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慎终追远的记忆
进入圣堂`
从永靖县县城出发,沿着一条柏油路走六公里,就上了一条土路,这条土路正好穿过重建的大川村。这条土路和村中的一条街相交,相交处有一个高大的土坯院落,雄伟的大门面南而开,门环由铸铁制成。进了这大门,就可见到一个土木结构的大殿。檐上的匾额从上到下是三个大字:“大成殿”。大殿的横梁、飞檐、廊柱以及托架都是用明漆涂染,而不是象一般的中国庙宇那样施以彩绘,这使得建筑物看上去金壁辉煌、奕奕生辉。大殿的两侧是儿童学前班的教室,还有守庙的办公室兼卧室。
在本研究中,为什么这个神圣的所在被称为“孔庙”,它的主殿为什么被当地人称为“大成殿”呢?在中国,殿庙之类的建筑佛教的称为“寺”,道教的称为“观”。纪念伟大人物或祖先的被称为“祠”或“祠堂”,不会与佛道二家的相混。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中、送子娘娘、水神以及其他超自然的神灵的建筑被称为“庙”。有趣的是,一度遍布全国的供奉孔子和其他大儒的建筑也经常被称为“庙”。例如,唐代(618-906)的这类建筑被称为“先圣庙”。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一般叫法是“文庙”和“孔子庙”(或简称“孔庙”)。在所有现存的孔庙当中,主要建筑都叫做“大成殿”。最大的大成殿和最大的孔庙建筑群是在曲阜,孔子生活与埋葬的地方。
让我们回到大川的孔庙。有关它最早的历史记载是1643到1664年间关于祭祀宰羊的一份帐目记录。这份材料出现在1905年编辑的一份十卷本的族谱上。这份族谱是在更早的其它家族资料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我们根据这份手写的族谱(孔宪敏 1905),孔家所藏的其它材料,以及永靖县的一些档案判断,孔庙曾于1756年修复,又于1785年被毁,重建于1792年。1864年,大川村被附近一个集镇上的穆斯林起义军所骚扰,孔庙遭到洗劫和焚毁。直到1934年,孔庙才再次重建。至于在十九世纪以前它为何被破坏,却不得而知了;而1864年的破坏,无论书面文献还是口耳相传的故事都可证实。
民族冲突的印记
同治年间(1862-1874),回民起义暴动的浪潮席卷了中国的大西北。在甘肃,残酷的回汉战争持续了十三年之久。土地抛荒,白骨撑天。根据一个基督教传教士(Ekvall)的记载,甘肃(当时还包括今天的青海和宁夏)的人口从一千五百万锐减到三百万。中国的人口学家则统计认为,甘肃的人口在1862年是一千四百七十万,到1874降到了四百六十万,最严重的一年是1870年,有二百万人丧生。(赵文林、谢淑君 1988 :414-15)后来,陕甘总督左宗棠平定了叛乱,但甘肃已是千村僻荔,一片荒芜。(Fields 1978 ; Lipman 1980)
在这场民族冲突中,大川遭到了严重破坏。离大川不远就是河州,即今天的临夏,号称中国“小麦加”(Gladney 1991 : 47-58)。这里是马海宴、马千龄、马占敖(西北回民起义暴动中最著名的三大领袖)的根据地。在向左宗棠投降之前,他们同清军和汉族团练进行了惨烈的战争。在今天为永靖、临洮和东乡三县所辖的区域之内,汉族村民在三位孔姓人的带领下结成了军事同盟,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大川人。
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根据当地官员所修的县志,仅在1864年就有一千名汉族乡勇被杀。其中有一百三十人是大川人(张国常 1892年,卷12)。同年,大川一带的村庄的防御工事被回军攻破,有更多的妇孺死于非命。与孔家有血缘或婚姻联系的妇孺当中,有600多人被直接屠杀、焚烧或被迫自杀。(张国常 1892年, 卷13,页26-31)大川的孔庙也被焚毁。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川及其孔庙的劫难的部分根源来自当地的一桩婚姻,这是一段秘史,我那些上了年纪的被访人起初不愿提及。但最后我还是收集了一些口述资料,把它们整理了出来。根据这些资料,大川河对岸的一个回民姑娘嫁给了大川孔族第四房的一个男人。而这桩婚姻恰恰发生在大川地区更大范围的民族紧张与战争的前夕。
研究西北回民问题的专家Jonathan Lipman认为,发端于十八世纪末期、再起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回汉冲突,恰恰和中亚苏菲派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同时。他认为,起初,“来到中国的苏菲派是互为仇敌、互相攻击的,而不是打击政府与汉人。”他又说,互相攻击的苏菲派之间“争夺礼拜寺的建筑权、争夺地盘、争夺对不同先知的效忠,并为仪式问题而动武。”(Lipman 1990 : 69)此外,苏菲派又与中国传统的伊斯兰势力(即所谓老教)发生暴力冲突,又与当地的汉人社区发生冲突。地方官府常常对这些冲突处理不当,对回民领袖的处罚又常常过于残酷,这引发了地方官和回民社区的冲突,因而也加重了原有的回汉冲突。
一些老人从父祖辈听到过有关1864年屠杀的事,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大川,十九世纪下半叶,上述的孔回联姻生出的子女已有三百人左右。在访谈中,他们把这些孔回婚姻的后代称为“孔回回”,“回回”是当地人对讲汉语的穆斯林,即回族人的称呼。据说,这种联姻生下的子女由于有回民亲戚,自己就皈依了伊斯兰。他们可以有单独的居所、礼拜堂,并在大川村边有伊斯兰式的墓地。原来的这块墓地而今已是一块农田,但大川人还是称之为“回回台”。
1864年大川灾难的决定因素还是孔姓人领导了汉民军事同盟,与清军一同作战。对于河州的回民军队领袖来说,攻破大川就意味着铲除了一个重要的军事组织,它的成员和官军不同,他们熟悉黄河的这个峡谷当中的每一个山口和战略要地。换句话说,对于以河州为根据地的叛军而言,大川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攻击这个村庄是迟早的事。
但对于今天大川的孔家人来说,谈起1864年就会使人想起那些皈依伊斯兰的孔家人,那些与河州叛军一同作战,残杀不是穆斯林的手足兄弟的那些人们。孔回回们的后代而今住在河对岸的几个高山上, 他们却断然否定自己的祖先曾攻击过大川的亲戚。他们解释说,他们那些信仰伊斯兰的祖先由于惧怕官军的报复,早已逃离了大川。
庙宇的重建、破坏与再重建
1864年被杀的村民和孔回回们的200亩土地被幸存者接管了。虽然孔庙直到1935年才重建,这些土地中有一半还是被当作了孔庙的公产。后来,其中的一部分被卖给私人,收入被用于孔庙的重建。
1951年,共产党在这里进行了土改,当时大川孔庙中的三个大殿被用于村庄会议和祭祖仪式。孔庙后面建起了一个有二十多个教室的小学,与庙宇紧紧相连。祭祖仪式和建筑保养所需的资金,以及教师工资主要靠仍为孔庙所有的40亩土地提供。1953年,土改完成,由三个县级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取消了孔庙对小学的管理。他们还没收了庙产,把它分给土改积极份子。1958年,县政府关闭了孔庙,1961年水库修建后,庙基为上涨的地下水所腐蚀。
地下水位线是指地下浸水的上线,有可能紧贴地皮,也可能在数米之下。在一般情况下,在干旱或大量用水时,这条线会下降,在降雨过量时则又会上升。但如果建了水库,积起厚厚的一层淤泥,就会阻断地下水的通道,将水向表层挤压,从而破坏庄稼与房屋。由于地下水上涨,大川的孔庙和地势较高的房屋渐渐地浸满了水,一家接一家地被迫退向地势高点的地方,最后,大川最初的地点完全被抛弃了。孔庙渐渐荒废,消失在水库边那一片残骸与湿地之中。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孔庙还没有完全消失,公社领导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决定把孔庙剩下的部分全部拆毁,用拆下的建筑材料在公社建一个仓库。孔家人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自己把孔庙扒了,把横梁、瓦片、砖头、窗棂等都卸下来,藏在村里。这些东西都被存在了大川的大队部。
1984年,祭祀祖先的隆重仪式重新出现,当地木匠用的一个工作间被改造成临时祖龛。人们在那里设起“灵位”,纪念孔子和本地的祖先。灵位又称灵牌,通常是木质的。它们一般是一个竖条,大小不一。在正面写着死者的姓名、他或她的家庭的地位,以及所有官职。字是从上往下写的。死者的生卒年、月、日、时(如果知道)被记在背面。灵位被作为祖先崇拜的对象时,它或是常年被摆在一个大殿中,或是在重要的节日(如春节和清明)被摆在正房里。摆在大川的临时祖龛上的孔子与当地祖先的灵位由红纸制成,上写黑字。孔家人在重建了新孔庙后,这个黑暗、狭窄、破旧的临时祖龛被弃置不用了。新孔庙当然是大川最雄伟的建筑。
旧孔庙和最近的重建对大川的孔家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讨论。下面的论述将集中于孔家人自称是孔子后裔的说法。我们将追溯这种说法的源头,追溯孔家人是如何到远古选择记忆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建构一个范围更大的历史框架,我们可以在其中审视我从当代大川收集到的田野志资料。
确认辉煌的祖先
在大川的孔家人中,孔子的家乡曲阜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地名。他们把山东省的这个古城当成自己的“祖庭”。但是,从1949年到1992年,大川只有两个孔家人曾经到过曲阜。一个是位中年人,曾在驻山东省会济南的军队中服役,他在当兵期间,于1974年到过曲阜。这趟旅行可不愉快;那时正值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高峰期。他看到,曲阜被高音喇叭中无情的政治口号所吞没,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大街小巷。另一位是个老人,由于他的小儿子作生意发了横财,他得以在1984年去了曲阜。他去的时候,曲阜刚刚向外界重新开放,人们大肆渲染,把这当成一个历史性事件。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这位老人对我说,曲阜之行真叫他喜出望外,他看到那么多官员、记者、学者和海外游客聚集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封建主义老巢”。
此外,大川的孔家人就只有在电视和杂志上看到过曲阜了。虽然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曲阜还是极其真实的。事实上,老人们谈起曲阜来就好象他们去过很多次一样。例如,在一次酒席中,我告诉大家,1984年我在曲阜呆了一周。一个种西瓜的村民立刻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衍圣公所住的孔府门口的对联。所谓的衍圣公,是帝国政府加封给所谓的孔门嫡系子孙的封号,所谓的嫡系子孙,是按长子继承的制度代代相传的。1055年,宋仁宗首次加封这个封号,然后传了三十代;1935年,国民党政府把它废除了。
那个瓜农见我想不起这幅著名的对联,咧嘴一笑,吟道:“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念完了,他更加笑逐颜开。他只在四十年代读过六年书。
随后,一个退休的大师傅问我是否到过尼山,这是曲阜东南约三十公里的一座山。我告诉他,我经过这座山时没有停留,以为没什么可看的。他颇不以为然地叫道:“但那里有夫子洞呀!”他继而解释说,孔子生时很丑:前额凹陷,眼睛外凸,牙齿呲出,鼻孔上翻。他的母亲以为自己生了一个怪物,就把他抛弃在山洞里。一只虎和一只鹰发现了他,便亲自来照看他,为他送食,保护他不受侵害。后来他的母亲听说了这些奇事,认识到她的儿子乃是上膺天命。于是她把孔子领回来,好好抚养。
在场的另几位老者也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又加上了大师傅落下的一些细节。他们说 ,他们知道很多有关孔子的故事,夫子洞只是其中之一。他们这些故事主要是从村庄小学、村中父老、以及家谱编修者那里得来的。我收集了很多这类故事,并把它们和曲阜的两个民间故事讲述者所收集的(董均伦、江源 1992)作了对比,发现其中有很多有趣的重合,例如情节相似,都试图把孔子的一生同他家乡附近现存的具体地点联系起来。
这些口述故事当然受到了两个文献记载的影响。一个是汉武帝时的司马迁所撰的《史记·孔子世家》,千百年来,这篇世家曾为无数的学者所引用,其内容已从文化精英传到了普通百姓。另一个是基于上古史传的图册。这部图册叫做《圣迹图》,其最早的石刻本出现在1592年。
司马迁的世家和《圣迹图》中都有很多传奇式的孔子故事。而口述故事内容更加的离奇和富有想象力,这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讲故事的人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加进了他们的图画,但他们却以为自己只是在描述它。这当中的一些故事强调了孔子出生时的神秘氛围,以及他幼时所受的苦难。另一些故事则讲述了他传道时的挫折,以及上天如何通过祥瑞昭示他的教化必将倡行天下,这些祥瑞如白虹贯日、麒麟显现、梁柱震动、江河改道。至于他出生时为鹰虎所救的故事,则说那是在尼山上的一个小洞。这个地方看上去虽然没什么特别的,却长期被当作圣地,民间称之为“夫子洞”(董均伦、江源 1992 :28 ;范纬 1990 :8 ;孔德懋 1984 :18)。
由于孔子与曲阜在大川的孔家人心目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我们需要对这位圣人和他的出生地有一个历史的了解。在这个问题上,中西文的著作与资料真是浩如烟海;我们没有必要穷尽它们。而下文将要展示的只是以孔子之姓为姓的一个家族的讲述。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备受推崇的,所以,这个家族的发展代表了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对亲属和家族制度最辉煌、最生动的运用。
孔子及其曲阜后裔
据《史记》记载,孔子于公元前551年生于一个没落贵族之家,后仕至摄鲁国相事,鲁国辖境大体相当于今山东省。但是他不满国君的无道,退而向鲁国及邻国士大夫之家的子弟教授礼乐之学。公元前479年,他在失意中死去,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没能看到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以施行。
虽说如此,他的哲学中还是有三个基础部分还是逐渐渗入到了中国文化当中。首先,孔子相信,人君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他能否使国家安宁、人民富足。其次,他强调,在社会基本单位家庭的发展中,孝悌是非常重要的。再次,他坚持认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必须依照礼乐行事(见Fung 1952 ; Nivison Wright 1959 ; Taylor 1990);他认为,礼乐在维护社会名分与公共行为中非常重要。
这些思想吸引了中华帝国的大众,这不足为怪。中国的历史中有战祸连绵,饥荒不断,人们渴望稳定与和平的梦想不断破灭。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对政权的道德基础、家庭的和谐、社会等级制的礼乐化的强调有极大的吸引力。从历史上看,国家试图在不断的变乱中维持社会秩序,或在危机四伏、前途难测的变换中维持社会地位,儒家正是因此得以长盛不衰(见Fairbank 1983 : 53-79)。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来自不同民族的征服者仍然继续了尊孔政策。
关于对孔子的常规性国祭的最早可靠记载是在公元37年。东汉建立者光武皇帝于公元29年幸山东,祭孔子陵。公元37年,他又封孔子的两个所谓的直系后裔为侯,命其中一人代表朝廷向孔子献祭。从公元72年到124年东汉有三位皇帝先后谒孔子故里,祭祀圣人(见Shryock [1932]1966 :99-102)。以后历代王朝的帝王继续提倡对孔子的崇拜,这为曲阜的孔家人带来了无上的光荣,对于这个特殊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文资料上一般称之为“孔氏家族”。
从卑微到显赫
直到对孔子的国祭成为常规性之时,曲阜的孔家才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公元八年,儒生梅 福上书朝廷,指出,只有曲阜有孔庙,但孔子的后裔仍然是平民,没有免除赋税的特权,梅福指出:“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或其福……”(转引自Shryock [1932] 1966 : 98 *)
从公元37年开始,因为国家开始祭祀孔子,曲阜孔家的一些人逐渐发达起来,但到了189年,他们因战乱而背井离乡(Huang Chin-Shing 1993 :9)。到221年,社会秩序暂时恢复,魏文帝组织人马寻访圣裔,从别处找到了一个孔子后裔,让他主持曲阜圣人的祭祀仪式(Huang Chin-Shing 1993 :10-11)。以后的王朝更迭总是充满了杀戮,使得孔家人逃离曲阜。每当新王朝建立后,朝廷就会下令寻访孔子后裔。
人们神话般地相信,从神圣的祖先以降,代代长子连成的血系之线至今没有中断过,而上述这种迷失然后寻访的模式是居于这种观念的核心的。后唐时期(923-936)孔仁玉和孔末的传奇性故事尤其体现了这个观念。在孔氏的直系谱系当中,孔仁玉是第四十三代的独子;孔末是孔家的仆人,原来叫刘末,进了孔家后改姓孔。那时侯,家中的所有仆役都要姓孔,直到明朝覆灭时(1644),这个规矩才被改变,那之后,任何仆役都不准姓孔了(孔德懋 1984:31)。据说,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野心勃勃的孔末想篡夺孔家的财产和地位,他杀害了孔家的家长,还想杀掉年轻的继承人孔仁玉。孔仁玉找到一个机会去找奶妈张妈。后来孔末来找这孩子,张妈给自己的儿子穿上孔仁玉的衣服,让他代替仁玉被杀害了。然后孔末自称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几年之后,仁玉在张妈家里长大成人,向政府报告了孔末的罪行。朝廷重新将孔仁玉立为孔家的家长。于是他就成为“中兴祖”(孔德成 1937 ;孔德懋 1984 :30-36 ;孟继新 1990 :79)。
在过去藏于衍圣公府上的族谱当中,这个故事更为详细。显然,孔末所杀的那个孩子究竟是张妈的儿子还是孔仁玉自己,这是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而我们是无法弄清楚的。虽然存在这个问题,但这个故事还是导致了两个习俗的形成,这两个习俗一直被坚持到本世纪的四十年代。第一个是中兴祖感激张妈的方式,即把张家当成“世代恩亲”。这就是说,张家人应被邀请参加孔家重要的人生礼仪,特别是婚宴(孔德懋 1984 :32-36)。第二个是区分出内院孔和外院孔。前者指的是孔仁玉的后代,后者指的是孔末的后代,又被称为“伪孔”。曲阜1937年出版的一本族谱中有一篇题为“伪孔辨”的短文,其中有些图式,告诉人们如何区分篡位者孔末和中兴祖孔仁玉的后代。
即使毫无争议的继承人早已出现,新王朝的皇帝也未必会认可他。例如,1128年,女真人入侵中原,汉人朝廷确立的衍圣公带着家眷逃往浙江,在衢州安家(孟继新 1990;Wilson 1995b ;张卫华1980 :11-18)。这就是说,官方认可的孔家直系后裔全家离开了曲阜,逃往了南方。但是,蒙古人后来灭了女真朝廷,既而向南宋政权问鼎轻重,并于1282年将其消灭。蒙古人的朝廷逼迫衢州的衍圣公孔朱让出封号。铁腕的忽必烈汗将衍圣公的封号转给了曲阜的一个人,表彰他能够负责任地留在了家乡,看护孔子的陵墓(孟继新 1990:79-80)。
显然,衍圣公及其近亲对自己是孔子直系后裔的宣称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这种宣称之所以能够在千百年中不断被明确地重复,这需要两类历史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国家权威乐于寻找自己信任的人物来组织曲阜的祭孔仪式。另一方面,有相当一批野心勃勃的孔氏子孙希望自称为一位辉煌祖先的后裔,尤其是当这位祖先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的时候。换句话说,衍圣公是在两套制度结合的时候,成为了政治性的被指定者,而这两套制度就是:祖先崇拜的私人行为和国家对孔子的尊崇。
孔氏家族及其经济基础
除去官方的认可和贵族的徽号外,帝国政府赐给了衍圣公及其近亲丰厚的地产、可观的薪俸、昂贵的赏赐、世袭的佣工,并免去他们的赋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小小的孔家逐渐发展成了所谓的“孔氏家族”。谁要成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他必须是“内院孔”,而且属于曲阜的“六十宗户”之一。这些宗户又被分为“大宗户”和“小宗户”。大宗户是指住在曲阜中心的十二座府第中的人们。最大的宗户中住着衍圣公及其妻妾子女。其他的府中住着衍圣公最近的族人,他们多是富裕而有学识的。小宗户中住着衍圣公的远房族人,其中大多住在曲阜郊区,是农民。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佃农,耕种帝国赐给衍圣公的“祭田”。这些佃农要向衍圣公交租,但被政府免除徭役和兵役。
在孔家的族谱中,“户”这个汉字的含义并不总是一致的。1685年,著名的剧作家孔尚任编辑了一本族谱,从中我们尤其可以看到这个字的模糊含义。族谱中说,大宗户有670个男丁。由于这些“户”指的是住在曲阜十二府中的人,如果670这个数字基本正确,那么,这就表明,每个府中究竟是否只住着一户或一对夫妻就很成问题了。对于“小宗户”一词的运用,我们应该同样小心。其中一户有668人,涵盖了曲阜附近的整个一村。另外一个,即所谓“文献户”,其家庭单位就小得多了,只包括那些被世代雇佣来保管衍圣公府文件的父母和孩子。
孔尚任记录下的全部“六十宗户”中共有近一万在世的人。按我的统计,列下名字的男丁共有8993个。1764年,曲阜的孔氏家族共有超过二万的男子。到十九世纪中期,这个数字超过了四万。(何龄修 1981:486)其中还不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迁居外地的人们。曲阜以外的孔家有自己的族谱,其中只有少数被衍圣公认为是合法的。
曲阜以外的孔氏之所以被排除在外,原因之一在于衍圣公对待皇恩的谨慎态度。从十五世纪以降,中央政府就一直依赖衍圣公来决定谁可以作为孔氏家族的成员,从而享有减轻赋税和免除徭役的特权(齐武 1982 :138-43 ;孙健 1982 : 66-74)。衍圣公清楚地知道这些特权的重要性。如果把这些特权扩展到更多的孔姓人中,朝廷就会觉得它们过于繁重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衍圣公在曲阜以外的孔姓社区中只挑选了一小部分,允许他们享受这些天恩(张卫华 1980 :123-247)。这些社区要将他们的族谱寄到曲阜,以便获得合法性。这些族谱上要盖有衍圣公的私人印章和宗族会的印章,然后政府才会认可它们的主人可以免除徭役和减轻赋税(何龄修 1981 :492)。我们不知道大川的孔家人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之前是否向曲阜寄过族谱。在我访谈过的老人当中,没有人说过他们的祖上曾经免除徭役或赋税。
1912年,民国建立,衍圣公及其族人所享有的特权和徽号并没有取消。但地方官员和军阀可以不受帝国政策的限制了。到二十年代末,他们越来越多地向曲阜的孔家征收财产税和徭役(孙健 1982 :705-8)。同时,衍圣公作为中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央政府为了提升对孔子的崇拜,给予孔家相当丰厚的祭田,分布在五个富裕省份的三十多个县。根据1919年的数字,山东的祭田总共有323,802亩上等农田,大约合60,000英亩(齐武 1982 :4 ;孙健 1982 :717)。在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将孔氏家族的祭田国有化(孙健 1982 :715-19)。1929年10月这个计划被公布之后,家族长老极为恐慌。他们为了不失去这些祭田,试图反对这项计划,以衍圣公孔德成(他现居台湾)的名义提出一个孤注一掷的宣言。这项宣言在报纸上发表,它攻击这项动议侵害了私人财产,也威胁到国家的尊孔政策(齐武 1982 :212 ;孙健 1982 :721-22)。
最后,财政部长孔祥熙介入进来。他是孔德成的亲戚,蒋介石的连襟。他支持曲阜的孔家,结果这项没收孔家祭田的动议在内阁会议上被否决了(孙健 1982 :719-23 )。但对此事的宣传却焉知非祸,因为它导致人们开始公开讨论,帝国时衍圣公的封号在民国时期是否还应保有。1935年,孔德成屈服于官方与民众的压力,终于放弃了这个头衔。但只有在共产党攻陷曲阜的时候,他才把祭田交给了国民党政府,这时候不过只是政治忠诚的一个象征性姿态而已。
大川与曲阜的联系
正是在孔氏的传统特权遭到四面八方攻击的时候,孔氏家族的宗族会才决定认可全国各地的孔氏,措施就是在一部新族谱中收入他们。1930年,家族委员会公开发布了一个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的孔家将族谱的人数统计寄到曲阜,而这是重修族谱计划的第一步(孔德懋 1984 )。大川的孔家是作出回应的家族之一(孔庆惠 1948 :24),他们随即被曲阜承认是孔家子孙的一部分。重修的族谱在1937年出版,我们从族谱中列出的地名来看,孔氏散居于全国各地,从东北的中苏边境到最南部的珠江流域,从东部沿海的富裕地区到西北风沙弥漫、树木不生的青藏高原。
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曾经在回忆录中讲起他们这个家族,这个一直在中国最有特权的家族,她回忆说,1928年,当她的弟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的父亲的第一个妻子陶老太太曾经和族中长者讨论,如何使族谱适应形势。1930年10月,将外地孔氏包括进来的决定终于通过,曲阜成立了一个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公室(孔德懋 1984 :24-26)。由于孔德成年纪尚幼,族谱编纂计划由族长、年幼的衍圣公的主要助手孔传堉主持。
他们为了公布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报纸上发出通知,各地的“谱馆”也纷纷成立。曲阜的办公室通过这些谱馆向各地散居的孔氏写信,其中包括条目清晰的要求,告诉人们如何编纂要寄到曲阜的本地族谱记录。有一封信寄到了兰州,并被转到了永靖县的孔家。他们立即推选出四个人——其中两个来自大川——来整理当地的族谱记录。孔庆惠是一位富商,同时又是永靖孔氏的重要角色。整理工作结束后,他认为有必要在兰州的学者的帮助下修改一下这份记录,因为它并没有完全按照曲阜办公室要求的方式完成。修改过的本子被寄往曲阜后,孔庆惠收到了曲阜办公室一封表示认可的信,其中说他们编纂的这个记录将被包括进合族所修的谱谍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到,孔庆惠本来是小川人。小川也是一个孔姓村,由属于当地孔家第三门的人们建于1585年。孔庆惠之所以参与到回应曲阜的族谱记录编纂工作,与他希望提高家乡知名度的愿望有关。在一本取谱自述中(孔庆惠 1948),他说永靖孔氏谱谍编纂工作是由小川独自出资完成的。在我1992年的访谈中,大川的很多孔氏老人强烈批评了这种说法。
1937年春天,孔庆惠因生意上的事到了华北,他到曲阜去看看能否得到一部族谱,希望将它带回甘肃的家中。但族谱还在印刷当中。在他作完生意之后,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他不能再回到曲阜去了。他空着手回到了甘肃。
1948年5月26日,孔庆惠又到了曲阜,并受到了六位族老的热情接待;他到的第二天,大家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宴会。衍圣公没有到场,因为解放军很快就会占领整个华北,他因害怕早已经离开曲阜了。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解放军已经开到了临近的泗水县(孔庆惠1948 :11-12)。孔庆惠得到了一部完整的新族谱,然后他瞻仰了孔庙。他在第二天离开了曲阜,几个小时之后,曲阜和城中国民党的一个旅都被解放军包围了。
解放军将领为了保护这座历史名城,严勒部下不准使用重武器。十二天后,被围的国民党军从曲阜南门逃窜,被全歼在一个开阔的场地(孔繁银 1992 :388)。曲阜解放后,孔氏长者组成的宗族会被解散,由共产党干部组成的一个工作队进驻衍圣公府,将附近的孔庙中的财产和文化遗迹列出了一个清单(孔繁银 1992 :388-89)。回忆起来,孔庆惠参加的那个宴会也许是宗族会的最后一次晚餐了。而他毫无疑问是宗族会被解散前最后一个得到一部新族谱的人。
新族谱包括108卷,9,000多页(孔德成 1937),耗时七年始竟其功。曲阜的族谱办公室雇佣了64个人进行抄写、计算、整理档案和阅读证据。整个工程的资金全部来自各地孔氏的捐助。总共有1704个单卷被分发下去,大多是通过邮局寄的。但是,由于每部族谱重达五十多磅,邮局拒绝邮寄整本的族谱(孔庆惠 1948 :23)。这样,就有290本族谱是由接收者的代表扛出去的。孔庆惠带走的这一部由两辆黄包车拉出了曲阜,由几位搬运工搬上了火车,后来又被搬上了一架飞往兰州的客运飞机。
1966年文革之初,如此艰难地运到了兰州的这部族谱被兰州一群由大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焚毁了。但幸亏有一部原本的族谱被保存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在这本族谱中,散居外地的孔家人被称为“流寓户”。他们被根据地域分为十个分支,每个分支冠以一个地名。孔家人之所以会散居在曲阜之外的各地,是因为一系列的迁徙,而这些迁徙的原因往往是官员任命、军事入侵、经济变迁和自然灾害。这十支流寓户是根据他们最初到达的地点命名的。例如,大川孔家的祖先据说首先移居到了华南的广东,然后才到了西北,他们这一派就被称为“岭南派”。
孔氏家族中的每个地域分支最初一定是在同一个地点,共享一定财产的家族。例如,1937年的族谱中就认为岭南派起源于广东省宝昌县的平林村。岭南派最初据说是为孔家第四十一代的孔昌弼建立的。孔昌弼于900年在南部城市广州占有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职位(孔德成 1937 ;孔宪敏 1905)。据说孔昌弼的子孙后来移居到了广东省的其他三个地方。其中之一是广州以东120公里的惠州。
孔氏移居甘肃
在甘肃处于蒙古统治时(1271-1368)的某一年,一个叫孔嘉兴的人从惠州来到了甘肃。七代之后,他的一个后人孔公佑迁往兰州之外的一个小山村中居住。孔公佑的四个儿子从那里迁到今永靖县所在的黄河峡谷中的大川村。孔家迁往大川的确切年份已无可考。但在永靖孔家1905年编的族谱中保存着一份财产契约,上面表明,1501年两个孔姓人在大川东面十公里左右的地方购买了一大块土地。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来,至少在十六世纪之初,已经有一些孔家人在大川居住了。上述的1905年的族谱中提到,从1501年到1731年,共有过十二次主要的土地交易。这些文件中的签名是私人买主的名字。这些买卖的土地的地名涵盖了永靖河谷的一长条土地。
二十世纪之初,当地称为刘家峡的一个狭长山谷对孔家人的生活重要起来。由于国内外对青藏高原的兽皮、羊毛和木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刘家峡成为黄河货运的咽喉要道。兰州城下游经行的皮筏——由牛羊皮充气,然后填塞羊毛制成——必须由熟悉峡谷中的急流、暗流和礁石的导航员导航。其它的木筏,即由几十或上百根木头捆在一起制成的木筏,在经过刘家峡时会撞得散架。到了峡谷下面,人们把它们重新捆好,继续在下游航行。当地的皮毛和木料生意人当中成立了一个商会。这个商会中的大部分商人姓孔。
孔家在永靖的威望并不仅仅来自其一部分成员的财富,也同他们和地方官员的来往有关。1905年的族谱尤其可以揭示这一点,这本族谱中收集了一系列赞美孔氏光荣与历史的文本。这些文字的作者中有六个是县令。
我们还应提到,孔家的一些成员深深地卷入了永靖三个最大的宗教社团,这些社团在1949年共有10,289个成员。其中两个的总部在大川地区,由孔姓人掌握。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中共掌权后,孔家和这些有规模的宗教组织的联系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政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