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史学会秘书长崔乐泉:[/B]
[B]考古资料——为了解中华传统体育打开一扇窗[/B]
“如今,利用考古学提供的大量的、不可多得的相关资料对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学者们遵循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体育文物为人们了解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崔乐泉表示。
河北唐山战国镶嵌狩猎纹壶、湖北江陵秦代角抵图漆绘木篦、河南郑州汉代击剑画像砖、甘肃敦煌莫高窟唐代武艺对练图壁画……透过体育文物这扇“窗口”极目远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如浩荡长河,源远流长、汩汩滔滔地穿行在华夏历史的沃野田畴。
“我国体育文物数量丰富、类型多样,从新疆到福建、从黑龙江到海南,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覆盖了从史前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这足以反映出我国传统体育的多姿多彩,及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对承载体育信息的体育文物逐渐重视起来。通过对文物资料中关于传统体育内容的梳理,可以将我国的传统体育分为射箭、球类运动、武艺武术、田径、练力与举重、角力与摔跤、水上活动、棋类活动等十四大类,而每一大类体育运动又可细分为许多小项,比如射箭运动中就有习射、射侯、战射、弋射、弩射、猎射等;而棋类活动则可分为围棋、象棋、塞棋、六博棋、双陆棋等。我国传统体育项目之丰富可见一斑。”
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或对已有材料的重新解读,进一步拓展了今人对传统体育认识的版图,“举例来说,传统球类运动中除了蹴鞠、击鞠、捶丸这三大球类运动外,又有一些古老的球类活动形式被发现,像江苏铜山汉代画像石上的倒立滚球运动、隋代徐敏行墓壁画上的绳系球运动、清代绘画《康熙南巡图》中的拍球运动等。”
崔乐泉认为,与西方体育运动较偏重竞技性相比,我国传统体育更讲究娱乐性、教育性与礼仪性,长期以来在提升民族素质、普及运动理念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很多运动项目流传至今、长盛不衰。比如最迟在1500年前的北魏时期就已产生的踢毽子运动,至今还在群众体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再比如在新石器时代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陀螺,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能见到它的身影。
基于此,崔乐泉认为:“现代体育运动在崇尚竞技的同时,也要注重全民参与和强身健体功能,利于普及的中华传统体育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应予发扬光大。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广泛实施,因地制宜提高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普及程度,对于提升国民身心健康水平、振兴民族体育事业的意义不可小觑。”
“中华传统体育为后人留下了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崔乐泉说,“体育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华民族创造和积累的丰富而优秀的古代体育文化,是奉献给全人类的瑰宝,是支撑世界体育辉煌殿堂的一个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