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广东九命案”始末考
张秀英
(作者：济南教育学院政史系讲师；济南，250001)
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清朝是以吏治腐败而闻名的，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但清朝实行低俸制度，官员的薪水是很低的，那么，官员们是如何聚敛钱财、“发家致富”的呢?其途有二：正赋以外征收杂项，名目繁多的火耗、雀耗、勒折等大多成了各级官吏的“小金库”；贪污受贿、接受下级的“报效”，则是官员们无可言明的收入。清朝的官场又最讲究门生故吏、拉帮结派，哪个在官场上奉迎应酬不得以银子铺路?因此，清朝的官吏贪官多、清吏少，百姓则深受迫害，遇事无处申诉，有怨无法伸张。发生在雍正五年(1727年)的“广东九命案”即是当时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这一命案不仅在当时即震动朝野，一百多年后近代著名小说家吴沃尧(字趼人，1866-1910年)还据此写出了《九命奇怨》的佳作，流传至今。当代小说家二月河的《雍正王朝》，也把这个案子作为当时吏治腐败的典型。那么，历史上这一命案的真相究竟如何?现考证如下。
我们今天所见的比较完整记载这一案子的最早著作，是乾隆年间欧苏的《霭楼逸志》，其卷五“云开雪恨”[1]记载：梁天来，番禺潭村人也，与弟君来，奉母至孝。祖父遗产，不下十万。与后邻文学凌桂兴、国学凌宗孔为世戚，眷属频相往复。时有马坐仙者，以风水惑人，桂兴欲采科第，延马相宅。马指天来楼房谓曰：“此宅先夺龙脉，若得此，何愁不联宴琼林[2]也!”桂兴喜，厚谢马去。宗孔曰：“天来现拥厚赀，居货省会，此宅何缘归我也?不若棺与其门，使之丧败，地必属我矣。”桂兴如言行之。天来筑墙以遮之，凌率仆从毁拆，抛砖以塞其池。梁母止其子不与较。凌又于路要截抢掠，殴辱致伤。天来悉忍耐，不罢于怀。梁母曰：“他不知何故如此鱼肉我，汝谨避之。”己而入室搬取器皿，盗割田禾，并挞及梁母。桂兴妻妹极谏，受辱；皆愤恨而死。两家问罪，俱贿千金。宗孔反谓祸自天来，联结匪党穿腮七等，谋刃其兄弟父子，以偿姑婶，为乞人张凤所闻，密报天来。母曰：“凶人刻不容置者，汝兄弟也，汝可归肆，家中女流，或不在意也。”天来乃同子及弟回省。是日梁母诞辰，凌意天来等在家致祝，夜督人众挟兵器齐至，而梁门已紧闭矣。乃攻之，壁宇坚固，铳炮不损。复用铁凿穴其扉，内铜闸日久生锈，边栏涩滞不得下，凌以柴薪环而焚之，浓烟火焰勃勃从破扉而入。又以风炬煽之，内庭妇女，触烟尽毙，独梁母伏向坎中，得不死。邻人虽知，无敢救者。明旦，张凤奔闻天来，具呈报县，死者七人，君来妇孕，是八命矣。司验之，即报县宰，为之恻然。桂兴馈金百镒，不为审理具详。臬司楼得厚赂，刑死张凤以灭口。时巡抚缺员，藩台懦弱，不准状。天来素闻总督孔公贤声，乃往肇庆具词拦舆诉其怨屈。孔公温语慰谕，即仰广府拘押诸犯到案。凌侦察者早报知桂兴，使凌翰宰关说孔二。二，孔公弟也，二贪其金，言于孔公曰：“凌家求宽其狱，今以礼馈，受之亦无害也。”公曰：“此言至于吾耳，非吾弟也。”二惭而出。桂兴自此梦魂惊跳，番宰同督役押凌等械行。孔公严审，全不承招，械其口(按此字刻本不清，故缺。)始露真情，押监治罪。不意翌日，孔公报升京堂，刻期赴任。孔公叮咛肇庆府杨，依案直办，不可糊涂。杨唯而退。既而凌翰宰涣典吏邝介灵关通于杨，尽行反案，凌等无事，尽释回家。天来归哭于都城隍前，出遇桂兴于道。桂兴曰：“汝还上控否?”答曰：“未可遽定也。”桂兴手袖时钱百双，授之曰：“赠买式纸。”天来受之，忿欲叩阍。其友蔡德先妻弟现为吏给，因涣其简札达之。将到梅岭，而梅关千总李受凌贿买，盘话綦刻，幸果客欧阳明藏之过岭。至京，投书给事。给事与冢宰某公善，为之诉说其怨，望其便陈天听。冢宰曰：“明日待漏正上章疏，试附其事于后”。及奏，世宗宪皇帝怒其双事归单，尾大不掉，得罪下狱。孔公时为大司马，闻之申救，面奏曰：“此事经臣审判，随蒙宣召，发府办理，不意颠倒如此，望天可其奏。”上悦，刻即赦之出，呼天来，冢宰曰：“草野蒙，安敢见圣?”上命赐以监生，方宣布入殿。准其词，钦命巡抚鄂尔泰往勘其案。至南雄，凌遮道送礼，鄂公笑曰：“事大须多金。”桂兴曰：“清贫仅此耳。”鄂公曰：“廉得汝财雄势大，陷害八命，兹敢污玷本院，前之贿通当道无疑矣。招认尚可原宥，不然，立诛于此!”贵兴曰：“何凭焉?”鄂呼天来从舱而出。桂兴心战不能言，发向南雄府取刑具至。凌叔侄受尽苦楚，不敢隐匿，乃拘挛于舟中。到署，遣本府照籍拘犯。桂兴、宗孔在牢为鬼扑杀，余则六等定罪，斩穿腮七等八人，绞凌聚三等四人，军三人，流五人，徒凌翰宰、邝介灵等十二人，枷杖不可计数。番禹县萧，肇庆府杨，广州府吴，悉褫职为民，楼按察降俸，凡在案者，无一幸免。天来曰：“云开雪恨矣!”兄弟复娶，亲友为之称觞。霭楼氏曰：“土豪之灭绝天理，至桂兴叔侄极矣!此事起于雍正丁未九月，至辛亥五月始得昭雪，非圣天子当阳，贤臣用命，焉能有是哉!而独漏网于迷天大罪之马坐仙，不免为之击案痛恨也!虽幸免夫国法，恐刀山剑树，冥王必不赦之矣”。
欧苏在书中有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自序，称“是编起草仅两月余”，那么，他的著书之年即是自序之年1794年。对这件大命案的起止年限，欧苏书中也指明是起于雍正五年丁未(1727年)九月，至雍正九年辛亥(1731年)五月始得昭雪。因此欧苏写这篇《云开雪恨》时，离这件命案已过去六十一年了。欧苏也在序言中指明：“愚性好博古，并好知今，自髫龀时闻说一事，刻腑不忘，欲撰说久已……是编专是近世事迹，然多是乡邑人物，未及远取者……实以世所遗轶之事，徒传于口，未经笔载者，一一采之，不令遗漏。”可见，欧苏的这份记载，乃是得自乡里故老的传闻了。
在欧苏成书后十五年，又有“安和先生”的《警富新书》小说，所记人物事迹，大部分同欧苏所记相同。此后便是吴沃尧的《九命奇冤》记载此事。但吴沃尧所记载的事是以“安和先生”的书为底本，成书于二十世纪初。三人的记载代表了百年来广州附近一带对于这件命案的流行传说。他们的记载有多少是可以找到真凭实据的呢?
欧苏记载：最初平反此案的人是“总督孔公”，后来昭雪此案的是“钦差大臣巡抚鄂尔泰”；受凌氏厚贿刑死张凤的为“臬司楼”，其后楼氏因此案受到降俸的处分。根据王先谦《东华续录》可知，总督孔公即广东总督孔毓王旬，臬司楼即楼严。但考诸国史本传及家传都没有孔毓王旬审判这件大案的记载。而据《东华续录》，在此案发生的雍正五年九月前，孔毓王旬已离开了广东；而楼严署广东按察使是在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己巳，在孔毓王旬离广东之后，他解任是在雍正七年十月，也不是到雍正九年因此案而受降俸处分。对于鄂尔泰，《东华续录》及《清史列传》等史书记载他初为云南总督，旋为云贵总督，后为云南贵州广西总督，但从未做过钦差大臣来广东查办命案。在《警富新书》中，钦差大臣改为孔大鹏、李时拔；《九命奇冤》中则把“时拔”改为“时枚”，经查有关史书均无此人此事的记载。欧苏书中还有关于梁天来到京师叩阍上诉、雍正帝准其状的情节，倘果有此事，《东华续录》等有关史书中应有所记载，经查也无记载。这样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断定这些记载在“人”与“时”上有一定出入，有些情节如京师叩阍则是后人附加上的了。以上考证是证其非，哪些可以证其实?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料室所收藏的乾隆朝档案中有两则史料，一件是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二十二日署理广东巡抚鄂弥达的题本(这时鄂弥达以两广总督署理广东巡抚)；一件是乾隆二年十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徐本的题本。这两件题本都是奏陈审结广州府南海县强盗穿腮七打劫顺德县黑江乡民蔡绘群案的，其中牵涉到了打劫梁天来的命案。鄂弥达题本已残缺，徐本的题本完整无缺，并且是先录鄂弥达原奏情节，后附以九卿会议定拟上奏请旨。从这两份奏折我们可以证实梁天来命案的某些情节。徐本题本中记有番禹县审问穿腮七的供词：穿腮七的姓名为何信夔，南海县石龙村人。他在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夜打劫黑江乡民蔡绘群家后，因官府通缉而四处躲藏。雍正五年九月初一日，他走到番禺县慕德里司横村平日熟识的谢世名家，就在九月初三日夜同人打劫了潭村梁天来兄弟家。他在供状中承认是他放期为雍正五年九月初三日夜，是匪党穿腮七等人所为，这一点同欧苏所记一致；而结案时间，据这两份题本可知到雍正九年此案才得昭雪，案主犯穿腮七则直到乾隆元年才被拿获，经署理广东巡抚鄂弥达拟斩立决，乾隆二年奉旨将其正法。欧苏所记的结案时间是有错误的。
此案最大的疑点是：这件案子的主使者是否为凌贵兴，根据现有史料尚不能予以断定。倒是在同治《番禹县志》卷五十四杂记中得到一段记载，是替凌贵卿(在其它书中都记做“贵兴”，只有欧苏书中记为“桂兴”)辨诬的。其中有一段记载凌家后代的朋友苏古侪为凌贵兴赋诗辩证，“九疑风雨暗崎岖，八节波涛险有余。世路合裁招隐赋，俗情催广绝交书。传闻入市人成虎，亲见张弧鬼满车。旧约耦耕堂愿筑，平田龟坼又如何。”而且，历史上梁、凌两姓在番禹一带长期不通婚，直到解放初期还是这样，据说起因就是由于这宗大命案。那么，凌贵兴这人是肯定有的了，且与梁天来家有着深刻的矛盾。至于此案是否为凌贵兴所主使，凌贵兴是否另有冤情，则需要有新的史料佐证，如今只能存诸疑了。综上所述，我们今天所能证明的则是：梁天来家的七尸八命案是有的(加上乞人张凤当为九命)，此案为匪徒穿腮七所为。此案牵连到了梁的仇家凌贵兴及一大宗地方官员，而梁家为此官司奔波达四年之久冤情才得昭雪。此案在民间传承已久，流传甚广，经过主观附会、以讹传讹，已经成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的题材。这典型性就在于：传统社会中，特别是吏治败坏的清朝，人们对包公式清宫的渴望，及人们对“好皇帝、贼臣子”的信仰。而这则大悲剧以团圆喜庆结尾的传统小说形式，则映示了人们对清平世界的美好向往。
〔1〕转引自罗尔刚著《困学丛书》第533页。
〔2〕科举制度中，进士于考中后满六十周年，重逢原科开考，可以与新科进士同赴琼林宴，称为“联宴琼林”。琼林宴是为新进士举行的一种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