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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在史志上的人生—记《浚县志》主编郑永立同志
    [B]刻在史志上的人生—记《浚县志》主编郑永立同志[/B]  
     
      河南省情网  [URL=http://www.hnsqw.com.cn]www.hnsqw.com.cn[/URL]  2007年09月06日  来源:《鹤壁日报》    
     
    [B]  生命之舟停泊了。[/B]

      一个年仅56岁的生命,一个普普通通的史志工作者,一个准备再攀高峰的苦心修志者,带着对事业无尽的遗憾,停下了手中的笔,长眠不醒。在理想与信念的托举下,他体验到另一种生命律动,他在古与今、传说与现实之间上下求索,苦苦考证,在历经无数个不眠之夜,走过数年艰辛漫长的修志之路后,一部字数逾百万,全面、详实甚至可以用精确来形容的大书终于完成,并被评为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诸多荣誉。他却像一支耗尽了最后一滴蜡油的红烛一样,悄然熄灭。

      他就是原浚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新编《浚县志》主编郑永立同志。

    [B]梅花香自苦寒来[/B]

      郑永立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座标,我的座标已十分明确,那就是专心做好《浚县志》的撰写与考证工作,争取把《浚县志》写成全面、详实、准确的“名志”。

      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说起郑永立与修志工作的不解之缘,时间还要追溯到1980年。

      1980年,浚县已开始筹备修志工作,成为全省起步较早的县。1981年,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修志机构。1983年初,刚刚从部队转业归来的郑永立毅然放弃了被安置到县工商局的机会,来到县志办任副主编。

      从营级干部转业归来的郑永立曾在部队先后任文书、参谋14年,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但隔行如隔山,编写地方志对他来说无疑是一项陌生的事业,对责任心极强,在工作上有一种从不服输劲头的他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从此,郑永立毫不犹豫地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自学之路。郑永立的家境并不宽裕,爱人单位效益不好,又体弱多病,膝下还有一双儿女,但他每年仍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四分之一购买业务书籍,订阅报刊。仅有关史志方面的专业性报刊便达10余种,如《中国地方志》、《河南史志》,更是每年必订,每期必读。至今,他家中藏书已达2000余册。就在他去世后不久,妻子睹物伤情,狠狠心将一些过期杂志整理了一下,准备卖掉,整理到最后,竟装了4大麻袋,就是当成废纸论斤卖,少说也得上百元,最终,妻子还是没有舍得卖掉。

      白天,郑永立在单位工作了一天,回家之后仍要坚持学习到深夜。有时,邻居家的鸡开始打鸣了,他才准备休息。据郑永立同志的爱人讲,他这个习惯是到了县志办之后养成的,并且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息。夏天,他学习的那间小屋潮湿闷热,蚊叮虫咬,冬天又冷得像冰窖。爱人担心他的身体,生了个小煤球炉放在他身边,可他一埋头书本便忘了一切,几次被烤焦了衣服、袜子,而他却浑然不觉。

      有一次,爱人发高烧,卧病在床,没法再为他做晚饭,他只好到厨房自己烧饭吃。他打开火,熬上半锅粥之后,便又钻进小书房写东西去了。妻子在床上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儿,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到厨房一看,锅里的粥早已熬干,锅底也被烧得裂开了一道口子。平日脾气温顺的妻子再也忍不住了,带着哭腔大声冲他喊:“俺不跟你过了,你去和县志过吧!”郑永立闻声赶来,站在厨房门口,满面愧色地犹豫了一会儿,便默默弯下腰,开始收拾“残局”——这已是被他烧坏的第三只锅了。

      天道酬勤,数年如一日的学习使郑永立在业务上渐渐如鱼得水,越钻越有劲头。十几年间,仅购买的书籍便摆满了五大书柜,达数千册,且绝大多数与文史类有关。他还先后参加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河南省委党校函授大学和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三个校系的课程学习,撰写读书笔记30多本,摘录卡片数万张,发表方志论文10余篇。随手从他书柜中抽出一本名为《方志学文选》的书籍,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所注眉批和一些个人见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是长期坚持不懈的学习、探索和积累,使他由一个方志业的“门外汉”,成为一名深谙方志工作的行家里手。从他生前所著论文和大量的读书笔记、工作笔记以及多达二十余本荣誉证书、数千册藏书来看,郑永立确确实实称得上是一位善于钻研,且见解独到、精辟的“学者型”方志工作者。

    [B]铁心修志终不悔[/B]

      由于成绩突出,文史知识广博,郑永立已是浚县及市文史、方志诸多同行中的佼佼者。1984年8月,经上级研究,他被任命为县志办主任。

      作为县志办主任,别的不说,仅从郑永立平时生活方面便不难看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县志办工作了十几年,他经常穿的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从部队转业时带回来的旧式军装,已经被洗的发白了,另一件是他姐夫送给他的黑色昵子上衣,这件衣服平时还不舍得穿,只在外出参加会议或亲友聚会等一些较为公开的场合才舍得拿出来穿。同事们都笑着说这是他的“礼服”。脚上的皮鞋倒是每年都换一双,原因是他脚上的皮鞋都是几元、十几元一双的“处理品”。有人劝他:“你买一套书舍得花几百元,就不能买一双像样的皮鞋?”郑永立解释得十分幽默:“便宜的鞋虽然不经穿,可我年年都穿新鞋呀。”

      郑永立上任不久,他的外甥女高中毕业在家待业,想乘县志办人员定编这个机会到他手下做打字员,被他一口回绝:“你一不懂文史业务,二不会打字,来了能干什么!”据郑永立的老同事回忆,他外甥女那天哭着离开办公室的。经过他严格把关、层层筛选,终于初步组建了一支素质较高的编辑队伍,为新编《浚县志》工作的全面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萧瑟的风里,郑永立很晚才从单位办公室回到家中,妻儿熟睡已久,饭温在厨房的锅灶上。他走进厨房,三两口晚饭扒进肚,抹抹嘴,一头扎进小书房,又开始了夜间工作。《浚县志》总纂工作一开始,郑永立便像一个拧足了发条的钟表,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转,同事们都已知道,这个“拼命三郎”是如何干工作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帮助下,《浚县志》仅在短短6个月时间便拿下了约130万字的初稿,并荣获河南省地方志阶段成果一等奖。

      有了第一步的成功,郑永立劲头更足了,对工作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在他的带领下,县志办的同志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工作,没有一个叫苦叫累。他们还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宁掉十斤肉,不叫工作落了后!郑永立更是夜以继日,勤奋笔耕。不仅如此,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已达到了精益求精乃至苛刻的地步。

      为了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他经常与同志们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城乡各处,实地考察全县的山、河、岗、洼和黄河故道平原的地貌状况。他有时发现历史材料问题,除了到民间查访外,还翻阅大量古籍,对原始资料细细筛选,逐一核对。在掌握大量准确、翔实的具体资料之后,郑永立方才下笔。遇到学术上的问题和历史疑难问题,他不辞辛苦,和县志办的几位同事,背着几十斤重的志稿到北京、郑州、开封等地,虚心向专家请教,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地资料。

      旧《浚县志》中人物篇历史人物较少。为填补丰富这个篇目,郑永立乘车到郑州、新乡、开封各大图书馆,逐一查找。终于,他在郑州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查到了有关记载,便如饥似渴地抄写,后来嫌抄得太慢,向图书馆工作人员提出拿到外边复印部复印,遭到拒绝。郑永立索性在图书馆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来,每天早早起来,到街头小摊上吃点饭,便匆匆赶去,每每是图书馆的第一位读者。开馆之后,他便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开始抄写。终于,图书馆工作人员被这位连续几天默默伏案抄写的中年汉子感动,向馆长作了汇报,图书馆破例允许他到外面复印有关资料。

      有时候,为了核查一个历史典故的真实性,他骑自行车奔波10多公里到村中百姓家查访。为了弄清县志中有关统计方面的问题,深夜1点多,他冒着风雪敲开一个在县里搞统计工作的朋友的家门,就这个问题一直和人家谈到凌晨3点多钟。他的朋友十分不解地问他:“永立呀,你这是图的啥呀!”

      郑永立的妻子身体状况较差,患有中耳炎、甲亢、骨质增生、胃病、眩晕症等多种疾病。1990年5月份,妻子胃病发作,经检查,医院通知住院治疗,当时女儿和儿子都在上学,家中没有帮手,亲威朋友多次帮他照看过妻子,这一次,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再麻烦人家。于是,他干脆把业务资料带到医院,趴在妻子病床边儿上工作,还笑着对妻子说:“这叫工作、家事两不误!”结果,还是差点出了大事。在医院陪护妻子期间,郑永立仍是没日没夜地审改县志,每每写到半夜,实在困得不行了,便伏在床沿上睡一会儿。有一天,妻子输液,头天晚上,郑永立审稿至凌晨4点多,次日,又是一边写东西,一边为妻子看液瓶。结果,妻子睡着了,郑永立由于熬夜过度,也伏在床边沉沉睡去。液体一滴一滴输完之后,开始回血,幸亏主治医师来病房查看,见状赶忙作了紧急处理,并对闻声桓来的郑永立大声训斥:“没见过你这样陪护的,瞌睡瘾咋就那么大!”俩眼熬的通红的郑永立用手尴尬地挠着脑袋,说不出话来,那样子,活像一个做了错事被老师批评的小学生。妻子忙替他解释:“他昨天写到半夜,实在是熬不住了,都怪我……”妻子说着竞硬咽了。当主治医师终于弄明白一切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对郑永立说了句:“郑主任,以后再有什么事,请尽快通知我,只是长期熬夜,对你的身体也不好,你看,你的脸色就有点不正常,最好也检查一下。”说完默默地走出了病房。

      后来,知情人说起这段往事时,感慨万分地说:“郑主任搞县志工作不但有一股子钻劲儿,还有一股子迷劲。他对待自己的工作,用‘痴迷’这个词来形容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郑永立的全力带动下,1991年,浚县文化建设史上最大的文字工程,165万字的《浚县志》终于出版发行。这本用心血与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一俟面世,立即受到同行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各种荣誉分至沓来。1993年,《浚县志》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郑永立先后获得“省先进工作者”、“县级拔类人才”、“优秀**党员”光荣称号。

    [B]不为名利不为官[/B]

      郑永立在笔记本中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有官不做,八年冷门,为一本书,得一身病,何苦如此;无苦自寻,一生执着,历三千日,熬二千夜,造福后人。从这副对联中,完全可以看得出,一名普普通通的史志工作者,一名优秀的**党员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多么令人敬佩的信心与执着。郑永立淡泊名利,他的人生座标既不在名利场上,也不在官场上。按说,凭他的资历和工作能力,完全可以到一个更好的部门工作,他不但没往这上面想,机会来了,反而还要千方百讦地“躲”过去。直到如今,说起当年郑永立三次辞官的事,许多人感慨不已。

      郑永立转业时就是营级干部,安排为县工商局办公室主任。这可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肥差”。可他上班不到10天,却欣然同意被县志办借用,当了一名临时编辑,一头扎进了文字堆。因长期不在局里工作,待遇被取消,他却不在乎。亲朋好友劝他,机会难得,应丢开稿纸,回马就任。他仍不以为然,继续埋头文字堆。又过了一段时间,局长找他谈话:“局里工作很忙,办公室主任很重要,长期空缺不行,你要真不回来,可要另作打算。”他慎重考虑了几天之后,找到局长,诚恳地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人这一生,是干好一件事重要,还是当官重要。自从到县志办之后,我认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写好县志是一件利于当代、惠及后人的事业,虽然县志办是个“清水衙门”,但为了把县志写好,愿放弃工商局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局长递给他一支烟,又亲手给他点上,语重心长地说:“永立呀,你将来可不要后悔啊!”郑永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长长地吐了出来,而后,坚定地说:“我不后悔!”局长叹口气,拍拍他的肩膀,算是默许了。

      1984年5月,郑永立被任命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许多人要他请客,祝贺他荣升。而当时《浚县志》第一稿正在总纂阶段,人手紧张,总编一走,县志工作又将陷入僵局。经过他多方努力,数次申请,组织上终于同意让他三个月之后再去上任。三个月后,领导找他说,计划生育工作很重要,班子上不能缺人,你要决心不去,组织上将要重新考虑。他低头思索了片刻,十分平静地说:“那就只好让组织上另请贤达了。”此后,他一直未去计生委上班,被免去了副主任职务。

      1987年7月,县里调整文化局班子。经过认真挑选,组织决定任命郑永立为局长兼党组书记。消息传来,县志办人心惶惶,因为《浚县志》正在编写中,不能没有主编呀。此时,作为县志办主任的郑永立正在南阳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当他风尘仆仆赶回机关时,同志们纷纷涌进他的办公室,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办公室的气氛沉闷而压抑。当他从县志办副主任手中接过任职通知后,默默坐定,像往常思考时一样,习惯地从口袋中摸出一支烟,却没有点上,只是不停地捻动着手中的香烟。片刻之后,他站起身,环视大家一遍,用平静而坚定的口吻说:“《浚县志》正在紧张总纂阶段,主编不能走。不能让县志事业再受损失。至于调动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大家放心,各负其责,继续努力工作。”第二天他便开始“活动”,找书记、找县长,把常委找了个遍,反复向领导解释原因,说明情况,并一次又一次恳求领导:“让我把县志写完,上级调我到哪里去,我都会绝对服从。”领导们都为之动容,一位主要领导感慨地说:“组织上正是看中了郑永立同志淡泊名利、工作扎实的作风才委以重任。看来,这次我们常委应该体谅永立同志的心情,就凭他这种精神,《浚县志》肯定能写好!”

      如今,个别人热衷于跑官、要官、甚至买官,可郑永立为了县志事业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辞官不做,在他眼里,名与利、权和钱都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身外之物。而在他面前,那些被权欲、钱欲迷住了双眼甚至一步步走向犯罪的个别“蛀虫”、“硕鼠”,灵魂又显得多么卑微和渺小!

      郑永立三次辞官,在县里上上下下引起了极大反响。有人说他是个“怪人”,有人说他是个“傻子”,但更多的人则评价说,他是一头真正埋下头来干事业的“老黄牛”!

    [B]长歌当哭送英杰[/B]

      搞文案工作的人都知道,“劳心甚于劳力”。脑力劳动是最耗费心血的,“熬夜如同熬心血”,长期的工作,耗费了郑永立大量心血,对他的健康也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郑永立就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几乎是时刻不停地在运转着。

      早在1989年春节过后,郑永立便常常感到胸闷、背沉,夜间出盗汗,体温时高时低,可他却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感冒了,丝毫没有在意,依然每天坚持正常工作。单位同事发现郑永立脸色十分不正常,有时发黄,有时发黑,联想到他平时喜欢‘开夜车’,且烟瘾较重的情况,便多次提醒他到医院作一下检查。可每次郑永立都付之一笑,还开玩笑地说:“轻伤不下火线嘛!”可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此时,无情病魔已牢牢地潜伏在了他的体内。他的“伤”,早已不是什么“轻伤”,而是足以致命的“内伤”啊!

      工作在他的精心安排下逐项进行,县志稿在他手中一篇接一篇审改,他的病情却在一天一天加重,可是郑永立却奇迹般硬是咬着牙拖了几年,几年间,在家人和同事的“逼迫”下数次入院治疗,又数次在疗效还未深入时便偷偷跑了回来。后来,县领导来看望他,见他病成这样还在坚持工作,硬是派车把他送回卫辉医院继续治疗,并命令他“治不好,不准回来!”即使这样,在医院里,郑永立扔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往往是一边输液,一边审稿。机关同志到医院看望,劝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他却说:“事业才是革命的本钱,只有干好事业,心情才会舒畅,身体自然会好起来嘛。”

      志书像一根绳子,紧紧系在郑永立心上。在医院仅住了一个多月,他又一次“自作主张”地跑了回来……

      长期潜伏在体内的病魔一次又一次向他发动攻击,他动奇迹般一次又一次地挺了过来,这大概只能解释为一种精神与信念在支撑着这位苦心修志的跋涉者。在这期间,他托着患病的身躯,主编了30余万字的《大伾山志》。该书出版后,于1995年获鹤壁市社会科学一等奖。在他的督促指导下,《浚县粮食志》、《浚县土地志》、《浚县邮电志》等专业书也相继出版。他还通过大量的阅读、研究,进一步考证了端木子贡的生卒年月,收集到子贡所著《越绝书》,纠正了历史上子贡不曾留有文字资料的谬传,填补了国内历史名人研究方面的空白。仅此一项研究,郑永立收集整理文字资料便达30余万字!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垦荒牛,在史志事业这块土地上永不停歇地默默耕耘着……

      但是,病魔终归是无情的,进入2000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数次昏迷,又数次被抢救过来。他的亲人、朋友、同事还都还记得,他每次被医生从病魔手中侥幸夺回生命的头一句话就是:“把志书资料给我,让我再看一遍……”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2001年初春,56岁的他癌细胞转移,再次病倒。这一次,他再没能从病床上站起来……

      他走了,带着对史志事业的满腔赤诚与未尽的心愿。他一生清贫,留给妻子惟一的遗产便是满满的五大柜子的书籍。他的妻子体弱多病,下岗在家,他的儿子正在上初中,他的女儿警校毕业后未得妥善安置,在广州打工。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却深深赢得了子女尊敬。他的儿子在一篇作文中写道:爸爸是我最尊敬的人,大之后,我也要做一名像爸爸那样的人……

      郑永立——我们身边的好榜样!他虽英年早逝,却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人们心中竖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端木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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