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两千余年来的“国家政治制度总设计师”

楼主 德波 于 2011-02-06 20:18:58
孔子是中国两千余年来的“国家政治制度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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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圣外王”到“德赛两先生”

我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把老祖宗的家底翻遍，勉强有一点淡淡民主味道的时代——尧禅舜让之时，还是明显带着传说的痕迹，并且这种“民主”也明显地反映出“人治印痕”：没有西方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时代的议会制度，更多只是最高领导者的慧眼识英才和多年考查培养，再加上不得不提前进行“权力交接、并扶上马送一程”的交接。

再看有点正式文字记之时的出现了“共和”两个字的时期：西周后期因为周厉王暴虐专利，“国人”举行暴动，周厉王只能仓皇出逃到彘地，召公、周公暂时代理国事，共执政事，史称“共和行政”时代。就是这个共和执政时代，也终究是“因为天子逃亡在外，不能理政，太子在老子没有死之前也不能正当继位，由两位老臣暂代行使权力”的权宜之举，也根本谈不上古典“民主共和”的发韧。

后来，在被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至今津津乐道的诸子百家时代，出个了空前绝后的孔夫子，他最推崇的就是西周初期那个辅佐周朝文、武、成王三代的圣人——“周公姬旦”、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四弟、周成王的四叔（他与“周召共和”的那个周公不是一个人，早了两百多年），孔夫子认为周公姬旦的那一套“德治礼治”的制度就是完美的、无以伦比的，再经过孔夫子的加工，就搞出个我们祖祖辈辈都要遵守的“内圣外王”理论，说起来就是“道德和权力”的高度统一，实行起来就是“皇帝大人”的天人合一。所以，这样看起来，孔子就是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国家政治制度总设计师”，他把周召共和模式更一步细化成可操作性的方案，沿用两千多年。

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查遍我国的历史，除了三皇五帝那些传说中的人物，也就只有几个皇帝把这“内圣外王”做得还象模象样，如果不算孔夫子出生前的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想来想去也就剩下个唐太宗李世民了。就连那个天下第一圣人“周公姬旦”，内圣可以说是做得完美了，但他一旦外王——摄起政来，尽管他是成王的四叔，还是名不正言不顺，最终惹得国内一场反对他的战争爆发，打了三年才完事，最后还是得提前还政于成王。

再看看李世民他之所以把“内圣外王”做得还象一回事，一方面是他都本身确实有雄才大略，具备“外王”的素养，至于“内圣”，也因为起身战乱之际，了解百姓疾苦，所以当了皇帝要啥有啥，自身圣不圣也是瞎扯淡，只是身居至高无上之地位，能体察民情、从谏如流，也就确实不易了。

至于后来的王莽、曹操，不论如何了得，总也逃不了世人们心中的一个“奸雄”的标签，也是孔夫子设计的“内圣外王”的影响所致，你不能不佩服孔夫子的厉害。

总的来看，在孔夫子死后的两千余年之中，他设计“内圣外王”的国家政治大计，却实践得并不成功，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几个成功的“内圣外王”治理下的盛世丰功；尽管如此，这套“内圣外王”的德治模式却时刻在影响我国的方方面面。

直到今天，孔夫子的“内对外王”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对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说，不可否认的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不管是“你办事、我办心”式的选拔接班人，还是“扶上马、送一程”的连续性政权继承，都不能说逃出了“内圣外王”的设计，也不能说走出了尧禅舜让的窠臼。

看来，中国确实自有自己的国情，“内圣外王”的政治制度设计，是我国的传统，不可能完全抛弃，非得历经百年的改革不可。在我们这个有如此漫长人治德治史、缺少民主原始基因的国度，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循序渐进，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再充分吸收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请来“德先生、赛先生”作我们的外教，才能让我们的国家真正走上民主、文明、富强的道路。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一个从来都讲究“德治”的国度，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德治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所以我们不妨吸起一下西为中用，既然“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内圣”和“外王”也分开试试呢。因为有的人道德很好，可是不会当王，我们可以让他们一心一意地为我们的社会“立德、立法”；有的人很善长管理，却不一定能做到成为圣人，我们又何妨让他们为我们的社会“立功、立志”。

能做到“内圣外王”的人实在太少了，“内圣”和“外王”的分离，可以让我们走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苛求，适应世俗化社会的需要，这也许就是我们目前要做的，真正能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之路。

姬旦、孔夫子设计的“国家政治制度”已经两千余年了，是得向前进一步了，不知各路高人是何看法？请不吝赐教。[/SIZE][/SIZ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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