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世人對孔子學說的重大誤會

18楼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
   此语出自《论语·八佾》,是孔子所说的,人们常见的误解,一是把“夷狄”理解为偏远地区或者中国以外、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二是把此语理解为中国傲视天下,是目空一切,认为其他民族都不如中国。这种误解的产生,是因为不知道孔子编订的《春秋》中所说的“夷狄”是指缺乏道德礼义的地方或某些人,这是与孔子学说之外的其他书籍的解释不同的;其次,不是因为不知道中国文化的类象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夷狄”和“诸夏(中国)”不是西方形式逻辑中被“定义 ”出来的“概念”,而只是中国思维方式中用来代表一类事物的“名”,有这个“名”就必须要有与之相搭配的“实”,有其“实”也就可以用这个“名”,否则都是“名不副实”。把此语翻译过来,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道德礼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夷狄;如果有道德礼义,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诸夏。没有道德礼义的地方即使有君王,也不如有道德礼义的地方没有君王。”这就是说,道德礼义比君王的存在更重要。

   这里涉及到一个华夏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夷夏之辩”。“夷狄”一词从它的源头来说,指的是中原以外的民族,但是,在孔子编订的《春秋》之中并不是指这些偏远的民族,而是一个道德文化方面的名词,也就是说,是用把道德礼义水平低下的地方叫做“夷狄”,把道德礼义水平高的地方叫做“诸夏 ”,或者叫做“华夏”,如果中原地区道德礼义水平不高,同样也叫做“夷狄”,中原之外的地方如果道德水平很高,也叫做“诸夏”。如果有了道德礼义,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优秀的民族,即使这个民族没有君王,也同样是优秀的;如果没有道德礼义,那么,这个民族就不是优秀民族,即使有君王,也没有什么可取的。道德礼义比君王更重要。在孔子的“三世说”之中,社会的文明程度低的是“据乱世”,道德礼义水平不高;文明程度较高的是“升平世”,道德礼义水平较高;文明程度最高的是“大同世”,道德礼义水平最高。华夏文化复兴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大同世”社会。
19楼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此语出自《论语·季氏》,原文是:“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意思是,孔子说:“天下的治理符合大道,那么,制礼作乐以及征兵伐罪的事情都是由天子主持进行;天下治理不符合大道,那么,制礼作乐以及征兵伐罪的事情就会由各诸侯主持进行。由各诸侯主持进行,大概过十代(三百年)就几乎没有不失去天下的;要是由诸侯国下面的大夫来主持进行,过五代(一百五十年)就几乎没有不失去天下的;大夫手下的家臣主持国家政令,三代(九十年)就几乎没有不失去天下的了。天下治理符合大道,那么政令就不能掌握在大夫手中;天下治理符合大道,那么平民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有人说,有道的社会更应有舆论监督,因此就说孔子在这里的意思好象是不让百姓对政 府施行舆论监督,因而是专制的体现。这种理解完全是歪曲。张养浩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是评价很高,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兴亡也就是朝代的更替,任何朝代的更替,受害者首先是百姓!孔子在这里所讲的也就是一种减少朝代更替的原则,为什么却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了呢?假如每个地方官府都各自制订一套礼乐而自行其是,中央政 府无法统一掌握;假如每个地方政 府都根据个人的好恶和利益而去肆意征伐异己,那么,也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受害的难道不是百姓吗?天下安定的时候,也就是百姓“乐其乐而利其利”的时候,安居乐业的时候,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本性而生活,根本不需要对执政者感恩戴德,甚至不需要知道执政者是谁,当然也就不会议论朝政的得失,因为此时的朝政得失有官员负责,而且掌握得很好;但是,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官员成了贪官污吏,最高执政者无法控制天下的局面了,百姓怎能不怨声载道?孔子所赞美的、为后世执政者树立的君王的楷模是尧舜,他们向打草的砍柴的去询问政治的得失,在路边设立“谏木”,使百姓自由议论朝政得失,而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此,孔子怎么会“防人之口”呢?
20楼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语出自《论语·泰伯》,是孔子所说。人们常有的理解错误是,把此语看作是孔子在宣传“愚民思想”,认为孔子是让百姓只管听从、服从,而不能让百姓知道大道,因此不符合现在所谓的“民主”思想。今人常为了与民主思想相一致而改变原来的解说,但这样一来,却不符合中国文化精神了。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说:“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乐,让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慨叹欤!”假如我们换一种说法:要告诉普通百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们可能还能接受;如果要让普通百姓都知道某事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恐怕就不是百姓所能理解的了。请大家静下心来,看看现实生活之中是否如此,也就知道了,如果还不知道,那么,只能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
     民众是指哪些人?是指没有从政的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也不可能都去学习从政,所以,只要知道具体的礼乐,知道如何做一个快乐的正人君子,如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已经非常好了。要让大家都知道大道,那是不可能的,最好还是使民众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一旦民众之中有人本来就有德有才,或者通过系统学习和训练而德才兼备了,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正规的途径参与国家政治管理。这些人不仅要知道具体的礼乐,而且要知道制订礼乐的根本原则,以便能够知道变通却又不违背大道。只有知道礼乐根本原则的官员,才能真正为民众负责、为民族负责,不至于虐民害物、贪图私利。只有知道礼乐根本原则的官员,才能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尊重民众的呼声,不偏听偏信,不把个人好恶强加于民众。
21楼
     子不語怪力亂神
     此语出自《论语·述而》,认为它是弊端的人认为,因为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且看孔子所指的乱力怪神是什么。《十三经注疏》中,魏朝的王肃说:“怪,怪异也。力,谓若奡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朱子《论语集注》中说:“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又引谢氏的话说:“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


    其次,孔子是孔子自己“不语”,也就是不谈论,更不去提倡。并没有说不允许社会上存在谈论这些东西。所谓怪异,便是不正常的事物,人们常常有好奇之心,这本不足怪,但是,如果提倡并大力宣传这种怪异之事,将会不自觉地把社会引导到崇尚怪异的风气上去,正常的反而被人们忽略了;如果没有道德,仅仅崇尚武力,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呢?有了道德之后,或者仅仅有武力者能够在有道德的人领导之下,武力可以有大作用,但是,单纯的讲武力便是在崇尚霸道,崇尚弱肉强食了,我们应该提倡只讲武力的做法吗?对于悖乱之事,也许我们会用批判、揭露的方式加以宣传,却不知宣传者的意思也许是为了批判和揭露,但是,把精力主要用在彻底揭露悖乱现象之上,却可能成为读者或者听众悖乱的“教材”,或者使人对此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对鬼神,我们应当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如果没有敬意固然使人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如果讲得太多,反而会使人轻视了人生的责任义务和生活乐趣。所以,孔子不谈论此类事情,君子也不应当去侈谈此类事情。


    我们现在为什么对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片面地接受了从西方传来的“文学”观念和标准,色情和刺激也随着我们的“开放”而“开放”了起来。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动不动就说:“都什么时代了,还那么保守?”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在究竟是“什么时代”?莫非这个时代就应该崇尚怪力乱神吗?就可以标榜色情、刺激吗?令人诧异的是,就在我们说着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却同时在叹息道德滑坡、物欲横流、色情泛滥!执政者与学者、教师、家长,应该多用正面教材去影响人呢,还是应该多用反面教材去影响人呢?估计大家不会赞成后者吧?那么,我们为什么为了强调文学的“繁荣”,为了自己得到那么一点刺激或享乐而不顾怪力乱神非常强大的负面影响呢?

22楼
    孔子是主張專制嗎?
   什麽叫做“專制”?《現代漢語詞典》中有兩個義項:①(君主)獨自掌握政權。②憑自己的意志獨斷獨行,操縱一切。這個名詞的産生與規定,是在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之後的,而且是在“若非民主,便是專制”的前提之下的,是把西方民主作爲標準來衡量一切的,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西方民主形式,那麽就必然是“專制”的。因此,我們說,這個名詞本身就有問題。孔子的主張是什麽呢?首先,在《春秋》之中,有“繼亂世”、“升平世”和“大同世”三種主張。在“繼亂世”社會形態下,君主和官員都是世襲的;在“升平世”社會形態下,只有君主可以世襲,而官員不能世襲;在“大同世”社會形態下,“天下爲公”,君主與官員都不能世襲。其中“大同世”才是孔子理想的社會形態,另外兩種都不是最理想的。其次,“四書”、“六經”的首章都具有“總綱”的性質,《易經》的首章是“乾,元亨利貞”,其最高理想是“見群龍無首,吉。”其中“元亨利貞”講的是“仁禮義智”,“信”在其中;“群龍無首”講的是“垂衣裳而治”,是“無爲無不爲”。《春秋》首章是“元年春,王正月。”什麽叫“王”?通天地人叫做“王”,使民衆自願歸附叫做“王”,而“元”是“生生之謂易”的元氣,“春”是一年之中萬物發生的季節,都與“仁”相對應,“元”所對應的“仁”是“生生不息”的“仁”,“春”所對應的“仁”是“仁者愛人”的“仁”,因此,“王”是貫通天道、地道和人道的、依靠“仁”來使民衆自願歸附的人。《書經》首章所講的是堯舜的禪讓。其中對君主的要求,都是“效法天地之道”,而做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只有這樣才符合“君君”的“正名”要求,這是對君主的道德修養的要求,而從未說過君主要大權獨攬、獨裁專斷。
23楼
     孔子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嗎?
     曾有人說,孔子只知“德”而不知“道”,只知“人”而不知“天”,似乎孔子學說也有弊病;而且認爲,因爲如此,孔子學說不如老子學說,這是不符合實際的。《荀子·解蔽篇》說得好:“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于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幷,此不蔽之福也。”孔子編訂的“六經”是完整而且系統的學說載體。其中,《易經》由天地之道來指導人道,《春秋》以人道而合天地之道,《詩經》、《書經》、《禮經》、《樂經》則是側重人道而綜合天地人三者之道。人們常引用《論語》中子貢所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一句話,來說明孔子不言“性與天道”,却不知此處所說的“不可得而聞”,是說性與天道不是靠說與聽而能得到的,而是憑藉感悟,就像佛祖的“拈花微笑”一樣。同時,孔子在傳道的時候,幷非對所有人都傳,正如他自己所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矣,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矣。”所以,他對衆弟子是“以詩書禮樂教”,而也有“六藝皆通”的弟子七十余人。爲什麽如此?因爲人的智力不同,也因爲人的信與不信也不同,如《道德經》所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如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孔子不知天,那麽,一部《周易》所傳的是什麽呢?一篇《中庸》又是談什麽的呢?《周易·系辭傳》說:“冒天下之道”,“《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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