。后人一直批评,高宗胜利之后反而求和,完全是不顾廉耻,投降卖国的可耻行为。事实上,如果没有朱仙镇的胜利,没有其它战线的相持,金国怎么可能会坐下来和南宋谈判(后来的清政府就曾拒绝南明的谈判要求)?战场上如果一直在失败,欲求和必然而不得,1947年的民国政府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金太宗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不仅有志于中原,还有志于天下。从以后的历史史实看,从1127年始,一直到1200年前后,基本上一直是金国占据了战略主动权和战略优势。因此,在1142年,宋金终于签下和约,虽然是不平等的,屈辱的,但应该是现实政治的结果。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应当是可接受的。宋高宗不惜以自己的名节,个人的屈辱,家族的荣誉,换来半壁江山,如果在西方,这是正常的,甚至是被称赞的。但在中国,他却成了民族的罪人。
岳飞的被杀无论如何是高宗的罪过,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大臣,既不符合宋朝祖制,也不符合大宋的法律。岳飞的死必有隐情。作为南宋的最著名的主战派人物,在对金国作战屡有战绩,是金国军队最令人头痛的南宋将领,女真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皇太极借刀杀人,除掉劲敌袁崇焕,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南宋诛杀岳飞极可能是宋金结盟的条件之一。这个要求过于不道德,出于羞耻,宋金双方都可能没有记录(南宋是不可能保存这样的东西,或者金国的记录因战乱丢失。联想袁崇焕,如果不是乾隆翻出这一段借刀杀人的故事,汉奸袁崇焕是永远翻不了案的),双方只是心照不宣。当韩世忠责问秦桧时,作为主要谈判者,只能语焉不详地搪塞“莫须有”,问题是,“莫须有”何以谢天下?这个道德与罪孽的黑锅只能由秦桧及高宗背下去。无疑,岳飞是南宋政治与外交的牺牲品,这种推测似乎可以从后期的政治演变中看出一些轨迹。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上任不到几个月,即恢复岳飞名誉。如果没有得到高宗的首肯,以孝宗的孝心(和当时的政治实力)是不可能作出这种让高宗难堪的决定。诛杀岳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给岳飞平反,也是政治形势的需要。经过20年的经济建设,国家的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军事力量也在增长,加上海陵王南征的失败,金国皇帝易位。南宋朝廷认为北伐的时机已到。高宗决定退位,让一心北伐,收复祖宗基业的孝宗主持北伐大局。给岳飞平反就是在国内营造北伐的政治气氛。当然,朝廷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所以秦桧只能遗臭万年(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当年本朝高祖曾和老帅们讲,我上了林彪的当,错怪了大家,云云),但议和之策,高宗并没有委过于他人,秦桧死后,绍兴26年,他曾专门颁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宋史》高宗本记)。
高宗能够在生前,给予岳飞平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同样在与金国的政治斗争中,他也表现出相当高明的政治手腕。为了彻底地根除金朝利用北宋皇族制造分裂和建立傀儡政权,高宗自己导演了一场戏。“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圣献皇后所谓的异梦是指宋初一个说不清的疑案,大抵是“斧声烛影”,太宗逞太祖病重之际,杀了太祖,篡了大位。于是太祖浑身是血,托梦于圣献皇后等等。这本是皇家一桩丑闻,至今真假仍然争论不休,高宗作为太宗的直系后代,为尊者讳,本不应示丑于中外。但抬出太祖,是政治上的一步妙棋。太祖在宋代的地位,无人可以比肩,况“斧声烛影”之说,民间早有传闻,立太祖之后,极易获得民间的理解、认同,也容易获得大臣的支持,加上有“异梦”的因素,即便有几个太宗系的心腹和死党,也不好再说什么。
高宗这一招,使得身陷金国的数百个皇族失去了作为人质要挟南宋的政治价值,也断绝了金人利用这些人质谋取更大利益的图谋。连在《宋论》痛批宋高宗的王夫之,也称赞不已。“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道之公也,义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计也。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裹之恩也。乃年方盛,而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迨其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者,和气翔洽,溢于色笑,翛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得不谓高人一等乎?”纵观高宗一生,养于深宫,质于北虏,泥马过江,越海避险,创业艰难,并不亚于列朝开国君王。“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王夫之《宋论》)除岳飞外,高宗也非刻薄寡恩之主,对其他将帅圣眷甚隆,“世忠得疾,帝饬太医驰视,问访之使,相属于道。”(《续资治通鉴》高宗卷)岳飞是个悲剧人物,但最终成为民族英雄。
高宗是个悲剧人物,他生前受尽屈辱,死后还要遭遇千古骂名。他创造的一切来之不易,换了他人,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后世及近世之人每每不屑于他,在于坐井观天,不知世界局势在盛唐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游牧民族纷纷进入文明社会,彻底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格局。始于唐末的全球地理寒冷周期(公元950-1200年),迫使北方民族不断向温暖湿润的地带迁移,这是自然的演变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的革新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各民族的血泪和辛酸。在今天已经各族共和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先辈更宽容一点,更体谅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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