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与“六艺”的名称何者先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六艺”在孔子以前的西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贵族教育弟子的课艺了。前引《周礼》一书所述“六艺”可以为证。《周礼》又名《周官》,所记西周职官名称,不少在西周金文和近年出土西周考古材料中都得到印证。所以金景芳先生认为:《周礼》成书于春秋初期,是平王东迁后见过西周王室档案资料的一位史官所作②。其说可从。既然《周礼》成书于春秋初期,那么《周礼》一书所记“六艺”之名,至迟在春秋初期就已经有了。孔子曾说:“游于艺”③。何晏集解:“艺,谓六艺也”。可见孔子对六艺是很熟悉的,“六艺”是孔子开门设教就讲授的基本技能训练课。至于“六经”之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成书的《庄子·天运》中,孔子教弟子以“六经”,开始只讲诗、书、礼、乐。从孔子晚年才学《易》和他去世前两年作《春秋》才停笔来看,“六经”中之《易》和《春秋》两经,恐怕是晚年才讲授的。所以孔子真正以“六经”教弟子,从完整的意义上讲,是晚年才做到的。从上述“六艺”与“六经”名称出现的先后和孔子施教的先后来看,都是“六艺”在前,“六经”在后。用“六艺”代指“六经”,那是西汉儒家后学的事。
从孔子亲自编订“六经”作教材,亲自开出六门课艺来看,他施教是非常重视智育的。
第二,把德育放在首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再以“六经”为例,看孔子是如何通过传授“六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诗》是一部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贵族庙堂颂歌和民歌总集。孔子经常给弟子讲《诗》,他在讲学《诗》的意义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认为学《诗》可以兴起人的好善恶恶之心,初学者必先学之。
《诗》还可以观察民情,考见时政得失,怨而不怒;在家侍俸父母,在国事君;还可以多记一些自然界里的鸟兽草木的名称。朱熹说:“学《诗》之法,此章尽之”。可见孔子教《诗》,不仅在于学习《诗》的文化知识,而是把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等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学《诗》的首位。
《书》又名《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它是记载虞、夏、商、周历代君臣的言论、文告和重大事件的政典。孔子编《尚书》作教材,不仅在于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更主要的是教育弟子从中获得从政治国的历史经验,知道如何修身、从政、行道。可见,他把德育仍然是放在《书》教首位的。
《礼》又称《礼经》。现存礼书有《仪礼》、《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仪礼》又称《士礼》、《礼经》,是讲各种典礼仪式的。《周礼》是讲古代官制的。《礼记》是讨论礼制的。礼,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典礼仪式和道德规范的总称。孔子自施教后,把礼作为一门主要课程,既编教材,进行传授,提高弟子对礼的理论认识,又时时“习礼”,培养弟子实践礼的能力。
孔子对礼的言传身教,一方面在于让弟子懂得一些礼仪知识,能在各种典礼仪式上当“司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教育弟子“克己复礼”进行自身修养和培养“以礼治国”的从政能力。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把政治思想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礼》教的第一位,则比其他科目更为突出。