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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尼弟子:昨夜星辰
    [TABLE][TR][TD][PP][B]仲尼弟子:昨夜星辰[/B]

    [/TD][/TR][TR]| 作者:鮑鵬山 |[/TD][/TR][TR][TD][IMGA]http://hebi.emdp.cn/UploadImg/Article/Article/2008101620301462.jpg[/IMGA]

    [PP][B]仲尼弟子:昨夜星辰[/B]

    鲍鹏山-天纵圣贤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教兴阙里,道在郧乡。异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艺,合志同方。
                      ——《史记》司马镇索引述赞

                     [B] 壹[/B]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孔子谈政治的话,透露着他的璀灿梦想:他多想能以德行安居政治中心,形成“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大一统”啊。可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如此美好的梦中醒来,他内心一片述惘。不过,“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是亦为政”,孔子为人以德,其人格也如同北斗星辰,而他的那些弟子,则正是拱卫在他周围的灿烂群星,在那个筚路蓝缕的洪荒时代,他们共同构成了吾民族头顶上深邃而灿烂的天宇。这些昨夜的星辰,至今仍在那遥远的地方闪烁,向我们送来他们意味深长的注视。

        据孔子自己说,他的受业弟子中,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七人。孔子颇为得意的介绍,在弟子中,以德行见长的有颜渊,闵子赛,冉伯牛,仲弓,以语言见长的有宰我,子贡,以政事见长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学(学问)见长的有子游,子夏。这十人后人称之为“孔门十哲”。其实,孔门高徒远不止这个数,比如那个成就卓著的曾子曾参就不在此列。《史记·孔子世家》还记载,正由于孔子手下人才济济,反而使楚昭王有所顾忌,而不敢分封他土地,怕他有朝一日强大起来,危害自身。

        有教无类的孔门私学里,不仅弟子们出身各异,个性也极丰富。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并不要求弟子们在恩想上保持一致,对他们各自的个性也能给予足够的宽容甚至鼓励,这样,孔氏私学就获得了极活跃的细胞,从而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学术创新能力。孔子曾以欣赏的口吻谈论他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子张狡黔,曾子迟钝,高柴愚直,而仲由季路则改不掉粗鄙的毛病。颜渊呢?安于贫穷,家里的米缸老是空空如也;端木赐子贡则不拘泥于老师君子喻义小人喻利的说教,有大兴趣且花大精力于生意场上,他的經商活动往往百投百中,从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不管他们如何丰富多彩,千人千面,他们仍然是孔子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仁义的信仰,对文化的虔诚,对自身道德的磨砺,人文人格的坚持与发扬,以及,对天下汹汹滔滔罪恶的反抗,对民间苦难的关注,对一切卑鄙政治的高度敏感。他们总是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学而不厌,侮人不倦……

                      [B]贰 [/B]
        孔子最欣赏颜回,一则曰:“吾不如也”,一则曰:“吾为尔宰”,慨叹自己不如这个颜家小子,并祝福贫寒病弱的颜回能多多发财,然后自己去做他的管家。我也先写写他。不过,我对颜回的看法,与孔于做的鉴定有些出入。老实说,我对颜回的印象不大好。这可能是由于我对一切道德楷模的过敏性反感,颜回就是孔子推荐出来的道德楷模。在一个张铁生都曾成为我的榜样的人生经验中,我不能不小心地对待一切推荐的人格模范。我真心又放心地向我的邻居学习勤勉,向我的同事学习忠厚,向我的一位领导学习关心人,以及,更早的,向我的父亲学习正直与对万物的仁慈,向我的母亲学习无私的奉献……这些人都是我自已能触摸到的,

        而且,他们也没让我向他们学习。人们往往有一种逆反心理,即便是他们本来想要的好东西,一旦有人向他们喋喋不休地推荐,他们马上就会弃之不顾;他们怀疑推荐人的动机。孔子推荐颜回的动机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不得不小心的问题。颜回没有一点实际事功,也不见他对实际事务流露过什么兴趣,在孔门弟子中,颜回一直是一个袖手旁观却又时时发些高妙之论的人物。孔子曾夸奖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我倒觉得他的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神情太过冷摸,很不像孔门弟子的整体作风,不像春秋战国这个“轴心时代”的精神风貌,倒好像和二十世纪末的一些解构主义者们有些相似。我该不会把对各种“后”主义的反感移到“先”秦的颜回身上了吧?

        颜回深受孔子赏识,我以为有两个原因。一是颜回乖顺;二是他早死。早死,好多毛病还没暴露,留在记忆中的就是一个纯洁小青年的模样,在时时的回忆与追悼中,这个楚楚可怜的模样儿会平添多少伤感?颜回,这棵病弱的花朵,孔子曾经是希望他能结出一个大大的果子来的啊。这枚果子虽没有物理性地成为现实,但在孔子的心理上,它是那么一种真实的,刻骨铭心的存在。谁能在凋落的花蕾中看到期待中的果实化为一梦,谁就是不可救药的感伤主义者。

        在孔子“天丧予!天丧予”的恸哭哭中,我们是否心碎于老圣人的又一次失败与绝望?
        所以,我以为,孔子在颜回死后不断地推重他,乃是一种心理的需求,他已看见自己黯淡的未来,他已无力把握未来,他己无力推开失败,他太疲倦了,他也早没有自信了,他渴望有人早一点接过他的“斯文”之棒,替他跑下去,可是,正当他想着把接力棒传给对方时,对方却先倒了下去,这是多大的打击?在强烈的挫折感与世界的冷酷中,死者颜同那记忆中的容颜是他无法忘却的遗憾,是他又一次失败的象征,也是他心头唯一的温暖……

        颜回是那么乖巧,乖巧的孩子或孩子的乖巧是老人晚景中最顺心的拐杖。颜回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知道老师在现实政治中碰过太多的钉子,受到不能挽回的失败,所以,他尽量避免和老师发生冲突,以免伤害老师那颗疤痕累累的心灵。他从不在老师说话时有什么反诘,“不违如愚”。在这种场合他往往呆若木鸡,又唯唯诺诺。即使不明白或不理解,他也等着退下来后自已去琢磨。这也是孔子赞赏过的那种常人“不可及”的愚吧。问题是,颜回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恰恰违背了老师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教导么?况且,既然当场已经表示附和了,退下来以后的琢磨领悟,怕也只能坚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原则了。这实在够不上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至少他不直。对此,孔子也似有微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颜回不是那种能助益我的人啊,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孔子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事无大小言无巨细一概正确,所以,对颜回的这种“无所不悦”,也就视为他一心向仁的美德了。但假若我们认为孔子之言亦有可商榷处,像颜回这样,就只能是非傻即诈了。实际上,孔门不少弟子都是敢于和孔子“商榷”的,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教学相长”,不仅有助于学生,还有助于孔子本人,颜回这样的“先生步亦步,先生趋亦趋”,只能是使老师和学生一起没出息。

        颜回还有一些便辟善柔的“损者三友’的毛病。孔子被匡人围困,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颜回最后赶到。孔子心有余悸地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颜回竟说:“先生还在,我颜回怎敢死?”我想,死与不死,当时是取决子匡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选择权岂能在鱼肉?颜回为了讨老师的欢心,不仅藐视匡人的刀俎,而且还藐视大自然了。藐视大自然,怕也会“不得其死”吧。“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死时年三十二),偏偏死在孔子的前面了,弄得孔子呼天抢地地痛不欲生,这回他怎么敢死了?若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要苟活一条命以侍奉老师,他为什么不想些法子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营养状况,而是甘心每日一箪食一瓢饮地糟蹋自己的生命?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照颜回的说法,倒好像死生由自己决定了。欺人,欺天,还欺师,文弱虔诚的颜回,总给我一种不真实不踏实的感觉。

        孔子说:“自吾有回,门人益亲。”这话不假,有颜回的便佞善柔做榜样,有老师的频频赞誉做导向,门人岂不都学颜回,一个个以乖巧顺从来讨老师的欢心?

        颜回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未由也己。”这个在孔子面前完全丧失自我的颜回,显然已经手足无措,精神恍惚了。孔子忽然在前,忽然在后,这简直是白日见鬼了。颜回至此,已无生路可走,只有一条死路。这回应该是“先生在,回何敢活”了。

        不是物质上穷死了颜回,而是精神上的穷途末路,我斗胆说,颜回死于神经衰弱。

                      [B]叁
    [/B]    曾皙曾参父子都追随孔子。孔子曾说,曾皙和漆雕开“已见大意”,可见修养的大体已具。孔子和子路,冉有,公西华及曾皙谈志向,轮到曾皙时,曾皙竟说出一段诗情画意的话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下子把孔子感动得心旷神怡,喟然叹服。

          有人把这几句意译如下:
          二月过,三月三,
          穿上新缝的大布衫.
          大的大,小的小,
          一同到南河洗个澡。
          洗罢澡,乘晚凉,
          回来唱个“山坡羊”。
         一袭布衫,大袖飘飘,身体的宽舒与心灵的自由相得益彰。几个大人,又必配上几个嬉闹无状的顽童,才能使这气氛活泼而不拘谨,游戏而不功利。如果说老子的依道而生太哲学太抽象,孔子的“乘槎浮于海”或要“居于九夷”太疏略浮泛,那么,曾皙是亲切的了。他的这种境界我们似乎伸手可及:只要我们愿意,心远地自偏。我们只要一抬脚,清粼粼的沂水就会盈漾在我们的目睫之间,漫润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曾皙在《论语》中不多见.有意思的话也仅此一处,但这就够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能留下一句格言都了不起,何况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首诗,一种人生的境界呢?

        但他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儿子,大孝子曾参。这个孝子孝得有点出格,有些永远长不大的感觉。据《韩诗外传》载,他父母活着时他只做个小官,俸禄也少,但他每天仍能熙熙而乐,因为可以以此养亲。父母去世后,他做了大官,俸禄多了,他却常常“北向而泣”,为什么呢——因为“悲不见吾亲也”。孟子也说,曾参父亲曾皙喜欢吃一种羊枣,曾皙死后,曾参就再也不吃这种枣了,因为一吃羊枣,就会万分悲痛地想起父亲。这种表现,若不是做作,就是心理疾患。父母老,而后死,乃是自然规律,像曾参那样一直哭下去,怎么是好?

        都像他那样,岂不是人人后半生都在悲哭父母中过日子?这样的人生太黯淡了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也是身体力行者。临死前,他把门弟子召来,让他们仔细察看他的手、他的足是多么的完好,然后告诉他们,他一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地保护他的身体发肤不受任何伤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今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这一漫长的,提心吊胆的过程由于死亡的到来终于结束了,解脱了。曾子生活得够累的,你想,要在漫长的“与物相刃相靡”(庄子)中,保护自已的身体发肤不受一点伤害,这需要多少谨慎,多少小心,多少退缩,多少忍让?神经会因此多么紧张,心灵会因此多么拘闭?老子说:“吾之大患,在吾有身,”这曾子,他的身体皮囊,当真成了他心灵的大负担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话也是他说的,他确实是充分地——我以为是过分地——发展了“孝”字,使之成为人生的负担、生命的束缚和心灵的敌人,司马迁说《孝经》就是他做的。在道德问题上,花大精力去论证与推求,在科学问题上,反而大而化之,得过且过,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国粹哩。一个“孝”字,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问题,值得为此去写一本书吗?没有《孝经》之类著作的其他民族,也不见得就一定虐待老人。反过来,古往今来,我们的这方面记录不见得比别人的好。

        曾子也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物.就其穷,大约不让于颇回,原宪。庄子《让王》篇中曾用很形象的语言摹画曾子的穷窘之状,那文字太好,直接引入:

        曾子居卫,温袍无表(乱麻做絮的衣服表面破烂),颜色肿哙(脸色因饥俄而浮肿),手足胼胝(手脚生老茧),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正正帽子带子就会断),捉衿而肘见(提提衣谋嘴肘就外露),纳履而踵决(穿穿鞋后跟就裂开)。

        然而,就是这样,他还是飘散着发带,放声高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我怀疑庄子是把这位儒家人物道家化了。

        当然曾子也有他的真伟大,孔子说曾子愚钝,历史上成大事者往往得力于愚钝。盖愚钝者也往往愚钝于诱惑与变化,从而能专能精。愚钝者往往缺乏情趣,又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能安干枯燥无味而终获突破。这类人往往以牺牲自他这一脉。读《论语》中记载的他的言论,很有深厚蕴含的圣人气象,下面这段话,是我不能不提到的: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身份、社会职责的最高体认。用这个标准去检验,一下子就能测试出历代大大小小文人的真实份量。


                     [B] 肆[/B]
        《论语》中若无子路,就如同《水济》中没有了李逵。金圣叹评点《水浒》,说及李逵,有一段话,我先移过来与读者看样:彼说李逵处,正合我欲说子路心也: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金圣叹的这段话,也正是子路的“好批语”。金圣叹还说,李大哥一开口,总有奇绝语,我也以为,子路兄一说话,便百媚千娇。此人原也是一条绿林好汉,专打天下不平人。司马迁写子路的出场,是头上插着公鸡羽毛,身上佩挂公猪牙齿“吠”的一声跳将出来,将孔子的马车拦住。又是公鸡,又是公猪,敢情是子路兄雄性荷尔蒙太旺盛。不过,在这方面,他又和梁山好汉武松、李逵、鲁智深一样,无一丝淫邪之意。这些人都可以说是真正伟丈夫。后来不知孔子用了什么法术,诱使子路委质于他。司马迁说是“设礼以诱之”,我不大相信,那一套繁琐厌人的礼,岂能构成对于路的诱惑?但不管怎么说,最后总是舞刀弄棒的子路被舞文弄墨的孔子降服了,请求做了他的弟子。身边有了这么一个武艺高强勇猛异常的弟子,于L子的腰杆子直多了,说话的嗓门也粗了。据孔子自己说,自他得到子路后,恶言不闻于耳,再也没有人敢对他老人家说不恭敬的话了。这一点倒又似乎说明了,子路腰间的宝剑比孔子胸中的仁义有威慑力。

        我以为,子路是孔门弟子中无一丝小人之心的君子,无一丝虚伪之习的真人,无一丝畏怯之态的丈夫。孔门弟子中,像子路这样的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不可无一者何?孔门中若没有这样一个真君子伟丈夫,真令孔门黯然无光;不可有二者何?此等天真人,岂能重出?孔子说:“道不行,秉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他也知道,等到他的大道在这浊世不能施展的时候,等他彻底绝了世俗之望,要乘一叶扁舟,江海寄余生时候,他的那些弟子们都会作鸟兽散——大家投奔他而来,一半也是为了富贵,而不是为了对仁义的向往吧?况且即便是仁义,到了被现实拒绝的时候,还有什么意义?——此时,能仍一如既往地跟随他的,哪怕烟波满眼也无怨无悔的,会有一个子路。但也只有一个子路。是的,子路只能有一个。

        但孔子毕竟是一个贵族气息较浓的人,他喜欢“文化”的王朝,也喜欢“文化”的人,他自己从少年的艰辛到中老年奔波,学而不厌,也就是要使自己“文化”。子路却一直雄纠纠,气昂昂,素面朝天,虚室生白,没有经过“文化”,或者“文”一直在他那里“化”不下去,总是那一种天然野生的状态。于孔子而言,不大对他的胃口。这一点,孔子似乎不及五台山上的那个真长老。真长老是一眼便看出鲁达乃是证成正果的人,那些恭敬修行的人反不及他。所以,真长老是一味的迁就鲁达,为之护短。而孔子对子路,则是每下毒手,对他进行打击和折挫,务欲使之“文化”,让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比如,同样的问题,对于路的回答就不一样,据孔子解释,这是为了因材施教,“由也兼人,故退之”。经过孔于长期这样的折辱,英雄的子路确实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子路。读《论语》中孔子遇到隐士那儿段,我由衷的觉得子路的行为又可笑又可爱:他受长沮的讽刺,受桀溺的奚落,受丈人的教训,……他怎样呢?他一言不发,拱手而立!按他以前做绿林好汉时的脾气,他早就挺剑而斗了吧?而现在,他像一个挨老师训斥的小学生,那俯首贴耳的样子,能不使我们心中粲然一乐猛然一热么?是的,子路毕竟是身通六艺的文化人,无论怎样强亢,终究不是李逵。

        倒是对自己终身服膺的老师,子路反没有一点颜回式的乖顺。当面指责老师迂腐的是他;“佛肿召,子欲往”时,公开表示反对的是他;陈蔡绝粮时,拉长脸给孔子看的是他;“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时,是“子路不悦”;“子见南子”时,还是“子路不悦”。他就是这样常常使老师尴尬非常,前后矛盾。但,这不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么?要知道,正因为有子路常常直率表示反对或“不悦”,才使孔子避过智者千虑中的一失,改变一时糊涂的主意,没有做出不合圣人身份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子路,对孔子而言,是一种压力,一种考验,一面镜子,这何尝不是一件玉成圣人的好事?有子路,孔子就要时时注意自己言行的一致,时刻反省自身,否则耿直的子路真的会让他下不了台,让他不能自圆其说,让他被自己的矛刺中,或自己的盾折断自己的矛。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成圣人,子路有功劳。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不是子路阻止,孔子去了佛胖或去了公山不扰处,我们现在如何评价他呢?他还能成为圣人吗P至少他有一些无法说清的污点了吧?

        读《论语》,我常常被子路的天真烂漫弄得忍俊不禁。你看下面这一节: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

        这子路,何等真,何等朴,何等赤子心肠,何等冰雪精神I又何等妩媚,何等童贞!只是又受到了老师的打击!而这打击,又愈显出于路的天真烂漫!

        毫无疑问,子路是孔门中精神最健全,人格最完整,自我最舒张的人物。对社会现状,他比孔子有容忍度,对一些人和事,他也比孔子看得开通。他终究还没有修养成圣,离普通人还较近,所以,对普通人的人性缺点,他有更宽宏的蕴含度。这使他更可爱,更可亲可近。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君子亦有穷乎?”这种话句恰好表明了他对道德、人格力量的祟拜与信仰。“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又表明了他自己立身处事的态度,一种绝对祟高的救世心态。他悟性极高,在孔门弟子中,恰恰是他这样的“野人”,具有真正哲人的心态。这一点也颇像在五台山上撒泼弄野,却有真佛心灵与缘分的鲁智深。孔门弟子中,樊迟关心耕稼,颜回关心仁德,曾子致力于孝道的扩张,子夏关心学问的精进,公西华仗着年轻,记忆力好,整天在那里背记繁琐的周礼条文,子贡则心有旁骛,眼盯着市场的行情变化。“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得闻也。”“子不语”的,恰恰是一些纯哲学问题。而只有子路,在别人纷纷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时候,他问“死”,问鬼神,问“成人”(完美的人),谁能想到,偏偏是这个粗莽的人,关心着这类形而上的问题?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深感痛苦的,不是闻道之难,而是行道之难。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话要让子路说,他肯定会说:“不可以。因为还没有行道,怎么能死2”道不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充实内心的精神食粮,而应该是大众的呼吸与空气,是阳光和水,是土壤和风。应当把这些还给大众。子路是绝对的大公无私,他的精神中不能存有任何独享的东西,哪怕是暂时的。他急于把他领悟到的东西公诸大众,如果还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宁愿“不闻”:和大众一样贫乏是可以的,而拥有大众没有的东西是不可以的。在子路这样的圣贤面前,一切自以为的“精神贵族”都显得龌龊,他们自以为贵,正显出他们的下贱。正像在子路身上,因为他绝无一丝自爱自恋,反而显示出一种真正的高贵。这种高贵,步伐不快,但我们赶不上;调子不高,但我们盖不住;悬的不远,但我们射不中。孔于问:“仁远乎哉?”子路答:“不远。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们答:“远。仁有好处吗?”我们和子路就这样判然有别了。

        孔子曾含蓄地批评子路:
        好仁不好学,好知不好学,
        好信不好学,好直不好学,
        好勇不好学,好刚不好学。
        说他因此而愚,而荡,而贼,而绞,而乱,而狂。但子路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话说得太好了:它足可以纠孔子之偏,纠千百年来中国知识体系之偏?尤其对今日学界而言,子路的话,不育是一剂猛药。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所谓的学问重要?假如有些学问只是使我们忘掉真正的生活,甚至扼杀真正的生活,躲开生活的阳光与风雨,不去正视生活中的淋漓的鲜血,漠视大众的喜怒哀乐,还叫什么学问!而那些如老鼠一般躲在一个角落,窸窸窜窜地写(或打)所谓的论文,以此争一些职称,职位,讨一些住房,津贴的所谓学者们,早已失去了真正的心智与德性,他们还配叫知识分子么?他们已不再是文化人,他们是这世界中最丑陋的一类人:把孔子批评子路的话反过来,用来描摹这些人的行为,倒十分的贴切:他们是——

        好学不好仁,好学不好知,
        好学不好信,好学不好直,
        好学不好勇,好学不好刚。
        是的,他们除了那外表看来“好学”,并很有某些“学问”之外,一切人应当具备的优点,一切使人性完善的元素他们都没有了!而且是他们主动抛弃掉的!

        用孟子的话说,他们是把他们的良心放失了!并且再也不愿意去寻它回来!
        子路如此刚直、天真、胸无点滓,毫无城府,邪恶的世界当然不会让他得到善终。子路以一个洞明世事的世故眼光,早已预言过子路将“不得其死”。在那时人的观念里,‘‘死”,乃是人生命的自然终结,也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年”。“不得其死”,就是指他的生命将意外地终结,从而得不到(或等不到)那个自然的终局。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孔子的预言,在卫国的匮馈孔悝之乱里,子路不避其难,挺身赴险,像他老师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去维护“义”,终于被杀。但我以为这样的死才有价值,苟活不如好死。既然生命的终局总是死,为什么不能利用“死”来为生命争取最后的荣耀?从这个意义上说,子路是死得其所。而那些没有真正生活的,或者说,生活在“学术规范”“考试规则”中的当代所谓学者,才真正是“不得其死”——从他们跨进所谓学术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已经终止了,他们活泼的生命、心智与德性,都已经死亡了。

        子路的死亡的消息传到鲁国,70多岁的孔子停止了肉羹之食。这是他老人家终生喜爱的食物。圣人的生活开始缺少滋味。第二年,孔子驾鹤西去。

                     [B] 伍[/B]
        写完子路,一定得写与子路一直关系不错的冉求。冉求与子路,是同学兼同事。他们同在季氏那里做家臣,配合得还算不错。冉求比子路小二十岁,年龄差距很大,但似乎两人并不因此生分。他俩能配合,是有原因的,唯子路能容忍冉求的一些屑小之态,唯冉求能羁靡子璐的粗莽之性。子路心宽体胖,对冉求的毛病不以为意;冉求心思缜密,对子路的粗鲁能随意调适。《论语》中“季氏将伐颛臾”章中,冉求子路一起来为此事探孔子的口风,孔子一开口即是:“冉求!这不该责怪你吗?”接下来的对话中,全是孔子对冉求大加批评与责备,几无一句及子路。这可不是孔子袒护子路,而是孔子知道,在季肥那里,真正受重用得信任从而能起作用的,是心思缜密善于察言观色的冉求,而子路只是一个没有多少主见的配角罢了。

        冉求多才多艺,这一点孔子也屡次提到并予以夸奖;“求也艺”,并且认为完美的人应当有像冉求那样的才艺。但冉求帮劝季氏聚敛,使季氏富比公室,孔子大为恼火,于是号召弟子们:“冉求再也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擂着鼓去向他进攻!“孔子对不少学生都不满意,如宰予、樊迟,但公开宜布逐出师门的,大约就这么一个冉求。

        孔子对别人的缺点,尤其是政治与道德上的缺点,是太敏感了,而子路正相反,他对别人的缺点则是十分的不敏感。所以他能同冉求共事。实际上,冉求有时候确实有一些屑小之徒的毛病。我们看看一段对话。一次,孔子和子路,冉求、曾哲、公西华一起聊天,孔子要大家无所顾忌地谈谈自己的志向。率直的子路抢先说话:

        子路轻率地抢着回答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受到别国军队的侵犯,又遇上凶年饥荒,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人民勇敢而且知道遵守礼义。”

        【原文: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

        子路自信自负,说他能治理好一个内优外患重重的国家,让人民能在困难中有勇气,看到希望,这是可以的,这也是他的专长。但千不该万不该是说话时不谦让,尤其是不该说自己有能力让人民“知方”——懂得礼义。这就让孔子对他不禁加之以晒笑。而这一切,都让善于察言观色的冉求看在眼里。轮到他说话时,他说:

        一个方国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人民富足。至于礼乐教化方面,那要等待君子去实行了。
       【原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几乎每一句都在对比着子路。子路说大话,说他能抬理一个千乘之国,冉求就说他只能治理方圆六七十甚至更小到只有五六干里的土地。注意他在这儿的改口——大约说了方圆六七十后,看了看老师的脸色,为了表示自己十分的谦虚,又减少了十个平方,变成五六十。子路说三年,他也说三年。子路说可以使民有勇,他说要使民富庶。他知道孔子不喜欢勇,无论是君子的勇还是小人的勇,孔子都心存畏俱。而他说要让人民富足,也有投老师所好的嫌疑。他以前和孔子一起去过卫国,见到那里人口繁庶,就间孔子,人口多了,下一步怎么办?孔子答,让他们富起来、他又问:富了以后呢?孔子答,教育他们。所以他说要足民,是完全在揣度孔子的喜怒。当然,冉求是个经济专家,财政专家,让方圆五六十里土地土的人民富足起来,对他而言,其才能绰绰有余。唯其如此,才可见出他的谦虚,尤其是对比子路而显示出的谦虚。更令人不快的是,针对子路大言不惭地要让百姓懂得礼义,他特别在最后补了一句:“如其礼乐,以俟君于。”——至于礼乐这样的事,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我冉求只能是打好经济基础,以等待这样的圣明君子——这句话完全没有必要说,而他这样说了,其目的就是在有意地让子路难堪,并显示出自已的优点。这种做法,简直让子路无立锥之地!

        深察别人的缺点,有意地为之遮掩,这是圣人的境界,而若处处故意显示自己这方面的优点,以反衬出别人的缺点,使其昭彰若揭,则无疑是小人的心机了。这种人在历史中及文学作品中还真不少,如刘备就明白地说,他要针对曹操的一些毛病,处处与之对比,以此争夺人心。薛宝钗之整治林黛玉,也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刘备是我极厌恶的,薛宝钗的心计之深也是让我摇头不迭的。而他们的祖师,就是这个孔门叛徒冉求了吧?

        好在子路并不能觉察到这一点。他既不能发现老师在笑他(或者即便发现了,也满不在乎),更不能着出冉求对他的挤兑。越是这样。越是显出冉求的用心,越是显示出了路的坦荡之心。

                     [B] 陆
    [/B]    子贡是孔门中最聪明的人,却又十分的正派,有极浓厚的人情味。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把子贡和琼瑶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联想到一起。这大约是受庄子的影响。庄子在《让王》一篇中写子贡见原宪,其打扮派头,就十一分像琼瑶笔下的多情公子。但我对琼瑶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向无好感,我以为他们只有一个爱好,只在一件事上刻苦——谈恋爱。庄子笔下的子贡,大约和他们只有一点相似:风流倜傥。他是我爱敬有加的人。子贡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子路。他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机敏,非常的忠诚。他岁数不大,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在孔门高徒中年龄偏低,但他倒很像是一家中的长子,敬上爱下,不违师长,还能延誉同门。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子贡比他老师还要贤智。确实,子贡比他老师更能了解当世,贴近现实,也更能灵活机动地调整策略。像子贡这样的人,若不是受老师理论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针对国情,把目标分阶段实现。比如充分认识片确定初级阶段理论,从而不仅问耕耘,也问收获,那他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是的,子贡是英雄,但他在文化中被消磨掉了。文化的功能之一,就是消磨英雄的雄心,使之对命运安之若素啊。

        子贡曾问过老师孔子,你着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孔了回答说,是器。是什么器呢?孔子答,瑚琏也。瑚琏,是宗庙中盛黍稷的重器,以玉饰之,乃器中之贵重而华美者。在宗庙,又盛黍稷,大约孔子是在说子贡乃是国家社稷的栋梁之材吧。他曾说,君子不器,是则子贡虽不能做到“不器”’,却也是不可或缺的国之重宝了。孔子培养人的目标乃是造就一批道的传承者,以斯文不灭,所以他不大重实干之才。他臧否人物也有些毛病,他偏重于消极方面的优点,像愚拙,迟钝,木讷,柔弱,这些性格,在他看来,都近于仁。是的,他有种把智力上的弱点看成道德上的优点的倾向。反过来,他对诸如聪明、善辩、勇敢这些人性中积极方面的优点,又往往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他又有一种把智识上的优点看成是道德上的缺点的倾向。所以,他喜欢的是颜回、曾参、漆雕开、闵子赛等人,而不大喜欢子贡、子路、冉求、宰我、子夏,子张诸人,总是用一种怀疑而审察的目光看着他们。实际上,他最喜欢的颜回,除了能吃苦,别无优长。能过苦日子而成为道德上的优点,只能说明中国物质贫乏,以及人们消极地安分于这种困乏。就事功而言(无论是实际的行政事务,外交事务还是学问的弘扬光大),子贡诸人全在颜回之上。像子贡,就是春秋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著《左传》的左丘明,著《史记》的司马迁,都对他极为佩服。

        孔子时代,鲁卫这一对兄弟之国(它们分别是周公和康叔的后代),都很弱小而又一片衰退之象。孔子曾很伤感地叹息:“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卫的历史,是兄弟,鲁卫今日之政,更是一对难兄难弟。孔子是鲁人,子贡是卫人。卫有内乱,子路死之,算是对得起老师了。鲁国有了外侮,卫人子贡也会挺身而出的。齐国的田常为了缓解国内矛盾,进一步独揽大权,移兵于鲁,鲁岌岌可危。孔子又伤心,又难过,埋怨自己的弟子们:“鲁乃是祖先所埋的地方,父母所在的国家啊。国家危险到这地步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出手相救啊?’子路要去,孔子制止了,子张,公孙龙要去,孔子也制止了,他在等着另外一个人表态,只有这个人,才能仅凭自已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阻止齐人的战车。这个人就是子贡。子贡知道老师的心思,他承担了。他先去齐国,根据田常的心思,巧妙地劝说田常弃鲁伐吴,但田常担心伐吴无借口;子贡又去吴,以称霸中原诱劝吴王伐齐(以便给田常移师伐吴一个借口),可吴王又担心越国乘机在背后报会稽之仇;子贡乃又去越国,劝越王派兵助吴,以迷惑吴国。于是吴王发动九郡兵力攻伐齐国,齐吴战于艾陵,齐人大败从而解除了齐对鲁的威胁,此前子贡又抢先一步到中原大国晋国,让晋国做好迎战吴军的准备。艾陵大胜后,又骄又躁的吴王果然以兵临晋,企图打败晋国,攫取霸主地位。两国交战于黄池,吴军大败。越王勾践抓住机会,涉江袭吴,吴工率败馁之卒仓皇回师,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国遂灭吴。三年后,越国称霸中原。《左传》及《史记》在叙述这一段历史后,都以极赞赏的口气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若子贡,可谓伐谋伐交,孔子这一文人集团,不出一兵一卒,而改变天下大势,更挽救父母之国,子贡之功伟哉!

        子贡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最为富足)。——子贡结驷连骑(车马成群),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带着丰厚的札品去诸侯各国访问,参加他们的宴会),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平等行礼)。”你看这个子贡,凭借着巨大的财力,来往各国之间,是何等的风光!司马迁还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原来孔子赢得生前身后名,很大程度竟得力于子贡的钱!

        哀公十六年,孔子病重。子贡赶紧去看望。孔子正拄看拐杖在门口彷徨。一见子贡,夫子唏嘘难禁:“赐啊,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啊?”虚弱的夫子此时觉得端木赐是那么亲切,那么值得信任和依靠.以前,他一次病重,子路乘他神智不清,临时聘了几个家臣来侍奉他。他清醒后,对子路大为光火,他是宁愿死在自己学生的环绕之中的。现在子路己在前一年死去,子贡的到来,给了老人最好的临终关怀。七天以后,夫子安然侧目。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都服三年心丧。三年以后,大家互相哭泣着道别而去。将军一去,尢树飘零,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文化中心不复存在。分散各地的弟子们一个个如遥远天边的粒粒寒星,等待时光的巨鸟来啄食他们。在这些悲哭的弟子中,座中泣下谁最多?——

        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然后去。然后去哪呢?
        走出倚庐,乱发飘蓬的子贡是否满怀的迷惘?
        六年倚庐生活,六年寂寞,六年伤悼。与老师的灵魂寂然晤对六年,他是否如同承受了千年的风霜?
        一个熟悉的世界随着一个人的离去而消隐了。眼前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只是,鲜花为谁而放,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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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搅乱四国 史上最巧妙最成功连环计
       
       来源:新浪
         
          孔子门下有七十二贤人,独有子贡颇懂兵法长于谋略,孔子对其甚为最器重。爱才的孔子曾把子贡比喻为瑚琏。瑚琏者,宗庙之贵器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春秋乱世,战事频繁。其时,齐国权臣田常欲作乱,但又畏惮高、国、鲍、晏等大臣,于是劝齐国国君兴兵伐鲁,企图削弱诸臣。

          孔子得知消息以后,很是为自己国家的前途担忧,便对弟子们说:“鲁国乃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你们为何不出?”子路、子张、子石等请行,孔子皆不准,知道他们不是那块料。子贡请行,孔子不仅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还为子贡饯了行,嘱咐他一定不辱使命。

          使命在肩的子贡马不停蹄地来到齐国,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对齐国权臣田常说:“君兴兵伐鲁不是步好棋。鲁是难伐之国,其城墙薄而低矮,其土地狭而浅薄,其君主愚蠢而不仁,其大臣虚伪而无用,其人民厌恶战争。这样的国家不可与之交战。君不如伐吴。吴国城高而厚,地广而深,兵甲坚而新,将士精悍,武器装备精良。这是最适宜讨伐的国家。”

          田常一听,气得脸色都变了,说:“先生之所难,乃人之所易;先生之所易,乃人之所难。先生如此教我,却是为何?”子贡回答道:“我听说,忧在内者攻强敌,忧在外者攻弱敌。现今君之忧乃在国内。我听说君曾三次欲加封而不获成功,就是因为有大臣不赞同。齐国若伐鲁获胜,则齐国疆域扩大,国君威望大增,大臣地位更加巩固,而君却无功可言,国君就会日渐疏远你,君若欲成就大事,就难上加难了。更有甚者,君在齐国的地位和处境也危险了。所以我认为不如伐吴。吴国强大,伐吴不胜,损兵折将,大臣内空,如此一来,孤主在上,只有依赖君了。”田常一听,不觉击掌称善,便问道:“我们已出兵伐鲁,若转而伐吴,大臣怀疑我,该怎么办?”子贡说:“君暂时按兵不动,我请出使吴国,说动吴国救鲁而伐齐,君就可以移兵迎吴了。”

          于是田常就派遣子贡出使吴国。子贡对吴王说:“当今之诸侯国,惟齐与吴最为强盛。现在齐以万乘之国而伐千乘之鲁,与吴国争强,我为大王深感忧虑,特请大王救鲁伐齐。救鲁可以显名,伐齐则有大利。大王挥师北上,诛暴齐,服强晋,存亡鲁,镇抚泗上诸侯,一举而称霸,利莫大焉。”吴王说:“您所言极是。但是我忧虑的是,越国有报仇之心,待我灭越以后再北上救鲁如何?”子贡说:“越国之弱胜于鲁国,吴国之强不如齐国。王若置齐而伐越,齐国早已灭掉鲁国了。大王既然追求存亡继绝的名声,又畏惧强齐而攻灭弱越,岂能显示大王之勇!保存越国,可以向诸侯显示大王之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大王不就成就霸业了吗?如果大王还担心越国,臣请东见越王,令其出兵随大王北上。”吴王大喜,就让子贡出使越国。

          越王听说子贡到来,亲至郊外迎接。越王说:“此乃蛮夷之国,大夫何以辱而临之?”子贡说:“我此次前往吴国,劝说吴王救鲁伐齐,吴王非常愿意,但又担心越国,想伐越后再北上。这样,越国就危在旦夕了。”勾践请求子贡出谋救越。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狠而残暴,群臣不堪;国家连年战争,士卒疲弊,不堪忍受;百姓怨声载道,大臣人心混乱;忠臣伍子胥强谏而死,佞臣太宰伯专权。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吴国的败亡之象。王若能出兵助吴伐齐,以骄其志,送以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威,吴王必定挥师北上伐齐。吴王被打败,此乃大王之福;吴王若胜,必然兵临晋国。臣请北见晋君,使其共同攻打吴国。其精锐被齐国削弱,大军又困于晋,吴军实力必然削弱,然后大王乘其弊,必然灭亡吴国。”越王勾践非常高兴。

          子贡辞别越王,回到吴国,将越国愿意出兵助吴攻齐之事告诉吴王。果然没过几天,越国大夫文种就带着重礼来到吴国,向吴王表达越王愿亲自率兵助吴攻齐的诚意。吴王大喜,对子贡说:“越王愿亲自随从寡人伐齐,先生以为如何?”子贡说:“这不妥。诸侯会认为大王不义。大王只要接受礼物,同意越国出兵,谢绝越王亲临就行了。”吴王采纳了子贡的建议,于是举倾国之师北上伐齐。

          子贡又到晋国,对晋君说:“齐国与吴国即将开战,若吴国战败,越国必然乘势攻吴。若吴国打败齐国,吴国必然兵临晋国,晋国不可不预先防备。”晋君一听,感到非常恐慌,就问子贡该如何应对。子贡说:“惟有厉兵秣马,才有备无患。”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子贡所预料的那样。吴国与齐国在艾陵大战,大破齐师,然后兵临晋国。吴晋两军大战于黄池,晋国打败了吴国。越王得知消息以后,即出兵偷袭吴国。吴王得知越国攻吴,便急忙撤兵而回,与越国交战,最后被越国打败,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越王勾践夺得了霸权。

          子贡不愧为春秋时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外交家,他之所以游说成功,关键在于他能准确掌握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各国之间的关系,又能把握田常与夫差的心理和性格,因势利导,设下连环计,使各国按其部署行事。故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赞叹道:“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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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的思想代表了当下大多数人的思想:以办事能力来论“圣贤”。

            不可否认子贡是一位杰出的贤人、哲人、能人。他的很多言行很让人感动。我们也看到了要把子贡列为圣人的强大呼声。

            但我们应该思考,以子贡的才能,历朝历代想把他列为圣人的呼声应该是一直不断的吧。为什么古代人一直不把子贡列为圣人呢?

            我个人认为子贡不能列为圣人的原因有下面几个:

            1、子贡行为与“大同理想”的冲突。

            从《大同》来看,孔子这个伟大理想的基础是:每一个人相互尊重、相互谅解,把自己对亲人的爱扩大到对其他人的爱,人与人之间因此相互依存、相互信赖,最终建成一个“大家庭式”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是光明和谐的,是和阴谋、诡计相互排斥的和格格不入的!

            (见《大同》最后一句:“……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什么叫做“谋闭而不兴”呢?就是不要对任何人使用任何的阴谋诡计)

            而子贡最杰出的方面恰恰是上文所说的对局势的精妙掌控能力以及所使用的“妙计”。这些妙计存鲁固然是存鲁了,但却使多少人被卷入战祸之中、有多少人因此葬送生命、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啊!如果你是越国将上战场的一名士兵、如果你是吴国处在战火中的一位老百姓,你还会对这等“妙计”拍手称快吗?

            想得再远一点,如果你也用计,我也用计;你也防着我,我也防着你,这个“大同理想”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别的不说,就因为这一点,子贡绝不可能成为儒门的圣人。

            2、对经商的过度投入。

            孔子并不是迂腐的文人,他也认为治理一个地区,应该先使人民富裕,然后才能实施教化。但孔子对所谓富裕的定义是丰衣足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财富并不强求。我们现代人应该也能切身感受到财富本身并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充实,只有友好的人际关系、充实的学识才能给人带来快乐。

            子贡天纵英才,却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经商上面,商场上的极大成功恰恰是他人生经营中最大的败笔。众所周知,商场少不了尔虞我诈。商战成就了子贡的游刃有余的沟通协调能力、卓尔不群的办事能力,却使子贡失却了圣人该有的理想和睿智。

            孔子说“君子不器”,又说子贡“器也”。看似矛盾,却不矛盾。当一个人只专长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大局就会失去正确的把握。

            3、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子贡在论语里出现的次数的确是非常多的。但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到子贡的理论脉络。子贡的理想是什么?怎么实现他的理想?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呈现,如果子贡是圣人,那么我们应该宣扬子贡的什么思想呢?

            总之,我认为办事能力强并不是成为“圣人”的条件。否则康熙大帝、比尔盖茨这些人都应该成圣了。

            我觉得成为一名圣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能解释并处理目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能恒久地指引社会向一个共同的愿景前进。子贡并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因此子贡不可能成为圣人。

            我对子贡这一位先贤是敬重和崇拜的,没有任何拆台的意思。我写这一篇心得,写得很粗糙,只是希望抛砖引玉,得到各位方家的指正。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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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子贡
          [SIZE=6][B]也说子贡[/B][/SIZE]
           
          ——琢璞
            
              到曲阜旅游看三孔,祭拜孔圣人之墓时,会看见墓的右前方有一块石碑,最早有一尊石像,那是子贡,或叫子贡庐墓处,西临筑有一庐。进入陵地的门坎右侧,还有一棵子贡手植楷。传说孔子死后, 子贡放的哭丧棒长成的,植字少一横,据说孔子弟子有三千, 子贡一人就相当于一千人,而一横就是人一千,表示子贡的地位是很高的。别的弟子守了三年墓而走,他为老师守了6年。楷木旁边的碑叫流泪碑,因阴天时碑上会有水珠渗出。可能观人都有一个感觉,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都只能在《论语》子曰中领略其风采。子贡还能让今人可感的不仅如此,仿佛两千又五百多年前的那幕似在昨天,他子贡谦谨恭敬之态,像那棵手植楷一样依然立在这儿。
              子贡,姓端木,名赐,卫人,子贡是他的字,少孔子三十一岁。不但在七十二贤之列,且为“孔门十哲”,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很多,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看来,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堪称“全能人才”。
              子贡对孔子的颂扬在孔门弟子中也非常出名。他曾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有人说他比孔子高明,他立即就加以否定,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夫子之墙数仞。”(《论语·子张》)不过,子贡对孔子的崇敬据说有一个过程,相传其“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论衡·讲瑞》)。 孔子去世,鲁哀公来致哀,子贡批评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贡为孔子守墓长达六年之久,然后去之。后世一般认为,孔子之名声之所以能传扬天下,颇得力于子贡的宣扬。从这些看,自贡也为“德行仁孝”之人。
              子贡晚年居齐,直至终老。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黎候”;北宋真宗时又追封为“黎阳公”,后又改称“黎公”。
              可就这样一个德能勤绩廉都兼备的人,当初受老师孔子的奚落却最多!从历史记载来看,子贡挨批的几件事,给人的感觉并非过错,听起来好像还是好事,但孔子就是不给好脸,不给好气,也没给过赏识。
              一件事是子贡自掏腰包赎奴被训。按照鲁国当年律例,若有人从邻国赎回被掳作奴仆的鲁国公民,可以从国库支取赎金。子贡赎回了奴仆,却拒绝申请公费。孔子知道后,没夸子贡“廉洁”也倒罢了,反而劈头盖脸地把子贡教训了一通。
              另一件事是子贡预言灵验遭斥。邾隐公拜见鲁君,子贡观察到邾隐公献玉和鲁定公受玉时的失礼行止和情态后,便预言两位君主都有亡兆。不足半年,鲁定公真的去世,真是料事如神。孔子却斥责他多嘴,并说这事是被子贡不幸而言中的。
              还有一件事看起来更为不堪。这件事史记有详尽的记述,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田常准备攻打鲁国。子贡得到孔子的准许,前往齐国劝止。在说服田常的过程中,没想到又把吴国、越国、晋国的利益牵涉了进来。不得已,他只好一路奔波下去。纵横斡旋的结果,竟然一举数得,不仅让鲁国得以保全,还促成了齐国乱、吴国亡、晋国强、越国称霸的联动效应。用司马迁的话说,“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如此扭转时局的游说本事、惊天动地的外交壮举,孔子非但没有褒奖,还告诫他要谨慎地使用语言的力量。
              从这三件事看,就当初做事而言应无不妥,而且应当恰如其分,也高瞻远瞩。但孔子却“追毛求疵”,或说作“鸡蛋里硬挑骨头”!记载没有说子贡当初“点头称是”或“据理力争”,但子贡一生而终的表现可以证明,他也达到了“至人”的程度,无怪乎有后人说他在老师之上之说,且也才有了上面的“大谦大恭”的答曰!
          写到这里,我们再思考孔圣人的“教子之道”,呈有以下特点:
              一是“严”待。通观论语或史记载,没有见孔子“和颜悦色”或“幽默诙谐”待子贡的一次。是不是子贡平时“自我张扬”?也没有!而孔子偏偏责备他最多,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孔圣人的“用心良苦”!我们读论语,就知道“因人施教”的源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一想,假设不如此,子贡是不是也能会“自鸣得意”或“频频翘动尾巴”?再深一想,子贡是不是在后来才对老师“高山仰止”的?所以,“严字当头”才培养了所谓子贡其人!
              二是“深”待。这一点,可以把三次孔子奚落子贡的原话或叫理由仔细玩味几番,是不是孔子的要求“好中求好”或“好上求更好”,并且他所要求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也是圣人之“圣”的高处!
              三是“信”待。就是充分信任,委以重任。在这里我不赘述,从子贡干的那些事上,可以看出子贡所干之事或叫孔子所委之任,是不是“非等闲之辈之事”,抑或都是现如今所说的“国家头等大事”乎?所以,没有充分信任,孔子能“天将降大任”于斯吗?
          当然,子贡首屈一指!当然啊,子贡出类拔萃!所以,子贡做事必成!所以啊,子贡险些功高盖主!
              正由于孔子秉持的这样的教育之道,或许就是孔子对子贡批评多于表扬、劝诫多于鼓励的用心所在,也是子贡善解师意、不负师教、终成大业的原因吧。


           文章来源:白鹿书院

           

          端木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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